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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境中见风骨严佑民

严佑民 严佑民(1918-2001.7.1),陕西澄城人。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舒城县委书记,定凤怀中心县委民运部部长,新四军第七师调研室副主任,皖江公安局副局长,中共牡丹江省委社会部部长兼省公安处处长,东北铁路公安局局长,公安总队队长兼政委。建国后,历任公安部局长、副部长,国务院内务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第七届人大常委会主任(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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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佑民

  严佑民(1918-2001.7.1),陕西澄城人。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舒城县委书记,定凤怀中心县委民运部部长,新四军第七师调研室副主任,皖江公安局副局长,中共牡丹江省委社会部部长兼省公安处处长,东北铁路公安局局长,公安总队队长兼政委。建国后,历任公安部局长、副部长,国务院内务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第七届人大常委会主任(79.12-81.04),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兼省纪委第一书记。是中共十二大代表,中纪委委员,第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

严佑民生于1918年,17岁时在陕西华县咸林高中加入共产党,后到北京参加学生运动;1937年春回到陕西参加红军;1948年任东北铁路总局公安局局长;1964年后调任公安部副部长。文革期间曾被捕入狱。粉碎“四人帮”后,他调上海任市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中华儿女》2004年第12期刊登严佑民的儿媳李海文的文章,回忆了严佑民在逆境中的一段往事。

 文章说,初次见到公公是在1972年9月,我从未谋面的公公刚从监狱里出来。他端坐在一把椅子上,眼睛向前看,不言自威。看到我们进来了,既没有表情,也不讲话。婆婆在一旁解释:“他单独关着的时间长(4年半),不会讲话。牢房里一年就是两身衣服,冬天是棉衣,夏天是单衣,他也不知道冷了添衣服,热了脱衣服。下雨也不知道关窗户。”是啊,牢房的窗户都是向上开的,开关都由外面的人管着。

  公公很少谈起狱中的事。直到九十年代,他才拿出一首诗给我看:“日与蜘蛛为伍,夜有高灯伴宿。两眼必对警洞,耳听脚音蹼腾。”

  他一边念一边讲,第一、二句好懂,不足五米的单人牢房中,白天房间里只有墙角挂的蜘蛛,一张高不满一尺的矮床,一个马桶。夜晚一只高度数的电灯照着,通宵不关。刚进去因为灯太亮,难以入睡。第三句,无论是坐在床上,还是夜晚睡觉,必须面对着门,看守随时从门上的警洞中看到犯人的脸,看到你在做什么。睡觉时不能翻身,如果翻身面朝墙,马上被叫醒。第四句,平时监狱大楼寂静无声,只能时而听到看守的脚步声和提审犯人时关门、开门锒铛的声音。他那凝重的神态,悲怆的声音,仿佛回到20多年前,我从“蹼腾”两字中感到从未有过的恐惧。

  那么他为什么被捕入狱呢,这一直是个谜。公公曾为自己的义举而高兴:“我被捕后,没有人敢再碰(整)曾山。保护了曾山。”但其余的事他就不讲了。

  这个谜直到1999年,看了孙宇亭同志写的文章才解开。原来公公是国务院内务办副主任,主任是谢富治(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1967年10月为了保护内务部部长曾山,要查清他的问题,经谢富治等批准,派孙宇亭到档案馆看档案,摘抄了毛泽东等圈阅过的电报。后被认为是盗窃中央档案馆档案。

  孙宇亭写道:“1967年11月一天深夜,我已脱衣就寝。谢富治的秘书敲门,把我从睡梦中叫了起来,通知立即去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开会。

  我走进安徽厅一看,厅里已明显的是‘三堂会审’的架式。厅内右侧一张大条桌后坐着三个人,从右至左为吴法宪、谢富治、汪东兴。桌子右边横头旁,坐着严佑民和赵雪瀛。左边横头旁坐着中央档案馆的军代表。

  谢首先开口,尽管我在他身边工作过8年,他对我很熟悉,但仍一本正经在问过我的姓名、年龄、籍贯、出身、成份后,追问:你把盗窃中央档案馆核心机密的活动谈一谈。

  我据实申辩:这件事,和盗窃机密根本沾不上边。我在详谈了内务部两派斗争的情况后接着说:我去中央档案馆的起因、目的以及对档案资料的处理情况,谢副总理、汪主任和严佑民同志完全清楚。不错,主意是我出的,查档报告是我起草的,但是你们同意了,批准了。如果没有你们的派遣,我不可能去中央档案馆,即使去了,人家也不会接待我。

  某某某看了报告,对谢富治说:你看,这个报告,是用宽边稿纸写的,我们批的字都靠在稿纸的右边的空白处,如果把我们的批字剪下来,对这个报告也不会有损伤。谢说:这倒是个办法。于是某某某让记录人员找来剪刀和火柴,把他们批的字剪下来,当场烧掉。证据就这样被毁灭了。我和严佑民、赵雪瀛、中央档案馆军代表目睹了这滑稽的一幕。吴法宪双目紧闭,像睡熟了一般。

  审问继续进行。谢富治说:到中央档案馆查档案这件事,你应该承担责任。

  因事关紧要,我还没有想好措辞,没有想到坐在一旁的严佑民把话接了过去。他说:这件事,没有什么不对。前前后后的情况我都知道。事情是他和赵雪瀛办的,是经过我批准的,责任由我一人承担。

  谢富治说:你承担得了吗?严佑民说:应该承担。

  这时吴法宪睁开了眼睛,说肚子饿了,叫服务员拿夜餐来。服务员端上了包子和馄饨。吴法宪笑容可掬,劝我吃夜餐。我表示不饿。谢富治说,既然不想吃,就回家吧,这里没有你的事了。

  半夜的遭遇,是一节生动的课程,使我受益匪浅。我在‘老资格’的领导人面前,接受了正面的和反面的两个不同侧面的‘言传身教’,使我的社会知识、党内斗争知识、分析判断问题的能力一下子增进了许多。

  ……

  我对可尊敬的严佑民同志心存感激。他心怀坦诚,承担责任,把我从政治泥沼中拉了出来……”

  文革前,秦城监狱是由公安部管的,严佑民当然清楚坐牢的滋味。在关键的时候,在危难之际,他挺身而出,承担了责任。他不仅保护了孙宇亭同志,更捍卫了党的原则,这就是实事求是,表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的铮铮风骨。

  就这样严佑民于1968年3月12日被捕关进秦城监狱。孙宇亭去了干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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