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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治安探求《莊子》本義的方法

【論文摘要】 《南華真經本義》是明代重要的莊學著作,惟歷來莊學史研究者鮮少以本書為研究對象。陳治安積極收集歷代莊學史資料,只要是與莊子有關的文獻,一句都不願遺漏,且認真思考莊學史的各種現象與問題,評論各種對《莊子》解讀之悖謬,形成一套解《莊》的理念,強調注《莊》應探求莊子本義。陳治安認為「人共一心,理無二趣」,注家必須有良好的人品才能正確掌握莊子本義,在批註…

【論文摘要】

  《南華真經本義》是明代重要的莊學著作,惟歷來莊學史研究者鮮少以本書為研究對象。陳治安積極收集歷代莊學史資料,只要是與莊子有關的文獻,一句都不願遺漏,且認真思考莊學史的各種現象與問題,評論各種對《莊子》解讀之悖謬,形成一套解《莊》的理念,強調注《莊》應探求莊子本義。陳治安認為「人共一心,理無二趣」,注家必須有良好的人品才能正確掌握莊子本義,在批註方法上主張「以莊解莊」,亦即以外雜篇解內篇:以《達生》解《逍遙遊》,《寓言》解《齊物論》,《外物》解《養生主》,取《山木》篇解《人間世》,《田子方》解《德充符》,《天地》篇解《大宗師》,《在宥》、《天下》解《應帝王》,其餘各篇可以此類推,參觀互證。惟自宋代蘇東坡提出莊子對孔子陽擠而陰助之說,認為《讓王》、《說劍》、《漁父》、《盜跖》為偽作,明代學者多承其說。《莊子》篇章若有偽作,則「以莊解莊」就未必是莊子本義,因此陳治安針對蘇軾的論點一一駁斥,以說明《莊子》是一完整的思想。整體而言,陳治安過度強調注家人品在理解《莊子》的重要性,有「以人廢言」之嫌;從人心之所同設身處地去理解莊子立言的本意,立論無可厚非,問題是:每個注家都自以為掌握莊子本義,思想的詮釋卻大不相同,此外,「以莊解莊」的大方向是可取的,但不代表《莊子》中沒有偽作。雖然陳治安探求《莊子》本義的方法在理論上不是沒有缺失,但他能自覺地反省注《莊》的方法,考察莊學史的發展,詮釋莊子思想亦深刻而有見地,使《南華真經本義》成為明代莊學史的重要著作。

  【關鍵詞】陳治安、莊子、莊學詮釋、本義

  一、前言

  舊嘗簡略考察1949-1988年大陸地區莊學研究的概況,得到的結論之一為:「對於莊子本身的研究,成績可觀,但對於歷代莊子注,莊子在中國思想史的影響,以及莊子在海外(尤其日韓)的流傳與研究的狀況,則尚未做全面的考察,因而整個莊學史的面貌仍極模糊。」[1]

  之後十年(1989-1998),莊學史的研究逐漸為學者所重視,以歷代莊子注為研究對象的期刊論文與學位論文,數量逐漸增加;近十來(1999-2008),莊學史的研究,不論質與量,均相當可觀,歷代重要的《莊子》多有專著進行深入的探討,《中國莊學史》相關著作的出版則顯示新的里程碑。就臺灣的莊學史研究而言,情況頗為類似,惟尚未出現整體性研究的《中國莊學史》之類的研究專著。

  中國莊學史浩瀚無窮,難免有重要的莊學註疏為研究者所遺漏,在明末頗受推崇的陳治安《南華真經本義》即為顯著的例子 [2]。就篇幅而言,該書共16卷,924頁,附錄8卷,217頁,合計1141頁;就內容而言,陳治安詳細考察歷代莊學的發展,評論頗有見地,體會《莊子》的用心,詮釋亦見勝義,而其探求《莊子》本義的方法,尤其值得注意。惟當代中國莊學史研究,探討該書的期刊論文尚不可見,遑論專書 [3],故本文以「陳治安探求《莊子》本義的方法」為題進行初探,期能略補此一缺憾。

  陳治安,字爾道,會稽(今浙江紹興)人,萬曆丁巳(1617),為長沙令;天啟壬戌(1622),補新化令。祖父陳復野(1495-1544)[4],名秀,字大芳,曾任廣西古田縣桐木鎮巡簡。父陳思野(1533-1619)[5],字可效。治安為長子,下有二弟,即治本與治策。

  天啟二年,譚元春與詩文友孟登(字誕先)同遊寒溪寺,見殿門六詩,詩題「古質鬱厚,詩俱稱是」[6],頗為好奇,孟登為武昌人,常與陳治安相見,對其為官與為人有清楚的認識,故能為譚元春介紹陳治安:在新化縣令任內,「務以德化人,以禮服人,有父子兄弟訟於庭,賜父兄坐,與之茶,而令其弟子拜於堂下,入公門憤,出公門慚;觀者懌,聞者斂。」為官有政績,而日常生活則相當簡樸,「袖數文錢,日買餺飥充飢,晨出夕返,數十里,皆緩步迤邐,無騎資,而人率無知其賢者。」[7]陳治安的詩文並未留下來,只存於譚元春詩文中所引六詩詩題。

  《南華真經本義》十六卷,詮解三十三篇,每篇分段作解[8];《南華真經本義附錄》八卷,卷一為宗傳、逸語,卷二至卷八則輯錄自戰國至明朝對《莊子》的品評 [9]。《奕慶藏書樓書目》著錄該書。前有徐廷槐序,另有自序五篇,「敘五」作於崇禎五年壬申年二月二十二日,一般推斷成書於該年,有清道光十五年紅蘭山房重刊本。[10]

  陳治安將注《莊》之書取名《南華真經本義》,自謂註解《莊子》應該用所謂「當如此者」而不用其「所不當然者」,惟注家須有良好的品德,所瞭解的「當如此」才能符合莊子本義。

  二、探求《莊子》本義的必要條件:注家之人品

  擁有良好的品德,未必能夠了解莊子;沒有良好的品德,肯定無法瞭解莊子,陳治安將注家的品德視為了解莊子本義的必要條件。

  宋代王旦( 957~1017),曾任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若有人會毀謗他,往往引咎不辨。所著《莊子發題》只存《堯讓天下於許由論》與《季咸論》兩篇,陳治安即收錄並評論:

