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澤厚——莊玄禪漫述
李澤厚,著名哲學家,湖南長沙寧鄉縣道林人,生於1930年6月,曾就讀於寧鄉四中,湖南省第一師範,1954畢業於北京大學哲學系,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巴黎國際哲學院院士、美國科羅拉多學院榮譽人文學博士,德國圖賓根大學、美國密西根大學、威斯康辛大學等多所大學客座教授。主要從事中國近代思想史和哲學、美學研究。 李澤厚成名於五十年代,以重實踐、尚“人化…
李澤厚,著名哲學家,湖南長沙寧鄉縣道林人,生於1930年6月,曾就讀於寧鄉四中,湖南省第一師範,1954畢業於北京大學哲學系,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巴黎國際哲學院院士、美國科羅拉多學院榮譽人文學博士,德國圖賓根大學、美國密西根大學、威斯康辛大學等多所大學客座教授。主要從事中國近代思想史和哲學、美學研究。
李澤厚成名於五十年代,以重實踐、尚“人化”的“客觀性與社會性相統一”的美學觀卓然成家。八十年代,李澤厚不斷拓展其學術論域,促引思想界在啟蒙的 路徑上艱辛前行。九十年代,李澤厚客居美國,出版了《論語今讀》、《世紀新夢》等著作,對中國未來的社會建構給予沉甸甸的人文關懷。
《史記》老莊申韓同傳。把老子韓非放在一起還好,因為他們都是社會政治哲學,並在講權術上有承接處。把莊子擱在中間,則似乎總有點彆扭。莊與老有接近連續關係,但基本特徵並不相同。老子是積極問世的政治哲學,莊子則是要求超脫的形而上學。與老子以及其他哲人不同,莊子很少真正講“治國平天下”的方略道理,他講的主要是齊物我、同生死,超利害,養身長生的另外的一套。
但《史記》把莊子放在老、韓一起,又有其充分理由。《莊子》中有許多關於社會政治的憤激直言。在這方面,莊與老確又是一脈相承的:毀仁義,抨儒墨,主張“絕聖棄知”,返乎原始,“要本歸於老子之言”。因之,在以政治哲學為頭等主題,真正思辨和情感的形而上學尚未流行的秦漢時代,司馬遷把莊子於老、韓放在一起,並只舉莊子外雜篇如《漁父》、《盜》《》作為代表而不及莊之為莊的內篇,也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了。
但是,後世士大夫知識分子卻多半喜歡它的內篇。《莊子》內篇中的思想對後來中國佛教禪宗的產生有關係,它在中國文藝發展上更發生了重要的影響,今日國外也有學人比莊子於存在主義。這說明莊之為莊確有其與其他哲學相區別的特色。不同於儒墨老韓的社會政治哲學,不同於秦漢宇宙論哲學,以莊、禪為代表,追求理想人格和人生境界的本題論哲學,構成了中國思想發展中的另一個重要方面。
然而,任何人都並不能完全超越或脫離時代。《莊子》內篇與外篇之所以基本上能構成一個整體,《莊子》中的那些“汪洋恣肆以適已”,似乎遠離現實的思想言辭,他那些似乎超時代的純哲理的人生思辨和處世智慧,又仍然是生長在莊子所屬的那個時空環境中和現實土壤上的。
那是一個天崩地裂,“美好”的舊社會徹底瓦解,殘酷的新制度已經來臨的時代。就是說,保存著氏族傳統的經濟政治體制的早期奴隸社會已經崩潰,物質文明在迅速發展,歷史在大踏步地前進,生產、消費在大規模地擴大,財富、享受、慾望在不斷積累和增加,赤裸裸的剝削、掠奪、壓迫日益劇烈。“無恥者富,多心者顯”,貪婪無恥,狡刦自私,陰險毒辣…..,文明進步所帶來的罪惡和苦難觸目驚心,從未曾有。人在日益被“物”所統治,被自己所造成的財富、權勢所統治,他們已經成為巨大的異己力量,從而主宰、支配、控制著人們的身心。
於是,莊子發出了強烈的抗議!他抗議“人為物化”,他要求“不物於物”,要求恢復和回到人的“本性”。這可能是世界思想史上最早的梵異化的呼聲,它產生在文明的發軔初期。今日為哲學家所批評的莊子那些落後、反動、倒退的社會政治思想,其實質都在此處。
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攖人之心,堯、舜於是乎股無坺,脛無毛,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為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然猶有不勝也。堯於是放灌兜於崇山,投三苗於三峗,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下有桀、跌,上有曾、史,而儒墨畢起。於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
不但“仁義”要不得,而且技術的進步也要不得: ……
這自然是對原始生活的極端美化的空想。歷史上好些批判近代文明的思想家們,從盧梭到現代浪漫派,都喜歡美化和誇張自然(無論是生理的自然,還是生活的自然),認為“回到自然”才是恢復或解放“人性”。比起他們來,莊子應該算是最早也最徹底的一位。因為他要求否定和捨棄一切文明和文化,回到原始狀態,無知無識,渾渾噩噩,無意識,無目的,“局不知所為,形不知所以”,“生而不知其所以生”,象動物一樣。莊子認為,只有那樣,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
但歷史並不隨這種理論而轉移。從整體來說,歷史並不回到過去,物質文明不是消滅而是越來越發達,技術對生活的干預和在生活中的地位,也是如此。儘管這種進步的確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但歷史本來就是在這種文明與道德、物質與精神、歡樂與苦難的二律背反和嚴重衝突中進行的,具有悲劇的矛盾性;這是發展的現實和不可阻擋的必然。正象當年馬克思、恩格斯早已深刻論述過的資本主義在歷史上的進程那樣。因之,莊子(以及後世一些批判文明的進步思想家們)的意義,並不在於這種“回到自然去”的非現實的空喊和正面主張,而在於揭發了階級社會的黑暗,描述了現實的苦難,傾訴了人間的不平,展示了強者的卑劣。莊子許多否定性的言詞論斷,例如著名的“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之類的警句,不是異常深刻尖銳,至今也保持其批判的生命力而發人深省嗎?
莊子在這種文明批判中更為重要的獨特處,例如與老子大不相同的地方,在於他第一次突出了個體存在、他基本上是從人的個體的角度來執行這種批判的。關心的不是倫理、政治問題,而是個體簇在的身(生命)心(精神)問題,這才是莊子思想的實質。
“故常識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為殉也,一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拓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而以殉物,豈不悲哉!”“……一受其成形,不化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進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徒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莊子深深悲嘆人生一世勞碌奔波,心為形役,空無意義,有生如此,等於死亡。儘管從大夫盜小人,從聖賢到盜賊,他們各為不同的外物所役使,或為名,或為利,或為家族,或為國事,而奮鬥,而犧牲,但他們作為殘害自己個體的身體生命,作為損害自己個體的自然“本性”,則完全相同,是同樣可悲的,都是“人(個體的身心)為物(社會化的各種存在和觀念)役”的結果。
有些學者曾認為莊周就是楊朱。因為他們都貴生,強調要珍視生命存在。人不要為種種“身外物”(不管是名利財產還是仁義道德)所役使,那些東西都沒有用處,沒有價值,沒有意義,只有人活著,才是真實的。“故曰:道之真以治身”,莊子那個“吾將處於材與不材之間”的有名故事,以及《養生主》中所說“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可以保身,可以全生”等等,都表現了莊子“保身全生”即保全生命的根本主張。
這固然是對“今世殊死者相枕也,侀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的動亂社會現實的恐懼的反映;但從理論上說,意識到人作為個體血肉之軀的存在與作為某一群體的社會存在以及作為某種目的的手段存在之間的矛盾衝突,卻是古代思想史上一個重要的發現。這裡也就是生髮出什麼才是人的“真實”存在,什麼才算是人的“本性”的問題,也生髮出人如何才能不被外在環境、條件、制度、觀念等等所決定所控制所支配所影響,即人的“自由”問題。莊子從個體角度最早接觸了這個巨大問題,這就是他的哲學主題所在。
當然,莊子既不可能理解也不可能真正正確提出這個問題,這有如《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所說::“……各個人可以看到自己的生活條件是早已確定了的:階級決定他們的生活狀況,同時也決定他們的個人命運,使他們受它支配,這和個人屈從於分工是同類現象,這種現象只有通過消滅私有制和消滅勞動本身才能消除”只有通過歷史進步,才能消滅私有制和異化勞動。在這之前,人類文明史的進程中必然存在異化,想要一躍而跳過某一整個歷史時期,要求“回覆”或“恢復”人的自然“本性”從而回到“自由”的遠古時期去,象莊子那樣,實際是要求立即消滅私有制和一切文明以及“勞動本身”,過動物般的渾渾噩噩無知無識的生活,這只是開歷史的倒車而已。因為所謂人的“本性”、“獨立”、“自由”和所謂人的“真實存在”,都只能識歷史的具體的。自然性並不就是“人的本性”,動物性的個體自然存在也並不自由。動物性的自然生存並非人的自由理想。同時,個體的人作為自然軀體也總要死的,保身並不能永生。
這一點莊子自然知道。於是,如何超越苦難世界和越過生死大關這個問題,由於不可能在物質世界中現實地實現,最終就落腳在某種精神——人格理想地追求上了。個體存在的形(身)神(心)問題最終歸結為人格獨立和精神自由,這構成莊子哲學的核心。
莊子為塑造這個理想人格而竭力張大其詞,極盡誇揚描繪之能事。從《逍遙遊》中那許多飄飄然的美麗的形象故事,到提出所謂“至人”“真人”“神人”的高級稱謂,表明這才是莊子所要追求的東西,莊子對這個理想人格的追求,是通過對“道”的論證來展開和達到的。這就是它的本體論的哲學。
“道”在莊子哲學中是一個異常複雜的概念,哲學史家們關於它有許多爭論,有的解釋“道”是精神,有的說“道”是客觀的,有的說“道”是主觀的……。總之它的特徵似乎是無所不在而又萬古長存。它先於天地,早於萬物,高於一切,包括高於鬼神、上帝、自然、文明。它是感觀所不能幹支,思辨所不能認識,語言所不能表達,而又能為人們所領會、所通曉。它無意志,無願欲,無人格,無所作為,而又無所不為。莊子說:
夫道,有情有性,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上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
……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道不可聞,聞而非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見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當名。……道無問,問無應。
這是一個充滿了神秘感的無限實體。那麼這個實體的特徵是什麼呢?
