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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安憲——莊子論命與生死

內容提要:命與生死問題是人生哲學的重要問題。先秦諸子對命都非常關注,莊子亦然。而關於生死問題,則尤為莊子所重視,因為它是莊子人生哲學不可或缺的部分。簡而言之,莊子對命與生死均抱著一種順其自然的態度。莊子所以要對命與生死抱有這種態度,因為只有這樣,才能保守個體精神的自由、自在與心性的寧靜和淡泊,而莊子把精神的自由、自在與心性的寧靜和淡泊看得比其他任何一切都更為…

    內容提要:命與生死問題是人生哲學的重要問題。先秦諸子對命都非常關注,莊子亦然。而關於生死問題,則尤為莊子所重視,因為它是莊子人生哲學不可或缺的部分。簡而言之,莊子對命與生死均抱著一種順其自然的態度。莊子所以要對命與生死抱有這種態度,因為只有這樣,才能保守個體精神的自由、自在與心性的寧靜和淡泊,而莊子把精神的自由、自在與心性的寧靜和淡泊看得比其他任何一切都更為重要。

關鍵詞:莊子  命  生死

1.人生之困境:時與命

     命,是決定人生貴賤福禍的、帶有必然性與神秘色彩的某種異己力量。作為一種人力所不能左右的自然力量,命亦稱做天命。在中國,天命觀念早在夏、商時代已很流行,見諸史籍的亦有不少,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尚書·湯誓》)“天命玄鳥,降而生商。”(《詩經·商頌·玄鳥》)這裡就把夏滅商興說成是由天命決定的。周代亦接受了這一觀點:“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尚書·康誥》)“丕顯文武,皇天弘厭厥德,配戎有周,膺受大命。”(《毛公鼎》)這裡將商滅周興也說成是受天命支配的。但周人在天命觀上也有發展,即認為天命並非固定不變,亦即所謂“天命靡常”(《詩經·大雅·文王》)。若“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尚書·召誥》)只有敬德保民,才能“受天永年”。(《尚書·召誥》)這就是所謂的以德配天的思想。

      孔子基本上承襲了周人的觀點。孔子講:“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論語·季氏》)又講自己“五十而知天命”,(《論語·為政》)對於命,孔子基本上持一種無可奈何的觀點,如其說:“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論語·憲問》)既然命是人力所不能抗拒的,所以,孔子認為,人應該認知命、懂得命,“不知命,無以為君子。” (《論語·堯曰》)孟子不僅有順命的思想,也有正命、立命的思想。“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孟子·萬章上》)“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盡心上》)認為人應當順從天命,但又不能消極地等待天命的安排,而應當積極進取,有所作為。

     莊子對於命的認識,與孔孟有同亦有異。莊子對於命,基本上也採取一種無可奈何的態度。“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正,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唯堯舜獨也正,在萬物之首。”(《德充符》)萬物皆稟受天命而生,堯舜受命而生,正像松柏受命而生一樣,但堯舜之正與松柏之正,卻又是別有原因的,這裡既有天命的原因,也有其自身的原因。但無論怎樣,命之為命,往往是人力所不能左右的。

     子輿與子桑為友,子桑甚貧,遭十日不歇之雨,有幾死之危險,子輿裹飯前去探望,子桑正鼓琴而歌,歌中似有悲怨之聲。子桑與子輿都是得道之人,所以子輿問子桑何以如此怨天尤人。子桑回答,自己不是在怨天,而是在感嘆自己的命運。父母難道要我如此貧困嗎?天地無私,天地難道單單要我如此貧困嗎?然而我竟貧困以至如此,這是為什麼?這也許就是所謂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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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作為一種必然的異己的力量,莊子認為人是無法違抗的。“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人間世》)子之愛親,亦是命;臣之事君,亦是義。反過來說也是一樣,“父母於子,東南西北,惟命是從。”(《大宗師》)父母與子女之間的關係,不僅是一種親情關係,也是一種命的關係,是冥冥之中一種命定的關係。“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德充符》)羿是百發百中的射手,有鳥進入羿的射程之內,而且正是當中的地方,那是肯定要被射中的地方,卻沒有被射中,那就是所謂的命。

       在莊子哲學中,還有一個和命時時關聯範疇:時。如果說,命是一種不可抗拒的、異己的、必然的力量與趨勢,那麼,時則是人力所無法左右的特定的社會發展狀態,亦即所謂的時局、時勢。命對人有著很大的影響和作用,時對人也有著很大的影響和作用。“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秋水》)所以說,“貴賤有時,未可以為常也。”(《秋水》)