  王文正此義亦未必正當。特存此二則者,見公為太平醇謹宰相,亦未嘗不留意於莊學也。(《南華真經本義附錄》,頁108~109)

  王文正即王旦,為官是「太平醇謹宰相」,具備瞭解莊子的必要條件,即使詮釋《莊子》未必相應,在陳治安看來,仍是值得一記的。[11]

  向秀與郭象是魏晉時期重要的《莊子》注家,二人品德欠佳,同遭陳治安批判。李卓吾認為「向秀注《莊子》而能見莊子之大意,真可謂莊周之惠施」,嵇康與阮籍、向秀遊,未能就彼問道,以致「全然不省神仙中事,非但不識真仙,亦且不識養生」,殊為可惜。陳治安卻深不以為然:

  此卓吾信莊子之深,以向秀能注《莊子》而嵇叔夜不聞,故謂其不識真仙。至論向秀則曰:《思舊賦》只說康高才妙技而已。夫康之才之技亦古今所有,但人品氣骨則古今所希也。豈秀方圖自全,不敢盡耶?則此賦可無作也。舊亦可無思爾矣。秀後康死,不知復活幾年,竹林七賢,此為最無骨頭者。(《南華真經本義》,頁183~184)

  嵇康「人品氣骨」為古今人物所少有,而向秀是竹林七賢中「最無骨頭者」,就人品而論,嵇康較向秀更能理解莊子。因此,陳治安反對李卓吾認為嵇康不聞向秀能注《莊子》即不識真仙的說法。

  郭象的為人,據劉義慶《世說新語》的說法是「薄行有儁才,見秀義不傳於世,遂竊以為已注」。在陳治安看來,這樣的人實未能真正瞭解莊子:

  昔人言:「郭象注《莊子》,乃《莊子》注郭象。」用此褒美,亦似譏彈。注不了經,何取於注。今錄數則,以挹其玄奧逸麗之風,不必為解《莊》之藉也。(《南華真經本義》,頁52)

  注以解經,若注不能解釋經義,則未能彰顯注的功能。所謂「《莊子》注郭象」正說明郭象意不在解《莊子》,而在宣說己意,既未能真正瞭解莊子本義,當然也就「不必為解《莊》之藉」。向秀、郭象《莊子注》雖不能掌握莊子本義,但已成為莊學權威,歷代推崇尊信者眾,陳治安感到相當無奈,看到黃山谷對郭象的評論才覺得釋然:

  郭子玄與莊意不相合,而自昔至今,無不尊信,徒以其文之工如意之謬何也?今見山谷內篇論曰:「二十六篇解剝斯文爾。」又曰:「向秀、郭象陷莊子為齊物之書,涽涽以至於今。」可謂見天日。(《南華真經本義》,頁135)

  郭象的註文與莊子的經文「意不相合」,就批註而言,可謂「意之謬」。郭象以「文之工」掩蓋「意之謬」,莊子本意於是在郭象「玄奧逸麗」註文的雲霧之中,無法為讀者所見。從魏晉到明代,讀者長久以來因尊信郭象註文而未睹莊子本義,黃山谷對向、郭的批判,有撥開雲霧的功用,莊子的本意一如天日,重新為讀者所看見。

  從注家的人品去檢視《莊子》註疏的歷史,陳治安很自然地就會注意到王雱與呂惠卿:

  王雱、呂惠卿兩人,慫恿王安石貽害宋世,何乃俱解《莊子》?又,李彥平先生遺書雲:「呂吉甫讀《莊子》至參萬歲而一成純,遂大悟性命之理。故其老莊二解,讀冠諸家。」夫天上無不識字神仙,謂文人易於悟入則可,謂傾險作佞之人以一言有悟,而遂證大道,恐未必然。(《南華真經本義》,頁140~141)

  照理說,注家體證大道之後,註文應該要有「超然神趣」。陳治安於是就註文加以檢示,卻發現呂惠卿只用泛漫的文字逐字訓釋,並未能得到要領 [12],以此駁斥李彥平「呂吉甫讀《莊子》至參萬歲而一成純,遂大悟性命之理」的說法,堅持「傾險作佞」之人既不能真正瞭解莊子思想,更不能「證大道」。

  三、以《莊》解《莊》的前提──辨《莊子》之不偽

  陳治安主張以《莊子》外雜篇解內篇才能掌握莊子本義,此一方法若要可行,前提是外雜篇與內篇都必須是莊子所作。宋代蘇軾《莊子祠堂記》曾認定《莊子》中有四篇偽作,因此陳治安詳加批駁。

  蘇軾的論述主要針對漢代司馬遷而來。司馬遷《老莊申韓列傳》一文對於莊子生平與思想有簡潔的敘述與精要的定位:「其學無所不窺,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宋代蘇軾對於司馬遷的敘述頗不以為然,《莊子祠堂記》認為莊子意在助孔子,然而《莊子》書中卻有許多批判孔子的言論,因此必須進行辨偽的工作,以便恢復《莊子》原貌,而後才能得到莊子原意。以莊子助孔子觀點為標準,《盜跖》與《漁父》像是真的在詆訾孔子,《讓王》與《說劍》則淺陋而不入於道,必須從《莊子》中刪除。刪去四篇之後,《寓言》的末段與《列禦寇》首段正好可以銜接。依照蘇軾的說法,《莊子》三十三篇宜刪減為二十八篇。

  蘇軾的說法在中國莊學史上引起相當大的迴響,從此以後,只要提到《莊子》篇章辨偽,多會引用蘇軾的觀點。陳治安對於蘇軾的論典卻嚴厲批判:

  子瞻知莊子未嘗詆訾孔子,即言其未嘗詆訾孔子可矣,彼一書之中可以據以發明此意者不少,何必誣其書之偽,欲信己說偽其書,而以為凡分章命篇皆出於世俗,非莊子本意。夫《漁父》、《盜跖》、《胠篋》諸篇,稱於太史公,自秦漢以來,相傳俱然,蘇子瞻但可果於自信,豈可果於盡誣千古之人哉!近世孫月峰、焦弱侯、陸西星,無不以子瞻之言為然,子瞻之言已足移人視聽,加諸名公又為崇信,其言《莊子》諸篇,胡得而不偽?夫既喜其書,不欲其人有詆訾聖人之名,欲為之辯,亦何不深惟作者本意,而輕誣其偽,重後世惑也。(《南華真經本義》,頁816)