老子曾說,“道法自然”,“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為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等等……,在這裡,老莊的“道”又確乎是一致的。就是說,“道”的特徵在於自自然然,毫不作為。所以它在一切之上而又在一切之中。這正是人所應該崇拜學習的:
“吾師乎!吾師乎!造萬物而不為義,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於萬古而為不老,覆載天地、克雕眾形而不為巧。此所遊已!”“夫天籟者,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鹹其自取,怒者其誰邪?”
一切事物都是有生有死有始終的,都侷限載一定具體的時空範圍內。只有這個“道”是超越這一切的。它無始終,無生死,無喜怒,無愛惡,它表現為萬物的自生自化,它自身也就在這萬物之中。“天不得高,地不得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與其道與”。所以它是一切,而一切也即是這個“一”。
值得指出的是,這個充滿了泛神論色彩的本體論在莊子哲學中並非真正的宇宙論。莊子的興趣並不在於去探討或論證宇宙的本體是什麼,是有是無,是精神是物質,也不在於去論證自然如何生成和演化……。這些問題在莊子看來均毫無意義。他之所以講“道”,講“天”,講“無為”、“自然”等等,如同他講那麼多“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講那麼多預言故事一樣,都只是為了要突出地樹立一種理想人格地標本。所以他講的“道”並不是自然本體,而是人的本體,他把人作為本體提到宇宙的高度來論說,也就是說,它提出的是人的本體存在與宇宙自然存在的同一性。
在莊子看來,這個人的本體存在,由於擺脫了一切“物役”從而獲得了絕對自由,所以它是無限的。他“物物而不為物所物”,他能作逍遙遊,“揹負青天,而莫之夭閾”。它“無所待”,不受任何現實關係的規定、束縛、限制,從而“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冱而不能寒,疾雷破山而不能傷,飄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生死無變於己,而況利害之端乎!”連生死都對他無影響,更何況利害?更何況種種世俗“塵垢”?而者就是“至人”、“真人”、“神人”、“大宗師”——一句話,即莊子的理想人格。所以,我倒同意一本不被人主義的哲學史中所表達的這種傳統論斷:“莊子真實學問在大宗師一篇。所謂大宗師何也?曰道也。明道也,真人也,大宗師也。名雖有三,而所指則一也。特以其本體言之,則謂之道。以其在人言之,則謂之真人,謂之大宗師耳。莊子惟得乎此,故能齊生死,一壽夭,而萬物無足以攖其心者。……皆當生死之際而安時處順,哀樂不入。……今人談莊子,不與此等處求之……抑所謂棄照乘之珠而寶空櫝者,非歟?”
本體論如此,認識論亦然,也是為了論證這個獨立自足、絕對自由的無限人格本體的。莊子的相對主義、虛無主義、不可知論,嗾使為了指明一切具體的事物的存在變化。包括所謂有無、大小、是非等等,都是有限的、局部的、不確定和無意義的,不必去深究探討,否則將只是可笑的徒勞。因為“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本是一個混沌、完全、齊備的整體(“道”、“一”、“全”),如果硬要分出有無、是非、大小等等來認識,弄出種種區別,就會失去了那真實的本體存在。“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辨也者,有不辨也”;“夫大道不稱,大辨不言,大仁不仁……”,各種知識都是局部、相對、有限而不真實的。真是的“知”正是“知止其所不知”。它是不能用語言、概念、判斷、邏輯而只能用直接的體驗才可以把握和達到的。“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孰知不言之辨,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謂之葆光”。總之,無論本體論還是認識論,莊子都要求人應該仿效自然事物,既無知識又無願欲,任憑那無意識無目的而又合規律的客觀過程自然運行,莊子認為只有這樣,才合乎“道”。“古之真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其出不欣,其入不距;悠然而往;悠然而來而已矣。……是之謂不以心損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一切人為,一切人的有意識有目的的活動、認識、思慮、打算,都只是對“道”的損傷。“道”是“天”,是“一”,是“全”,是“混沌”整體;“人(為)”是“偏”,是“虧”,是“分”,是“日鑿一竅,七日而混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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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怎樣才能現實地達到這個與“道”同體地理想人格那?既然“道”是“無為”,是順應自然,那麼人就應該“安時而順處”,對一切都無所謂:“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不樂壽,不哀夭;不榮通,不醜窮”,“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生死、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譭譽、飢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這也就是聽天由命毫不作為。可見,既然不主張通過活動去改變生死、存亡、貧富、譭譽等等現實的限制和束縛,那麼人的所謂“絕對自由”、“獨立自足”,便都不存在於現實生活和社會行為的有意識的選擇和主張活動中,從而這種所謂“自由”、“自足”和“超越”世俗塵垢,實質上不過是一種心理追求和精神的幻象而已。莊子是通過“心齋”、“坐忘”等等來泯物滅我、同生死、超利害、一壽夭,而並不是通過主動選擇和現實行動來取得個體獨立的。著名的莊周蝴蝶寓言和同樣著名的莊子妻死鼓盆而歌的故事都在點明,所謂夢、醒和死生,是可以從精神上予以超越的。把夢醒生死加以確定、區別和規範,是一種執著於不真實的現象的片面性,它是由不真實的外在的有限事物所束縛、所侷限而心靈沒有得到解放所致。只有從心理上王權泯滅它們,視同一體,“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不知周之夢為蝴蝶歟?蝴蝶之夢為周歟?”這才與整個自然、整個宇宙合而為一,“未始有物,與道同一”,這才能體驗道真正的生命秩序,這才是“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這才是能“入水不濡。入火不熱”“御六氣之變以遊無窮”的“至人”、“真人”、“神人”。而這,也就是莊子哲學的最後制高點。
莊子以這種精神狀態作為理想人格的本質特徵,並以神秘的“心齋”“坐忘”、“形如槁木,心如死灰”、“嗒焉似喪其耦”以及種種醜陋形貌來描述其外在狀態,目的都在強調要把一切為仁為義為善為美為名為利等等所奴役所支配所束縛的“假我”、“非我”捨棄掉。只有“吾喪我”,才能達到或取得真吾(我)。這種“真我”才是如宇宙那樣自然地讓合規律與合目的性融為一體,主觀即是客觀,規律即目的,這也就是“道”。所以,莊子所追求的最高理想並不是某種人格神;它所描述和追求的只是具有這種心理——精神的理想人格。莊子哲學並不以宗教經驗為依據,而毋寧以某種審美態度為指向。就實質說,莊子哲學即美學。他要求對整體人生採取審美關照態度:不計利害、得失、是非、功過,忘乎物我、主客、人己,從而讓自我與整個宇宙合為一體。所謂“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所謂“無不忘也,無不有也,譫然無極而眾美從之”,都是講的這個道理。所以,從所謂宇宙觀、認識論去說明理解莊子,似不如從美學上才能真正把握住莊子哲學的整體實質。
