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物論》奧義——萬物齊一的“平等”論
弁言 “齊物”篇名,僅有一讀 《齊物論》是重要性僅次於《逍遙遊》的莊學“平等”論,即“齊物”論。舊莊學儘管最重視《齊物論》,卻連篇名究竟讀作“齊物/論”還是讀作“齊/物論”,也依違兩可,莫衷一是。稍窺莊學堂奧,便知篇名僅有一讀。莊子主張聽憑“物論”不“齊”,放任“吹萬不同”,根本反對“齊/物論”。何況全文未曾羅列“物論”,談何“齊”之? “齊物”之“物”是大…
弁言 “齊物”篇名,僅有一讀
《齊物論》是重要性僅次於《逍遙遊》的莊學“平等”論,即“齊物”論。舊莊學儘管最重視《齊物論》,卻連篇名究竟讀作“齊物/論”還是讀作“齊/物論”,也依違兩可,莫衷一是。稍窺莊學堂奧,便知篇名僅有一讀。莊子主張聽憑“物論”不“齊”,放任“吹萬不同”,根本反對“齊/物論”。何況全文未曾羅列“物論”,談何“齊”之?
“齊物”之“物”是大共名[1],囊括一切實物,包括物類、人類。一切實物均屬“德”。“道”是一切物德的終極抽象。物德之量為道分施,因而萬物不齊一,萬物不相等,這是俗諦層面的人間視點;物德之質與道同質,因而萬物齊一,萬物平等,這是真諦層面的道極視點。上篇闡明莊學俗諦,貶斥人間視點;下篇闡明莊學真諦,褒揚道極視點,終極闡明“不齊之齊”的“齊物”之旨。
復原近真的《齊物論》,白文3015字:補脫文26字,刪衍文8字,訂訛文21字。移正錯簡1處,涉及84字。更正文字誤倒2處。釐正通假字、異體字47字,重複不計。糾正錯誤標點難以統計,因為此處標點甲錯乙不錯,彼處標點乙錯丙不錯。
共七章,三十節。專明莊學俗諦“物德相對”的上篇,三章十六節;專明莊學真諦“道極絕對”的下篇,四章十四節。
上篇 此岸俗諦,物德相對
一 三籟章:地籟皆和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偶。
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耶?”
子綦曰:“偃,不亦善乎?爾之問也[2]。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
第一節:“喪我”卮言,標舉“三籟”名相。奧義藏於“吾喪我”。
繼《逍遙遊》“猶有所待”的大知列子之後,“喪我喪偶”的至人南郭子綦在《齊物論》篇首出場,擔任全文主角和莊學代言人。南郭子綦是“內七篇”的首席莊學代言人,字面相關的《人間世》“南伯子綦”、《德充符》“伯昏無人”、《大宗師》“南伯子葵”,是其直接化身。字面無關的其他虛構至人,是其間接化身。
子綦“喪其偶”,意為喪其對待之物。不言“喪物”而言“喪偶”,因為“齊物”之“物”包括“我”,“喪偶”之“偶”不包括“我”,僅包括與“我”對待的一切“物”。況且“偶”有“對待”義,“物”無“對待”義。《齊物論》開篇,就為《逍遙遊》“猶有所待”之“待”,在“倚待”之外更進一義:對待。意在追究倚待的根源:必先有所對待,而後才會有所倚待。因此必先致無對待,而後方能致無倚待。
弟子子游驚訝地發現,其師形雖未變,神已異前,遂發第一問。“喪其偶”雖非子游之言,卻是子游所見、引發其問的客體外象。
子綦善其問,但糾正子游淺識,以主體心象“喪我”,補足子游所見客體外象“喪偶”。“偶/我”兩喪,即後世常言“物我兩忘”。子綦強調,必先有主體超越的“喪我”,而後才有超越客體的“喪偶”,達至超越主、客之分的“齊物”之境。未“喪我”的偽“喪偶”,必將主體膨脹,進而侵奪客體,陷溺堅執主、奴之別的“治物”之域。
“吾喪我”是《逍遙遊》“至人無己”之變文。近人胡適《吾我篇》曰:“古人用此二字分別甚嚴。章太炎先生謂《莊子》‘今者吾喪我’為同訓互舉,非也。(中略。)‘我’字自別於他人。”元人趙德《四書箋義》曰:“‘吾’、‘我’二字,學者多以為一義,殊不知就己而言則曰‘吾’,因人而言則曰‘我’。”[3]
“吾”、“我”語義差別細微,日常漫談每每浮泛混用;文士“吾”、“我”並舉,多屬錯綜為文的修辭。然而“吾”、“我”語用差別顯著,哲人辨析義理,常作嚴格區分:“我”可做名詞、概念、範疇,義近“主體”,故可以說“物我”、“人我”、“我執”、“毋我”[4]。“吾”不可做名詞、概念、範疇,僅為自指代詞,故不可說“物吾”、“人吾”、“吾執”、“毋吾”。
“吾喪我”巧妙借用“吾”、“我”的語用差別,闡明莊學根本義理:“吾”超越主體膨脹,達至道極視點;“我”陷溺主體膨脹,囿於人間視點。“無己”與“喪我”,均指致無“我”執,以道極視點超越人間視點,以彼岸真諦超越此岸俗諦。
“籟”即排簫,此處用其比喻義。《齊物論》通篇義理,均圍繞天、地、人“三籟”及其變文、轉辭而展開。
子游曰:“敢問其方?”
