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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外篇的劃分和內篇篇名擬定之考辨

學者一般皆認為《莊子》內、外、雜篇之劃分為郭象所為。如王叔岷《莊子校釋·自序》中說:“今本內外雜篇之名,實定於郭氏。”其實,《莊子》篇目的內、外篇之分。《莊子》的內、外篇之分,漢代已經存在。一個重要的證據是崔在註解《齊物論》“夫道未始有封”一句時說:“《齊物》七章,此連上章,而班固說在外篇。”班固是漢代《莊子》注家之一,《經典釋文》中殘留了他的《齊物論》三條…

學者一般皆認為《莊子》內、外、雜篇之劃分為郭象所為。如王叔岷《莊子校釋·自序》中說:“今本內外雜篇之名,實定於郭氏。”其實,《莊子》篇目的內、外篇之分。《莊子》的內、外篇之分,漢代已經存在。一個重要的證據是崔在註解《齊物論》“夫道未始有封”一句時說:“《齊物》七章,此連上章,而班固說在外篇。”班固是漢代《莊子》注家之一,《經典釋文》中殘留了他的《齊物論》三條註文,《北堂書鈔》一百五十八、《藝文類聚》九十七錄載了他的《難莊論》殘文,都是可以為證的。對於“班固說在外篇”,可能有兩種不同的理解:一是“夫道未始有封”一章,班固見於別本,屬於外篇。章太炎是這樣理解的;一是“夫道未始有封”一章,班固以為驗其義蘊,當在外篇。蔣錫昌是這樣理解的。對這句話的涵義儘管有不同的理解,但都承認這句話證實了這樣的事實:至少在班固時《莊子》內、外篇之分已為學者所熟知了。那麼,這種內、外篇的劃分及內篇篇名之擬定又是班固之前誰人所為?



  第一個有這種可能性的是譽南王劉安及其學者門客。今人張恆壽對此有所論證,他所提出的論據有三點:第一,淮南王劉安時代的學者和他本人的著述《淮南子》都是有區分內、外篇和另擬題目的體例,第二,內容題目的神秘色彩和劉安著時代相合;第三,內篇題目暗示的政治目的和劉安及其門客的政治野心相符。應該說,這些論據都是言之有理的。但是,這個推斷有它的兩個脆弱之處:一是它是建立在一個未有歷史記載確證的、推測性的大前提上的,即淮南王劉安及其門客編纂、整理過《莊子》;二是它是建立在一個錯移了的時代觀念上,即把在西漢中後期才逐漸形成的將著述、典籍篇目作內、外之分的學術習慣和緯的理論思潮,提前到漢代早期。所以,這一推斷就不能如張氏所說是“無可懷疑”,而只能說是一種可能性。

  另外一個具有這種可能性的是劉向。據《漢書·劉向傳》和《漢書·藝文志序》的記述,成帝時,劉向領校中秘書,兼校經傳、諸子、詩賦。他每校畢一書,都要作一篇“書錄”,敘述校書經過,介紹所校之書作者的身世及學術源流。這些書錄(《別錄》),除了《戰國策》,《管子》、《晏子》、《孫卿》、《韓非子》、《列子》、《鄧析》、《關尹子》、《子華子》、《說苑》等十篇尚為完整外,其它皆已散失。從這僅存的十篇書錄裡,和從其它書中輯出的劉向佚文中,我們可以提出兩點情況,斷定劉向亦曾整理過《莊子》:第一,劉向十分熟悉《莊子》。在《別錄》僅存的十篇完整的書錄中,就有三篇論及莊子,此可為證;第二,劉向作過《莊子書錄》。《史記索隱·莊子列傳》援引了二則劉向佚語:“宋之蒙人也”,“又作人姓名,使相與語,是寄辭於其人,故莊子有寓言篇”,辨其語意,正當是劉向的《莊子書錄》的佚文。