       時、命既然是人力所不能抗禦的,所以人應當以一種無可無不可的態度來對待時、命。“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人間世》)人既然無法、亦無力抗拒命運的安排,那就只能以一種泰然自若的態度來聽命於命運的擺佈。莊子認為這樣一種對待命運的態度,正是精神修養達到極致的表現。申徒嘉是一位斷了腳的人,與鄭國執政大夫子產同時師事於當時的得道高人伯昏無人。子產很看不起申徒嘉,不願和他同坐同行。“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德充符》)申徒嘉辯解道:“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子產更進一步說:“子既若是矣,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 申徒嘉回答說:

   “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眾;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德充符》)

申徒嘉的回答確實很有見地。為自己的過錯做種種辯解,認為自己不該受形殘的處罰的人是很多的;既已形殘,不為自己做任何辯解,認為自己不該形全的人是很少的。認識到這一切都是無可奈何而能夠泰然處之,只有修養高深的人才能夠做得到。“孔子游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絃歌不惙。”(《秋水》)子路很不理解,孔子回答說:“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同上)孔子處窮久矣,而不免;求通久矣,而不得,這就是時、命。孔子知天命,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故能臨大難而不懼,絃歌而不惙,這就是聖人之勇。

需要指出的是,孔子和莊子雖然都強調知命,但孔子強調知命,是把它看成一種君子之德,“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論語·堯曰》)而莊子的知命論,則是他人生哲學的有機組成部分。“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人間世》)知命,並且能夠以一種恬然達觀的無可奈何的態度,來對待自己所遭受的一切,這是德之至的表現。[1]

莊子對待時、命的這種態度,常被認為是消極順世的,甚至是自欺欺人的。[2]這樣理解莊子是不對的。莊子之所以要對時、命持這樣一種態度,因為只有以這樣一種恬然達觀的態度來對待一切,才能保守心靈的寧靜、淡泊與自由。而莊子把心靈的寧靜、淡泊與自由,看得比其他任何東西都更為重要。[3]莊子的人生追求,就是要保守精神的自由、自在與心靈的寧靜、淡泊。“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大宗師》)安時、處順的用意還在於哀樂不能入,而哀樂不能入的用意還在於保守心靈的淡泊與寧靜,所以心靈的淡泊與寧靜才是最後的目的。所以莊子並不是一個消極的順世者,而是一個憤世嫉俗者。

2.人生之界限:生與死

    人有生,即有死,世上任何人都不能脫離生死。當一個人認真思考生死問題的時候,他實際上已經在作哲學的思考。大哲學家都有自己的生命哲學,莊子當然也不例外。

    在莊子看來,“死生為晝夜”。(《至樂》)晝夜的交替是完全自然而然的,生與死的變更也像晝夜的交替一樣,也完全是一自然現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至樂》)生是一種假借行為或假借現象,也許本身就是不真實的。

    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故形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天地之強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知北遊》)

生是“天地之委和也”,“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之為死。若死生為徒,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為神奇,其所惡者為臭腐。臭腐復化為神奇,神奇復化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聖人故貴一。”(《知北遊》)對於自然而言,生命的出現只是一種自然現象,並沒有什麼特別的意義;對於個人而言,個體生命的出現,完全是一種偶然的結果,也不需要特別在意。莊子的這種思想,和古希臘的伊壁鳩魯的觀點相類似。在伊壁鳩魯看來,死亡與我們全不相干,因為“當我們活著時,死亡尚未來臨;死亡來臨時,我們已經不在了。”[4]

    在莊子看來,生固不值得可喜、可慶,死也不值得可悲、可哀。

    予惡乎知說生之非惑邪?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床,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佔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為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丘也與女,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為弔詭。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齊物論》)

人生不過是一場夢,而夢之中又有其夢。既然是夢,生固不足惜,死亦不足悲。因為活著的人誰也沒有死,死後的情況誰也不可知,所以正像麗姬之悔其泣,“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莊子是很懂得其中之道理的。生為氣之聚,死為氣之散,生死之變,就如春夏秋冬四時之行。莊子懂得生命的真實含義,故能於妻死之時鼓盆而歌;秦失亦懂得生命的真實含義,故能於好友老子死時三號而出。

生死既然為晝夜,人又何必悅生而惡死?悅生而惡死,即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大宗師》)生是勞,死是息,從這個意義上講,死未嘗不是一件值得慶幸和令人高興的事情。“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至樂》)世人之對待死,只是以生來理解死、對待死,從而認為死是可怕、可悲、可哀的,豈不知人生有那麼多大苦痛,而死後什麼樣的苦痛也沒有。時間對於死來說已經沒有什麼意義,就是再過一萬年,仍然只是一個死,這未嘗不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所以說,“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

    在莊子看來,人對於死,關鍵應該具有一種能夠放得下的情懷。子輿天生畸形,形體攣縮而不得伸展。儘管形體“拘拘”,子輿卻並不怨天尤人。拘拘也好,堂堂也好,既是造物者的造化,一切都可平心而對。別說是形體拘拘,在子輿看來,就是化予之左臂以為雞,化予之右臂以為彈,也不無不可。這就是所謂的自然。這種對於死亡的純自然的態度,往往是常人所難以理解的。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為友……莫然有間,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持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為人猗!”子貢趨而近曰:“敢問臨屍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大宗師》)

