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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象的“玄冥之境”說

郭象哲學有兩個重要獨特的名詞,一個是“獨化”,一個是“玄冥”。這兩個名詞之所以重要,因為前者是回答有關玄學本體論的問題,後者則是討論有關心靈境界的問題,而這兩點正是玄學,也是郭象哲學的主題所在。之所以獨特,則由於這兩個名詞所表達的哲學意蘊是其它玄學家所沒有,而為郭象所獨有的。不僅前期玄學,即使先秦道家,也沒有提出這兩個概念。莊子曾提山“獨有”的問題,但是還沒…

郭象哲學有兩個重要獨特的名詞,一個是“獨化”,一個是“玄冥”。這兩個名詞之所以重要,因為前者是回答有關玄學本體論的問題,後者則是討論有關心靈境界的問題,而這兩點正是玄學,也是郭象哲學的主題所在。之所以獨特,則由於這兩個名詞所表達的哲學意蘊是其它玄學家所沒有,而為郭象所獨有的。不僅前期玄學,即使先秦道家,也沒有提出這兩個概念。莊子曾提山“獨有”的問題,但是還沒有從更一般的意義上去論述(在莊子那裡,“獨有”無疑是個人的精神境界問題),至於“玄冥之境”,在莊子哲學中雖然包含著相關的意義,但是還沒有形成如同郭象這樣的獨特理論。湯用彤先生在《玄學論稿》中提出玄學本體論的問題,並且進行了精闢透徹的論述,現在,我們在這個基礎上對郭象的心靈境界說,進行一些初步探討。

  一、獨化與自性

  玄學家的本體論,都不是討論自然界或客觀世界的存在問題,而是解決人的生命存在以及精神生活的問題。因此,本體問題同心靈境界問題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一般說來,玄學本體論是其境界說的理論基礎,而境界說則是它的完成。但是,郭象的“獨化說”,卻否定了玄學本體論。他既否定了董仲舒的天人目的論,又否定了王弼以“無”為本的本體論,同時,他也不同意裴傾以有為體的崇有論。那麼,他要不要確立人的存在本體呢?他是以何者為本體呢?這正是郭象的“獨化說”所要回答的問題。

  “獨化說”既不討論宇宙自然界的本體問題,也不討論因果問題,諸如人和萬物的產生,有沒有因果關係,是必然的還是偶然的,是由於內因還是由於外因,等等。這類問題並不是郭象所關心的。如果從這方面理解郭象的“獨化說”,我認為是一種誤解。郭象之所以提出“獨化說”,其真正目的是立足於一個新的觀點,解決生命的存在和意義問題,也就是解決人的精神境界問題。

  “獨化說”首先討論“有”和“無”的關係問題,因為這是玄學家們共同討論的問題。郭象作為“崇有論”的代表,只承認“有”是存在的,所謂“無”者只能是虛無,而虛無就是不存在,即存在的缺失,故不能作為存在本體。這很像存在主義的說法。存在主義者認為,存在之外,便是虛無,沒有什麼別的實體作為本體,不管是物質的還是精神的。存在是時間中的存在,是“在世”的存在,如果說有本體的話,那也是由存在者顯現其本體,由“此在”顯現其“在”,不是在存在之外另有所謂本體,不是“實體”意義上的本體。存在者與存在(本體)只是一種顯現或呈現關係,不是在存在者(“有”)之外有一個本體(“無”)。“獨化說”就是這樣的理論。按照這種理論,在“存在”的呈現之下,一切人和物即存在者,都是各自成為其自己,而不是別的什麼。“獨化說”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自性說”,自性說的實質就是使各自成為自己。所謂“獨化”,就是“自在”、“自爾”、“自己”、“自然”,沒有什麼外在的原因或根據“使之然”。這一個就是“這一個”,不是別的什麼,每一物都有每一物的自性,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自性,沒有普遍絕對的性。“物各有性,性各有極。”(《莊子·逍遙遊注》)關於“性各有極”,後面還要討論;至於“物各有性”,並不是指本質或屬性,而是生來如此的樣子,或存在樣式,不是自身之外有某個主宰(比如天)或本體(比如“無”)使之如此。