子綦曰:“夫大塊噫氣[5],其名為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號。爾獨不聞之飂飂乎?山林之嵔崔[6],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窪者,似汙者。激者,滈者[7];叱者,吸者;叫者,嚎者;笑者[8],咬者。前者唱於,而隨者唱喁;泠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眾竅為虛。爾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
第二節:“地籟”卮言,闡明地籟皆和。奧義藏於“小和”、“大和”。
子游乍聞“三籟”名相,遂發第二問:“敢問其方?”
子綦先為“未聞地籟”的子游摩狀“地籟”之“吹”:“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窪者,似汙者”八項擬形;前三項擬人形,後五項擬物形。“激者,滈者;叱者,吸者;叫者,嚎者;笑者,咬者”八項擬聲;前二項擬物聲,後六項擬人聲。
丘山草木各稟不同物德,各具不同竅穴,故地籟萬千不同。地籟儘管萬千不同,然而皆為和聲:小風則小和,大風則大和。
子游曰:“地籟則眾竅是矣,人籟則比竹是矣。敢問天籟?”
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9]。鹹其自取,怒者其誰耶?”
第三節:“天籟”卮言,懸擱通篇主題。奧義藏於“怒者其誰”。
子游既聞“地籟”,又誤以為“人籟”(隱喻下文“大言小言”)指“比竹”之排簫,遂跳過“人籟”(實為莊子預留表述空間)直問“天籟”。但“天籟”是通篇主題,莊子不急於讓子綦首章即答,僅讓子綦極為含蓄地啟發子游:
表面看來,似乎萬物各據物德“自怒”(自己發動)、“自已”(自己停止)、“自取”(自取行止);然而萬物之德皆為道所分施,因此道(天籟)才是使物“自怒”、“自已”、“自取”的終極驅使者。[10]
“怒”、“已”互文,故“使其自已”晦藏省略“使其自怒”,“怒者其誰”又晦藏省略“已者其誰”。“自取”則綜合“自怒”、“自已”。
“鹹其自取,怒者其誰耶”是假設性反問句,補足略語為“(倘若)鹹其自取,(那麼)怒者其誰耶”。因此“鹹其自取”並非舊莊學謬解的莊子之主張,而為莊子所否定。
首章結束於通篇懸念“怒者其誰”,而把通篇主題“天籟”留待後文詳盡展開。
二 人籟章:人籟不和
《齊物論》全文均為子綦、子游對話的大寓言,但人籟章以下直至終篇,主要是子綦貶斥人籟、禮讚天籟的獨語,以此確保哲學層面的連貫嚴密;但在子綦的長篇獨語中,又插入子游的簡短三問[11],以此兼顧文學層面的情景真實。——因人籟章以下的子綦語中又有六則小寓言,小寓言裡又有對話和引語,為免多重雙引號、單引號繁複礙眼,下引原文全略外層雙引號。括弧中的小號楷體“子綦曰”、“子游曰”僅為閱讀提示,並非補入原文。
(子綦曰:)大知閒閒,小知閒閒[12];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為構,日以心鬥。縵者,窖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縵縵。其發若機栝,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若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為[13],不可使復之也;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洫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喜怒哀樂,慮嘆戀慹[14],搖曳啟態[15]。樂出虛,蒸成菌,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
第四節:“大知”卮言,闡明人籟不和。奧義藏於“閒”、“閒”及“莫知其所萌”。
首章闡明“地籟皆和”並懸擱“天籟”主題之後,次章進而闡明“人籟不和”。
子綦又為誤以為“人籟則比竹是矣”的子游刻劃“人籟”之“言”:“縵者,窖者,密者”三項擬物態,“喜怒哀樂,慮嘆戀慹”八項擬人情。由於物類無心無知無我,而人類有心有知有我,因此摩狀“地籟”無心理描寫,刻劃“人籟”則穿插“與接為構,日以心鬥”等心理描寫。“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預伏下篇“夢/覺”主題。
大知小知各稟不同物德,各具不同心知,故人籟紛繁歧異。人籟不僅紛繁歧異,而且爭鬥不休:小知小不和,大知大不和。
“小和大和”、“小知大知”、“小言大言”、“小恐大恐”,以及“內七篇”對比性提及的一切“小”“大”,均涉“小大之辨”,均屬莊學四境貶斥的小境大境,大境均非莊子褒揚的至境。與《逍遙遊》一樣,《齊物論》鋒芒所指,並非小知小言,而是大知大言。
“大知閒閒,小知閒閒”之“閒”、“閒”是異體字[16]。莊子用異體別寫諷刺“閒閒”大知與“閒閒”小知大同小異:“眾人匹之”的“大知”,不過是廟堂力挺而人為放大的小知。故用“其”字等量齊觀,隨後全是貶詞[17]。最後說:樂聲必出竅穴,溼地必生菌芝,晝夜交替必有規律,大知小知目睹這些卻不明白萬物的萌生者(道)。罷了!罷了!倘若極易明白,他們還是被(道)萌生之物嗎?
