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 嵩 與 夏 言(節錄)
嚴 嵩 與 夏 言(節錄) [美]蘇均煒 數年前在拙作《大學士嚴嵩新論》裡,我企圖將“奸臣”嚴嵩的本來面目還原過來,嚴嵩和明世宗的關係,嚴嵩的北虜南倭的政策,所謂屠殺忠良等六個方面,列舉一些史料來指出:嚴嵩並不是像傳統“正史”所描寫的那樣一個反面或是奸惡的人物。今天,我只選出“屠害忠良”這一個主要的控告裡的一部分,較為詳盡的討論:究竟夏言是不是被嚴嵩殺死的…
嚴 嵩 與 夏 言(節錄)
[美]蘇均煒
數年前在拙作《大學士嚴嵩新論》裡,我企圖將“奸臣”嚴嵩的本來面目還原過來,嚴嵩和明世宗的關係,嚴嵩的北虜南倭的政策,所謂屠殺忠良等六個方面,列舉一些史料來指出:嚴嵩並不是像傳統“正史”所描寫的那樣一個反面或是奸惡的人物。今天,我只選出“屠害忠良”這一個主要的控告裡的一部分,較為詳盡的討論:究竟夏言是不是被嚴嵩殺死的。
(一)嚴夏兩人的出身、才學和性格
自永樂朝以來江西就出了不少大學士。嘉靖這一朝裡就有四個;嚴夏兩人作大學士的任期,相加起來,就佔了嘉靖的四十五年的半數,可見他們倆在明中葉的政治裡是有其一定的影響力的。
論年齡,嚴比夏大兩歲:嚴是在成化十六年(1480)出生的,夏則在成化十八年(1482)。嚴夏兩家都不是書香世家,嚴家是贛西袁州郡分宜縣人,隸匠籍。夏家是廣信郡貴溪人,隸軍藉。嚴家老早有人出仕,嵩的高祖父便做了四川的布政使,然後一直輪到嵩才再發出一個高官來。夏言的父親,夏鼎(卒於1506年),靠賴了一個兄弟在京城任軍職,才有機會在京攻讀,終於拿到了進士的資格做地方官去。因此夏言是在京城生長的,一直在京住到十四歲才離開,所以能說一口漂亮的京腔。後來,言當了高官後,才得到允許脫去軍藉。
嚴夏兩人都有相當高的天份,就出身來說,嚴最初略為比夏進展得快些,嚴嗎,二十歲期間就拿到鄉薦(舉人),六年後,即在弘治十八年(1505),使考到了進士,而且還是第二甲第二名(即第五名);既然成績優異,被選作庶吉士,跟著便濟進了翰林院做編修。夏呢,正德六年(1510)中舉後,不久入國子監讀書,後來在正德十二年(1517)才拿到進士,因為成績考得不太好,取在第三甲裡,所以一出來只能當上行人司行人,後來才轉到兵科給事中的職位。
兩個都是有才學的人,都寫得一手好文章。詩方面嚴嵩較勝一籌。
(二)兩個禮部尚書——一南一北
本來一齣身便到翰林院去的嚴嵩,面對著的是條康莊的大道,又可以有機會和皇帝接近,藉著這種關係可以比一般官員多了不少機會去贏得皇帝的垂青甚至信賴的。可是在正德年間,那個花花公子皇帝對行政對文學都沒有一點兒興趣,還好,作為翰林院編修(正七品)的嵩,可以出差到外處去,有機會增廣他的閱歷。一五一七年他被派到南京充當考試官;一五一八年他充任冊封宗藩副使到廣西去;一五一九年,他又被派到湖南衡山祭祀去,同時值得一提的,在一五一七年起,他受命去教宮內太監讀書,這也許說明了為什麼他日後能和世宗的太監建立相當友好的關係,在入繼大統的朱厚璁(1507—1567在位1521—1567)初御經筵的時候嚴嵩也有份兒當值,似乎這個年少的皇帝對他沒有什麼印象,那是一五二一年八月的事,一個月後他就調到南京做翰林侍讀去了。大約四年後(一五二五年六月)政府召他回京做國子監祭灑;這個職位教他有機會物色年青的人材,在祭酒任內,嵩也曾值了經筵,讓皇帝見過他的面貌,也就在這個時候,他開始超升得較快一些,跟著做禮部右侍郎(一五四八年五月),左侍郎(一五二九年五月)。