  儒家把天說成是萬物的主宰或根源,但郭象認為,天只是“萬物之總名”。“天地以萬物為體,而萬物以自然為正,自然者不為自然也。”(《莊子·逍遙遊注》)“凡所謂天,皆明不為而自然,……自然耳,故曰性。”(同上)可見,“不為而自然”的自在的存在樣式,就是天,也就是“性”。“自性”既沒有“使之然”者,也沒有自身之外的“所以然”者。“物各自然,不知所以然而然。”(《莊子·齊物論注》)這“不知所以然而然”的本來樣子,就是他的性。

  王弼把“無”說成是萬物的本體,“無”是普遍絕對者,萬物之所以生,是“以無為體”。但郭象認為,無既是虛無,便不能生有,如果有生於無,則可以無窮追問下去,而沒有結果。因此,他取消了這樣的問題。“不為而自然”,是對目的論、意志論的否定,“不知所以然而然”是對本體論的否定。經過這樣的否定,郭象確立了萬物存在的原則,也確立了人的存在原則。他所謂“自生”,就是自己“在場”或“在世”,並不是生成的意思。人突然來到這個世界,就是一個獨立的存在者(隨自然界的變化而變化),不要問為什麼。從某種意義上說,郭象哲學就是一種存在哲學,其中,他所關心的當然是人的存在問題。每個人都是“自生”的,因而是獨立的,具有獨立性。因此,也是自由的,只要“物任其性”,就能實現他的自由,但需要一定的場地、場合,即存在的環境。人和萬物既然各有其性,自然便有各種差別,不僅形體殊異,精神志趣也不同,所處的地位也不同。但是,只要在一個各人都能“任其性”的環境裡,就會各適其性,自由自在,沒有什麼外在的束縛和大小貴賤的差別。“夫大小雖殊,而放於自得之場,則物任其性,事稱其能,各當其分”(《莊子·逍遙遊注》),所謂“物無貴賤,得生一也”(《莊子·人間世注》)。這個“生”,就是生命存在。

  人雖然各有其性,但“性各有分”,因此,從另一種意義上說,人的自由又是有限定的。這裡所說的“分”,又叫“定分”。人與萬物的不齊,是“自然而然”被決定了的,是生到這個世界上就原來如此的,他的地位也是被限定了的。這個“定分”也可理解為性能,它是固定的,不可改變的,“無所增亦無所減”,因此不能超越這個界限去實現所謂自由。這個“定分”對人而言,就是一種界限,凡在這個界限之內的,都是“性分之內”的事,超出這個界限,就是“性分之外”的事。在“性分之內”,可以“各任其性”,充分發展;但在“性分之外”,便不能有所期求,因為在這裡是沒有自由可言的。

  這樣看來,郭象所說的“性分”,似乎具有兩方面意義。一是“自性”所具有的限定性。任何人的自性由於是獨立的、個別的,因而都有某種限定,不可能是絕對普遍的,就這個意義而言,任何人的自性都是在內的,不是在外的,只能求之於內,不能求之於外。但這種限制只有空間的分別,並無本質的區別,這實際上是指存在者的有限性。二是環境所造成的限定性。在郭象看來,人的存在雖然是獨立的,但並不能離開一定的環境,人來到這個世界,就遇到環境的某種限制,這種限定性也是由“自性”所決定的,因而也是無法改變的。在這一點上,郭象具有傳統哲學所具有的一般特徵,即把人的自由限定在性分之內,不能超出性分之外。這一點似乎不同於存在主義。存在主義所說的存在及其存在者,是完全開放的,限定不在於存在者本身,而在於“在場”的環境。