“莫知其所萌”點明:大知小知的“近死之心”僅用於“司是非”,卻不知天籟(道)是地籟、人籟的終極萌生者,也就是不知“怒者其誰”之“誰”。
(子綦曰:)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為使。
第五節:“彼我”卮言,隱斥以“我”為“此”。奧義藏於“彼我”及“不知其所為使”。
論畢大知小知“莫知其所萌”,子綦進而申論大知小知“不知其所為使”。
“非彼無我”之“我”,並非子綦自稱,而是“吾喪我”之“我”。意為:若無彼人,就無此我。“彼/我”是“彼/此”、“偶/我”之綜合,隱斥以“我”為“此”的主體自執。
“非我無所取”意為:不堅執與“彼”對待之“我”,就不會擇取與“彼”所執是非針鋒相對的另一種是非。“取”字上扣“鹹其自取,怒者其誰耶”之“取”,闡明大知小知所取之是非,實為“有我之取”。而“有我之取”乃是因“我”之利益與“彼”之利益衝突,故“有我之取”實非“自取”,而是因彼人之取而取。
“是亦近矣”運用莊學俗諦“物德相對”,相對肯定大知小知:能夠認知“彼/此”的有知人類,若能超越對“彼/此”之堅執,就有望認知“彼/此”共同擁有的終極萌生者和終極驅使者。無法認知“彼/此”的無知物類,則無此可能。
“不知其所為使”上扣“使其自已”之“使”,點明大知小知不知天籟(道)是地籟、人籟的終極驅使者,也就是不知“怒者其誰”之“誰”。
(子綦曰:)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徵;可行己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
第六節:“真宰”卮言,闡明“所萌”者、“所為使”者。奧義藏於“真宰”。
論畢“人籟不和”的根源是大知小知“莫知其所萌”、“不知其所為使”,子綦進而申論地籟、人籟共同擁有的終極萌生者、終極驅使者——天籟。然而作為通篇主題的“天籟”,首章之後再未提及,而是不斷轉出異名同實的變文轉辭。“真宰”是“天籟”的首次變文,晦藏對詞“假宰”。[18]
“真宰……可行己信,有情而無形”,與《大宗師》“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義理全同,足證“真宰”是“道”之變文,兼證“天籟”也是“道”之變文。因此,“若有真宰”並非莊子不確信“道”之存在,更非郭象謬解的莊子否定“道”之存在。[19]
“若有真宰”是子綦以啟發性口吻對子游循循善誘:由於難以實證,世人似乎對自身“所萌”、“所為使”的真宰之存在將信將疑;其實真宰經由樂出竅穴、溼生菌芝、日月相代、晝夜交替等規律性徵象,自古至今、每時每刻都在行使信用,即便真宰不著形跡,真宰依然存在,僅僅不見其形而已。
老聃論道,也用“若”字。《老子》六章:“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又四十一章:“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逍遙遊》兩述小知寓言,業已形象演繹“下士聞道大笑之”,本節進而形象演繹“中士聞道若存若亡”。按“中士”郭象之謬解,莫非描述天道“綿綿若存,用之不勤”的道家始祖老聃,也否定“道”之存在?學說之荒謬,莫過於郭象斷言道家集大成者莊子否定“道”之存在。世事之荒謬,莫過於郭象謬解被奉為莊學至高權威長達一千七百年。按老聃洞見,倘若儒生郭象不謬解莊學,倘若治莊後儒不奉郭象為權威,那麼莊學就“不足以為道”。
(子綦曰:)百骸、九竅、六藏,賅而存焉,吾誰與為親?汝皆悅之乎[20]?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為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遞相為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
第七節:“真君”卮言,闡明物德自治、天道不治。奧義藏於“真君”。
論畢“有情而無形”的“真宰”(道),子綦轉而申論“有情而無形”的“真君”(德)——以人身“真君”(德心)之存在和作用方式,隱喻萬物“真宰”(天道)之存在和作用方式:
百骸完備地存於一人之身,德心真君一視同仁[21],無所親疏[22],不視為臣,不視為妾——真君之下,百骸平等。萬物完備地存於天地之間,天道真宰一視同仁,無所親疏,不視為臣,不視為妾——真宰之下,萬物平等。生而平等的人身百骸、天地萬物“不足以相治”,不能“遞相為君臣”,不應被假宰假君役使,只能被物德真君直接驅使,也就是被天道真宰間接驅使。先天德心(“吾”),才是身內真君;後天成心(“我”),實為身內假君。施德之道,才是萬物真宰;俗君僭主,實為天下假宰。無論真宰真君之存在能否實證,都不會增減其存在之絕對真實。
“真君”既是“真宰”的轉辭,又是“天籟”的再次變文,晦藏對詞“假君”[23]。除《齊物論》通篇義理足證“真宰真君”晦藏“假宰假君”外,《大宗師》又變文申論:“人特以有君(假君)為愈乎己,而身猶死之,而況其真(真君)乎?”《人間世》則予終極揭破:“天子之與己,皆天之所子。”
(子綦曰:)一受其成形,不化以待盡[24]。與物相刃相磨[25],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耶?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茫乎?其我獨茫,而人亦有不茫者乎?