正因為似美學而非宗教,所以莊子並不要去解決個體對死亡的恐懼與哀傷,也並不追求以痛苦地折磨現世身心生存來換取靈魂地解救與精神地超越。莊子並不象西方地基督教或近代地陀斯妥也夫斯基或基爾廊德。他也不象佛教那樣否定和厭棄人生,要求消滅情慾。相反,莊子是重生的。他不否定感性,這不僅表現在前述的“保全全生”、“不夭斤斧”和“安時處順”等方面,而且也表現在莊子對死亡並不採取宗教性的解脫而毋寧是審美性的超越上,他把死不看作拯救而當作解放,從而似乎是具有感性現實性的自由、快樂。“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這雖然是寓言,但強調的仍然是“樂”。這種“樂”雖已不是世俗的各種感性快樂,但又並沒有完全脫離感性的“樂”。故意捨棄和否定感性快樂以尋找超驗,強調通過痛苦(感性快樂的反面)才能獲得“神寵”達到“至樂”;這是一種有為,是恰恰和莊子哲學相矛盾的。莊子最求、塑造和樹立的是一種自自然然的一死生、泯物我、超利害、同是非的對人生的審美態度,認為這就是“至樂”本身,儘管“形如槁木,心如死灰”。
所以,從表面來看,莊、老並稱,似乎都是寡恩薄情;其實莊、老與此有很大區別。老子講權術,重理智,確乎不動情感;“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莊子則“道是無情卻有情”,外表上講許多超脫、冷酷的話,實際裡卻深深地透露出對人生、生命、感性的眷念和愛護。這正是莊子的特色之一,他似乎看透了人生和生死,但終於並沒有捨棄和否定它。“與物為春”,“萬物復情”,“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與天和者,謂之天樂”,……談“春”、說“情”、重“和”,都意味著並不把自然、世界、人生、生活看作完全虛妄和荒謬。想法,仍然執著於它們的存在,只是要求一種“我與萬物合而為一”的人格觀念。莊子對大自然的激勵鋪襯描述,他那許多瑰麗奇異的寓言故事,甚至他那洸洋自恣的文體,也表現出這一點。比較起來,在根本氣質上,莊子哲學與儒家的人“與天地參”的精神仍然接近,而離佛家、宗教以及現代簇在主義反而更為遙遠。
所以,以莊子為代表的道家,實際上是對儒家的補充,補充了儒家當時還沒有充分發展的人格——心靈哲學,從而也在後世幫助儒家抵抗合吸收消化了例如佛教等外來的東西,構成中國傳統的文化——心理結構中的一個重要的方面。當然,莊子哲學認為人的有意識有目的的生存活動竟完全可以如同大自然那樣無意識無目的地自然運行,這是完全謬誤地;從而他所提出地絕對自由的理想人格,便只能是一種虛構,因為個體的人的真正身心自由乃是人類集體在實際上支配事物的必然性並使自然人化的結果。莊子所採取的所謂“超越”,恰好是對物的必然性的逃避,這當然不可能成功,莊子哲學的確給中國文化和中國民族帶來許多消極影響,它與儒家的“樂天知命”、“守道安貧”、“無可無不可”等等觀念結合起來,對培植逆來順受、自欺欺人、得過且過得奴隸性格起了十分惡劣得作用。
雖然就整體說,莊子哲學在以征服外在環境、以社會生產和世俗生活豐滿發展為特色的秦漢時期,看不到多少重要影響,似乎被沉埋起來,直到魏晉時期才被重新發現;但有一點仍值得注意,即自先秦到魏晉即便在兩漢也始終未斷的養生學說與莊子的關係。王夫之《莊子解》註解《養生主》中“緣督以為經”說,“前身之中脈曰任。身後之中脈曰督。……緣督者,以清微纖妙之氣,循虛而行,止於所不可行而行自順”等,這就是從醫學角度來解釋的。“任”“督”二脈的運行理論是講究養生保身的中醫氣功的要領,直到今天仍然如此。莊子在《養生主》等許多篇章中所講的養生道術,以及所謂“心齋”、“坐忘”和“至人之呼吸以踵”之類,恐怕與氣功中的集中意念以調節呼吸等等有關。從馬王堆出土的引導圖等等可以推知,這一套在漢代社會中也是相當流行的。
綿延到六朝,如《抱朴子》,外篇講儒家治國平天下的一套,內篇卻大講修煉、長生、登仙。這時的莊子哲學大概已經與秦漢以來的神仙家、民間道教系統混雜在一起了。對長生、成仙等等的肯定和追求,一方面固然是對莊子哲學的庸俗化,因為莊子哲學的精神並不在此。但同時又可以說是莊子講的“養身全生”思想在醫學生理學上的發展和“落實”。 這種養生理論與例如內經——漢代思想不同處在於,後者以一套整體宇宙論系統為背景和基礎,前者卻主要以單個人體為對象目標;後者的精神和主幹是儒家,前者是道家——莊子。但是,由於同作為中國醫學和生理學,又仍有其共同思想基礎,他們二者很快就合在一起了,這種合流也有它的淵源。早在先秦,孟子的“吾善養吾浩然之氣”等等,與莊子就可以有相通之處。只是孟子與倫理學五行說相聯繫,終於在漢代構造成龐大宇宙論體系,莊子則始終以個體身心為中心,認為只要個體完善了,自由了,天人關係和人際關係自然沒有問題。儒家從人際關係中來確定個體的價值,莊學則從擺脫人際關係中來尋求個體價值。
所以莊子在魏晉之際突然大流行,是很自然的事。當時,舊的規範制度和社會秩序已經崩潰,戰亂頻仍,人命如草,“正是對外在權威的懷疑和否定,才有內在人格的覺醒和追求。也就是說,以前所宣傳和相信的那套倫理道德、鬼神迷信,諓緯宿命,煩瑣經術等等規範、標準、價值,都是虛假的或值得懷疑,它們並不可信或並無價值。只有人必然要死才是真的,只有短促的人生中充滿那麼多的生死離別、哀傷不幸才是真的。”於是,要求徹底擺脫外在的標準、規範和束縛,以獲取把握所謂真正的自我,便成了魏晉以來的一種自覺意識。恆溫問殷浩:“卿何如我?”殷雲:“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對自我第一的肯定,對外在標準(包括權勢名利)的卑視,不管實際是否做到,在當時哲學上卻非常重要。人(我)的自覺成為魏晉思想的獨特精神,而對人格作本體建構,正是魏晉玄學的主要成就。
在這意義上,玄學便是莊學。誠然,何(宴)王(弼)在建立“以無為本”的本體理論時,主要取源於老而不及莊。並且仍然以儒學為宗,孔仍在老之上。真正從理論上和行動上反儒崇莊的應推阮(籍)。正是他們使莊學在中國意識形態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痕。不但所謂竹林傳說對當時及後代起了很大影響,而且他們的確比較忠實地繼承和現實地表現了莊學。當然,就是他們,對儒學態度也非常矛盾複雜:儘管“非湯武而薄周孔”,有如魯迅所言,“因為他們生於亂世,不得已,才有這樣地行為,並非他們地本態”。但有一點卻又是他們的本態,即對莊子所描述的理想人格的嚮慕。他們把這種人格看作最高標準,是與一切世俗常人迥相區別的“大人”:“夫大人者,乃與造物同體,天地並生,逍遙浮世,與道俱成,變化散聚,不常其形。”
這裡重要的是,他們一方面服藥行散以求長生,追求形(身體)的成仙,而同時又重視養形必需養神,更求神(心靈)的超脫。形神問題之所以自這時起佔居哲學(形神之辯)和藝術(“以形寫神”)的中心,是與此有關的。在莊子那裡,本已有“神以守形”、養神以全生保身的理論,加上從《人物誌》以來用觀察神形以品議人物的社會風尚和政治標準,使得對個體人格的追求和標榜,成為哲學議論的主題。為司馬遷所推重的莊學的政治批評方面也在這個時期相配合地得到了繼承和發展,例如阮地“無君臣”的觀念以及鮑敬言的武君論等等。儘管比起形神問題,它們處於次要地位。
如果從理論傾向和哲學深度講,則應該把阮的莊學與何、王的老學連結起來。何、王的老學已經不同於老子原本,他們所主張的“以無為本”,是要求從種種具體的、繁雜的、現實的從而是有限的、局部的“末”事中超脫出來,以達到和把握那整體的、無限的、抽象的本體。這個真實本體是任何語言、概念、形象、思慮所不可窮盡的。人們只是借這些東西加以體驗和把握它。既把握了它,則這些東西便可以捨棄和忘掉;並且只有捨棄和忘掉,才可能真正最終達到那個本體。因為有言則有分,“有分則失其極矣”。“予欲無言,蓋欲明本。舉本統末,以示物於極者也。……是以修本廢言,則天而行化”。“道者,無之稱也,無不通也,無不由也。況之曰道,寂然無體,不可為象。是道不可體。故但志慕而已”。王弼等人是從儒家治理天下的角度來談論這個本體的,他們認為這個本體之所以重要,正是因為它是統治的理論:“夫眾不能治眾,治眾者,至寡者也。夫動不能制動,制天下治動者,貞夫一者也”。這也就是說,不應再以漢代那種繁複運轉的宇宙論系統圖式,而應以這個可以包容一切、“無為而無不為”的“道”、“一”來作為統治天下的理論基礎。