  按照一般的理解,郭象的“獨化”、“自性”說,取消了客觀的評價標準,比如大小、貴賤、是非、善惡等等。按照郭象的說法,這些區分是沒有意義的,因為這些都是性分以外的事,不是性分以內的事。但他並不因此而否定人生的意義。“獨化”、“自性”說雖不是價值理論,卻是一種意義理論。所謂是非、善惡等等,是從性分之外尋求評價標準,這樣的標準在郭象看來並不是沒有,所謂一切是非、善惡“付之公當”就說明郭象並沒有否定評價的客觀性。但他認為,對個人存在而言,這並不是重要的,因為人人都是由各自的性分所決定的,性分之外的事情是不可知亦不必知的。如果以客觀的統一的標準去衡量所謂是非、善惡,這樣的標準只能是“有為”的,不是“無為”的,是“人為”的,不是“自然”的。如果每個人改變自己的自性,去適應某種是非善惡,那就喪失了人作為人的天性,既然喪失了天性,還談什麼價值。“夫天下之大患者,在失我也。”(《莊子·膚篋注》)“失我”就是喪失“自性”,喪失了自我存在,這最可怕的。但是,如果人只要“各據其性”、“各足其性”,則人人都是平等的,也是齊一的。這是他對莊子《齊物論》的解釋。在莊子那裡,還有一個超越的絕對者即“道樞”,一切是非善惡從道的觀點來看,都可以“道通為一”。郭象則不承認有絕對普遍的道體,因此,他完全是從“自性”出發的。所謂“各據其性”、“各足其性”,就是實現自己的存在,使人人都成為一個自足的存在者,並不需要自身之外的東西作為依據,只要能“自足其性”就沒有什麼可以羨慕的。

  每個人似乎是孤獨的、孤立的,但實際上與別的事物,別的人群又是“相濟”的,這種“相濟”之功是自然地形成的,並不是人為地形成的,換句話說,只有每個人“自足其性”、“各據其性”,充分展開或發揮各自的性,才能收到“相濟”之動。這不是從社會價值而言,也不是一種責任論,而是從存在者的立場而言,要對自己負責。充分發揮自己的自性,就是存在者的意義所在,所以,“相因之功,莫若獨化之至”(《莊子·大宗師注》)。這裡表現出“獨化說”的第一層意義。

  二、“玄冥之境”

  但是,到此為止,還只是現象的描述,只停留在存在者的現象學的層面,因而還不是問題所在。“自性”作為存在者的特殊性能或性格,固然是人生意義之所在,但是若問,自性何以是自性;自性所以成為自性的根據是什麼?這就進到真正的存在問題,或人生的真正意義何在的問題。回答這個問題,才是郭象的哲學的最終目的。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他提出“性各有極”的學說。這裡所謂“極”,是性之所以成為性者,即存在者所以成為存在者的內在根據,也就是郭象所說的“所以跡”,性本來是顯現、呈現“極”的,跡本來是顯現、呈現“所以跡”的,因此並不存在主觀與客觀、內與外的問題。“所以跡”是對“跡”而言的,“極”是對“性”而言的,“性”和“跡”都是存在者,“極”和“所以跡”則是存在本身,每個“性”都有各自的“極”,每個“跡”都有各自的“所以跡”,但是作為存在者的性,是在活動、行為、實踐和過程中顯現出來的,也就是從時間中表現出來的,當時間過去之後,這些都變成了“跡”,但“所以跡”則是每個跡之所以成為跡者。“極”或“所以跡”並不是所以然之理,即理念或理型,而是在一切事物中顯現其自身的存在;它並不在現象的背後支配現象,而是由現象呈現自身;但它也不是現象本身,而是現象的本體(或本質),它不是隱藏在現象的背後,作為一切現象的普遍絕對者,如同王弼所說的“無”,而是在每個現象即存在者的存在之中,它就是存在者所以成為存在者的根據。