第八節:“終身役役”卮言,隱斥“假宰假君”。奧義藏於“待盡”及“役”。
論畢“真宰真君”,子綦進而隱斥“假宰假君”。
上節人身“真君”,是萬物“真宰”的喻體,本節“一受其成形”之“其”,又轉回比喻本體:萬物稟受道所分施之德萌生,在尚未“物化”即自然死亡前,應靜待氣盡;然而大知小知卻與外物“相刃相磨”,悖道妄行如奔馬疾馳,而“莫之能止”。
上文“使其自已”、“不知其所為使”之“使”,指生命過程被“真宰真君”驅使。本節“終身役(動詞)役(名詞)”、“苶然疲役”之“役”,指生命過程被“假宰假君”役使。《德充符》“上有大役”,《大宗師》“役人之役”,均點明“役”與“君”的關聯。《人間世》又變文申論:“為人使,易以偽;為天使,難以偽。”
上文“莫知其所萌”貶斥大知小知不知生命的終極來源,“不知其所為使”又貶斥大知小知不知生命過程的終極動力,本節“不知其所歸”則貶斥大知小知不知生命的終極歸宿,上下支離的三句,系統貶斥了大知小知被假宰假君終身奴役的悖道人生。由於不知“所萌”、“所歸”僅及生死兩端,個體所失尚小;而不知“所為使”則涉及生命全部過程,個體所失甚大,因此子綦連發“不亦悲乎”、“可不哀耶”、“可不謂大哀乎”三嘆,乃至痛心疾言“不死奚益”。最後反問:人的一生,怎能如此糊塗?難道是主張“為道所使”的我獨自糊塗?是否也有人不把“為道所使”視為糊塗呢?
“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是上文“近死之心,莫使復陽”的變文。“形化”就是身形漸死,“形化”的終點正是身死“物化”。倘若“形化”導致身形漸死的同時,“其心與之然”,德心“與物遷”地隨之漸死[26],就是人生“大哀”。莊子認為,“終身役役”、“苶然疲役”是導致德心“近死”的根源。倘若德心已死,即便身體不死,也是“不死奚益”。
舊莊學謬解莊子主張“心死”,並謬解篇首子游語,然後視為證據。這一謬見影響深遠,流毒極廣。上文已證,莊學代言人並非子游,而是子綦,故子游淺見多有偏頗。何況篇首子游語“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屬否定性的反問語氣。即便並非反問,而是子游對其師子綦的客觀現象描述,以莊學義理觀之,至人子綦也僅是對君主專制、偽道俗見“心如死灰”,而“形如槁木”則是以植物象徵至人“內葆外不蕩”、“才全德不形”[27]。《德充符》“心未嘗死”及《外篇·田子方》“哀莫大於心死”,都是莊子反對“心死”的旁證。[28]
(子綦曰:)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化而心自取者有之[29]?愚者與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是以無有為有。無有為有,雖有神偊[30],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
第九節:“成心”卮言,闡明大知實為“假師”。奧義藏於“成心”。
論畢“為道所使”反被眾人視為糊塗,子綦進而申論價值顛倒的原因:至人以天道為師,眾人以大知為師。大知鼓吹的悖道人籟“為君所役”,經廟堂力挺而瀰漫到“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眾人或主動“修養”,或被動“洗腦”,終成“主流價值觀”。
積非成是的“主流價值觀”長期橫亙眾人胸中,遂成習焉不察之“成心”。“成心”即現代闡釋學所謂“前理解”。成心決定視域,視域決定選擇。眾人“隨其成心而師之”,必然尊大知為“師”,實無真師,卻自以為有真師;必然奉“為君所役”為“道”,實奉偽道,卻自以為奉真道。面對人多勢眾的“愚者”,子綦也徒呼“奈何”。
“今日適越而昔至”是惠施“歷物十事”之一[31]。莊子借用明顯荒謬的惠施詭辯,諷刺“未成乎心而有是非”之不可能:若非尊崇偽師,信奉偽道,堅執成心,大知小知就不會爭奪君寵,不會黨同伐異,人籟也就不會不和。
三 言吹章:悖道人籟不及地籟
(子綦曰:)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耶?其未嘗有言耶?其以為異於鷇音,亦有辯乎?其無辯乎?