  劉向校書於每書一般都要做廣羅異本、除去重複,讎校訛文脫簡、寫定正本,,條列篇章、定著目次等幾項工作。個別還要命定書名、篇名。劉應對〈莊子〉的校理工作。除了刪去重複,釐正文字外.可能還將《莊子》劃分為內、外篇;並給內七篇擬定篇名。

  將《莊子》分為內、外篇,在劉向那裡基本上是屬於“以類相認,—一條別篇目”(《說苑敘錄》)的性質的工作,如同他將《晏子》八篇的前六篇劃為一類,後二篇劃為一類;將《淮南》分為內、外。這種內、外之分,大體是對不同內容特色的一種粗略區分,或至多如顏師古所說“內篇論道,外篇雜說”(〈漢書注〉),並無十分嚴格的意義,往往也就沒有加以說明和標出。例如《漢書·藝文志》總稱“《孟子》十一篇”,從漢代趙歧《孟子題辭》可知,它實際上有內書七篇、外書四篇之分。《莊子》的情形也是這樣,《流志》總稱“《莊子》五十二篇”,但從崔譔注可以看出,班固據《別錄》、《七略》編《漢志》時,《莊子》實際上也已有了內、外篇之分。而這種劃分正可能是劉向校理《莊子》時,為條列篇章,以類相從而作出的。

  劉向校理《莊子》時,還可能給內篇擬定篇名。但是,就象劉向曾給個別典籍擬定書名一樣。這也不是劉向每校一書時所必做的工作;同時,由於《莊子書錄》的散佚,已經失去了七篇篇名(逍遙遊、齊物論、養生主、人間世、德充符、大宗師、應帝王)顯示的奇特的面貌和內蘊的思想觀念所可能形成的那個時代來看,這一推斷還是有其根據的。

  《莊子》內七篇篇名的奇特性,在於它的擬名方法和語言結構既不同於同書的外、雜篇的篇名,也不同於時代其它子書的篇名。《莊子》外、雜篇的二十六篇篇目擬名方法或原則,

  按照陸德明的劃分,可有三類,列表如下:
篇別 名篇原則 外篇 雜篇
以事(物)名篇 駢拇、馬蹄、肢篋、天地、秋水、山木 讓王、說劍
以義名篇 在宥、天道、天運、刻意、繕性、至樂、達生 外物、寓言、天下
以人名篇 田子方、知北遊 庚桑楚、徐無鬼、則陽、盜跖、漁父、列禦寇

  所有這些篇名,除“說劍”外,都取自該篇開頭兩字、三字,或是第一句,第一段中有實際意義的名物,它們是篇目獨立的標誌,而不是一篇的內容概括。顯然,這樣的篇名一般是由編者所定,而非由作者自擬,基本上和《論語》、《孟子》的篇名擬定法相同,而不同於《荀子》、《韓非子》的立題撰文或擬題概文。《莊子》內七篇篇名與此不同,它不僅是篇目獨立的標誌,而且也是一篇內容的概括。所以舊時多有學者認為內篇篇名為莊子手訂。但是十分顯然,這種概括並不準確,有些篇如果拋開歷代注家那種勉強的理解和牽合,篇名和內容甚至可以說是相悖的。

  例如,就其內容的直接顯義來說,《齊物論》篇所述是任萬物(或任物論),而不是齊萬物(成齊物論)。《德克符》篇所述是道德崇高與形貌完整的不統一,而不德與形的相符。這一情況顯示出,內七篇的篇名可能內蘊著某種特殊的、超出了它的國有內容的思想觀念,或特殊理論背景下的理解方法。從內七篇篇名的語法結構來看,這種思想觀念、理論背景可能不是屬於莊子的那個戰國中後期時代的,因為它完全不同於與莊子時代相近而稍後出現的《荀子》、《韓非子》的篇名。