  每個人作為存在者就要完全地實現其存在,這就是生命的意義,也是精神境界的問題。對每個存在者而言,“極”或“所以跡”是內在的,不是外在的,但它又是絕對的、超越的。說它是絕對的,因為它消除了主客內外的界限和差別;說它是超越的,因為它超越了感性自我而實現了“真性”。總之,它是“同天人,均彼我”(《莊子·齊物論注》)的一種境界。

  郭象一方面提出,天下之大患在“失我”,另方面又要超越自我,這是不是一種矛盾?不是的。郭象哲學雖然提倡“自性說”,但這決不是“唯我主義”,更不是以主客相對為特徵的主體哲學。他所謂“失我”,是指喪失“真我”或“真性”,也就是性之“極”或“所以跡”。“所以跡者真性也”(《莊子·天運注》),“真我”或“真性”就是真正的本體存在,但它是不是完全地無任何隱蔽地呈現出來,則是另一回事。這也不是說,“物各有性”之性不是“真性”,在自性之外另有於個“真性”。“自性”本來是呈現“真性”的;但由於人往往容易自限,妄分主客,以自己為主體,以萬物為對象,這樣就會矇蔽自己的“真性”,而使其不能實現出來。當人們這樣作的時候,實際上就己經喪失了“真我”。從這裡當然不能得出結論說,郭象是反對主體或主體性的。實際上郭象是提倡主體的,但他所提倡的是主客合一的絕對主體,而不是主客分離的相對主體。他的“玄冥之境”就是這樣一種主體哲學,境界哲學。

  所謂“玄賓之境”,就是“玄同彼我”、“與物冥合”的精神境界或心靈境界,其根本特點就是取消物我內外的區別和界限,取消主觀同客觀的界限,實現二者的合一。所謂“玄同”,就是完全的直接的同一,沒有什麼中間環節或中介,不是經過某種對象認識,然後取得統一,而是存在意義上的合一或同一。這一點是符合中國哲學基本精神的,只是郭象的“玄冥之境”更具有存在哲學的特徵。

  如何實現這種境界?這也是郭象著重討論的問題。在他看來,這種境界是“自得”的,不是從其它地方獲得的,換句話說,這種境界是心靈自身的創造,與認識的問題無關。把自然界存在著的各種事物作為呈現在自己面前的對象,通過對象認識獲得某種知識或某種意義,這是一種知性學說。郭象認為,這種學說對於實現“玄冥之境”是無益的。不僅如此,它還是實現“玄冥之境”的障礙。他所說的“自得”之學,未嘗不是一種認識,但這是另一種意義上的認識,決不是主客分離的對象認識。

  境界是心靈自身的境界,是存在者實現存在的狀態,由於存在者把自己同世界隔離開來,從自己的慾望出發,運用自己的知性去認識世界,這樣反而受到了矇蔽,不能至於性之“極”而達於“所以跡”,即不能實現“與物冥合”的心靈境界。要實現“玄冥之境”,首先要排除對象認識。因為境界和知識是不同的兩回事。如果抱著求知的態度,懷著求知的目的,以事物為對象而認識之,那麼,就永遠不能與物冥合,永遠不能實現“玄冥之境”。恰恰相反,它只能是心靈的自我設限,是人性的自我傷害。“知以無涯傷性,心以欲惡蕩真。”(《莊子·人間世注》)把事物作為對象而認識之,則這種認識永無止境,不僅不能獲得真知,反而會傷害自己的真性。人心有慾望,因而產生好惡之情,如果順其情慾,同樣會傷害自己的真性。在這裡,郭象把存在意義上的“真性”和人的知識慾望加以區別,表明他對對象認識的態度。