夏言在仕途的好運氣是從嘉請九年(一五三0年)開始的。不用等到一五三一年的年底,他的官運像坐直升飛機,從吏科給事中,經過翰林侍讀兼吏部,少詹事兼翰林學士,禮部左侍郎兼學士掌院(正三品)(一五三一年十月)到禮部尚書(正二品)。夏言一下子便在仕途上趕過了已走在他前頭的嚴嵩。一五三一年十月(嘉靖十年九月戊辰)夏言被升擢到禮部尚書,已攀高過已經在部裡做了幾年侍郎的嚴嵩了。奇怪的是差不多一個月的光景,嵩便被升調為吏部左侍郎,而又等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又升調到南京做禮部尚書去。到南京去做尚書,名為升擢,實是被擠到外廷去。
(三)從政友到政敵的經過
夏言在嘉靖十五年閏十二月做到了大學士兼禮部尚書入參機務。空下來的禮部尚書實職,本該由顧鼎臣補上的,“而嵩復私於言,躐得之”這也就是說兩人是有相當的關係的。
可是這友好的關係並不能維持很久,官場是個勢利的場所,明爭暗門是司空見慣的事。
在嚴嵩逐步向內閣行進的當時,夏言和世宗的關係竟又踏上張璁的覆轍,一連串的被斥被召。
夏言第二次被斥退是在嘉靖二十年八月(一五四一年九月),差不多兩個月後才復任,這次也是由幾件怠隋和疏忽的事引起的。
夏言第三次的被斥,發生在嘉靖二十一年七月(一五四二年八月),離開上次未及一年,這一次除了夏本人一意孤行的不是外、不少人都說是由於嚴嵩對他的傾軋,與其這樣說,毋寧說世宗變得愈來愈容不了他。上面說過,他開始對嵩有妒意,故意要整嵩一整,可是反不到效果,反而教世宗對嵩更為好感,看到對自己百般柔順忠誠的嵩,世宗更覺得夏言做事愈來愈不像話了。
夏言被革職不到一個半月後,嚴嵩就被任命武英殿大學士入閣,仍兼署禮部事,也許因為這一著人們都說他傾夏言的吧?但細讀上邊世宗的手諭,我們就不難見到世宗和夏言這兩君臣的性格愈變得合不來,用不著第三者在旁挑拔或是離間的。
現在輪到嚴嵩做輔臣了,他和世宗的關係也不是一帆風順的,在最初的兩年裡,即從嘉靖二十一年八月到二十三年八月,嚴並不是首輔,雖然世宗倚重他多過那個做首輔的翟鑾,而且又對他很信幸似的,有一回世宗和他討論時政,他提出當時的要務是任才賢,正士習和慎名器來糾正法度的松馳,紀律的低降,可見他對於治理亦需作過根本探源的研究,過了不幾個月,他和翟鑾一同被吏部控告請論,有侵吏部職位,這事顯示出嚴嵩那時在政府裡還沒有什麼權勢。過一年後,翟鑾因考試舞弊被削藉去,嚴嵩這才升上做首輔,可是才到一年光景,世宗“微覺嵩橫”(《明史》嵩傳語,夏傳則一說“微覺嵩貪恣”;王世貞的嵩傳也用“橫”字,夏傳則用“專”字),便再把夏言召回來。夏一回朝,立即恢復了首輔的職位,嵩又變為他的屬下了。
可是有過這一連串辛酸教訓的夏言,自復任首輔後,還全不警惕,他擬旨事取獨斷,任從好惡行事。夏言這些作為,當然開罪了不少人,有過多年的認識,嵩當然曉得夏言的性格,對夏的失落、委屈,他都逆來順受。在內閣擬旨時夏多時不諮詢他,只教他畫個諾便算。嵩就是這樣遷就人的。
(四)曾銑的復套議
一直到嘉靖年間,明廷最重要的邊防政策還不外是怎樣去對付北方的當時已經稱為韃靼的蒙古。