  正是因為蘇軾的觀點影響深遠,到了「已足移人視聽」的地步,所以陳治安才要起而為《莊子》篇章辯護。蘇軾《莊子祠堂記》主要的論述有二:一是莊子對孔子「陽擠陰助」,陳治安贊成其觀點;二是辨《莊子》中《漁父》等四篇為偽作及合《寓言》與《列禦寇》為一篇,陳治安則反對刪並篇章的作法。總之,陳治安認為《莊子祠堂記》寫作的動機「雖出於愛莊子,而遂至於誣莊子,實為賢智之過也。」(《南華真經本義附錄》,頁120)

  (一)辯《讓王》之不偽

  蘇軾以《讓王》淺陋不入於道而以為偽作,陳治安深不以為然:

  篇中敘事或簡或煩,造景必奇,有情必肖,時立論案,變化無端,此千古之文,《史記》小論所由昉。人見其事多載《呂覽》,遂疑莊文為贗,夫《呂覽》襲用莊列何止於此?反贗莊文,此何似?予謂似新莽竊傳國璽,人見漢時所用,反疑取之新莽,不過惑於蘇子瞻《祠堂記》語耳。子瞻任一時己見,謂《讓王》等篇俱後人剿入。如謂是篇為後人贗作,則已先載《呂覽》;如謂取諸《呂覽》,特加詮次,欲混莊文,則愚者不能、知者不作。(《南華真經本義》,頁783-784)

  世人因為《讓王》的內容也出現在《呂覽》,而視該篇為偽作,陳治安認為這樣的思維有問題,《呂覽》收錄先秦的文字,《讓王》既已載於《呂覽》,則不應是後人贗作;而且《讓王》的特點在於「敘事或簡或煩,造景必奇,有情必肖,時立論案,變化無端」,這樣的千古奇文,愚者沒有能力偽作,智者不會去偽作。因此,合理的推論是《呂覽》襲用《莊子》,實際上,《呂覽》襲用《莊子》與《列子》的文字相當多,不足為奇。

  此外,從《讓王》的內容進行考察,從堯到石戶之農等四事,主要是談「讓天下」;太王、王子搜、韓昭侯三人之事則為「捐國土以全生」,從顏闔到陳蔡凡八事,北人無擇而後有如周興二士,主要內容為「輕生以立節」,北人無擇、卞隨、務光三人則「一聞不入耳之言,趣死而已」。陳治安認為這樣的內容實在不能說是「淺陋不入於道」。至於《讓王》中,原憲回答子貢:「學以為人,教以為己」,則只用兩句話就把千萬世人心底病痛說透,不是莊子是寫不出來的,可見蘇軾以《讓王》「淺陋不入於道」大有問題。(《南華真經本義》,頁796)

  (二)辯《盜跖》之不偽

  《盜跖》因其若真詆孔子而被蘇軾視為偽作,陳治安既要辯《盜跖》不偽,則必須從莊子是否真的在詆譭孔子入手進行辯護:

  莊子語道,貴在無為,故曰:「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若兩忘而化於道,乃世人不能忘情善惡是非之分,每每按事摘情,互相詆譭。使今有桀、蹠者出,亦按事摘情以詆譭聖人,何損於聖人?聖人豈因桀蹠之詆譭而遂變其生平?聖人不因詆譭遂變其生平,桀、蹠豈因眾人之詆譭而遂變其為桀、蹠?此《盜跖篇》所由作。(《南華真經本義》,頁807)

  世人有善惡是非之分,常按事摘情而詆譭他人;聖人則是非兩忘,而化於大道。盜跖詆譭孔子,正彰顯其為一般世人,而孔子不因盜跖的詆譭而改遂其生平,因此孔子雖受到盜跖的詆譭,亦不妨礙其為聖人。如此說來,即使《盜跖》真有詆譭孔子的言論,因其無傷於孔子,可以不視為偽作。

  蘇軾既然批判司馬遷,陳治安則直接引用司馬遷《莊子列傳》的敘述來反駁蘇軾:

  自蘇子之言出,而後世讀《莊子》者皆服蘇子明識,以為能分別真偽。夫蘇子明識未能過太史公,太史公先蘇子千餘年,去莊子近,其於真偽,當自了然。於《列傳》曰:「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數篇出於《莊子》,已有明證,蘇子曰:「此知莊子之粗者。」太史公不言「詆訾孔子」而曰「詆訾孔子之徒」,明以莊子詆訾不在孔子。後世學孔子者竊其跡而希心利祿,故詆訾及之。至詆訾孔子者,又不用他人而獨借盜跖之口,則莊子深意居然可知。蘇子何以不察而徒謂太史公之知其粗?(《南華真經本義》,頁809-810)

  陳治安認為司馬遷的說法較為可靠的理由有四:一、蘇軾的聰明見識比不上司馬遷,也就是說,司馬遷辨別《莊子》真偽的能力較蘇軾為佳。二、西漢司馬遷的時代較北宋蘇軾早一千餘年,更為接近莊子的時代,當然也就更有可能接觸到真本的《莊子》,可見《漁父》與《盜跖》均非偽作。三、「詆訾孔子之徒」不等於「詆訾孔子」,甚至於因為「後世學孔子者竊其跡而希心利祿」,因此「詆訾孔子之徒」反而更能彰顯孔子的真思想。四、「詆訾孔子」的人不是別人而是盜跖,用這樣的人詆訾孔子,根本對孔子沒有傷害,這就是莊子借盜跖之口詆訾孔子的深意。總之,司馬遷《莊子列傳》提到莊子「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較蘇軾《莊子祠堂記》的說法更為可靠。

  (三)辯《說劍》之不偽

  蘇軾以《說劍》「淺陋而不入於道」,陳治安則以為是蘇軾未能看出《莊子》文章奇特之處,才會產生這樣的誤解:

  莊子特用己為海若,借趙文為河伯,闡揚大道,銷化雄心,使千世之下讀之,而喜技術者為之短氣。若聖賢據理言之,謂大道當行則曰今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是也;謂劍士不足用,則曰撫劍疾視此匹夫之勇是也。莊子故為妝撰,欲傾吐雄奇,言其所不為之事,若以之自雄者。人言太史公好奇,莊子為文好奇,特如《中庸》曰「鳶飛戾天,魚躍於淵」,斯亦足以發明道無不在矣。唯文奇,故歷千百世而常傳,至於奇奧處,亦千百世而人不得解。如此篇者,信蘇子之言,輒以為他人贗作;信莊子之深,又以其事為實然。均非也,莊子之寓言也。後世宋玉、枚乘、相如之作賦,多若此也。(《南華真經本義》,頁850-852)