  郭象認為,對象認識之所以不能實現“與物冥合”的心靈境界,不僅是方法的問題,而且是基本前提的問題。人們相信自己的知性或理性能力,以為可以認識事物而實現物我合一,至少可以獲得知識,滿足慾望。但在郭象看來,這種思考的基本前提就是錯誤的。它不是從人的存在出發而是從人的知性出發,不是實現自己的存在而是使其受到矇蔽,從而也就失去了生命的意義。知性學說是外在的,不是內在的,不是生命本身的意義所在。生命本身的意義在於實現自己的“真性”;從心靈的角度而言,就是“冥極”或“玄冥之境”。既然人們有一種知性的執謬與狂妄,因而使自己的“真性”即存在受到矇蔽,要實現“玄冥之境”,就需要解除這種矇蔽,使其完全開放,投進自然的懷抱。對存在者而言,則要暢開心胸,擺脫知性與慾望的糾纏,使其完全地呈現出來。這就是他所說的“自得”之學。

  這種“自得”之學,是“無為”法,不是“有為”法,其具體含義就是“無心”。莊子著有《大宗師》,但以何者為宗師呢?郭象認為,以“無心”為宗師。“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富,其所宗而師者,無心也。”(《莊子·大宗師注》)“無心”就是不用心。獨化自性說強調的是“自然而然”的“自在”的存在,不需要任何人為的計較和安排,“為知而知”以及慾望之類,就是人為的計較和安排。為了排除這種“有為”法所造成的矇蔽,需要回到自然無為的狀態,即所謂“無心”。“無心”並不是不要心,而是不要有人為的計較和打算,即“無心而不自用”。既不要憑自己的意志去知道什麼,也不要隨自己的慾望去獲得什麼,這樣就能解除“知”和“欲”的矇蔽,使其“真性”自然呈現,自然流露,也就是實現“真我”。這樣就能進入“玄冥之境”,而“與天地為一”。“故無心者與物冥而未嘗有對於天下也。”(《莊子·齊物論注》)與天下無對,就是不與天地萬物相對而立,不以自己為主體,以萬物為對象。但這並不是無主體,而是一種絕對主體。只有作到“無心”,不自用其心,不以萬物為對象而認識之,才能消除一切主客對立,獲得精神自由,這就是真正的安身之命之地。“若各據其性分,物冥其極,則形大未為有餘,形小不為不足,……苟足於天然而安其性命。”(同上)

  這種“無心”之學,並不是能夠容易做到的,要排除各種“知”和“欲”的引誘,並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因此,它需要一種無意志的意志和無知之知,無慾之慾。“凡得之不由於知,乃冥也。”《莊子·知北遊注》)這裡所說的“知”,顯然是指以對象認識為特徵的知性而言的。這是一種否定的說法,“不由於知”,就是取消由慾望所驅使的對象認識。只有這樣,才能“無心而順物”,實現“與物冥合”之境。但這並不是不要任何“知”。郭象所主張的“知”,是“知於內”而不是“知於外”之知,是“求其所知”而不是“求其所不知”之知,也就是“無知之知”。“求其所知”是指自性及其性之“極”而言,由於這樣的知實際上是一種自我呈現,或自我實現,因此並不需要特別的認識活動,只是做一種解除矇蔽的工作。矇蔽一旦解除,“真性”自然也就呈現了,這被認為是真正的“知”,即“真知”。“求其所不知”,則是把存在者作為對象去認識,是認識自身以外的東西。自身以外的東西本來是我所不知的,現在要去知道它“是什麼”,這就誇大了自己理性的能力,而“自用其心”,其結果反而矇蔽了自己的“所知”,即“真性”。這種“無知之知”,實際上是一種超理性的直覺體驗,它不需要知性主體的自覺的認識活動。而是需要一種心靈的自發狀態,在這種狀態下,進行自我體驗,進入“與物冥合”的境界。這是一種自我超越,也是一種自我實現。所謂自我超越,是指克服主客對立,進人與天地無對的“玄冥之境”,即“玄同彼我,泯然與天下為一”的本體境界,也是絕對境界。所謂自我實現,則是指性之“極”或“真性”而言,由於解除了矇蔽,便完全地毫無隱蔽地呈現出來。這時,自我與真我,“跡”與“所以跡”完全合一,即實現了自己的本體存在。