夏言要走的一著棋,便是從北虜手裡將河套一帶地方拿回來。為減少西北邊塞的威脅,當時有一個守邊大臣叫曾銑(1499-1548)的,積極倡議這個復套策,相當轟動一時。夏言非但認識曾銑,他和曾銑還有連襟兄弟的關係——夏言侍妾蘇夫人的妹妹,便是曾銑的妻子,而且夏言的丈人蘇綱也常在兩家人家來往。看來,夏言認為如果他能在政府之內主持軍國大計,使得曾銑在邊塞建立復套的大功,他非但可保勢位,還可垂名於竹帛的,夏言這個如意算盤都全打在曾銑身上。就在這年的十二月,曾銑呈上兩疏給世宗,一疏請求修築三段邊塞以保障全陝,另一疏裡他獻議復套。
但是不贊同他的議論的,大有人在,首先讓我們看看自正德以來大部份朝野人士對於御虜的意見,可以舉魏煥(長沙人,一五二九年進士)來作代表。魏煥寫過一本叫《九邊考》的書,是他在任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時翻閱過大量邊防檔案之後寫的,魏煥和很多擔任邊防責任的官員都有這樣的一個看法,那就是衡量當時明廷和北虜雙方情勢和強弱之後,對付北虜最上的策略還是著重防守。魏煥就這樣說:
“一鎮戍奠急於邊牆,大舉深入動至數萬,歷代以來,屯守戍守寡則難於應敵,多則困於轉輸,是故虜眾易合而勢常強,我兵難聚而勢常弱……(引史例述說中國為何納款於強虜)若挾英雄之君,憤夷狄之侵凌,竭天下之財力,窮兵遠討,犁庭掃穴,中國強矣然而內自困敝,甚至亡國,如秦隋之為,亦非計之得也。是以論者謂御我為上策,蓋謂此耳。《易》曰: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御戎上策,其出此乎!……
這段話,雖屬泛論,亦算得中肯,正足以代表所謂持重穩健派的觀點。
關於河套這段邊防,據魏煥的估計,當時在套虜人約共有兵七萬人,他還說:“議者謂驅河套之虜易,而守河套難,蓋地廣人稀故也”。相信在編寫該書時,已有人在談論復套問題,所以他說:“近有復套之議……當時度勢,恐亦難為”。
現在且讓我們舉出兩個對曾銑的復套議持反對見解的人來,一個叫翁萬達(1498—1552),翁是個于軍事和邊政很有經驗的人,也很為同時人看重。他參加過處理安南的事,做過陝西的布政使,在他總督宣大、山西和保定軍務的任期內,對邊牆建築方面,有很好的貢獻。他主張接納俺答入貢的要求,可是世宗不肯。他再三疏請,恰巧遇到夏言主持曾銑復套大計,力主貢議,當時朝廷要邊臣討論曾銑的復套提案,於是以左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職銜總督宣大的翁萬達,詳盡地呈上他的意見。首先,他指出敵愾同仇的志氣是好的,但得要考虜可乘之機和有沒有萬全之策。他說,成化年間(1465—1487)就有過搜套和復套的意思,當時北虜尚未入套居住下來,但因為了諸種問題都沒有履行。而今河套既為虜人盤踞,“滋其畜牧,遂其生產,譬之為家成業久矣。又今昔異時,強弱異勢……欲一舉而復之,毋乃不易乎”!他強調強弱共勢這一點,認為當時並非是攻取強虜的時機。據他的意見,“即令小王子吉囊俺答諸部落,可三四十萬,視昔之奔命窮荒不見馬矢者,盛耶衰耶?強耶?弱耶?而我承平日久,軍政多偷,三五年來,雖賴廟堂注意邊防,漸次振舉……回視二祖之時,其強弱盈縮,又何為耶?”跟著他指出北虜的長技在於馳擊,中國之長技在以火器守險,那末“舍火器守險而與之馳射於黃沙白草之間,得耶?失耶?”
