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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子》從古本到今本的演變

今本《莊子》為三十三篇(內篇七,外篇十五,雜篇十一),這種晉代郭象《莊子注》的本子完全相同。但《子》五十二篇”,可見古本《莊子》為五十二篇。《莊子》從漢代五十二篇的古本到晉代三十三篇的今本有個演變過程。 《莊子》五十二篇本在漢代可能是通行本,故後漢高誘注《呂氏春秋·必己》“莊子行於山中”說:“莊子名周,樂之蒙人,輕天下,細萬物,其術尚虛無,著書五十二篇,名之…

今本《莊子》為三十三篇(內篇七,外篇十五,雜篇十一),這種晉代郭象《莊子注》的本子完全相同。但《子》五十二篇”,可見古本《莊子》為五十二篇。《莊子》從漢代五十二篇的古本到晉代三十三篇的今本有個演變過程。

  《莊子》五十二篇本在漢代可能是通行本,故後漢高誘注《呂氏春秋·必己》“莊子行於山中”說:“莊子名周,樂之蒙人,輕天下,細萬物,其術尚虛無,著書五十二篇,名之曰《莊子》。”五十二篇古本到魏晉時仍然存在。唐代陸德明說:“《漢書·藝文志》‘《莊子》五十二篇’,即司馬彪、孟氏所注是也。”(《經典釋文·序錄》)司馬彪於晉泰始中為秘書郎,《晉書》有傳,身世比較清楚。孟氏,陸德明已“不詳何人”,清代姚振宗考證說,“似即注《老子》之大孟,或雲即孟康”(《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二十五)。孟康是魏人,著有《漢書注》。也就是說,確知註解了五十二篇古本《莊子》的兩位學者——孟氏、司馬彪皆為魏晉時人。

  五十二篇古本〈莊子》的篇目構成,陸德明說是“內篇七,外篇二十八,雜篇十四,解說三”(《經典釋文·序錄》)。其中,“解說三”見於記載的有《莊子後解》、《莊子略要》兩篇:

  《莊子》“庚市子肩之毀玉也”,《淮南子·莊子後觸〉曰:

  “庚市子,聖人無慾者也。人有爭財相鬥者,庚市子毀玉於其間,而鬥者止。”(《文選》卷三十五張景陽《七命》“蓋理有毀之,而爭寶之論解”李善注)

  淮南王《莊子略要》曰:“江海之士,山谷之人,輕天下,細萬物,而獨往者也。”司馬彪曰:“獨往,任自然,不復顧世也。”

  (〈文選〉卷二十六謝靈運《入華子崗是麻源第三谷》、江文通《雜詩三十·漢書·藝文》稱“《莊 許詢》、陶淵明《歸去來辭》、任彥界《齊景陵王行狀》等篇李善注)由此可見,〈莊子後解〉、《莊子略要》等“解說三篇”,似乎不是《莊子》所固有的篇目,而是其附錄,是《淮南子》的作者對《莊子》的片段的解釋或內容概述,應歸屬於《淮南子》,姚振宗正這樣的見解,他說:“今《淮南》內篇無《莊子略要〉、《莊子後解》,或在《淮南》外篇三十三篇中。”(〈漢書藝文志條理》卷二之下)這樣,古本《莊子》實際上應是四十九篇。

  從《經典釋文·序錄》中可以看出,魏晉時代,《莊子》一書除了孟氏、司馬彪註解的五十二篇本外(孟氏注已佚),還有崔譔和向秀註解的二十七篇本以及李頤集解的三十篇本。崔譔,晉史無傳,唯《隋書·經籍志》稱其為“東晉議即”,但《世說新語·文學》注引《向別傳》說:“秀遊托數賢,蕭屑卒歲,都無所述,唯好《莊子〉,聊應崔譔所注,以備遺忘。”可見《隋書》所記有誤,崔譔生世當不晚於“竹林七賢”的向秀。崔譔的《莊子》註文在《經典釋文》中有所存留,所以他是至今其述尚存的魏晉注《莊子》諸家中最早的。《經典釋文·序錄》記錄:“崔譔注二十七篇(內篇七,外篇二十),向秀注二十六篇(一作二十七篇,一作二十八篇,亦無雜篇)。”由其篇目的構成(內、外篇)和數目(二十七篇)的相同,可以推斷崔、向所注可能是同一個本子。但其所出注的篇目可能不盡相同。有學者根據《經典釋文》考計,《天運》、《至樂》、《達生》、《山水》、《盜跖》、《列禦寇》諸篇,有崔注無向注,《則陽》、《寓言》兩篇有向注無崔注,唯有《天道》、《刻意》、《田子方》、《讓王》、《說劍》、《漁父》等六篇,《釋文》於崔、向之注一無所取。由此推斷,崔、向《莊子》二十七篇本,可能是五十二篇古本的重要篇目的選注本;這個選注本加上崔、向皆未出注的《天道》等六篇,可能就是以後郭象確定並註解的三十三篇本。魏晉時代,在玄風披靡的情況下,註解、詮釋《莊子》的人恐怕是不少的,《晉書·郭象傳》稱“先是注《莊子》者數十家”,於是出現了李頤的《集解》、李頤的身世,史無記載,不太清楚。但陸德明尚知其為“晉丞相參軍,自號玄道子”(《經典釋文·序錄》)。他的《集解》本是三十篇(一作三十五篇),可能是和崔、向不同的另外一種在五十二篇本基礎上的選注本。因為當時這五十二篇古本,“言多詭誕,或似《山海經》,或類占夢書,故注者以意去取”(《經典釋文·序錄》)。

  魏晉時代,在五十二篇古本《莊子》的基礎上,除了有孟氏、司馬彪的全注本和崔譔、向秀、李頤的選注本外,出現了郭象的三十三篇修訂本。日本鎌倉時代高山守所藏《莊子》殘抄本,期天下》篇後有段跋語:

  夫學者尚以成性易知為德,不以政(攻)異端為貴也。然莊子閒才命世,誠多英文偉詞,正言若反,故一曲之土不能暢其弘旨,而妄竄奇說,若《閼亦(奕)》、《意循(俯)》之首,《尾(危)言》、《遊易(鳧)》、《子胥》之篇,凡諸巧雜,若此之數,十分有三,或牽之令近,或遷之令誕,或似《山海經》,或似[佔〕夢書,或出《淮南》,或辯形名,而參之高韻,龍蛇並御,且辭氣鄙背,竟無深澳,而徒誰知,似因(困)後蒙,令沈滯失乎(平)流,豈所求莊子之意哉?故皆略而不存。令(今)唯哉(裁)取其長,達致全平大體者焉為三十三篇者。太史公曰:“莊子者,名周,守(宋)蒙縣人也。曾為漆國史(吏),與魏惠[王)、齊[宣〕王、楚威王同時者也。”

  這段文詞,清雅幽古,且與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所引“郭子玄雲,‘一曲之才,妄竄奇說,若間奕、意修之首,危言、遊是、子臂之篇,凡諸巧 雜,十分有三’”相符,故可斷定為郭象所作。這就證明,今本三十三篇《莊子》是郭象在古本《莊子》五十二篇中,刪裁去十分之三而成。郭象為但三十三篇作的注,思想精深獨特,為歷代所推崇;郭象的三十三篇《莊子》修訂本,唐以後也就隨之流傳下來,逐漸成為定本,正如陸德明所說;“惟子玄所注,特會慶生之旨撤為世所貴……,今以郭為主。”(〈經典釋文一·序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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