  郭象雖然否定了作為世界本體的“無”,但他並沒有否定人的存在本體,即“真性”或“所以跡”;恰恰相反,他認為這是存在者所以成為存在者的根據。從這個意義上說,他承認“所以跡”先於“跡”,“真我”先於“自我”。但是存在本體並不是獨一無二的普遍絕對者,即不是世界萬物的共同本體,每個存在者都有各自成為自己的存在本體,其特點便是“與物冥合”,沒有主客、物我、內外的界限和區別。我與物混然為一,既無分別,當然也無所謂是非、善惡。實際上,是不計較是非,善惡,至於客觀上有沒有是非、善惡,這不是他所關心的,他既不肯定其有,也不肯定其無,所謂“付之公當”,就是任其自便。

  這樣看來,所謂“玄冥之境”,就是不要把存在者僅僅當作存在者,作為呈現在自己面前的對象去認識,而是把存在者之所以成為存在者的性之“極”,從知性和慾望的矇蔽中解放出來,使之完全呈露或顯現出來的一種狀態。這無疑是一種本體境界,因為存在者和存在具有本體和現象的意義,在承認存在本體這一點上,他同王弼是一致的。但郭象所說的存在本體,並不是王弼所說的“無”,而是存在者各自成為自己的內在根據,因此他說,“玄冥者,所以名無而非無也”(《莊子·大宗師注》)。“所以名無”者,是從存在本體的意義上說,而“非無”者,則不是自然界的本體“無”,而是性之“極”或“所以跡”,它不是現象背後的“宗主”,而是由現象顯現其自身。從這個意義上說,存在即本體。性之“極”又稱為理之“極”,“所以跡”又稱為“至理”,但這不是觀念論的,即不是以觀念形態出現的形而上者,即理念或理型,而是存在本身。所謂“至極”之理,無非說明它是終極存在,具有終極意義。但這終極存在仍然是“自然”的存在,並不是上帝或有意志的神。“夫物有自然,理有至極,循而直往,則泯然自合,非所言也。”“夫忘年故玄同死生,忘義故彌貫是非,是非死生蕩而為一,斯至理也。至理敞於無極。”(《莊子·齊物論注》)自然之物各有其至極之理,如果順著自然的道理髮展下去,就能與至極之理相合,這是“冥然自合”,不是以此合彼,作外在的超越,即不是與自身以外的“他者”相合,不是與“對待”之物相合,而是同自己的存在相合,換句話說,就是至極之理沒有任何遮蔽地完全呈現。這就是“無待”,就是“無極之極”。如果與物相待,追尋下去則永無終止,也就是永遠有待,永遠受到束縛,而不能獲得精神解放。只有與自己的存在相合,才能進到真正的“無待”,沒有主客內外之分,亦無是非善惡之別。因為每個存在者都達到“至理”,而“至理”既然“無待”,還有什麼是非善惡可言。“至理暢於無極”就是敞開自己,暢行無阻,以至無窮,即所謂“敞然俱得,泯然無跡”(同上)。這是真正的“玄冥之境”。

  三、死生內外說

  這裡還提出生死問題。對存在哲學而言,生死問題是一個不可迴避的重大課題,也是郭象哲學的重要課題。是走向死亡,還是超越死亡,這成為玄學,特別是後期玄學必須回答的重要問題。郭象的“玄冥之境”提出了一個回答,就是“冥於不生不死”。這是進人“玄冥之境”的人對待生死的根本態度,實際上是一種超生死的態度。