接著翁就針對曾銑的復套議,逐點加以評論,對於曾認為“春、夏馬瘦為虜弱而我利於徵;秋、冬馬肥為虜強而我利於守”這一論點,翁並不同意,他說:
“然天時物性不甚相遠也,秋冬虜馬強矣而我馬不亦肥乎?乃止利於守耶?春夏虜馬瘦矣而我馬不亦瘦乎?乃獨利於徵耶?春夏馬瘦而虜弱不能入寇,然坐以待我,誠懼其擾擊我也。秋冬馬肥而虜強,既能為寇,則多主設謀,誠懼其報復我也。
似乎,“春於 套,秋守於邊”的計劃,就靠不住了。
其次,針對著曾銑擬用兵六萬一連搗套虜三年的提議,翁認為極不實際,套地既為虜人佔據了多年,早已被視作他們的家鄉了,他引用一句成語說,“奪虎者易,奪虎子者難,奪虎子者易,奪虎穴而居者難,”這即是說虜人一定拼命爭奪,據翁的估計,“今日諸酋多有分地,套地為吉囊四子新居,控弦者當不下十餘萬”,似此,只用兵六萬深入虜境以攻強敵,怎敢肯完成功的?假如“一舉失利,士傷馬耗”的時候又怎麼樣呢?
縱使一舉搜套成功,翁也認為派兵在那裡設備防守,也得要化一番籌劃的工夫,他說:
“沿河計二千餘里,築垣為限,豈時日可完。移置邊堡,非百數十不相聯絡。堡置兵非千人不可,而遊檄瞭望哨守者不與,當三十萬眾不止也。誠恐佈置來定而爭穴之虎至矣。況我去邊千里,一年之食,為數億萬,沿邊所出,僅足自供,益以此數,必須內地。由內地而輸之邊,遠者二千里,近者亦不下千餘里,乃又自邊而輸之於河,即糧道可通,飛車免實難,此又所當擊虜而殫思者也”。
翁議的結論是:要收復河套就得要等待適當的時機,在等待的期間,“謹我障塞, 我戎備,和我行伍,固我元氣,以俟其隙,計之得也。故曰知已知彼,百勝之道也”無怪乎,翁在他守邊的職責裡,他是那麼著重邊牆的構築,火器的請求了。無怪乎他甚至主張用互市的手段去羈糜那勢力還相當強大的北虜了。
細讀翁這篇疏議,我們可以見到,他對問題的認識,確有深度。反過來就覺得曾銑只是長於志氣而只是從理想的情況去設想。相形之下,曾是及不上萬達的深識遠慮的。
第二個我們要舉出的是唐順之(1507—1560),唐在當時是個相當有聲望的人,他非但文章出眾,而且學識廣博。只因觸怒過世宗,斥退園林。可是當時不少賢俊都和他結交,又得不少後輩的崇仰。翁萬達和他相好,有書信往還,唐和曾銑是同年生,即同是在嘉靖八年成進士的,也有交往的。唐的文集內載有三封規勸,勸他不要輕言復套。
唐待人以誠,他實在擔心曾銑對套事深思熟慮的不夠,所以儘量舉出攻戰時應該注意的問題以備作曾的參考。
看來有很多負責邊防的文臣武將都不贊同曾銑的建議,他們以為世宗有利用曾銑的意思,大都不敢反對。
根據國榷的記載,就在這年(嘉靖二十六年)年底,曾銑本要率領數萬攻擊河套的虜人的,因為糧餉不繼,沒有前進。當虜人聽到這個訊息,立即結集起來侵犯邊塞,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一五四八年二月三日)有大風沙,跟著在二十七年正月陝西報上山崩災異情事,這些事使得世宗十分警惕;他對輔臣們說,這些跡象是主兵火,有邊警,吩咐輔臣和有專責的大臣都應該忠心策劃去消弭禍患於未然,而他本人則請求上玄轉禍為福。當時政府正在討論復套事宜,研究曾銑的計劃,都希望世宗來作主,裁定一切。世宗開始猶豫了,他對輔臣說,“套虜之患久矣,今以徵逐為名,不知師出有名否?及兵果有餘力,食果有餘積,預見成功可必否?昨王三(指不久前捕復的一個降虜漢人)平,未論功賞,臣下有怏怏心。今欲行此大事,一銑何足惜,祗恐百姓受無罪之殺,我欲不言此非他欺罔比。與害幾家義民之命者不同。我內居上處,外司下情何知?可否?卿等職任輔弼,果真知真見,當行擬行之。”夏和嚴當不敢作什麼決定,世宗於是再令諸臣商議,然後向他彙報。