第十節:“言非吹”卮言,闡明悖道人籟不及地籟。奧義藏於“其所言者特未定”。
前兩章分論吹(地籟)、言(人籟)之後,言吹章進而合論言、吹之異。
“言非吹”兼及言、吹,因此“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晦藏省略“吹者有吹,其所吹者皆有定”。
大知小知總是盲目自信:人類有心之言,不僅異於而且必定勝過雛鳥無心之鳴。然而莊子認為,言、吹固然有異,人籟勝過地籟則未必。物類無心無知無我,故其所吹皆有定,無不被動應和天籟;人類有心有知有我,故其所言皆未定,往往主動違背天籟。因彼人之取而取、為爭權奪利而不斷改變言說主旨的大知大言、小知小言,不及地籟無心之吹。[32]
(子綦曰:)道惡乎隱而有真偽?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
第十一節:“儒墨”卮言,挑明“內七篇”鋒芒所指。奧義藏於“儒墨之是非”。
論畢大知小知“所言未定”,子綦進而申論其惡果:“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
“道惡乎隱而有真偽?……道隱於小成”意為:大知小知把“小成”之術拔高為“道”,導致了“道”有“真偽”。大知小知信奉“以君為父”,事奉“假君假宰”;至知至人信仰“以天為父”,尊崇“真君真宰”。
“言惡乎隱而有是非?……言隱於榮華”意為:大知小知憑“榮華”之言爭事君主,導致了“言”有“是非”。大知小知堅執“此是彼非”,只有“是其所非”、“非其所是”的偽是非。至知至人超越“此是彼非”,才有“然於然,不然於不然”的真是非。
因表述原理所需,以及晦藏其旨所致,從《逍遙遊》到《齊物論》本節之前,莊子均未點破“內七篇”鋒芒所指的“夭閼大知”究竟指誰,本節“儒墨之是非”則予挑破:所謂“夭閼大知”,就是鼓吹偽道、爭事君主的儒墨大知[33]。莊子規勸他們“莫若以明”,但暫不解釋何為“以明”。
(子綦曰:)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是則知之[34]。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於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
第十二節:“彼是”卮言,闡明“彼”有其“是”,“此”有其“非”。奧義藏於“彼是”及“彼是莫得其偶”。
論畢“儒墨”偽道,子綦進而申論“以明”真道。
上文已把“彼/此”、“偶/我”綜合為“彼/我”,隱斥以“我”為“此”的主體自執;本節又把“彼/此”、“是/非”綜合為“彼/是”,隱斥以“此”為“是”的主體自執。
“偶/我”、“彼/此”、“是/非”是異名同實的三組相關對詞。“彼是”之“是”,既為“是/非”之“是”,又兼寓“彼/此”之“此”、“偶/我”之“我”。“彼是莫得其偶”之“偶”,既為“偶/我”之“偶”,又兼寓“彼/此”之“彼”、“是/非”之“非”。“喪我”就是超越“我此是”,“喪偶”就是超越“偶彼非”。“有我”就是堅執“我此是”,“有偶”就是堅執“偶彼非”。
“因是”意為:因循“我”、“此”必有之“是”。“因非”意為:因循“我”、“此”必有之“非”。“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其所言者特未定”的兩種表現:“有我有偶”的大知小知,忽而從“因是”轉為“因非”,忽而從“因非”轉為“因是”。“喪我喪偶”的至知至人,達至“因是以明”[35]、“照之於天”的“道樞”,就不會被“無窮”的“我此是”、“偶彼非”牽著鼻子走。
末句“故曰莫若以明”,說明本節是對“以明”真道的展開,但仍不點破何為“以明”。
(子綦曰:)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
第十三節:“指馬”卮言,貶斥大知小知見“非”不見“是”。奧義藏於“指非指”、“馬非馬”。
論畢大知小知始於“因是”卒於“因非”,子綦進而以公孫龍的著名辯題“指非指”、“(白)馬非馬”為例[36],申論大知小知僅見“偶彼”之“非”、“異”、“離”,不見“偶彼”之“是”、“同”、“合”。公孫兩“非”辯題,因其佯謬表徵[37],當時既轟動天下又臭名昭著,拿他開刀,有舉一寓萬之效。
公孫“指非指”、“馬非馬”之“指”、“馬”,是分析性的、專求“非異離”的物之專名;莊子“天地一指”、“萬物一馬”之“指”、“馬”,是綜合性的、專求“是同合”的物之共名。由於下文所謂“物謂之而然”,因此“天地萬物”的大共名,既可以是“物”,也可以是“指”、“馬”。名相只須約定俗成,即可天下通用。[38]
(子綦曰:)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39]。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
第十四節:“然可”卮言,闡明莊學俗諦正反兩大原則。奧義藏於“可乎可,不可乎不可”、“然於然,不然於不然”。
論畢大知小知見“非”不見“是”,子綦進而申論“我此是”、“偶彼非”的相對性,完整表述了莊學俗諦“物德相對”——
“可乎可”、“然於然”是莊學俗諦之肯定原則:為道所萌、為道所使的萬物必有相對之是,即“物各有是”;因此對每物相對之然(實情),均應相對然之(評價)。但大知小知無此客觀,總是互相“非其所是”,把利益衝突者“所是”,極端化為絕對之“非”。
“不可乎不可”、“不然於不然”是莊學俗諦之否定原則:不知所萌、不知所使的萬物必有相對之非,即“物各有非”;因此對每物相對之不然(實情),均應相對不然之(評價)。但大知小知無此客觀,總是互相“是其所非”,把利益衝突者“所非”,極端化為絕對之“是”。
“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強調源於彼岸絕對之道的物各有是,淡化源於此岸相對之物的物各有非。