  生與死不僅是人生必須經歷的事實,而且是必須面對的基本問題。儒家的解決辦法是以孝為本,“慎終追遠”,“無後為大”,通過傳宗接代實現所謂永恆。道家《莊子》一書則提出了三種解決辦法:一是超死生,即“獨與天地精神往來”、“遊於烏何有之鄉”的絕對無限的精神境界;二是順死生,即“夫大塊受我以生,遺我以死”的自然主義;三是長生不死,成為神仙,如藐姑山之神人,不食五穀之仙人之類。就莊子本人而言,主要是第一種態度即超死生。郭象一方面承認,死生變化是自然界的正常現象,是任何人都不能逃脫的;但是另一方面又認為,人可以“冥乎不死不生”之境。“遊於無小無大者,無窮者也;冥乎不死不生者,無極者也。”(《莊子·逍遙遊注》)“自足者,忘善惡,遺死生,與變化為一,曠然無不適矣。”(《莊子·大宗師注》)實現“玄冥之境”,並不是不會死亡,但是能夠超脫死亡的痛苦而安於死亡。人對於生命是能夠體驗的,但對死亡並無體驗,所以死亡對人而言是在外的,不是在內的。從獨化自性說的立場來看,只能體驗到生命的意義,並不能體驗死亡有何意義。但生命是有限的,甚至是短暫的,從有限的生命中能否體驗到無限的意義,這正是郭象的“玄冥之境”所關注的。

  “玄冥之境”的根本特徵是無對待,即所謂內外“冥合”,既沒有主客內外的對待,也沒有是非善惡的對待,同時也沒有生與死的對待。一般認為,死是相對於生而言的,生是相對於死而言的,但是如果站在與死相對的立場看待生命,那就不能實現“玄冥之境”,因為它始終是相對的,受到死亡和恐懼感的威脅。只有生命的至極之性或至極之理,是無對待,即不能與死相對,因而體現了生命的意義。“夫時不暫停而今不遂存,故昨日之變於今化矣。死生之變,豈異於此而勞心於其間哉!方為此則不知彼,變為蝴蝶是也;取之於人則一生之中今不知後,麗姬是也。而愚者竊竊然自以為知生之可樂,死之可苦,未聞物化之謂也。”(《莊子·齊物論注》)所謂“物化”,就是“遺死生”而“與變化為一”,這是“玄冥之境”的人才能做到的。實現了這種境界就能“遺死生”、“忘死生”而“循大變”,即“與變化為一”,不會產生對死亡的恐懼。由此可見,郭象的“玄冥之境”既是一種精神境界,也是一種精神解脫。

  在實現“玄冥之境”的過程中,“獨化”說是貫徹始終的,就是說,它始終是個體生命所要完成的心靈境界,即所謂“獨化於玄冥者也”(《莊子·齊物論注》),“獨化”是生命存在的方式,每個存在者既沒有由之而產生的“使然”者,當然也就沒有所追求的彼岸的外在目的,每個存在者都是自己存在、自己完成、自己做主的。從各自完成自己的生命而言,皆可實現“玄冥之境”,或“獨化於玄冥之境”。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各自既是獨立的,也是絕對的。他在解釋莊子關於“罔兩”與“景”的對話時說:“若責其所待而尋其所由,則尋責無極而至於無待,而獨化之理明矣。”“無待”就是各自成為自己的至極之性或“所以跡”,亦可說是“無跡”。正因為是“無跡”,也就進入了“玄同冥合”的境界。在這裡,一切對待和界限完全消失了,但他仍然是獨立的存在。他又說,“是以涉有物之域,雖復罔兩,未有不獨化於玄冥者也。故造物者無主,而物各自造。物各自造而無所待焉,此天地之正也。故彼我相因,形景俱生,雖復玄合,而非待也。明斯理也,將使萬物各反所宗於體中,而不待乎外。外無所謝而內無所矜,是以誘然皆生而不知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所以得也。今罔兩之因景,尤雲俱生而非待也,則萬物雖聚,而共成乎天,而皆歷然莫不獨見矣。……故任而不助,則本末內外,敞然俱得,泯然無跡。若乃責此近因,而忘其自爾,宗物於外,喪主於內,而愛尚生矣。雖欲推而齊之,然其所尚,已存乎胸中,何夷之得有哉!”(《莊子·齊物論注》)凡存在者,不管其外部的因果關係如何,都能“獨化於玄冥之境”。有了這種境界,就能“玄合”,而“共成乎天”(天者萬物之總名),雖然“玄合”而“共成乎天”,卻又是“無待”而“獨見”,沒有任何外在的束縛與羈絆。就外而言,“暢然俱得”,就內而言,則“泯然無跡”,“無跡”就是“所以跡”。要實現這種境界,則要宗於內而不是宗於外,也就是自我完成,自我實現。 郭象的“玄冥之境”,還有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冥內而遊外”。“夫理有自極,內外相冥。未有極遊外之致而不冥於內者也,未有能冥於內而不遊於外者也。故聖人常遊外以宏內,無心以順有。”“夫與內冥者,遊於外者也,獨能遊外以冥內,任萬物之自然,使天性各足,而帝王道成,斯乃畸於人而侔於天也。”(《莊子·大宗師注》)至極之理是內外相冥而沒有對待的,因而是無待的。但這裡又提出“冥內而遊外”的問題,說明“冥內”完全是一種內在的精神境界,是一種自我超越。但外在的現象界又是不能離開的,因而要“遊外”。“冥內”是無為,“遊外”是有為,這就是“無心以順有”。為此,他批評了老莊的無為之談。