這時候嚴嵩曉得世宗對復套策充滿了疑慮,而他本人又不同意曾銑的策略,於是上疏攻擊曾議的不是,他說:
“套虜為患日久,祖宗力豈不能取之而卒不果復者,蓋有深意。今兵力不逮祖宗時遠甚!且中外府藏殫竭,一旦議出無名之師,橫挑強虜,誠有為聖心所慮者。臣閱曾銑所奏,徵計必用三年;每年必用兵十二萬,銀必百五十萬兩。銑又云,此特大略,其臨時請給者不在此數。則師來未而經費已不支矣,民將何以堪之!銑以好大喜功之心而為窮民黷武之舉,在廷諸臣皆知其不可;第有所畏而不敢明言,以致該部和同附會上奏。幸賴聖明遠覽,特降明諭,活全陝百萬生靈之命,誠宗社無疆之福,臣備員輔職,如此舉措,關乎國家安危大計,不能先事匡正,至引聖慮。同官夏言,於他政效勞為多,臣獨分豪無補,有負委任,請從顯黜。”正如上邊所引魏煥、翁萬達、唐順之諸人的見解,嚴氏認為當時的兵力和財力都不許可朝廷去採取那樣龐大的軍事行動,所以他攻擊曾銑不遺餘力,而沒有片言攻擊夏言,但夏言既是主持曾議的人,他上言全力攻擊曾銑,夏言就得要想法為自己辨解或洗脫了。
跟著兩個輔臣便齟齬起來,在申辯時夏言又走錯了一步棋,他非但沒有向世宗引罪,反而怪責嚴嵩存心諉過,他說曾數次跟嚴商議套事,嵩連一句反對話都沒有說過,生怕自己也會被拖累,嚴逼得再次辯解,他這一次卻向夏全力搏擊,不留餘地的說:
“……言驕橫自恣,凡事專決,不惟常務不獲與聞,即興兵復套,事體極大,自始至今,並無一言議及。其諸疏揭所奏,不過列署臣名。昨奉明旨謂密奏人臣未有如銑之忠,臣讀之愕然,實不知也。至幹每擬誇許,皆出言手。言欲以此顯上意於外,而示親厚於銑,故廷臣皆謂上意欲行,無不恐懼,即臣不知,亦恐皇上別有諭於言也。昨蒙降兵部會疏於閣,言獨留三日,後出一密奏於袖中令臣一閱,隨即騰進,並不以片言商可否。且自去歲以來,臣與言同直所,言任已自便,一切機務,忌臣干預,每於夜分票本,間以一二送臣看而已……”
平情而論,嚴這裡所說的可能是實情,夏言這個人就有那樣的作風,用不著他人誣陷,嚴不外是為自己表清白,而弦外之音就是控告夏的不是。而今世宗對套議深表疑慮,夏言不由感到孤立無倚了。他既然不能跟君主爭長論短,那惟有跟嚴嵩爭論洩憤而已。言於是上疏自明,並請求去職。在疏入邊,他指控嵩以危禍中臣,必欲置之死地,疏末乞賜骸骨歸田裡。
同時,兵部尚書和廷臣討論復套事後,也將報告書上,他們都認為虜人兵強據險,中國應當練兵積粟防守,不應當採取攻戰的策略,因此應該罷止以前決定復套一應事宜。讀了報告後,世宗責備這些與議的官員為什麼不老早指出復套不對,有些被罰停俸一月,有些一年;又將一些科道官逮捕到京,廷杖之外,又停俸四月。倡議的曾銑,他命令錦衣衛械繫至京查問。主議的夏言,把所有的勳階奪去,教他只以尚書致仕去。
(五)是嚴嵩殺夏言的嗎?