  雖然這兩部先秦典籍裡也混雜入他人、他家之作,但學者們還是公認多數篇章是他們本人立題之作。這些題目或篇名少數是一個單音詞,如《賦》(《荀子》),或複音詞,如《君子》(《荀子》);多數是由兩個字組成的詞組(短語)。其中,有主謂詞組,如《性惡》(《荀子》),《說難》(《韓非子》;動實詞組,如《勸學》(《荀子》),《揚權》(《韓非子》);偏正詞組,如《儒效》(《荀子》),《亡徵》(《韓非子》);聯合詞組,如《榮辱》(《荀子》),《安危》(《韓非子》),等等。從語法角度看,這種詞組的語義是由兩個詞穩定的中心涵義組成,合乎漢語的習慣和規範,因崦明確清晰。《莊子》內七篇的篇名和此不同,這給養全由三個字組成,詞語結構很不穩定,顯得怪僻晦澀,而涵義朦朧模糊,可作多種理解。例如,歷代學者和《莊子》注家對“齊物論”至少就有三種不同的讀法和理解:一曰齊同萬物。

  這是一種早在魏晉時代就通行的解法,如左思《魏都賦》“齊萬物於一朝”,劉勰《文心雕龍·論說》“莊周齊物,以論為名”。至宋代王雯《聞過則喜華真經新傳》亦說:“萬物受陰陽而生,我亦受陰陽而生,賦象雖殊,而年生同根……此莊子所以有齊物之篇也。”二曰齊一物論。如南宋林希逸《南華真經口義》說:“物論者,人物之論也,猶言眾論也。齊者,一也。欲合眾論而為一也。”王應麟亦說:“齊物論,非欲齊物也,蓋謂物論之難齊也。”(《困學紀聞》卷十)後來清人錢大昕考證說,這一讀解法“王伯厚前王安石、呂惠卿等已發其說”(《十駕齋養新錄》卷十九)。可見,這是在北宋出現,南宋甚為流行的一種新解法,三曰齊一物與論。這是清代《莊子》注家的一咱解釋。最先見於孫嘉淦《南華通》:“物者彼我,論者是非,喪我物化,道通為一,則皆齊矣。”此後,王先謙《莊子集解》亦沿襲此讀解:“天下之物、之言,皆可齊一視之,不必致辯,守道而己。”《莊子》內篇其它六篇篇名,也存在著與此類似的可以歧談或歧解的情況。

  《莊子》內篇篇名以三字為題及其涵義模糊的特色,雖與莊子所處的那個戰國中後期時代的子書篇目不同,但與漢代緯書篇目的風格卻極為相似。例如,後漢書·樊英傳陣貿注列舉《七緯》的三十五篇篇目是:

     《易緯》六篇: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

          《書緯》五篇:璇璣鈴、考靈耀、刑德故、南命驗、運期授;

          《詩緯》三篇:推度災、記(汜)歷樞、含神霧,

          《禮緯》三篇:含文嘉、稽命徵、鬥威儀;

          《樂緯》三篇:動聲議、稽耀嘉、汁(葉)圖徵;

          《孝經緯》二篇:援神契、鮑命決;

  《春秋緯》十四篇:演孔圖、元命苞、文耀購、運鬥樞、感精符、合城圖、考異郵、保乾圖、漢含孳、佐助朝、握誠圖、潛潭巴、說題詞、命歷序。

  緯書今已缺殘不全,篇目難以遍舉,但從上面所舉《七緯》三十五篇篇名來看,它們的共同特點正是三字為題,晦澀難解。

  看到《莊子》內七篇篇名和漢代緯書篇名特殊的相似,我們進而可以推想。這七篇篇名內蘊的思想觀念可能也和漢代緯書犀通,因為漢緯與圖讖相結合的讖緯之學,是漢代最具有時代特徵的理論和學術思潮。這個思潮貫串著一個基本思想觀念,即認為陰陽災害等自然信息,總是預兆著人間禍福,將應著帝王興衰。圖讖緯侯皆由此而生,如《春秋緯》說:“丘攬史記,援引古圖,推集天變,為漢帝制法陳敘圖錄。”非常明顯,如果說內七篇篇名內蘊著的符應觀念(“德充符”)和帝王思想(“應帝王”)根本不是莊子所具有的,那麼它就只能是讖緯之學孕育出來的了。