  當時諸侯好鬪,劍客重養千金之死士,屠腸抉面,為人報仇,於是斬頸領決肝肺命絕者,往往無異於鬪雞。莊子認為「與其事戰鬪而快雄心,何如行大道用賢能」,因此編撰此一寓言,透過劍術以以闡揚「道無不在」的道理──道無不在,如果螻蟻、稊稗、瓦甓、屎溺都有道的存在,當然劍術之中也有大道。

  莊子的表達較為奇特,其奇奧之處,往往千百世而人不得解。若能掌握莊子《說劍》的寓意,則其與孟子「謂大道當行則曰今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是也;謂劍士不足用,則曰撫劍疾視此匹夫之勇是也」的意涵是一樣的。陳治安認為,蘇軾之所以《說劍》內容淺陋而不入於道,判定為他人贗作,應該是沒有了解莊子寓言之意所致。換句話說,若能瞭解《說劍》的寓言在表達「道無不在」的思想,當然不致於會有「淺陋而不入於道」的批評,可見《說劍》為不偽。

  (四)辯《漁父》之不偽

  陳治安以「詆訾孔子之徒」不等於「詆訾孔子」說明《盜跖》不偽,也用同樣的方式說明《漁父》不偽:

  或曰:《漁父》篇多詆訾孔子之意,識者以為他人剿入,非莊子之言,果非莊子之言歟!非莊子不能有此胸襟見解,有此胸襟見解當自作莊子,必不假莊子作莊子。然則莊子果詆訾孔子者歟,曰不然也。莊子嘗詆訾孔子矣,藉口盜跖,歷詆往聖,負天下之至非者自應非天下之至是。漁父則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彼自以為與孔子一氣,而何詆訾之有?然則漁父之諄復於孔子者,何為曰規也何規,彼其彷丈人荷蕢之意。以明潔身高蹈之為是,滔滔變易之為非,且其中實有詆訾之意寓焉,而不盡露其寓意。詆訾者不在孔子,在後世之學孔子而不真者,外若急急與拯世,內實冀利祿以自私,故曰:「謹修而身,慎守其真。」又曰:「真在內者,神動於外,所以貴真也。」豈於孔子之身而虞其有不真也。詆訾學者而寓言孔子,何為?莊子生既不同時,凡其諄復於孔子者,豈真為孔子哉?以為後來之學孔子者,告彼唯尊信焉,而欲砭學者之失,故寓意以諷,不直露其旨也,不特漁父然也。若老子、若老萊子、若溫伯雪子屬,有所規誨於孔子,則必極摹夫子虛懷好善、捨己下人之誠,雖及門之士,形容親切,豈有加此?是則莊子所以深服吾夫子而未嘗有詆訾之念存於中者也。(《南華真經本義》,頁860-862)

  文中的主要論點有三:一、從《漁父》的思想來看,「非莊子不能有此胸襟見解,有此胸襟見解當自作莊子,必不假莊子作莊子。」二、蘇軾認為《盜跖》與《漁父》有詆訾孔子之意,盜跖歷詆往聖,有其深意,漁父既說:「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則漁父自以為與孔子一氣,可見只是相為規勸而未嘗詆訾。三、即使規勸之中寓有詆訾之意,詆訾的對象是「後世之學孔子而不真者」而不是孔子。可見,莊子深服孔子而未嘗有詆訾之念存於心中。

  莊子稱孔子謂為魯國中一人,其論天下道術,不列孔子於墨翟諸家,而列於在天人神聖之內,可見莊子不但深服孔子,其尊信孔子不在後世諸儒之下。陳治安認為,蘇軾自恃聰明,讀《莊子》時不深求其寓意,而意所偶觸,信為的然,才會以《漁父》為偽。

  (五)辯《寓言》與《列禦寇》不宜合為一篇

  宋代洪邁《容齋隨筆》與明代焦竑《莊子翼》都認同蘇軾「《寓言》與《列禦寇》固是一章」的說法。陳治安則反對刪並,第一個理由是:引用《列子》文字次序不能作為刪並的依據:

  夫以爭席綴饋漿後,此列子當時作書次第,《寓言》終於爭席,歷《讓王》、《說劍》、《盜跖》、《漁父》四篇而後列子之饋漿,此兩事特為莊子所引用,莊子作書自有次第,安得以引用其言而謂次第遂一一與原書合,果一一脗合,則前所指壺子言使人得而相汝,又載在饋漿之首,又果合為一章,而自外篇《駢拇》起,至雜篇《外物》,凡一十九篇俱剿入,俱當刪去,但取《應帝王》與《寓言》、《列禦寇》合為一章,其可乎?(《南華真經本義》,頁812)[13]

  《列子》中的寓言先「饋漿」而後「爭席」,《莊子》書的順序,則是《寓言》言「爭席」在前,《列禦寇》言「饋漿」在後,二者順序不同,可見列子作書次第與莊子不同。不能因為莊子引用《列子》的兩段文字,就以引用次第為由,將中間《讓王》、《說劍》、《盜跖》、《漁父》四篇刪除。否則,《應帝王》也引用列子的事,陳治安認為,如果依照蘇軾的作法,將《應帝王》與《寓言》、《列禦寇》合為一章,《應帝王》到《寓言》中間的十九篇(外篇《駢拇》起到《知北遊》共十五篇,雜篇從《庚桑楚》到《外物》共四篇)應當刪除,《寓言》到《列禦寇》中間四篇也刪除,如此一來,整部《莊子》只剩下內七篇(含合併一篇)與《天下》共八篇。反過來說,如果我們不能接受《莊子》只有八篇,那麼,就不應採蘇軾的說法刪並篇章。

  陳治安反對刪並的第二個理由是莊子的文章後人無法模仿偽作:

  焦弱侯言莊書之奇,自非後世所能亂其文詞,格制之不同,故可以望而知。予謂《讓王》等四篇非後人所作,其為莊子之書,是固可望而知者也。(《南華真經本義》,頁812-813)