但重要的是,這個“無”的本體,與其說是宇宙的本體,還不如說是人格的本體。於莊子哲學一樣,玄學實際上是用人格的本體來概括、統領宇宙的。魏晉玄學的關鍵和興趣並不在於去重新探索宇宙的本源秩序、自然的客觀規則,而在於如何從變動紛亂的人世、自然中去抓住根本和要害,這個根本和要害歸根結蒂是要樹立一個最高統治者的“本體”形象。所以儘管玄學講了許多有無、本末、言意、形神……,但問題的核心仍然在於:“何晏以為聖人無喜怒哀樂……弼與不同,以為聖人茂於人者,神明也;同於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體沖和以通無;五情同,故不能無哀樂以應物。然則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於物者也”。這不正是莊子的“應物無方”的政治運用嗎?可見,王弼之區分“本”與“末”、“一”與“多”、“靜”與“動”,強調把紛繁多樣、運動變化的現象世界與虛靜而一的本體世界劃分開來,目的並非解說或針對宇宙、自然,而主要是在探索和樹立某種作為能主宰、支配、統治萬事萬物的社會政治上的理想人格(“聖人”),這種人格(“性”、本體)由於具有潛在的無限可能性,從而就可以展開呈現為多樣的現實性。他就能“應萬物而不為物所累”,可以日理萬機而仍怡然自適。他無為而無不為。因為“外在的任何功業、事物都是有限和能窮盡的,只有內在精神本體才是原始、根本、無限和不可窮盡,有了後者(母)就可以有前者(子)”。這也就是所謂只有“聖人”才能“”體無的真實含義。“無為”本是道家早有的“君人南面之術”,王弼把這一政治理論提到了哲學本體論的高度上。所以說魏晉玄學中的“無”的主題恰恰是對人的探索。可見,王、何的老學與阮的莊學,儘管並不相同,一是社會政治的統治理想,一是個體形神的超脫理想,但在建立理想人格這一根跟本主題上卻又是相同的。它們構成了同一思潮。
人格主題是“無”的哲學本質。其中一個值得注意之點是:無論阮或王弼,那個所謂“大人先生”或 “體無”的“聖人”似乎寂然不動、冷漠之極,卻又仍然充滿感情。王弼承認“五情應物”並不妨礙其成為真正的“聖人”;並且大概還只有能以“五情應物”而不累已,才能算是真正的“聖人”。而阮之重情,人所公認。有意思的是,重情恰好是與這種外表“寡情”的思辨哲學攜手同行的共同思潮。《世說新語》有許多這類記載:“王子敬雲,從山陰道上行,山川自相映發,使人應接不暇。若秋冬之際,尤難為懷。”“情之所鍾,正在我輩”,“樹猶如此,人何以堪”,等等等等。它們都相當明顯地反映出“尚情”和情感問題在這一時期的突出。這不但使從《文賦》到《詩品》的文藝理論提出了“詩緣情”的新美學觀念,而且也滲透在哲學思辨中了。這當然與當時社會的動亂苦難、外在束縛的減少有關。所以,如果不計細節,而從總體來看,魏晉思潮及玄學的精神實質是莊而非老,因為它所追求和企圖樹立的是一種富有情感而獨立自足、絕對自由和無限超越的人格本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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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學另一階段也是另一方面,便是向秀、郭象的《莊子注》。他們之不同於何王、阮,前人論之已詳。其特徵是扭轉阮那種在政治思想上、社會觀念和人格理想上全面地以莊排儒地傾向。郭象自己說得明白,他全面地重新解釋莊子,目標就在於“明內聖外王之道”,要把內聖(理想人格)與外王(社會政治地統治秩序)統一起來,所以郭在政治上強調有君雖有害,卻比無君好;在社會秩序上,郭肯定“尊卑有別”,“故知君臣上下手足內外乃天理自然”。這就是說,傳統儒家地倫常規範即是莊子的自然之道。在理想人格上,他所解釋的《逍遙遊》,更具有典型意義。他認為莊子講的大鵬與小鳥的寓言,並不在把高舉遠慕遨遊九天作為理性人格,恰好相反,他認為莊子要講的是大鵬與小鳥飛雖不同,有遠有近,有大有小,但都同樣可以是逍遙,並無優劣可分:“夫小大雖殊,而放於自得之場,則物任其性,事稱其能,各當其分,逍遙一也。豈容勝負於期間哉!”這種解釋與莊子哲學中本有的“順時而應世”,“處材不材之間”連結起來,於是所謂理想人格便只是服從世俗,順應環境,“遊外者依內,離人者同俗”,“聖人未嘗獨異於世,必與時消息,故在皇為皇,在王為王,豈有備俗而用我哉!”郭象認為,穿牛鼻絡馬首而為人用,也仍然是天性自然:“人之生也,可不服牛乘馬乎?服牛乘馬,可不穿落之乎?牛馬不辭穿落者,天命之固當也。苟當乎天命,則雖寄之人事,而本在乎天也”。這很明顯是與莊子原意唱反調了。莊子要超脫人事,復歸自然;郭象卻要肯定人事,認為人事本身就是自然。“所謂無為之業非拱默而已;所謂塵垢之外,非伏于山林也”。“臣能親事,主能用臣;斧能刻木,而工能用斧,各當其能,則天理自然,非有為也。……故各司其任,則上下鹹得而無為之理至矣”。肯定現存社會、倫常、政治、人際秩序都是合理的,應該去順應“合俗”,只有這樣,才是真逍遙,因為這樣才真正做到了“應物而不累於物”。對統治者的聖人來說,固然是“終日揮形而神氣無變,俯仰萬機而淡然自若”。對老百姓來說,則是“理有至分,物有定極,各足稱事,其濟一也。若乃……營生於至當之外,事不任力,動不稱情,……不能無困矣”。總之,“無為”即等於“順有”;“乘天地之正”者,即是“順萬物之性”。而所謂“順有”、“順萬物之性”,說穿了,也就是“順”社會統治秩序所規定的“萬物之性”,所以這是極為片面地發展了莊學中最庸俗虛偽的一面,完全失去了莊學中抨擊現實揭露黑暗的批判精神,失去了象阮籍那鍾反抗性的進步意義。郭象同時抹殺了王弼根據易、老提出的“無”的本體,否認去尋找本質現象區分的意義,一切都成為沒有規律的偶然自生,這就在根本上不需要再去描繪、尋找、建樹什麼理想人格,而成為純粹的混世主義、滑頭哲學了。郭注長期被看作莊子本意,人們經常通過郭注而讀莊,於是莊子哲學似乎也就成了影響極壞的陳垢。郭注雖在純粹思辨上確有成就,如突出了偶然性範疇等等,但它對莊子的曲解,卻是其主要方面。
世所公認,禪是中國的產物。佛教傳入中國經歷了取多變遷後,終於出現了以六祖慧能創始的南宗頓教,以後日益發展豐富,成為具有鮮明特色的中國佛學禪宗。
這裡當然不能介敘禪宗思想的由來始末以及“四料理”、“四賓主”、“五位君臣”、“奪境”、“奪人”等等細部,也不擬涉及禪宗與現實社會的功過得失。許多論著都談過這些問題。有的肯定它在佛學範圍內有衝破繁瑣教義、解放人心的進步作用,有的則痛斥他們是騙子、強盜,“從埝擅利口,天然工心計,禪門大師大抵屬於這兩類人”。我以為,這兩者有相當根據,本文不擬重複。
這裡想初略討論的只是,從純粹思想角度看,禪作為中國產物,有些甚麼基本特徵。
慧能是不識文字卻能“悟道”的開山典範。他的主要教義之一便是“不立文字”,即不在思辨推理中去作“知解宗徒”。因為在他看來,任何語言、文字,只是人為的枷鎖,它不僅是有限的、片面的、僵死的、外在的東西,不能使人去真正把握那真實的本體,而且正是由於執著於這種思辨、認識、語言,反而束縛了、阻礙了人們去把握。由上所述可知,這種思想中國早已有之,但禪宗把它進一步發展了。因為無論是莊子或玄學,他們仍不開脫語言、文字、概念、思維。禪宗後來要求連這些也徹底拋開,乾脆用種種形相直覺的方式來表達和傳遞那些被認為本來不可以表達和傳遞的東西。這種表達和傳遞既然不是任何約定的語言、符號,結果就變成一種特殊的主觀示意了。這突出地表現在所謂“公案”中。
……竭石頭,乃問不與萬法為侶者,是什麼人?頭以手掩其口,豁然有省。
問僧甚處來?僧曰近離浙中。師曰船來陸來?曰二塗俱不涉。師曰甚得到這裡?曰有什麼隔礙。師便打。
上堂僧問靈山,拈花意旨如何?師曰,一言才出,駟馬難追;進雲迦葉微笑意旨如何?師雲,口是禍門。