子貢對於孟子反與子琴張臨屍而歌,很不理解,因為他是“方內之人”,而孟子反與子琴張為“方外之人”。作為方外之人,他們以生為附贅縣疣,以死為決疣潰癰,認為死不過是返回到原來的本真狀態。基於這樣一種認識,他們當然不會因好友的死而憂悲,更不會拘泥於世俗禮法,“以觀眾人之耳目”。

    在莊子看來,生命不僅是一自然的、偶然的現象,而且對於整個宇宙而言,生命又顯得何等渺小。

    北海若曰:“……吾在於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礨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豪末之在於馬體乎?”(《秋水》)

比起江河,北海可以稱為大,而北海之在於天地之間,猶小石之在於大山;中國之在於海內,猶太倉之一粟;人之在於萬物之間,猶馬體之一毛。“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屍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則陽》)國與天地相較,就如蝸牛般大小。國與國之間的戰事,如置於天地之間,就如居於蝸牛之左角者與居於蝸牛之右角者之間的爭鬥。國尚如此,人又何足道?“人生天地之間,猶白駒之過郤,忽然而已。”(《知北遊》)人以彭祖為壽,而比起天地來,八百年又是多麼短暫的一瞬,又能算得了什麼?所以說“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大山為小;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為夭。”(《齊物論》)“自本觀之,生者,喑  物也。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奚足以為堯、桀之是非?”(《知北遊》)

人既是渺小的,因而過分突出人的主觀,當然是很不合適的。

    今大冶鑄金,金踴躍曰:‘我且必為鏌鋣!’大冶必以為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為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為大爐,以造化為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蘧然覺。(《大宗師》)

人生天地之間,在造物者眼裡,只是普通一物,甚至是微不足道的普通一物。整個人類不過如此,區區一人,又將奈何?

    莊子何以要對死持這樣一種純自然的態度?老子講:“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老子·十三章》)人之有大患,在於人把自身看得過於珍重,往往以利害的觀念來對待一切。把自身看得過於珍重,以利害觀念來對待一切,只能對人的精神造成很大的威壓。莊子追求精神的自由自在,所以他反對用利害來對待一切。而利害之中,最為重大者莫過於生死。“死生無變於己,而況利害之端乎!”(《齊物論》)“死生亦大矣,而無變乎己,況爵祿乎!”(《田子方》)能夠外生死,當然能夠外一切。“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養生主》)“來”,即生;“去”,即死。能安於生死,當然不為世俗之哀樂所動。不為世俗之哀樂所動,自然解除了精神的威壓而使其得以解放和解脫。

    雖然莊子亦講養生,但莊子講養生和一般之養生有很大的不同。一般之養生,都是為了追求長壽。莊子並不追求長壽,莊子只追求更好地活著。[5]莊子從不畏懼死,亦不拒絕死。因為拒絕死是不可能的,而畏懼死則使心靈遭受嚴重的壓迫而不自由,從而使人不能更好地生。莊子真正所要追求的,只是精神的自由與自在以及心性的寧靜與淡泊。[6]莊子寧肯貧賤而不願貴為楚相,莊子對“惠子相梁”的鄙視,對宋商的嘲罵,對許由、善卷不肯為天下之君的推崇,對真人、至人、神人的頌揚,無一不是在標舉一種精神,一種自由、自主、自在的精神,無一不是為了追求一種寧靜而又淡泊的精神生活。莊子對於生死所持的獨特態度,正是建立在這一基礎之上的。

所以莊子哲學實際上代表著一種抗議,一種物對於人的統治與壓迫的抗議;[7]莊子對於命與生死的態度,實際上表明著一種精神追求,一種對於自由、自在、恬淡的精神追求;莊子所張揚的實際上是一種生活,一種很有意義、很值得追求的精神生活。



[1] 徐復觀:“莊子所說的命,並無運命與天命的分別,他把賢不肖也屬之於命,把儒家劃歸到人力範圍的,也劃分到命的範圍裡面去了,於是莊子所謂命,乃與他所說的德,所說的性,屬於同一範圍的東西,即是把德在具體化中所現露出來的‘事之變’,即是把各種人生中人事中的不同現象,如壽夭貧富等,稱之為命;命即是德在實現歷程中對於某人某物所分得的限度;這種限度稱之為命,在莊子乃說明這是命令而應當服從,不可改易的意思。”(《中國人性論史》,臺灣商務印書館,中華民國七十九年十二月十版,三七六頁)