  《莊子》文詞相當奇特,自有其格制,後世文人無法表現莊子文詞的格制,因此若是仿作置於其中,馬上可以辨識出來。蘇軾判定《盜跖》等四篇為偽作,是「反覆觀之」才得到寓言之意;陳治安判定《盜跖》等四篇不是偽作,卻「可望而知」。

  陳治安反對刪並的第三個理由是莊子每一篇文章都有核心觀念,不能隨便合併:

  且莊子之書,篇自一意,《寓言》有《寓言》一篇之意,不得列入於《列禦寇》;《列禦寇》有《列禦寇》一篇之意,不得列入於《寓言》。《列禦寇》之意在知道自晦,不出異以感人,使人得以富貴爵祿羈其身,故篇中多言取富貴者為危機,而愚者恃其所見以入於人為足悲也。《寓言》之意在不執己見而以巵言取適,因物然否與時變化,楊朱之始於避舍,終於爭席,正與時變化而自適者也。即一罔兩問景耳,其俯仰行止,坐起披括一不自主,而形景造化但相隨而自適者,此《寓言》之罔兩問景也。其在《齊物論》則形景造化,彼此相待,而不若其不相待,舉然與不然盡出於無心,此為《齊物論》罔兩問景之意。一事而異篇,則意胡可得而一也。(《南華真經本義》,頁813-816)

  同樣是「罔兩問景」的寓言,出現在《寓言》與《齊物論》即有不同,主要是因為《莊子》「篇自一意」。同樣的道理,《寓言》與《列禦寇》篇意各有不同,當然也就不能合併。

  四、以《莊子》解《莊子》

  就經典詮釋的發展而言,幾乎每一個經典詮釋者都認為自己對經典有所意會,因此自己的註疏最能掌握經典本義。但是,從後代注家的觀點來看,似乎歷代經典註疏都有不符合經典本義之處,正因為偏離原典,後來的注家必然不滿意這樣的結果,因此,每隔一段時期,都有經典注家提出「迴歸原典」的訴求。

  唐代陸德明《莊子音義‧敘論》認為《漢書‧藝文志》所載五十二篇本的《莊子》「言多詭誕,或似《山海經》,或類《占夢書》,故注者以意去取。」導致「後人增足,漸失其真」的結果,可見唐代所看到的《莊子》,顯然已經不是莊子的本義。宋代朱熹說:「《莊》、《老》二書解注者甚多,竟無一人說得他本意出,只據他臆說。某若拈出,便別,只是不欲得。」[14]可見朱子也認為歷代注家雖多,在詮釋《莊子》時,多隻根據自己的理解而進行「臆說」,未能說出老子與莊子的「本意」。宋代林希逸《莊子口義》釋《養生主》「緣督以為經」雲:「若以《莊子》語脈及《駢拇篇》參考之,意實不然。督雖可訓中,然不若訓迫,乃就其本書證之,尤為的當也。」就是從《莊子》的文本來看,在《駢拇篇》可以找到印證,將「督」訓為「迫」,以此批評朱熹「以督訓中」的論點不恰當。宋代湯漢認為「以儒解莊」及「以佛解莊」都未能真正將莊子思想本來面貌呈現出來,「不若以《莊子》解《莊子》,上絕攀援,下無拖帶,庶幾調適上遂之宗,可以見其端涯也。」[15]

  只有「以《莊子》解《莊子》」,批註才能不偏離莊子本意。明代孫應鰲《莊義要刪》認為「諸家各持己意解《莊子》,是以有合有不合,元澤持《莊子》解《莊子》,是以無不合。」[16]可見「持《莊子》解《莊子》」,是批註能合於莊子本義的常用方法,也是後人對注家評價的標準之一。[17]

  宋代羅勉道為避免用各種思想去附會而「多非本文指義」,導致「剽竊之用,轉而多誤」的現象,強調應以先秦的語言、名物、制度來詮釋《莊子》,才能「庶幾循其本指」,並以《莊子循本》為書名。[18]

  在歷代莊子註疏之中,明代陳治安提倡「以《莊》解《莊》」最為盡力,主要是以外篇、雜篇與內篇相印證:

  莊子大意已盡在內篇,後之外篇、雜篇,雖各自為說,有若內篇之批註者,今吾試取《達生》解《逍遙遊》,《寓言》解《齊物論》,《外物》解《養生主》,則莊子作三篇之意,自了了可見。人不用其所自解而止於三篇內求解,故多悖於作者之意。……吾又取《山木》篇解《人間世》,《田子方》解《德充符》,《天地》篇解《大宗師》,《在宥》、《天下》解《應帝王》,則莊子作是數篇之意,又居然可見,不待後人為說以解,而是數篇已先有其解,舉此數篇以推餘篇,亦不必一一曰某篇解某篇,而參觀互證,理自玄同。不待後人為說以解餘篇,而莊子於餘篇無不各有其解。[19]

  陳治安將內篇視為莊子的核心思想,詮釋外雜篇時,即以之與內篇互相印證,這是由於宋代之後,學者普遍認為內篇可以代表莊子思想,因此,若是外雜篇能與內篇相互發明,則可視為莊子本義。陳治安將其解《莊》之作稱為「南華真經本義」,就是希望自己的詮釋能夠符合莊子本義。

  本論文旨在論述陳治安探求《莊子》本義的方法,有關內容的部分無法細論,茲僅以陳治安釋《達生》篇名為例做說明:

  解《逍遙遊》者謂隨物大小各有逍遙,趣在逍遙而已,乃莊子則趣在養氣。《達生》篇曰:「至人行於萬物之上而不栗」,可以當逍遙矣,而謂是純氣之守,故知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者,是逍遙要旨也。《逍遙遊》終於大樗之無用,人謂莊子趣在無用而已,乃莊子則以無用為大用,《達生》篇曰:「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形全精復,與天為一。天地者,萬物之母也。」是莊子之無用將凝神御氣以造乎萬物,故知藐姑射之凝神,又為御氣之要旨也。(《南華真經本義敘四》,頁23-24)

  讀《逍遙遊》何寥廓曠垠哉,今繹《達生》之要,在凝神為純氣之守。若關尹告列子,是其所以能逍遙者也。佝僂承蜩,紀渻養雞,沒人操舟,丈夫蹈水,梓慶削鐻,工倕旋規,無不可以凝神,無不可以養氣,故人無不可以逍遙。孫休役役鄉黨州部之間,功名系念,則逍遙義詘。(《達生第十九》,頁491)