本來曾銑的案情還未算十分嚴重,因為復套策仍在討論的階段上,不意事情的發展,卻急轉直下。二十七年正月月底,兵部奏說虜首俺答等踏水渡河和套虜聯結有入寇延綏寧夏一帶的企圖,請求世宗嚴令各將領防禦。這一來世宗火了,他怪責曾銑挑引起虜人的入侵,欺君誤國, 令兵部同都察院參與這件事,不準有所黨護。
既然世宗已公開表示對一個政策的好惡,那麼一般臣子自會知怎樣去趨避了,於是科道官也敢出頭參劾曾銑了。經過不到兩個月的查問之後,司法機關認為“銑交結大學士夏言,令其子曾淳先後持金數萬託言妻父蘇綱致之言所,朋謀為奸,妄議復套,其前後掩覆失事,冒報功捷,具為咸寧侯仇鸞所訐。”結果法司制判曾銑的罪狀,作為交結近侍官員,該斬於市,妻子流二千里,蘇綱則前往煙瘴地面充軍。
夏言由錦衣衛逮捕到京審問。夏到京之後,還再申辯是被仇家所陷害,世宗正在怒氣沖天,不予理會。三法司(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官認為言罪當死,但他既然入直侍侯多年,根據法律裡邊“議能”和“議貴”的條例,有可以寬減的地方。他們請求世宗去作決定。對三法司官這個提議,世宗很不高興,他奪去他們的俸給之外,還責備他們,說出下面充滿火氣的話:
“爾等任曰執法,豈不知恩威當自上出?乃敢借議意朋護!朕視言為腹心,言則視君為何?方銑疏上時,即密(疑漏去“奏”字)強君,朕何當一言諭答?敢動稱有密諭主行。及事敗,止令致仕,又不知引罪,故作怒語曰,‘前去因不奉戴香巾,為朝廷計,非以身家,’是人臣禮歟?彼正以西內二三月直候,不得見蘇綱為辭,爾等又為言直侍內苑,堅恣朋護之私,是何法理?其更依律定擬”,法司官於是判言與銑交通律、斬。妻子流二千里。
嚴嵩是否要置夏言於死地呢?是否只有這樣他才能將首輔的職位拿到手裡?這是值得懷疑的,夏言使他難堪是事實,但夏言對他並不致有生命的威脅!夏言可能對其他有權勢的人,好像陸炳、崔元、仇鸞幾個的威脅更大,在嵩的《嘉靖奏對錄》裡,他曾數次為夏言向世宗求情。第一次,在嘉靖二十七年三月一日(一五四八年四月八日)的奏對裡,在提過曾銑蘇綱犯法事後,嚴這樣說過:“……但該司(指鎮撫司)參稱夏言因親納賄,據檢出書詞,實足躋彰露,欲行提問追究,臣惟夏言之罪,固莫難逃,伏望聖慈曲加寬宥,姑免提問,以存國體……”。夏被定罪之後,在同年四月五日(一五四八年五月十二日)的奏對時,嚴說,“該三法司會同部院等衙議擬夏言罪名,依結交近侍官員律,臣切惟夏言作事謬誤至此,上負君父之恩,下幹法典,豈所能逃。但臣與言同官,茲則敢冒萬死之罪,觸冒天威,伏望皇上姑念夏言的曾效微勞,曲賜矜憐,量從末減。則皇上於雷霆震極之下,特施雨露再生之恩矣。謹昧死上請”。
三日後,嵩又一再乞求說:“臣昨昧死具奏夏言所犯,請乞天恩,量從末減,今法司複議,夏言罪名已定,夫復何辭!但原情認罪,以徒律者法官之職也;寬法以後宥,君文之恩也。臣敢冒萬死,乞皇上開天地之慈,霄雷霆之威,曲賜矜憐,赦其一死。臣幹冒天威,無任戰忄粟待罪之至。”
嚴竟肯為夏言再三“瀆擾”世宗,乞求寬宥,也足夠流露出他那具有同情心而不是狠心的性情。
當然啦,批評或憎恨嚴嵩的人,對他這樣做法卻會說那不過是嚴的猩猩作態,假慈悲而已。他們從不瞭解嵩比不少人還具有人性,同情心。他早就曉得位高勢危,在他還是禮部尚書時寫的一首題作“春日偶成”的詩裡,末二句有謂:“恐仗一生忠信力,豈警人世有風波”,說且惻忍之心人皆有之,更何況他自己又是個大學士,今天世宗能殺一個大學士,誰敢擔保明天不會輪到他的!
結語:上邊我們從五個不同的角度所收集的史料,當然還不夠完備,相信總可教讀者們對傳統史家對這一段歷史的詮釋或判斷,發生極大的懷疑,故意不分青紅皂白地一概將多時任性妄為的專制君主所作所為的罪惡,來強加在一個恭順的輔臣身上,豈不是歷史上一件冤案嗎?又怎能教我們客觀地去了解當時政治、軍事、社會、倫理等等方面的情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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