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復“倫理本位”的自由觀
一、提倡以富國強民為目的的、倫理本位的“個人自由”觀 嚴復“倫理本位”的自由觀 汪 丹 (天津師範大學 學報編輯部,天津300020) 摘 要:一些學者認為嚴復雖然是譯介西方自由主義的第一人,但他對西方個體本位的自由主義的理解還不到位。然而,從嚴復抓住“個人與群”的關鍵問題,並道出“兩害相權,己輕群重”的至理名言來看,他不僅從文化層面深刻理解了西方個體本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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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倡以富國強民為目的的、倫理本位的“個人自由”觀 |
嚴復“倫理本位”的自由觀汪 丹(天津師範大學 學報編輯部,天津300020)摘 要:一些學者認為嚴復雖然是譯介西方自由主義的第一人,但他對西方個體本位的自由主義的理解還不到位。然而,從嚴復抓住“個人與群”的關鍵問題,並道出“兩害相權,己輕群重”的至理名言來看,他不僅從文化層面深刻理解了西方個體本位的自由主義,而且對它在中國社會傳播的問題與危害有了警覺與擔憂。無論是引進還是批判西方自由主義,嚴復皆以中國的倫理文化為本位。以中國文化為本位,便無所謂“積極的自由主義”或“消極的自由主義”,亦無所謂保守或激進。關鍵詞:嚴復;自由觀;個人與群;倫理本位;中國文化本位嚴復不僅是近代中國譯介西方自由主義的第一人,也是批判西方自由主義的第一人。與那些將自由主義視為洪水猛獸的頑固派或對自由主義頂禮膜拜的西化派不同,嚴復以其學貫中西的學學術實力和嚴謹的思辨力,不斷地深化著他對西方自由主義的認知,改變著他對西方自由主義的態度,並在此基礎上,最終形成了他較成熟的自由觀。 嚴復的自由觀反映出的是中國倫理本位文化所能容忍與接受的自由意志,而非西方個體本位文化中原汁原味的自由意志。概括說來,經過嚴復思想過濾過的“自由主義”,與形形色色西方自由主義的根本不同之處,就體現在處理“個人與群”的關係上。 一、提倡以富國強民為目的的、倫理本位的“個人自由”觀最能代表嚴復自由觀的著作,莫過於嚴譯《群己權界論》。[1]美國學者史華茲教授指出: 嚴復的《群己權界論》,為我們提供了一些最明顯的通過翻譯闡明他自己觀點的例子……假如說穆勒常以個人自由為目的本身,那麼,嚴復則把個人自由變成一個促進“民智民德”以及達到國家目的的手段。[[i]](P141) 這一來自西方的、對嚴復自由觀的“目的抑或手段”的質疑,使一些學者發現,原來嚴復的自由主義不僅與穆勒的自由主義大不相同,而且,在處理“個人與群”(個人與國家)的自由關係時,還是“大有問題”的。於是,不少人開始步其後塵,比照穆勒的《論自由》文本以及包括亞當斯密的自由主義古典經濟學在內的西方各色自由主義論,考察嚴復的自由主義與西方自由主義的差異與差距;同時,又從中國文化傳統中,追究嚴復“沒有把個人自由作為目的”的“所以然”,甚至開始質疑嚴復“以富國強民為目的”的自由觀的“現代意義”。綜其要,大抵認為嚴復在救亡的威脅下“大聲疾呼捨己為群,己輕群重,重視‘國群自繇’,這樣一來他的思想雖然不具有集體主義的色彩,也肯定個人自由具有的終極意義,卻在某種程度上表現出李澤厚所說的‘救亡壓倒啟蒙’的特色,而忽略了強調群體的觀點對個人自由可能會有的威脅”[[ii]](P250),即在他“企圖建立一種環繞著‘積極自由’的民主觀念”時,卻“沒有注意到積極自由有偏向專制的危險”[2](墨子刻序,Pvii)。更鮮明的一種觀點是: 嚴復的自由主義所服務的目的,一開始就偏離了斯密為其自由主義經濟學所所規定的目的。 自由主義的根本目的是致力於增加個人的普遍幸福,而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卻只用自由主義來追求國家的強盛,把自由主義以個人的幸福為目的變成了以國家的富強為目的。而自由主義在直接服務於國家的強盛的目標上遠不是最有效的手段,這樣自由主義不得不讓位於其他更有效服務於國家富強的主義。[[iii]] 更極端的一種說法是:近代以來中國自由主義者們對西方自由主義的這種“偏離”,不僅代表著西方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失落”甚至是失敗,也導致了中國文化傳統中的專制集權思想及其社會勢力的死灰復燃,不僅是“救亡壓倒啟蒙”,而且是“革命取代改良”,進而是“專制戰勝民主”。[2] 在眾多中國學者仍把自由主義視為富國強民的手段,或者把富國強民當作引進西方自由主義的最終目的時,史華茲教授以西方學者的眼光,敏銳地發現了嚴復的“自由主義”(其實也是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的“自由主義”)與西方自由主義的一個重要的,甚至是根本的不同點。