莊子認為,從道高於名相的道極真諦觀之,名相是約定俗成的,非終極的,因此不妨說“天地一指,萬物一馬”。然而從名相一旦約定俗成就不能“所言未定”的人間俗諦觀之,人籟有心之言,必須像地籟無心之吹一樣,“可”、“然”與“不可”、“不然”皆有定,而不能為了利益需要而“以非為是,以是為非,是非無度,可與不可日變”。[40]
(子綦曰:)故為是舉莛與楹,厲與西施,詼詭譎怪,道通為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為一。唯達者知通為一,為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
第十五節:“道一”卮言,闡明“道通為一”。奧義藏於“因是已”。
論畢“物德相對”並強調“物各有是”之後,子綦進而申論“道通為一”:小草(莛)大柱(楹),醜人(厲)美女(西施),儘管千奇百怪,其實“道通為一”。
“其分也,成也”闡明物德皆為道所分施;道一所分,即萬物之成。“其成也,毀也”(上扣“方生方死”),晦藏省略“其毀也,成也”(上文“方死方生”);闡明此物之成,即彼物之毀,此物之毀,即彼物之成。“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為一”兼言綜合:無論生死成毀,萬物相通為一。
徹悟萬物一體的“達者”,就是至人;“達”、“至”同訓。至人不會師心自用[41],而是聽任道之妙用,故曰“(人之)庸也者,(道之)用也。”聽任道之妙用,則萬物自化而相通,故曰“(道之)用也者,(物之)通也”。萬物相通的原因是物之真德與道同質,故曰“通也者,得(德)也。”
每物因循物德並達至極限,就是距道最近之處,故曰“適得(德)而幾(極限)矣”。物德之極限,《逍遙遊》稱為“天池”,《齊物論》變文為“幾”,《大宗師》變文為“天機”。
每物因循物德並達至極限就須停止,故曰“因是已”。舊莊學謬解“因是已”之“已”通“矣”,未窺奧義。“矣”只能用於句尾,不能用於句首,“已而不知其然”證明“已”不通“矣”。莊子對謬解的預防和預破是“以重言為真”,因此《養生主》“殆已;已而為知者”重言這一句式。
“因是已”即後世常言“適可而止”。“因”即“適”,“是”即“可”,“已”即“止”。
“知止不殆”的至人,適可而止,止於物德極限;因是而已,已於“因是”向“因非”轉化的臨界點,從“因是”達至“以明”,對“不知其然”的宇宙奧秘,不強不知以為知,但堅信其必為道之妙用,故曰“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
“莫之能止”的大知小知,適可而不止,不止於物德極限;因是而不已,不已於“因是”向“因非”轉化的臨界點,從“因是”走向“因非”,對“不知其然”的宇宙奧秘,強不知以為知,拔高己德,自詡為“道”。
“因是已”的理由是,個體僅是人類之一,人類僅是“道生萬物”之一,因此無論個體還是全體,人類的有限物德,必不足以盡窺無限道一。
(子綦曰:)勞神明為“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
(子游曰:)何謂“朝三”?
(子綦曰:)狙公賦芧,曰:“朝三而暮四。”眾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眾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亦因是因非也[42]。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均,是之謂兩行。
第十六節:“朝三”寓言,隱斥“假宰假君”。奧義藏於“朝三”及“賦”、“怒”。
人籟章用長篇卮言層層推進到“道一”之後,章末突然插入千古啞謎“朝三”寓言,因為論旨已涉入專制語境的絕對禁區——正面攻擊“假宰假君”。莊子為了逃刑免患,不得不借用寓言晦藏其旨,但在首章之後首次插入子游突兀一問:“何謂朝三?”提醒讀者留意這一貶斥君主專制的核心寓言。
寓言前的卮言“勞神明為一,而不知其同也”,點明大知小知勞心傷神地人為造作“假一”——假宰假君,卻不知萬物原本共同擁有“真一”——真宰真君。“朝三而暮四”,“朝四而暮三”,既生動刻畫大知小知之“所言未定”,又辛辣諷刺俗君僭主實為“假一”。
寓言本文,揭破廟堂狙公對江湖眾狙的實質侵奪。舊莊學謬解“賦”訓賦予。其實“賦”訓賦稅,證據有五。
其一,義理證據。“狙公賦芧”之“賦”,與上文“終身役役”、“苶然疲役”之“役”,分指君主奴役民眾的基本兩項:交賦稅,服徭役。
其二,文本證據。故意晦藏“朝三而暮四”、“朝四而暮三”的施、受關係,既可理解為“狙公(對眾狙)給予(食物)”,早上給予三“芧”,晚上給予四“芧”[43];也可理解為“狙公(對眾狙)徵收(賦稅)”,早上徵收三“芧”,晚上徵收四“芧”。
其三,老學證據。《老子》七十五章:“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
其四,廟堂證據。隱於廟堂的明人劉基曰:“狙公旦日必部分群狙於庭,使老狙率以之山中求草木之實,賦什一以自奉。”[44]
其五,江湖證據。隱於江湖的佚名高士曰:“賦”字有些“賊”形。[45]
寓言奧義是:“芧”本是真宰真君賦(給予)下來,作為對眾狙之勞作的慷慨賞賜;卻被假宰假君大量“賦”(徵收)上去,再少量“賞賜”給為“狙公”幫兇幫忙幫閒的大知小知,以及心甘情願“終身役役”的模範奴隸,而非“苶然疲役”的“眾狙”。
寓言後的卮言“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亦因是因非也”,揭破了廟堂狙公對江湖眾狙的名相愚弄。“眾狙皆怒”、“喜怒為用”之“怒”,前射《逍遙遊》大鵬“怒而飛”之“怒”,上扣首章“怒者其誰”之“怒”。大鵬“怒而飛”,是憤怒於北溟假君的專制役使,故自適其適地飛往南溟。“怒者其誰”之“怒”,是地籟無心之“怒”(勃發),使其“怒”者是真宰真君。“眾狙皆怒”、“喜怒為用”之“怒”,是人籟有心之“怒”(憤怒),使其“怒”者是假宰假君。莊子以“怒”字為關鈕,揭破了君主專制的終極真相:由於眾人尊北溟大知為真師,奉“為君所役”為真道,不知真宰真君才是真師,不知“為道所使”才是真道,因此廟堂狙公“名實未虧”,江湖眾狙卻被愚弄得“喜怒為用”,於是“朝三暮四”的悲喜劇沒完沒了地長演不衰。[46]