  由以上將內七篇篇名的奇特形式和內蘊的思想觀念同緯書比較分析,我們可以初步推定,《莊子》內篇篇名可能是由在讖緯思潮激盪下、具有符應觀念和主權觀念的一個十分熟悉《莊子》的學者擬定的;而曾經整理編校《莊子》的劉向最為可能。

  讖和緯雖然有著一個共同的基本思想觀念,但畢竟也是有區別的,正如阮無所說“緯自緯,讖自讖”(《七緯敘》)。這種區別,一是大抵讖因事作預言,屬方術;緯附經而立言,屬演經。二是讖言出現較早,在先秦之時。如《史記·趙世家》記扁鵲之言,“……公孫支書而藏之。秦讖於是出矣。”《淮南子·說山訓》有“六畜生多耳目者不詳(祥),明書著之”之說。而緯書出現較晚,在西漢之時。如〈尚書緯〉、〈春秋緯》都達及“《尚書》百二篇”。而孔穎達《尚書正義》指出,“或雲‘百二篇’者,誤有所由,以前漢之時有東萊張霸偽造《尚書》百二篇,而為緯者附之。”(《尚書序疏》)張霸是成帝時人,其偽造《尚書》之事見《漢書·儒林傳》及《論衡·佚文》和《正說》篇。可見,《尚書緯》、《春秋緯》是編造於成帝以後。《孝經緯·鉤命決》“帝王建,考九會”,隱言漢高祖劉邦到光武帝劉秀為九世,是東取初多才編造出來的。大體而言,讖緯是在西漢後期方才合流,蔚為大觀,成為對社會政治生活發生巨大影響、具有神學色彩的思想潮流。正如張衡說:“讖書始出,蓋知之者寡……成、哀之後,乃始聞之。”(《後漢書·張衡傳》)這個讖緯之學勃興的成、哀之世,也正是劉向學術活動的高峰時期——領校中秘書。

  《漢書·五行志》序說:“漢興,承秦滅學之後,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為儒者宗。宣元之後,劉向治《穀梁春秋》,數其禍福,傳以《洪範》,與仲舒錯。至向子歆,治《左氏傳》,其《春秋》意亦已乖矣,言《五行傳》,又頗不同。”(《漢書》卷二十七上)可見,劉向是一個和董仲舒齊名的、以言陰陽災異著於史冊的漢代大儒;只是和董仲舒相比,他的學術中的史實成份多於義理內容。因而,他也是讖緯這一時代思潮中的佼佼者。當然,也許象劉向這樣有高深文化修養的儒家學者,不會如同當時多數趨時學者那樣讖緯不分,但象張衡那樣反讖不反緯則是很可能的,因為畢竟劉向父子是漢代學者中談論災異符應最多者。晚近有學者據《漢書五行志》記載統計,劉向父子推測災異應符之事有一百八十二件,發表災異符應理論二百二十六則。劉向是帝胄後裔,特別是在酉漢後期外戚權勢日熾的情況下,他的“漢家天一,劉氏為王“的王權思想是非常強烈偽。《漢書》記述,“向每召見,數言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報無所庇廕。方今同姓疏遠,母黨專政,祿去公黨,權在外家,非所以強漢宗、卑私門,保守社稷,安固後嗣也”(《漢書·楚元王傳》)。這與緯書“為漢帝制法”是極為合拍的。

  通過以上對劉向那個時代的理論思潮和劉向個人的學術思想、政治思想的簡要分析,我們可以比較有根據地進一步推斷,《莊子》內篇篇名最有可能是劉向在校理《莊子》時擬製的,因為這七篇篇多所具有的奇特的緯書篇名面貌和內蘊的符應、王權觀念,正是一個活躍在讖緯思潮中的、十分熟悉《莊子》的劉氏宗室大儒所可能有的思想的洩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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