“手掩口”者,不可言說也。“師便打”者,不可道破也。因一落言筌,便成謬誤;若經道破,已非真實;是比“口是禍門”,駟不及舌。可見禪宗講求地“悟”並非理智認識,又不是不認識,而只是一種不可演說地領悟、感受。所以禪宗公案充滿了那麼多地拳打腳踢。但是,傳教又總不能完全逃避語言文字,否則畢竟很難交通傳遞,禪宗作為教派也不能存在何延續。“不立文字”卻仍然需要依靠文字(語言),於是在“立”了許多文字、講了許多“道理”之後,便特別需要用種種方式來不斷指出它的本身不在文字,不斷地揭示、提醒、指出人為地語言文字並不是真實本身,不能用他們去真正言說、思議和接近那真實的本體。這就是在講經佈道之外,還有許多“公案”的來由,“公案”之於禪最具典型性。
師曰祖雲:某甲有個會處。祖雲,作麼生?師雲,說似一物即不中……。
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我向爾道是第二義。
……藏門送之。問曰,上座尋常說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乃指庭下片石曰,且道此石在心內在心外?師曰:在心內。藏曰,行腳人著什麼來由,安片石在心頭。
“第一義”是不可言說的,所以“說似一物即不中”,“我向爾道”的是“第二義”。如果執著於“三界唯心”等理論思辨,也等於心中安裝了塊石頭,心中裝塊石頭是沉重而很不舒服的(這公案還可有另解)。粘著於物,拘泥於即使是正確的語言文字和理論思辨,也同樣如此。它們恰恰違反了真空自性。
烏龍長老訪馮濟川說話次,雲:昔有官人問泗州大聖師何姓?聖曰姓何。官雲住何國?聖曰住何國。此意如何?龍雲:大聖本不姓何,亦不是何國人,乃隨緣化度耳。馮笑曰:大聖決定姓何,住何國。如是往返數次逐致書於師,乞斷此公案。師雲:有六十棒。將三十棒打大聖,不合道姓何;三十棒打濟川,不合道大聖決定姓何。
任何一種解說,任何一種肯定或否定,即使如何空靈巧妙,例如問姓何,問住何國答重複之等等,也都不過是強作聰明,冒充解語,都是該打的。總之,應該破除對任何語言、思辨、概念、推理的執著。而這也就是慧能臨終傳授宗旨的“秘訣”:“若有人問汝義,問有將無對,問無將有對,問凡以聖對,問聖以凡對。二道相因,生中道義”。
有無、聖凡等等都只是用概念語言所分割的有限性,它們遠非真實,所以要故意用概念語言的尖銳矛盾和直接衝突來打破這種執著。問無偏說有,問有偏說無。只有打破和超越任何區分和限定(不管是認為的概念、抽象的思辨,或者是道德的善惡、心理的愛憎、本體的空有……),才能真正體會和領悟到那個所謂真實的絕對本體。它在任何語言、思維之前、之上、之外。所以是不可稱道、不可言說、不可思議的。束縛在言語、概念、邏輯、思辨和理論裡,如同束縛於有限的現實事物中一樣,便根本不可能“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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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問仰山:涅槃經四十卷多少是佛說?多少是魔說?仰山曰:總是魔說。”“只如今作佛見作佛解,但有所見有所著,盡名戲論之類,亦名粗言,亦名死語。”連佛家經典和各種佛學理論也都只是“魔說”、“戲論之類”、‘“粗言”、“死語”,就更不必說其他語言、思辨了。
可見,禪宗的這一套比玄學中的“言不盡意”、“得意忘言”又進了一大步。它不只是“忘言”或“言不盡意”,而是乾脆指出那個本體常常只有通過與語言、思辨的衝突或隔絕才能領會或把握。惠明向六祖求法,“慧能雲:汝既為法而來,可屏息諸緣,勿生一念。吾為汝說。明良久。慧能雲: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那個是明上座本來面目?惠明言下大悟……曰,惠明雖在黃梅,實未省本來面目。今蒙指示,如人飲水,冷暖自知。”所謂“本來面目”亦或作“還父母未生時面目”,也就是麼割斷一切意識、一切觀念、一切因果觀念等等,“勿生一念”,好象沒有落到這個因果現象世界中來似的。只有這樣,才可能真正領悟到與“無”同體的那個超善惡、是非、因果的本體世界。這不是思辨所能達到的。而只是一種神秘的感受或領悟,所以說是“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它是不可言說,不可傳達給別人的。禪宗一再強調的,大體都是這個意思。
如上所說,不可言說畢竟又要言說,不可表達卻還要表達;既不能落入平常的思辨、理性和語言,又得傳達、表示某種意蘊。這就不但把日常語言的多義性、不確定性、含混性作了充分的展開和運用,而且也使得禪宗的語言和傳道非常主觀任意,完全不符合日常的邏輯和一般的規範。例如,“甚麼是祖師西來意”,這是問“究竟什麼是禪”這個根本問題的。而禪師們的回答卻是“庭前柏樹子”“西來無意”“一個棺材,兩個死漢”等等。又如,問“如何是佛”?禪師們的著名回答是“幹屎撅”“麻三斤”等等。這種似乎已成為公式的“一棒打回去”的回答法都是為了表達“你問得不對”,即問題本身就提錯了。之所以要真動手打或用無意義得語言打回去如所謂“德山棒、臨濟喝”等等,都是為了使你大吃一驚,從而得到啟發或醒悟。禪宗公案中所以把那許多奇談怪答、奇行怪態作為悟道的鑰匙、傳道的榜樣,而津津樂道不已,原因就在這裡。
“不立文字”的另一層含義在於,文字(語言、概念和思辨)都是公共交通的傳達工具,有群體所共同遵守的普遍規則,禪宗認為要真正把握或達到本體,依靠這種共同的東西是不可能的,只有憑個體自己的親身感受、領悟、體會才有可能。因為“悟道”既不是知識或認識,而是個體對人生謎、生死關的參悟,當然就不是通過普遍的律則和共同的規範所能傳授,而只有靠個體去親身體驗才能獲得。這種感悟,既然不依靠語言文字或思辨,它便完全可以也必須在日常生活活動中、在普遍的行為和實踐中,通過具有個體獨特性的直覺方式去獲得。
於是,結論便是:“悟道”不應該也不可以借重或依靠任何外在的權威、偶像。禪宗強調自解,自立、獨往無前,以至於破除迷信、呵佛罵祖。“……于慧林寺遇天大寒,師取木佛燒火。”“這裡無佛無祖,達摩是老臊胡,釋迦老子是幹屎撅,文殊普賢是擔屎漢……。”連佛菩薩都只是“幹屎撅”之類,可以拿來取暖,並無用處,就更不必說別的了。“……回曰,外面黑,潭點紙燭度與師。師擬接,潭復吹滅。師與此大悟,便禮拜”。這是為了表明,不應指依靠外在的光明,而應循由自己的本性去征服黑暗,找到路途。
既然不需要日常的思維邏輯,又不要遵循共同的規範,禪宗的“悟道”便經常成為一種完全獨特的個體感受和直觀體會,意即個體感性經驗的某種神秘飛躍。因之,在任何情況和條件下都可以“悟道”,它具有極大的隨意性和偶然性。例如:
(智閒)一日役除草木,偶拋瓦礫,擊竹作聲,忽然省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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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因回答說野鴨子飛過去了而被老師扭痛了鼻子從而悟道的公案故事,那個大拇指被砍從而悟道的公案故事,以及禪宗各種所謂“截斷法”、“一字法”等等,都表明了這一點。儘管禪宗也情調這種種偶發方式本身並不就是禪而只是禪的表現方式,執著於它們,把它們當作公式,固定下來,摹擬仿效,就又等於有語言方法和邏輯形式,那便大錯特錯了。禪宗當然也講修煉,也講淨心寧意,並且認為這個過程有時還得相當長的時間。所謂“雲覆千山不露頂,雨滴階前漸漸深”等等,就是指這一過程,而且所有這些又只是為了創造頓悟的機緣、基本精神仍在強調“悟道”並無特定的形式規範,不是終日坐禪所能達到的。“生來坐不臥,死去臥不坐,一具臭骨頭,何為立功課”,“慧能沒伎倆,不斷百思想,對鏡心數起,菩提作麼長”,“僧問如何修道?師雲,道不屬修,若言修得,修還成壞”,“問如何是戒定慧?師曰,貧道這裡無此閒傢俱”等等說法,都是指明悟道得禪不在於勉強身心去刻意“修道尋求”,而應該在與普通人並無差異(也臥、也坐、也思想)的日常生活中,在一定積累後,隨著某種機緣,一點即破,經由這種個體的獨特途徑,去達到那真實本體。