結語“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均,是之謂兩行”:“均”是陶泥環繞旋轉的陶輪,“天均”隱喻萬物環繞旋轉的天道[47]。由於萬物環繞永恆不變的“天均”(道)旋轉無窮,關於萬物的“是非”也旋轉兩行無窮,忽而“因是因非”,忽而“因非因是”,“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莊子主張休止於永恆不變的“天均”,而不追逐所言未定的“是非”。
狙公“名實未虧”和眾狙“喜怒為用”,均屬莊子貶斥的“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因此“聖人和之以是非”之前,必定兼言“是非”,郭象版僅有“亦因是也”,足證郭象欲為“狙公”(君主)辯護,遂妄刪“因非”二字。
專明此岸俗諦“物德相對”的上篇三章,分別闡明地籟皆和、人籟不和、悖道人籟不及地籟,最後以“朝三”寓言隱斥假君假宰因循悖道人籟,奴役天下民眾,侵奪天賦人權。
下篇 彼岸真諦,道極絕對
四 至知章:順道人籟高於地籟
(子綦曰:)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
第十七節:“至知”卮言,闡明順道人籟。奧義藏於支離其言的“知有所至”。
儘管悖道人籟不及地籟,但順道人籟卻高於地籟,因為無心無知的地籟只能被動應和天籟之局部,而有心有知的人籟可以主動進窺天籟之全部。因此專明此岸真諦“道極絕對”的下篇之始,子綦立刻闡明高於地籟的順道人籟:
達至第一境界者,認為萬物生於“無”(道之體,即抽象之道)。降至第二境界者,認為萬物生於“有”(道之用,即萬物總德),但這“有”沒有侷限而無所不在。降至第三境界者,認為每物皆有侷限,但此物與彼物不存在是非。降至第四境界者,是非紛起,造成道之虧損。道之虧損,由人之偏愛造成。
“愛”兼及儒家“仁愛”與墨家“兼愛”。凡“愛”皆偏,偏則不遍[48];愛之小成,道之大虧。
“古之人”即《大宗師》“有真人而後有真知”的“古之真人”。“知有所至”是“至知”的首次支離表述,明確否定了莊學前三境“無知”、“小知”、“大知”。
(子綦曰:)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杖策也[49],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無成,亦可謂成也[50]。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所鄙也[51]。為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
第十八節:“以明”卮言,闡明道無成虧,成虧在物。奧義藏於“為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
論畢人之偏愛導致道之虧損,子綦進而申論道之體永無成虧,道之用(德)才有成虧。
先以直觀易解的有限音位之成虧,隱喻難以直觀的無限天道之成虧。“音”指音位,隱喻真道;“聲”指發聲,隱喻真德;“響”指回聲,隱喻偽德。三字分別甚嚴,故“五音”不可謂“五聲”,《雜篇·天下》則貶斥惠施“窮響以聲”。昭文鼓琴之時(師曠擊節伴奏),一聲雖成,餘音皆遺;昭文不鼓琴之時(師曠不再擊節),一聲未成,每音俱在。地籟萬千又每聲皆有,不會導致音位虧損;人籟寥寥且獨尊一聲,就會導致音位虧損。
隨後貶斥惠施“合堅白”論:極端主離的公孫龍,僅見“堅/白”之異,遂不當離而離之;既合小異、又離大同的惠施,僅見“堅/白”之同,遂無須合而合之。惠施不用大道(萬物一體)大斥偽德,僅用小德(合堅白)小斥偽德(離堅白),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用發聲來制止回聲,讓身形與影子賽跑,必然徒勞無功。公孫固然是詹詹小言、精於辨小的小知,惠施也僅是炎炎大言、拙於用大的大知。莊子以惠施、公孫為例,貶斥儒墨大知“唯其好之,欲以明之”,誇大一己愛好且特別擅長的小成之“術”,“非所明而明之”地離析萬物,必將“終身無成”地“以堅白之昧終”[52]。儒墨大知各有偏愛的人籟之成,導致了無所偏愛的天籟(道)之虧。不過道之體(抽象規律)永無成虧,有成虧的僅為道之用——人之德。人德之虧,就是昧於天道,陷溺“黮闇”之域;人德之成,就是進窺天道,達至“以明”之境。
“以明”已兩見於專明“物德相對”的上篇,但均未解釋,而是留給專明“道極絕對”的下篇。本節解釋“以明”的“不用而寓諸庸”也已見於上篇,但上篇故意支離其言,直到本節才予勾連——“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不師心自用而聽任道之用,安於道之用並進窺道之體,就是“以明”。
“滑疑之耀”是“其所言者特未定”的變文。觀點游移混亂(滑)、自己也不相信(疑)的炫耀性舌辯,被至人鄙棄。
(子綦曰:)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為類,則與彼無以異矣。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耶?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之所謂[53],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
第十九節:“與彼無異”卮言,泯合“我此是/偶彼非”。奧義藏於“類與不類,相與為類”。
論畢大知小知離析萬物,子綦進而泯合“偶/我”、“彼/此”、“是/非”。