[2] 這樣理解和看待莊子,可以說是由來已久的,甚或可以說是一種傳統的基本的看法。60年代,關鋒、馮友蘭、任繼愈在很多問題上有分歧,但在這一點上卻是相同的:

關鋒:“莊子哲學在歷史上起的社會作用基本上是反動的,概括起來說有兩方面:一方面是統治者用以消磨勞動人民的志氣、麻痺勞動人民的階級意識和鬥志;一方面是某些統治者及地主階級的失意文人和政客精神墮落、自我欺騙的安樂鄉,簡言之,或者欺人,或者自欺,或者既欺人又自欺。”(《莊子內篇譯解和批判》,中華書局,1961年6月第1版,

馮友蘭:“在戰國時期,沒落奴隸主階級中,有一部分人認為,在奪權與反奪權的鬥爭中,自己已經失敗,已經失去的天堂不能再恢復了,只可於自己的主觀幻想中,另建立一個自欺、欺人的天堂,聊以自慰。莊周的哲學就是這種階級意識的理論化和系統化。”(《中國哲學史新編》上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第410頁。)

任繼愈認為《莊子》內篇表現的不是莊子的思想,而是莊子後學的思想,這與一般人的看法是不同的,但任繼愈也對“內篇”持否定的態度。“‘後期莊學’的思想,是沿著老子的唯物主義哲學中的薄弱環節和錯誤的觀點發展的必然結果。這種思想反映了奴隸主階級在封建勢力強大後,沒有前途、失去信心的失敗主義精神狀態。他們認為,即使在極端惡劣的環境中和危險的人物相處,也要儘量設法保全自己。它說:‘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嬰兒;彼且為無町畦,亦與之為無町畦;彼且為無崖,亦與之為無崖;達之入於無疵。’(《人間世》)這是說,隨聲附和,隨大流,就可免於災害。他像嬰兒那樣無知,自己也跟著學他那樣無知;他不守規矩,你也跟著學他那樣不守規矩;他隨隨便便,你也跟著學他那樣隨隨便便。這裡描繪出一個自私自利、不問是非的鄉愿式的人物嘴臉。”(《中國哲學史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6月第1版,第331頁。)

現今仍有人對莊子作如是觀:

劉笑敢:“安命無為是莊子哲學向逍遙遊過渡的基礎,安命方怡然輕鬆,無為則悠然自得,安命無為是取得人生自由的唯一途徑。在無力改變現實雙要追求精神自由的情況下,莊子也只能擇此一途。”(《莊子哲學 及其演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2月第1版,第149頁。)“莊子主張安命無為,主張隨順世俗,主張安於外化,者是因為他認為現實是無可奈何的,莊子對現實悲觀絕望,懷疑人類認識現實的可能性,在現實生活中消極被動也都是因為他感到現實生活中有一種異己的不以人際關係意志為轉移的必然用量,現實中紛繁複雜,是非淆亂的矛盾也使他感到身不由己。一切都是均可奈何的客觀必然,這是莊子對現實的最為強烈的感受和最根本的認識。”(同上書,第209頁。)

崔大華:“當遨遊在想像和理想裡的莊子走進現實,他又主張和表現為與世周旋的順世態度。”(《莊學研究》,人民出版社,1992年11月第1版,第190頁。)“莊子的人生哲學展示了三種處世態度:超世、遁世、順世,在莊子思想中,這三種處世態度在哲學本體論上是同一的,都是體現莊子思想人格的得‘道’的精神境界。”(同上書,第192頁。)

[3] 蒙培元:“如果把莊子的自由境界僅僅理解為消極的逃避,那是一種誤解。在先秦,在整個中國哲學史上,沒有哪一個思想傢俱有莊子這樣深刻的批判精神,更沒有哪一個思想家像莊子這樣對自由充滿渴望。他的憂患,不僅在於現實層面,而且在於心靈深處;他的批判精神,不僅在於歷史層面,而且在於生命的存在方式;他所渴望的‘逍遙’,是對心靈自由的呼喚,而他所提倡的‘齊物’,則是對平等權利的追求。”(《心靈超越與境界》,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第225頁。)

[4] 參見第歐根尼·拉爾修:《名哲言行錄》第125——126節。

[5] 李澤厚:“與老子以及其它哲人不同,莊子很少真正講‘治國平天下’的方略道理,他講的主要是齊物我、同生死、超利害、養身長生的另外一套。”(《中國古代思想史論》,人民出版社,1985年3月第1版,第177頁。)這種觀點是不對的,莊子從來不講長生,更不追求長生。

[6]蒙培元:“莊子哲學的根本目的,是實現心靈的自由境界。”(《心靈超越與境界》,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第208頁。)

[7]陳鼓應:“我個人認為,莊子是整個世界思想史上最深刻的抗議分子,也是古代最具有自由性與民主性的哲學家。”(《老莊新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第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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