......問和尚修道,還用功否?師曰用功。曰如何用功?師曰,飢來吃飯,困來即眠。曰一切人總如是,同師用功否?師曰不同。曰何故不同?師曰,他吃飯時不肯吃飯,百種須索,睡時不肯睡,千般計較。
僧問師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師曰,吃粥也未?雲吃粥了也。洗缽盂去。其僧因此大悟。
早上要吃粥,吃完了要洗碗;餓了吃飯,困了睡覺,這都是日常自然的事情,撇開這些自然事情而硬去思慮去強求“悟道”,那就是根本不可能“悟道”。“悟道”只能在日常生活中自然地獲得。這就是禪宗大講的所謂“平常心是道”。“一切聲色事物,過而不留,通而不滯,隨緣自在,到處理成。”“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涼風冬有雪。若無閒事掛心頭,便是人間好時節”。“……問可松:彌勒菩薩,為甚麼不修禪定?不斷煩惱?答道:真心本淨,故不修禪定;妄想本空,故不斷煩惱。又問大潤,答曰禪心已空,不須修,斷盡煩惱,不須更斷。又問海禪師,答本無禪定煩惱。”三答中當然最後者最高。因為它指出本來無所謂修煉,煩惱;刻意追求清靜、剔除妄想,等等,本身便意味著去坑定、執著於清淨、煩惱,便恰好是無念的反面了。“……請師指示個行路?師雲殺人放火”,即是說,禪並不是修什麼行能得到的。
“曾作偈示眾曰,方水潭中鱉鼻蛇,擬心相向便榆榔,何人拔得蛇頭出?……上曰,如何只得三句?師曰,意有所待。後大隋元靖長老舉前三句了,乃著語云:方水潭中鱉鼻蛇。”拔出蛇頭,仍是蛇頭,可見費盡思考,追尋所謂佛性得根底,是沒有意義,不會有得的。只有在既非刻意追求,又非不追求,既非有意識又非無意識,既非泯滅念慮,又非念念不忘,即所謂“在不住中又常住”和無所謂“住不住”中獲得這個“好時節”或“忽然省悟”,這才是所謂真悟道。
如上所說,禪宗的“悟道”不是思辨的推理認識,而是個體的直覺體驗。它不離現實生活,可以在日常經驗中,通過飛躍獲“悟”。所以它是在感性自身中獲得超越,既超越又不離感性。一方面它不同於一般的感性,因為它已是一種獲得精神超越的感性。另一方面,它又不同於一般的精神超越,因為這種超越常常要求捨棄、脫離感性。禪宗不要求某種特定的幽靜環境(如山林)或特定的意識規矩去坐禪修煉,而是認為任何執著於舍厭感性去追求精神超越,反而不可能超越,遠不如在任何感性世界,任何感性經驗中“無所住心”——這即是超越。
那麼,進一步的根本問題便是,禪宗這種既達到超越又不離感性的“頓悟”究竟是什麼呢?這個“好時節”、“本無煩惱”、“忽然省悟”又到底是什麼呢?我以為,它最突出和集中的具體表現,乃是對時間的某種神秘領悟,即所謂“永恆在瞬間”或“瞬刻即可永恆”這一直覺感受。這可能是禪宗的哲學秘密之一。
禪宗講的是“頓”悟。它所觸及的正是時間的短暫瞬刻與世界、宇宙、人生的永恆之間的關係問題。這問題不是邏輯性的,而是直覺感受和體驗領悟性的。即是說,在某種特定條件、情況、境地下,你突然感覺到在這一瞬間似乎超越了一切時空、因果、過去、未來、現在似乎融在一起,不可分辨,也不去分辨,不再知道自己身心在何處(時空)和何所由來(因果)。這當然也就超越了一切物我人己界限,與對象世界(例如與自然界)完全合為一體,凝成為永恆的存在。於是這就達到了也變成了所謂真正的本體自身了。本來,什麼是我?如果除去一切時空、因果(“生我者父母”以及我為何在此時此地等等),我也就不存在了。在瞬間地永恆感中,便可以直接領悟到這一點。所謂“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就是這個意思。在禪宗看來,這就是真我,亦即真佛性。超越者與此在這裡得到了統一。可見,這並不是“我”在理智上、意念上、情感上相信佛、屬於佛、屈從於佛,相反,而是在此瞬刻永恆中,我即是佛,佛即我,我與佛是一體。禪宗常說有三種境界,第一境是“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跡”,這是描寫尋找禪的本體而不得的情況、第二境是“空山無人,流水花開”,這是描寫已經破我執法執,似已悟道而實尚未的階段。第三階段是“萬古長空,一朝風月”,這就是描寫在瞬刻中得到了永恆,剎那間已成終古,在時間是瞬刻永恆,在空間則是萬物一體;這就是禪的最高境地了。這裡,要注意的是,瞬刻即永恆,卻又必需有此“瞬刻”(時間),否則也就無永恆。可見這永恆既超越時間卻又必需在某一感性時間中。既然必須有具體的感性時間,也就必需有具體的感性空間;所以也就仍然不脫離這個現實的感性世界,即所謂不落因果又不昧因果,這也就是超越、不離感性。重要的是,經此一“悟”之後,原來的對象世界就似乎大不一樣了。儘管山還是山,水還是水;吃飯還是吃飯,睡覺還是睡覺;外在事物並無任何改變,也不需要任何改變;但是經此“瞬刻永恆”的感受經驗之後,其意義和性質卻似乎有了根本的不同。它們不再被當作要執著的實在,也不再是要追求的虛空;它們既非實有,也非空無,因為本無所謂空、有。有與無、實體與虛妄,存在與消亡……都只是未經過超越的執著。說它是虛無即等於肯定超虛無的實在。神秀的“時時勤拂拭,不使染塵埃”之所以謬誤,正在於執著於某種理想的“菩提樹,明境臺”,即把佛性當作實在去追求從而無法獲得那個我與佛同體的神秘感受。在我即佛,佛即我的真正超越裡,這一切(有無、色空、虛實、生死、憂喜、愛憎、善惡、是非、榮枯、貧富、貴賤……等等)混然失去區分,而這也就是那個不可言說的“存在”。“未有無心境,嘗無無心境;境忘心自滅,心滅境無侵”。 既已超時空、因果,也就超越一切有無分別,於是也就獲得了從一切世事中解放出來的自由感。從而,既不用計較世俗事務,也不必故意枯坐修行;餓即吃,困即眠,自自然然地仍然過著原來的生活;實際上卻已“入聖超凡”。因為你已經參透禪關——通過自己的獨特途徑,親身獲得了“瞬間即可永恆”=“我即佛”這種神秘感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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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瞬刻永恆”的另一感受是某種精神的愉快或歡樂。在各種宗教經驗中,都有某種精神的愉悅、歡樂或滿足感。它接近道德的愉快,但由於感到自己已與神同體或被神“引接”,因而,它又是比道德愉快感更為強烈並且似乎更清徹純淨的愉快。這是需要心理學來具體分析研究的。否定或忽視這一點,就難以解釋某些狂熱的宗教徒領死如怡,強烈要求獻身的那種歡樂,也難以理解某些虔誠的宗教徒那種寧靜淡泊的內心愉悅。它是道德的,但有時超乎道德的另一種心境、體驗和感受。宗教被利用為社會、政治的鴉片煙,一部分正是通過創造這種情感體驗而成功的。
禪宗宣講的“悟”,也是如此。不同的是,禪宗渲染的這種宗教神秘感受,更少有刺激性的狂熱,更少激動昂揚的歡樂,而毋寧更為平淡安靜。它不是追求在急劇的情感衝突中、在嚴重的罪感痛苦中獲得解脫和超升,而毋寧更著重在平靜如常的一般世俗生活中,特別是在與大自然的交往欣賞中,獲得這種感受。比起那強烈刺激的痛苦與歡樂的交響詩來,它似乎更能長久地保持某種詩意的溫柔牧歌的韻味。而它所達到最高境界的愉悅也是一種似乎包括愉悅本身在內都消失溶化了的那種異常淡遠的心境。這是因為,既已與佛融為一體,“我”已消失在宇宙本身的秩序生命中,自然也就不再存在包括愉快在內的任何“我”的情感了。
禪宗非常喜歡與大自然打交道。它所追求的那種淡遠心境和瞬刻永恆經常假借大自然來使人感受或領悟。如果剔去那種種附加的總價的神秘內容,這種感受或領悟接近於一種審美愉快。審美愉快有許多層次和種類,其中有“悅志悅神”一大類。禪宗宣揚的神秘感受,脫掉那些包裹著的神學衣束,也就接近於悅神類的審美經驗了:不僅主客觀渾然一致,超功利,無思慮;而且似乎有某種對整個世界的規律性與自身的目的性相合一的感受。特別是在欣賞大自然風景時,不僅感到大自然與自己合為一體,而且還似乎感到整個宇宙的某種合目的性的存在。這是一種非常複雜的高級審美感受,好些自然科學家也曾提及這種體驗,即在研究自然時,有時可以產生一種宇宙合目的性存在的奇異感受,即似乎感到冥冥中有某種與規律性相同一的目的或事物。一些人把它說成了自由的想像,一些人由之而相信上帝,實質上也即是這種審美感受。