  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是《逍遙遊》的要旨,亦即必須能夠凝神養氣才能達到逍遙的境界。《達生》篇即在說明逍遙的思想,篇中的寓言可以分為兩組,一組是正面表述,如關尹告列子、佝僂承蜩、紀渻養雞、沒人操舟、丈夫蹈水、梓慶削鐻、工倕旋規,因其能夠「凝神」與「養氣」,故能無不逍遙。另一組則為反面表述,如孫休,由於心繫功名而役役鄉黨州部之間,因此無法逍遙。換句話說,《達生》就是《逍遙遊》的批註。

  陳治安以所舉外雜篇八篇印證內七篇來看,例子似乎過少。他自覺此一狀況,故提出解決的方法:「舉此數篇以推餘篇,亦不必一一曰某篇解某篇,而參觀互證,理自玄同。」問題是:外雜篇真的可以如此類推而找到內篇做印證嗎?陳治安將可以類推的篇章已經作了詮釋,至於不易類推,或找不到對應的篇章則未做說明。如果陳治安能夠將蘇軾視為偽作的《盜跖》、《漁父》、《讓王》與《說劍》也找到內篇作印證,或許更具說服力。

  五、陳治安解《莊》方法論相關問題的檢討

  (一)《莊子》注家的人品與文品之關聯

  陳治安認為有良好的人品才能掌握莊子的本意,將注家的人品視為掌握莊子本義的必要條件。問題是:「理解」與「實踐」真的可以劃上等號?不能實踐莊子思想的注家就無法瞭解莊子思想的本義?

  陳治安說:「謂文人易於悟入則可,謂傾險作佞之人以一言有悟,而遂證大道,恐未必然。」問題是:「文人」與「傾險作佞之人」的內容與外延並非無交集,呂惠卿可能既是「文人」,又是「傾險作佞之人」,若「文人則易於悟入」,則呂惠卿可以悟得莊子本義;若「傾險作佞之人以一言有悟,而遂證大道,恐未必然」,則呂惠卿可以悟得莊子本義,未必能證得大道。換句話說,「傾險作佞之人」與「文人」均可以悟入莊子本義,只是後者較不容易悟入而已。

  只要能夠了解莊子本義(「悟入」),再用語言文字加以批註,則注家是否已「證大道」,似乎未必那麼重要。明代孫應鰲對於王元澤解《莊子》即採此一態度:

  元澤之為人世多訾點,其解《莊子》,顧翹楚諸家而雅馴若此,此宋史稱元澤系敏氣豪,睥睨一世,要亦不誣。侍御取言不以人廢,厥旨遠哉![20]

  孫應鰲將「道德」與「知識」區別開來,而強調「不以人廢言」。王雱的為人,歷來學者多所批判,但人品的問題未必完全反應到批註中,王雱解《莊子》,也有符合莊子本旨的地方,不宜一概抹殺。《四庫全書總目》對於王雱解《莊》的評論亦採此種態度:

  史稱雱睥睨一切,無所顧忌,其很愎本不足道,顧率其傲然自恣之意,與莊周之滉漾肆論、破規矩而任自然者,反若相近,往往能得其微旨。孫應鰲《序》謂「取言不以人廢,諒矣」。……王宏撰《山志》曰:「注《道德》、《南華》者無慮百家,而呂惠卿、王雱所作頗稱善,雱之才尤異,使當時從學於程子之門,所就當不可量。」又曰:「竊又疑惠卿之奸諂,雱之恣戾,豈宜有此?小人攫名,或倩門客為之,亦未可知。」案:小人兇狡,其依憑道學不過假借聲名,刑恕何嘗不及程子之門(見《伊洛淵源錄》),章惇何嘗不及邵子之門,一旦決裂不可收拾,安見雱一從程子,必有所就?至於雱之材學,原自出群,王安石所作《新義》,惟《周禮》是其手稿,其餘皆雱所助成,蔡絛《鐵圍山叢談》言之甚詳,又何有於《莊子注》而必需假手乎?宏撰所言,不過好為議論,均未詳考其實也。

  蔡絛《鐵圍山叢談》提到《三經新義》,證實《詩經》與《尚書》都是「出於元澤暨其門下弟子」,只有《周禮》是王安石的手稿 [21],這裡可以確信王元澤不必假手他人,孫應鰲所謂「取言不以人廢」亦可作輔證。至於說呂惠卿之奸諂、王雱之恣戾,似乎不可能對《莊子》有深刻的瞭解,根據《宋史》的記載,王雱是一個睥睨一切而無所顧忌的人,「其很愎本不足道,顧率其傲然自恣之意,與莊周之滉漾肆論、破規矩而任自然者,反若相近」,性格的相近反而能瞭解莊子。王元澤就算進入程子之門,恐怕也未必有什麼幫助,刑恕與章惇就是最好的例子,可見「小人兇狡,其依憑道學不過假借聲名」,因此實在不能肯定王雱若入程子之門就會有什麼成就。因此,《四庫全書總目》認為《南華真經新傳》「體例略仿郭象而更約其辭,標舉大意,不屑屑詮釋文句」而「往往能得其微旨」。

  雖然,中國思想是生命的學問,強調生命的體驗,惟克就批註而言,注家的人品與註文能否掌握莊子本義,似缺乏必然的關係。

  (二)陳治安探求「本義」方法的主觀性

  有良好的人品作為批註《莊子》的基礎,再從「人類共同的心理」入手,陳治安認為就可以瞭解莊子的本意:

  人共一心,理無二趣。試取莊書句為之解,解之而吾心謂當如此,則莊子立言本意,亦必如此解之;而吾於理見為不然,則莊子當日本意亦必不然。今解三十三篇,皆用所謂「當如此」者,不用其所「不當然」者,故稱曰「莊子本義」云爾。(《南華真經本義》,頁11-12)

  因為「人共一心,理無二趣」,陳治安認為掌握莊子本意可以從「人類共同心理」著手,問題是:每一個人的「心」以及他所理解的「理」可能不同,如此一來,每個人都認為他所理解的是莊子本意。向秀、郭象、王雱與呂惠卿的《莊子》註疏,在陳治安看來,都是未能掌握莊子本意的。但是,如果依照陳治安的說法:

  「解之而吾心謂當如此,則莊子立言本意,亦必如此解之」,向秀、郭象、王雱與呂惠卿都可以自認為得到莊子本意。

  陳治安強調探求莊子本義的重要性,而其所以能得到莊子本義的關鍵則充滿神秘性:

  初讀難曉,即欲棄去,喜其篇章結撰,復取朝夕覽觀,尋其歸趣,得有開悟。……昔嘗兩遭靈應,特不可舉向人言。初欲作解,竊自謂能合莊意。(《南華真經本義》,頁29)

  《莊子》素稱難讀,陳治安也無法初讀即知曉莊子思想,而是朝夕觀覽《莊子》的「篇章結構」與「歸趣」,才終於開悟。而陳治安自謂能合莊意的關鍵,卻是不可向人說起的兩次靈應經驗。因為不可向人說,讀者也就無從瞭解,當然也未必能信服。

  (三)陳治安以道教思想即為莊子本義的檢討

  「以儒解《莊》」或「以佛解《莊》」容易被視為悖離莊子本義,那麼,以道教思想解《莊》算不算符合莊子本義?在《南華真經本義》中,隨處可以看到陳治安以道教思想詮釋《莊子》:

  莊子修不死之術,上言忘情生死,忘情生死而後可以不死,然太說向冷淡去,幾與溺沒於生死者相似,故緊說神仙歷來公案。(《南華真經本義》,頁206)

  純氣之守,道家相傳訣法,古仙人有使水逆流,坐炊茅屋,炊熟而茅不焦,皆氣禁之然。(《南華真經本義》,頁497)

  莊子的寓言多運用神話,雖用以描述境界,卻也常被視為實有其事,故以道教的神仙或修煉來加以詮釋。

  《莊子》寓言所運用的神話思想,例如《逍遙遊》中的神人「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齊物論》中的聖人「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冱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飄風振海而不能驚……死生無變於己」,《天地》中的聖人「鳥行而無彰,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上仙,乘彼白雲,至於帝鄉」;《大宗師》中的真人「登高不傈,入水不濡,入火不熱」,《田方子》中的至人「上窺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級,神氣不變」,似乎都與神仙有關,但實際上,老莊思想未必信仰神仙,甚至於老莊思想與神仙信仰有牴牾的地方。[22]

  王安石《答陳柅書》說:「《老》、《莊》之書俱在,其說未嘗及於神仙,唯葛洪為二人作傳以為仙。而足下謂老莊潛心於神仙,疑非老莊之實。」[23]《四庫全書總目》論「道家」時也說:「後世神怪之跡多附於道家,道家亦自矜其異,如《神仙傳》、《道教靈驗記》是也,其後長生之說與神仙家合為一,而服餌導引入之,房中一家近於神仙者亦入之,鴻寶有書,燒煉入之;張魯立教,符籙入之。北魏寇謙之登又以齋醮章咒入之。世之所傳,大抵多後附之文,非其本旨。」[24]

  可見「道教」與「道家」雖有源流的關係,其內容則大異其趣,因此以「道教」觀點解說「道家」經典《莊子》,未必就是莊子的本義。陳治安以世之所傳的後附之文(「道教」)來詮釋《莊子》(「道家」),恐怕正如《四庫全書總目》所言:「非其本旨」。

  六、結語

  中國思想史的發展主要透過經典的詮釋,歷代學者各有不同的學術時空,因此在經典詮釋的過程中,難免有逐漸偏離原典的狀況發生,甚至因為偏離原著的思想,批註的義涵才會豐富而複雜,一部經典,註解的學者愈多,往往詮釋就愈紛歧。從思想史的觀點來看,《莊子》思想的詮釋常因歷代注家的誤解而歧出,卻因詮釋的歧出而獲得發展。後世詮釋者發現歷代的詮釋過於歧出,於是希望迴歸原典的思想,歧出與迴歸使莊學史的內容豐富而精采。

  陳治安在探求本義的方法上,莊子既然是生命的學問,注家應有相當的品格才能瞭解莊子思想的本義,其強調注家的人品雖有正面的意義,惟就批註本身而言,品格並不能保證批註的質量。此外,陳治安探求莊子本義的主要方式是「以莊解莊」,前提就必須保證《莊子》全書沒有偽作,因此陳治安嚴厲批判蘇軾辨偽之說。事實上,經過蘇軾辨偽之後,從宋代以來就累積一定辨偽的成果,顯示《莊子》確有秦漢之際甚至漢代的文字夾雜其中,因此,陳治安對蘇軾的批判雖不無道理,惟未必均能成立。就以莊解莊而言,陳治安雖然沒有完整地說明所有篇章之間的系統,惟就所舉數篇而言,確實能找出內外雜篇可以聯結的脈絡。

  陳治安或許過度強調注家人品的重要,而用「人類共同的心理」去尋求莊子的本意,則略嫌主觀,而其以道教解莊,更未必是莊子本義。整體而言,《南華真經本義》在批註方法上,確實做了深刻的反省與批判,並且在思想的詮釋上有相當多精采之處,在莊學史上有其一定的地位。

  註釋

  [1] 簡光明《大陸莊學研究概況》:「關鋒《莊子內篇譯解和批判》書後有『莊子註解書目』,說明莊子的影響和注莊解莊的流變;曹礎基《莊子淺論》第六章『莊子研究述評』也把歷代的莊子註疏作一述評。這樣的簡介只能使讀者對莊學史有一粗略的印象,至於每一部莊子注的特色及其在莊義上的闡述,則多語焉不詳,並未全面地加以考察,實有待學者繼續努力。」(收入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會主編《大陸地區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臺北:學生書局,1991。)

  [2] 徐廷槐《南華真經本義序》說:「陳氏代有著述,而《本義》尤見推於明時。譚友夏夙寢饋於漆園,意其所得與所得於舊人者,當不知其幾,乃於《本義》獨推精暢。」收入陳治安《南華真經本義》(臺北縣板橋:藝文印書館,1974),頁1。

  [3] 以「陳治安」或「南華真經本義」為研究題目或關鍵詞檢索「中國期刊網」(期刊論文、學位論文、會議論文)與臺灣「國家圖書館」(期刊論文與學位論文)數據庫,查不到任何研究成果。

  [4] 見譚元春《廣西古田縣桐木鎮巡簡陳公墓誌銘》:「會稽陳復野公生於弘治乙巳四月望日,卒於嘉靖甲辰八月五日,年僅五十。」譚元春著、陳杏珍標校,《譚元春集》(下),上海:新華書店,1998年,頁690。