儘管在對嚴復的“自由主義”的價值判斷上,史華茲教授又難免陷入西方文化的雲霧中,未能準確把握嚴復“自由主義”的中國文化內涵,但對於廣大“身在此山中”的中國學者而言,這一發現無疑具有振聾發聵的作用。然而,卻很少有人比照東西方不同的文化傳統,探究嚴復“把個人自由置於國富民強大前提之下”在中國文化傳統上的“所以然”;更少有人反思一下嚴復以及以嚴復為代表的大多數中國人,可不可能認同並實行穆勒那種“把個人自由主義作為目的”的個體本位自由觀。 事實上,史華茲教授在用西方人的眼光審視嚴復的“自由主義”時,一方面指出了嚴復“自由主義”與西方自由主義的最大不同之處;另一方面,也站在西方文化的立場上,對中國式的自由主義提出了一個“偽問題”——根據波普爾的“證偽學說”,不能證偽的命題決非“科學命題”,而指責嚴復“沒有把個人自由作為目的本身”,對於中國文化而言,顯然是無法證偽的“偽命題”。因為在中國倫理本位文化傳統中,個人與群的關係從來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用嚴復的話說: 夫自由一言,真中國曆古聖賢之所深畏,而從未嘗立以為教者也。 中國理道與西法自由最相似者,曰恕,曰絜矩。然謂之相似則可,謂之真同則大不可也。何則?中國恕與絜矩,專以待人及物而言。而西人自由,則於及物之中,而實寓所以存我者也。[[iv]](P2-3) 也就是說,在個體本位文化中,個人生存的前提條件就是“個人自由”,凡是侵害個人自由的“斯為逆天理,賊人道”。故在西方,“侵人自由,雖國君不能,而其刑禁章條,要皆為此設耳”[4](P3)。但對於中國人的“自由意志”而言,在家國同構、倫理本位的文化體系中,差序格局的人際關係是每一箇中國人的“生存之道”,所謂“一枯俱枯,一榮俱榮”,就是指中國人大大小小、圈圈相套的血緣擬血緣群體的生存與繁衍模式。所以,在中國人的觀念中,沒有比以大大小小的圈子構成的群體本位文化生存的“自由”更可貴的自由了。故中國文化曰恕,曰絜矩,提倡“張公百忍”,無論用今天的西化了的自由觀來看多麼“不人道”,卻是實實在在地運行了數千年的中國式的“仁道”——中國人的生存之道。正如中國諺語所說:“人有人道,蛇有蛇道”,“和尚有和尚的經,強盜有強盜的理”。兩種不同類型的文明,各有各的特質,生髮之道也就各不相同,怎能硬將烏蓬船劃到鐵軌上去行駛呢?起碼,在近代以前的中國人觀念中,沒有因此而產生過強烈的“不自由”的感覺。用金嶽霖的邏輯分析來看,在自由意志與因果關係的關係上,其實存在著諸多的“可能性”。自由與不自由,實在是一種活的感覺,一種因人而異、因時因地而異、因文化而異的感覺。就是我們把傳統中國人都看做“有自由意志”但“受到現實環境約束”的,也還存在著“不覺得不自由,也不覺得自由”、“覺得自由”和“覺得不自由”三種關係(可能性)[[v]](P125-136);更何況,在一個提倡著“恕”與“絜矩”的文化中,個人與個人之間,原本就不存在西方人那種建立在個體本位之上,彼此對立、彼此競爭的緊張關係。沒有了文化層面的“群己對立”,又何來“己重群輕”或“群己並重”?如果站在中國文化本位立場上看,當中國人民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帝國主義列強侵略之時,不僅是中國人民的生命受到威脅,更重要的是中國文化傳統面臨被西方文化殖民的危機。在這樣一個大格局下,富國強民、尋求中國文化傳統的窮變通久,不正是每一箇中國人理所當然夢寐以求的“個人自由”嗎?百多年來中華民族為謀求民族獨立與解放而展示出的強大凝聚力與抗爭力,也充分證明了這一點。站在這樣一條歷史主線上來看嚴復,他從一開始向西方尋求的,就是包括自由在內的那些能激發起中華民族內在活力、凝聚力與抗爭力的異質文化因素,而不是西方文化本身。 歷史地看,在個體本位文化傳統的西方,對自由的追求,必須“以個人的自由為目的”;而在倫理本位文化傳統的中國,“個人的自由”與國富民強之間存在著千絲萬縷的關聯,追求民族的獨立與自由與追求個人的獨立與自由,大抵不存在著彼此對立、彼此競爭的緊張關係。所以,嚴復以及以嚴復為代表的大多數中國先進知識分子的“自由”觀,不僅從一開始就是以富國強民為目的的,而且始終立足於中國文化倫理本位,本著為民造福的宗旨,為著每一箇中國人的幸福而著想的。只不過此自由非彼自由,此幸福非彼幸福而已。對於那些站在非中國倫理文化本位立場上的人而言,子非嚴復,焉知嚴復們“自由主義”的根本目的不是“致力於增加個人的普遍幸福”?更何況,嚴復在研究了西方各國的不同政體之後,早就認識到:“知民之自由與否,與政府之仁暴,乃絕然兩事矣”[4](P1284);甚至在自由與幸福之間,亦沒有等號:“以自由為幸福,有時而然,而自由為災害者,亦有時而然。”[4](P1288)故而,我才將嚴復的“自由主義”觀概括為:提倡以富國強民為目的的、倫理本位的“個體自由”觀。這也正是中國的“自由主義”與西方自由主義的根本不同之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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