無怪乎,禪宗文獻中保存了很多有關悟道的傳說和詩作常與自然有關。從最早的“教外別傳”的臆造傳說開始:
世尊在靈山會上,拈花示眾,是時眾皆默然。唯迦葉尊者破顏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咐囑摩訶迦葉。
拈花微笑,道體心傳,這是一張多麼美麗的圖畫。此外,如“青青翠竹,總是法身,鬱郁黃花,無非般若”,“問如何是天柱家風?師曰,時有白雲來閉戶,更無風月四山流”。“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春來草自青”。“問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即問沉默與語言涉及一念出入如何能不滯礙),師曰常憶江南三月裡,鷓鴣啼處百花香”,……等等,都是通過詩的審美情味指向禪的神學領悟。
然而好些禪詩偈頌由於著意用某種類比來表達意蘊,常常陷入概念化,實際就變成了論理詩、宣傳詩、說教詩,不但恰好違反了禪宗本旨,而且也缺乏審美趣味。所以我認為具有禪味的詩實際上比許多禪詩更接近於禪。例如王維的某些詩比好些禪詩便更有禪味。甚至象陶詩“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杜詩“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等等,儘管與禪無關,但由於它們通過審美形式把某種寧靜淡遠的情感、意緒、心境引向去融合、觸及或領悟宇宙目的、時間意義、永恆之謎……,從而幾乎直接接近了(雖未必能等同於)禪所追求的意蘊和“道體”,所以並不神秘。這似乎可以證明禪的所謂神秘悟道,其實質即是某種審美感受。我們今天應該揭去禪的宗教包裹,還“瞬刻永恆”、“萬物一體”的本來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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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之所以多半在大自然的觀賞中來獲得對所謂宇宙目的性,即似乎是對神的了悟,也正在於自然界事物本身是無目的性的。花開水流,鳥飛葉落,它們本身都是無意識、無目的、無思慮、無計劃的。也就是說,是“無心”的。但就在這“無心”中,在這無目的性中,卻可以窺視見那個使這一切所以然的“大心”、大目的性——而這就是“神”。並且只有在這“無心”、無目的性中,才可能感受到它。一切有心、有目的、有意識。有計劃的事物、作為、思念,比起它來,就毫不足道,只妨礙它的展露。不是說經說得頑石也點頭,而是在未說之前,頑石即已點頭了。就是說,並不待人為,自然已是佛性。頗負國際聲譽得鈴木大拙在對比禪於基督教之後,強調它們得一致性,認為二者都以達到“枯木死灰”的心理境地為目標。本文以為,值得注意的倒是,禪在作為宗教經驗的同時,又仍然保持了一種對生活、生命、生意等等的肯定興趣。這一點與莊子相同;即使“形如槁木,心如死灰”。卻又仍然具有生意,這恐怕就與其他宗教並不完全一樣了。在禪宗公案中,用以比喻、暗示、寓意的種種自然事物及情感內蘊,就並非都是枯冷,衰頹、寂滅的東西,相反,經常倒是花開草長,鷲飛魚躍,活潑而富有生命的對象。它所訴諸人們感受的似乎是:你看那大自然!生命之樹常青啊,你不要去干擾破壞它!充滿禪意的著名日本啡句:“晨光啊,牽牛花把井邊小桶纏住了。我借水。”也如此。
由於不在世俗感性之外、之上去追求超越,而且不承認有這種超越,強調超越即在此感性之中,因之與追求鄙棄感性以求精神淨化的一般宗教便有所不同。如前所述,它在客觀上仍包含有對感性世界的肯定和對自然生命的歡欣,而這也正是審美感受不同於宗教經驗之所在。這是相當奇怪的:否定生命厭棄世界的佛教最終變成了這種具有生意的禪果,並且通過詩歌、繪畫等藝術王國給中國士大夫知識分子們增添了慰安、寄託和力量。而這,不正是中國化嗎?
人們常常把莊與禪密切聯繫起來,認為禪即莊。兩者確乎有許多相通、相似以至相同之處,如破對待、空物我、泯主客、齊死生、反認知、重解悟、親自然、尋解脫……等等,特別是在藝術領域重,莊禪更常常渾然一體,難以區分。
儘管莊與禪有許多聯繫和相同之處,但二者又仍然又差別,這差別倒正好展示出中國思想善於在吸收和同化外來思想中獲得豐富與發展。這些差異是,第一,莊子的破對待、齊生死等等,主要仍是相對主義的理性論證和思辨探討。禪則完全強調通過直觀領悟。禪竭力避開任何抽象性的論證,更不談抽象的本體、道體,它只講眼前的生活、境遇、風景、花、鳥、山、雲……,正是一種非分析又非綜合、非片斷又非系統的飛躍性的直覺靈感。第二,莊所樹立誇楊的是某種理想人格,即能作“逍遙遊”的聖人、“真人”、“神人”,禪所強調的卻是,某種具有神秘經驗性質的心靈體驗。莊子和魏晉玄學在實質上仍非常執著於生死,禪則以參透生死關自許,於生死無所住心。所以前者(莊)重生,也不認世界為虛幻,只認為不要為種種有限的具體現實事物所束縛,必須超越它們,因之要求把個體提到與宇宙並生的人格高度。它在審美表現上,經常以氣勢勝,以拙大勝。後者(禪)視世界、物我均虛幻,包括整個宇宙以及這種“真人”、“至人”等理想人格也如同“幹屎撅”一樣,毫無價值,真實的存在只在於心靈的感覺中。它不重生亦不輕生,世界的任何事物對它既有意義也無意義,都可以無所謂。所以根本不必去強求什麼超越,因為所謂超越本身也是荒謬的,無意義的。從而,它追求的便不是什麼理想人格,而只是某種徹悟心境。莊子那裡雖有這種“無所謂”的人生態度,但禪由於有瞬刻永恆感作為“悟解”的基礎,便使這種人生態度、心靈境界比莊子更深刻也更突出。在審美表現上,禪以韻味勝,以精巧勝。
莊禪的相通是主要的。這表現了中國思想在吸取了外來許多東西之後,不但沒有失去而且還進一步豐富發展了自己原有的特色。在這個意義上,禪宗與儒家精神也大有關係。並且,隨著歷史推移,禪最終又回到和消失融解在儒、道之中,這大概也就是中國禪與日本禪(由中國傳去卻突出發展了,不再回歸到儒、道)不同之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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鈴木曾認為,禪之所以只能產生在中國,原因之一是因為中國傳統重實踐活動,不象印度古代只認精神高貴,不屑勞動操作,僧人必須由人供養;中國禪宗則強調自食其力,“擔水砍柴”,從事農業生產,過普通的勞動生活 。這點當然值得注意。但如果從思想上看,更根本的仍然是中國儒家傳統精神的滲入。“天行健”、“生生之謂易”與禪的生意就有可以溝通之處。“群籟雖參差,適我莫非新”,王羲之的這句詩在禪宗之前,然而它可以用來說禪,也可以用以說莊和易。莊、禪、易彼此可以相通而一致。當然,話不能說過頭,禪畢竟是一種宗教經驗,它除了具有空幻感受外,總帶有象徵,神秘的成份,這是與莊和易不相同的。易是雄健剛強的運行不息;莊是大自然宏偉本身,都不需象徵、神秘。但這裡講的主要是它們的共同處,且共同處是主要的,總結起來,如果用一句話說,這就是:無論易、莊、禪(或儒、道、禪),中國哲學的趨向和頂峰不是宗教,而是美學。中國哲學思想的道路不是認識、道德到宗教,而是美學。中國哲學所追求的人生最高境界,是審美的而非宗教的。……孔子最高理想是“吾與點也”,所以他說“逝者如斯夫,不捨晝夜”,對時間、人生、生命、存在有很大的執著和肯定,不在來世或天堂去追求不朽,不朽(永恆)即在此變易不居的人世中。慷慨成仁易,從容就義難。如果說前者是懷有某種激情的宗教式的殉難,固然也極不易;那麼後者那樣審美式的視死如歸,按中國標準,就是更高一層的境界了。這種審美境界和審美式的人生態度區別於認識和思辨理性,也區別於事功、道德和實踐理性,又不同於脫離感性世界的“絕對精神”(宗教)。它即世間而超世間,超感性卻不離感性;它到達的制高點式樂觀積極、並不神秘而與大自然相合一的愉快。這便是孔子、莊子與禪宗相互交通之處。
由上可見,本文之所以把莊、玄、禪並在一起作一種極為粗糙的輪廓述評,乃是基於這樣一種認識,即認為它們三者的某些共同點構成了整個中國傳統思想一個有深遠影響的方面。那麼,它們到底給予了後代什麼?在中國民族的文化——心理結構上,它們佔居怎樣的地位?