  正如許多論者所說,郭象是融合儒道的玄學家,“冥內而遊外”就是儒道融合的結合,其主要特徵是,在個體學說中容納了群體精神,在個人的精神境界中包含了道德內容。這在理論上似乎是一種矛盾,因為“玄冥之境”是一種超是非超善惡的精神境界,而倫理道德是有是非善惡的。為了使他的學說能夠適應倫理社會的需要,他作出了很大的妥協,修訂了老莊的自然無為說,把體現社會倫理關係的仁義之性看成是存在的重要方式。“夫仁義,自是人之性情,但當任之耳。……恐仁義非人情而憂之者,真可謂多憂也。”(《莊子·駢拇注》)仁義是不是自性呢?他沒有說,也難以說清。但是,他接受了儒家以仁義為性之說,則是肯定無疑的。這樣一來,“玄冥之境”實際上包含了道德境界的內容,雖然從其“冥合玄同”的絕對意義上說,亦可說是超道德的。

  按郭象所說,“玄冥之境”本是神人境界,或聖人境界。神人、聖人是莊子提出的道家理想人格,由於郭象接受了儒家道德學說,因此,在他看來,神人境界也就是聖人境界。“神人者,無心而順物者也”(《莊子·人間世注》)。“無心而順物”,就是“玄同彼我”的“玄冥之境”,正因為實現了這種境界,才能夠“循大變”而“常通”,不會陷入無窮的對待之中。這本是郭象學說的基本特徵,這是一種很超脫的人生態度,但他並沒有忘記世俗之情,更沒有忘記社會的倫理關係和道德意識,因此他又提出神人即聖人的觀點。“夫神人即今所謂聖人也,夫聖人雖在廟堂之上,然其心無異於山林之中。”(《莊子·逍遙遊注》)只要心存“玄冥之境”,則其所作所為亦可遵循世俗的是非善惡,反過來說也是一樣,在世俗的是非善惡之中,也能實現“玄同冥合”,“無是無非”的絕對境界。

  其實,莊子也不是主張離開社會,生活于山林之中,莊子所說的神人、聖人,大都在社會中生活,他所謂“不譴是非”而“與世俗處”,並不否定他對現實的批判,而郭象的“冥內以遊外”,則對現實提供了某種論證,這是最大的不同。

  “玄冥之境”是不是神秘主義?這要看我們從什麼意義上理解神秘主義。如果從純粹宗教信仰的意義上去理解,那麼它並不是神秘主義,而是一種哲學人生主義;如果從超越認識理性、主張直覺體驗的意義上去理解,那麼它確實是一種神秘主義,因為這種境界是與通常所謂“理性”相對立的。他認為,理性認識並不能解決精神境界的問題,生命存在的意義在於獲得一種境界,而這種境界的獲得只能靠直覺體驗,即“無知之知”,它是超理性的,並且具有某種宗教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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