  [5] 見譚元春《將仕郎思野陳公墓誌銘》:謂陳思野「卒於萬曆之己未,距嘉靖癸已生日,年八十有七。」,《譚元春集》(下),頁692。

  [6] 見譚元春《陳武昌寒溪寺留壁六詩記》,《譚元春集》(下),頁560。

  [7] 見譚元春《陳武昌寒溪寺留壁六詩記》,《譚元春集》,頁560。徐廷槐《南華真經本義序》說陳治安:「廣敏多善政」,亦可參照。

  [8]陳治安花了五年左右的時間注《莊子》,自天啟7年(1627)夏日,偶然分疏《則陽》,於是有解畢《莊子》的念頭。崇禎元年(1628)冬,自安仁歸,才取三十三篇盡為之詮解。(《南華真經本義》,頁698)。崇禎 2年(1629)夏四日,撰《序一》,七月十四日撰《敘二》,八月望後二日撰《敘三》,陽月(十月)載生明(三日)撰《敘四》,崇禎5年(1632),二月二十二日,撰《敘五》;四月初十日,撰《莊子本義附錄敘》。

  [9]陳治安收錄《莊子》逸篇的文字不少,「莊子雲:地三年種蜀黍,其後七年多蛇」之下有評語:「此載張華《博物志》,不欲遺《莊子》一句,故錄之。」(《南華真經本義附錄》,頁23)可見其收錄莊學史文獻之用心與附錄內容之豐富。

  [10] 見嚴靈峰編《老列莊三子知見書目》。嚴靈峰在《南華真經本義附錄》後記載編輯的情況:「明陳治安《南華真經本義》刊於崇禎五年,少見其它傳本。此為清道光十五年紅蘭山房重刊,缺字頗多,均一一予以校補;惟第八卷十四頁全失,其內容乃輯錄諸家評語,未知刊於誰何。此間未見藏書,無從覓補;祇有留置空白,殊非得已也。民國六十三年九月靈峰記。」(頁219)其實,第八卷十三頁引王世貞《藝苑卮言》(卷一)增補,惟文字仍有闕漏。

  [11]其實王旦未必真能瞭解莊子。《堯讓天下於許由論》主張「無為者以有為為累,有為者以無為為宗。」《季咸論》主張「古者帝王之治天下,必有不測之用,故使人不可得而知。」皆近於法家。可見其解《莊子》實「未必正當」。

  [12]陳治安說:「夫悟筆法者得江聲,悟禪心者由於擊竹,悟機所觸固不問其言之何若,但悟後作解,當有超然神趣。今止於逐句訓釋,略無要領,即如曰『知日月之所以為日月』、『宇宙之所以為宇宙』,語似高玄,亦殊泛漫,用於此處可,用於他處亦可,再增數句可,即減數句亦可,安在其為妙道也哉!」(《南華真經本義附錄》,頁143-144)

  [13]陳治安說:「夫莊子之言相類者亦多,即在《列禦寇篇》伯昏瞀人語,列子曰:汝非能使人保汝而不能使人無保汝,前《應帝王篇》壺子語,列子曰:爾以道與世抗,必信。夫故使人得而相汝,意亦相類,又當是一章,而謂中間二十許篇皆後人剿入者邪?」可以參照。

  [14]黎靖德編《朱子語類》(臺北:華世出版社,1987),「友仁」條,頁3001。明代陳治安不認為朱子能瞭解莊子的本義,他說:「為善必名,為惡必刑,是事理必然。今兩不近者,以其無為也。雖不得已而為跡,似涉於善惡,身不近於刑名,仍是以無為而為之者也。朱子以為不大為善,不大為惡,專計利害,循中以為常,不但莊子之識決不淺陋如此,天下事亦必無不大為而又為得之理。朱子謂解《莊子》者無一人拈得本義出,俱是臆說,某若拈出,自別。由此觀之,使朱子盡數拈出,猶恐有臆在也。」(《南華真經本義》,頁153-154)

  [15] 〔宋〕湯漢<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序>,收入褚伯秀《南華真經義海纂微》(臺北縣板橋:藝文印書館,1962)。

  [16]  見孫應鰲《南華真經新傳原序》,收入王元澤《南華真經新傳》。

  [17]  明代陳繼儒認為釋性通「蓋少而習之,長而遊於空山大澤間,所見無非莊者,積三十年而後發覆之注出焉」,因此,「它人以我解莊,而蘊公以莊解莊」(陳繼儒《南華髮覆序》,收入釋性通《南華髮覆》(臺北縣板橋:藝文印書館,1974),稱許釋性通能將覆蓋在歷代注家分歧複雜的詮釋之下的莊子本義闡發出來。

  [18]  羅勉道《南華真經循本釋題》,《莊子循本》頁4。

  [19] 陳治安《南華真經本義敘四》,《南華真經本義》。

  [20] 見孫應鰲《南華真經新傳原序》,收入王元澤《南華真經新傳》。

  [21] 蔡絛雲:「王元澤奉詔修《三經義》,時王丞相介甫為之提舉,蓋以相臣之重,所以假命於其子也。吾後見魯公與文正公二父相與談往事,則每雲《詩》、《書》蓋出元澤暨門弟子手,至若《周禮新義》實丞相親為之筆削者,及政和時,有司上言天府所籍吳氏資居檢校庫,而吳氏者王丞相之姻家也。且多有王丞相文書,於是朝廷悉命藏諸秘閣,用是吾得見之,《周禮新義》筆跡猶斜風細雨,誠介甫親書,而後知二父之談信。」(《鐵圍山叢談》,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四,頁四)

  [22] 餘平認為:「一、從歷史角度上講,《老子》和《莊子》在魏晉以前只是道家文本而不是道教文本,所以從在後者回溯在先者,推不出在先者歸屬於在後者,故而推不出老子和莊周信仰神仙;二、從文本的內容上看,《老子》和《莊子》中有很多無法迴避的與神仙信仰直接牴牾的觀點和思想,因而從反面強化了『未足以證明作者果真信仰神仙』推定的邏輯含量。」詳見餘平《神仙觀念與神仙信仰的現象學思考》,《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4期,頁35-41。

  [23] 王安石:《臨川先生文集》,頁818。

  [24]見《四庫全書總目(下)》(北京:中華書局)卷一四六《子部》五十六「道家類」,頁1241。

  (作者:臺灣屏東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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