三十多年來,它們一直是激烈批評的對象。一連串的惡言不斷加在他們身上。莊子是“阿Q精神”、“滑頭主義”、“混世哲學”、“宿命主義”、“悲觀主義”、“虛無主義”。玄學是“享樂縱慾腐化生活得遮羞布”、“卑鄙而又虛偽”。禪宗更是“廉價得天堂門票的兜售者”和粗暴獨斷的主觀唯心論、神秘主義、直覺主義,等等。
應該說,這些批判都有相當的道理,特別是從它們的階級基礎和社會作用說,這是不容忽視的消極方面。魯迅寫《起死》的專題小說激烈抨擊了莊子,甚至在《阿Q正傳》中,魯迅也沒有忘記去諷刺那“人生天地間大約本來有時也未免要殺頭的”這種莊子去諷刺那“泰然”、“超脫”。關於這個方面,因為這個方面,因為已經有了不少論著,我於此既無異議,又無新意,不必重複多談。剩下的問題就是,莊、玄、禪是否只有被抨擊、打倒、捨棄的消極方面?它在中國歷史上是否僅僅起了這方面的作用?也有人認為不是,並引列寧的話說,它們是哲學史上不結果實的花朵。意思是說其中還有可以吸取的東西。但是,這些東西到底是什麼?卻沒有人作進一步的具體說明。
與講修、齊、治、平的儒家不同,莊、禪基本上不是社會政治哲學,它們只是某種人格——心靈哲學。它們帶給人們的虛無、消極、被動、苟安等等麻醉欺騙作用,直接訴之於心理結構和個體行為方式本身。而這,又主要通過士大夫知識分子的思想、行為和心理狀態而瀰漫和影響整個社會。下層勞動農民大抵與莊、禪並無多少真正的緣分。儘管禪在開宗時曾以能在下層傳教而有名。但它遠不象日本的禪宗通過茶道、花道等形式深入到一般社會生活之中。莊和禪對中國民族的文化——心理結構的壞的和好的作用與影響都遠不及儒家。它們只是作為儒家的某種對立的補充,通過知識層而在文化領域內(例如文學藝術領域)留下較突出的印痕。如果從這個領域和角度看,這種印痕卻並不是消極的。的確有消極的一面,例如它使士大夫麻醉在逃避現實的“超脫”中而失去奮爭的勇氣和意態,這確乎至今對知識分子也還有壞的影響。不過另一方面,由於對人生採取超脫的審美態度,由於對惡劣環境和腐朽政治採取不合作的態度,由於重視直觀、感受、親身體悟,等等,它們又常常使藝術大放光彩,使藝術家創作出許多或奇拙或優美或氣勢磅礴或意韻深永而名垂千古的作品來。至於禪之所以為現代西方某些學者們所注意和研究,則在於它在幫助人們發對高度異化的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生活(如機械化、抽象化、知性化等等),擺脫人成為資本、商品的奴隸以及科技工藝的知性奴隸和消費色情等感性奴隸,使個體自我獲得啟悟、不被淹沒等方面,能有一定啟發的緣故。
莊玄禪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可以陶冶、培育和豐富人的精神世界和心靈境界。它可以教人們去忘懷得失,擺脫利害,超越種種庸俗無聊的現實計較和生活束縛,或高舉遠慕,或怡然自適,與活潑流動盎然生意的大自然打成一片,從中獲得生活的力量和生命的意趣。它可以替代宗教來作為心靈創傷、生活苦難的某種慰安和撫慰。這也就是中國曆代士大夫知識分子在巨大失敗或不幸之後並不真正毀滅自己或走進宗教,而更多是保全生命、堅持節操、隱逸遁世,而以山水自娛、潔身自好的道理。
今天更應該注意的另一點是以莊禪為範例的直觀思維方式。《莊子》是哲學,但它極少運用邏輯論證或形式推理以獲取固定的結論。相反,它用多層形象的類比和寓意,只指示某種真理的方向。禪宗就更是這樣了。與講究分析、注重普遍、偏於抽象的思維方式不同,中國思維更著重於特殊、具體的直觀領悟中去把握真理。莊子與惠施的濠上辯論,前述禪宗的種種機鋒,都顯示它們講求的是創造的直觀,亦即在感受中領悟到某種宇宙規律。這種思維認識方式具有審美積澱的特徵,它是非概念非邏輯性的啟示。例如在科學研究中有時便可以突然感受或領悟到某種普遍形式的客觀規律性,如某種簡單明瞭的自然程序性的突然呈現……,這正是我們今天在美學上要深入探究的“以美啟真”的問題。一些著名的物理學家常說,美感似乎在抽象的符號中指引他們;如果要在兩種理論——一種更美些,一種則更符合實驗——之間進行選擇的話,那麼他寧願選擇前者,等等,這些說法是值得重視的。它在衝破精確而僵硬的概念抽象,提供活潑的感性啟示,使科學思維藝術化,簡潔處理複雜圖景或直觀把握某種非概念語言所能傳達的意蘊等等方面,都是值得研究的,禪的激烈機鋒在打斷鑽牛角尖的邏輯束縛,否定認識和知識的固定化等方面,更有啟發、震醒作用,它使人們在某種似乎使邏輯悖論或從一般只是或科學看來是荒謬和不可能的地方,注意有某種重要的真實性或可能性。而所有這些,又與中國從孔子開始重視心理整體(如情感原則),而不把思維僅當作推理機器的基本精神,是一脈相承的,即不只是依靠邏輯而是依靠整個心靈的各種功能去認識、發現、把握世界,其中特別重視個性的獨特體驗與領悟(這與每個個體的先天素質、後天經驗各不相同有關係)。我以為這在今日的思維科學中有重要的借鑑意義。因為這種非分析非歸納的創造直觀或形象思維正是人不同於計算機器,是人之所以能作真正科學發現的重要心理方式。
總之,無論莊、禪,都在即使厭棄否定現實世界而追求虛無寂滅之中,也依然透出了對人生、生命、自然、感性的情趣和肯定,並表現出直觀領悟高於推理思維的特徵,也許,這就是中國傳統不同於西方(無論是希伯來的割裂靈肉,還是希臘的對立感性和理性)的重要之處?也許,在剔除了其中的糟粕之後,這就是中華民族將以它富有生命力的健康精神和聰明敏銳的優秀頭腦對世界文化作出自己貢獻時,也應該珍惜的一份傳統遺產?先別忙於肯定或否定,想想,再想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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