本節堪稱“內七篇”最難理解的“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因為古人無法科學解釋宇宙發生,只能訴諸思辨。然而先秦文言不適合思辨,因此空前絕後的語言大師莊子,也不得不遠遠溢出語言能夠承載的極限[54]。不過玄而又玄的饒口令式論“道”語,被“今且有言於此”與“今我則已有謂矣”前後包裹,表明本節並非論“道”,而是論“言”:借用“道”之“若有若無”,類比“言”之“有謂無謂”。但又不對“吾之所謂”究屬“有謂”抑或“無謂”作出明確結論,而留待下文再予挑明。
“類與不類,相與為類”泯合“偶/我”之相離,渾同“彼/此”之相異,致無“是/非”之相非。“類”即“我此是”,“不類”即“偶彼非”。兩小類合為一大類(萬物),就“與彼無以異”:“我”不視“偶”為“彼”為“非”,“偶”也不視“我”為“彼”為“非”。“偶/我”兩喪,“彼/此”雙忘,“是/非”致無,就能消弭人籟不和。
(子綦曰:)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泰山為小;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為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
第二十節:“萬物為一”卮言,闡明萬物齊一。奧義藏於“泰山為小,彭祖為夭”。
泯合“我此是/偶彼非”之後,子綦進而申論萬物齊一。
“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泰山為小;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為夭”,終極闡明《逍遙遊》的“小大之辨”:萬物僅有相對小大,天道才是絕對之大。又隔篇申論《逍遙遊》的大知(大鵬)、大年(彭祖)被“眾人匹之,不亦悲乎”:與絕對之大的天道相比,“背若泰山”的大鵬,其實小如毫末;壽近八百的彭祖,其實夭如殤子。[55]
“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是對此岸俗諦“物德相對”的超越,點題闡明《齊物論》篇旨:萬物齊一。與前相同,“我”非子綦自稱,仍是“吾喪我”之“我”。天地萬物與所有自以為高於天地萬物的主體自執者(“我”)一樣,無不為道所生,無不與道相通為一。
(子綦曰:)既已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此以往,巧曆不能得,而況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56]
第二十一節:“至言無言”卮言,解構言說道的一切人籟。奧義藏於“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
論畢“萬物為一”,子綦進而解構關於萬物為一的言說,也就是終極解構言說道的一切人籟;不僅解構悖道人籟,而且解構順道人籟。
《逍遙遊》於篇末點明“逍遙”主旨即告終篇,但《齊物論》於篇中點明“齊物”主旨卻遠未終篇;因為“齊物”僅是對此岸俗諦的超越,僅是通向彼岸真諦的橋梁,尚非彼岸真諦本身。欲達至彼岸真諦,就必須超越“齊物”觀,即超越“萬物為一”觀。超越“萬物為一”觀的唯一通途,就是超越關於萬物為一的言說:區別作為實體的萬物為一,與作為名相的“萬物為一”。本節是《齊物論》從此岸俗諦向彼岸真諦躍遷的轉捩點。
“既已為一矣,且得有言乎”意為:言說從屬於人類,人類從屬於萬物,萬物從屬於道,因此人類關於萬物及萬物之道的任何言說(包括言說“萬物為一”),均屬自我指涉的“弔詭”。[57]
“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意為:人類不可能在絕對意義上自外於萬物、自外於道地客觀言說萬物之道,只能在相對意義上自我指涉地勉強言說萬物之道,因此“謂之‘一’”(言說“萬物為一”)固然可算“有言”,其實“有”的僅是“假言”。
“一與言為‘二’”意為:一(道)是實體,謂之“一”(“道”)是名相。無言之時,世界僅是萬物為一的實體;有了謂之“一”的名相後,世界變成了“二”:實體一+名相“一”。
“‘二’與一為‘三’”意為:“二”(實體一+名相“一”)+一(實體一)=“三”。[58]
為何“三”包含兩個實體一?因為莊子思辨的終極起點,就是終極判別兩種不同的實體一:未與名相“一”對待的實體一,已與名相“一”對待的實體一。
未有名相“一”之時,僅有實體一,因此道無真偽;已有名相“一”之後,小知、大知、至知均用名相“一”言說實體一,於是“道”有了真偽。小知、大知的悖道人籟,用名相“一”言說偽道、言說假一,而非言說實體一,前論已詳。至知的順道人籟,儘管用名相“一”言說實體一,也就是言說真道、言說真一,但其言說依然僅是實體一的名相,而非實體一本身。任何言說者,必在實體一之中。言說實體一,必屬自我指涉。自我指涉,必定構成“弔詭”。因此,實體一不可能被終極地言說,只可能非終極地“假言”。
莊子的假言自覺,承自老聃“名可名,非常名”,因此假言的同時必自言自掃,致無其言。這就是莊學至境“至言無言”[59]。《雜篇·外物》記載了莊子的名言:“莊子曰:(前略。)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所謂“得意忘言”,就是忘其假言性的名相“一”,直面無須假借名相的實體一。
“自此以往,巧曆不能得,而況其凡乎?”意為:有了名相“一”之後,精擅曆法計算者也分辨不清小言“一”、大言“一”、至言“一”孰真孰偽,何況世間凡夫?
“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意為:從實體一無名相,到實體一有名相,已變成“三”,何況從實體一(真有)有名相,到實體一分出之萬物(假有)均有名相?不要越走越遠啦,抵達物德極限就該停止了。
“無適焉,因是已”與上篇“適得而幾矣,因是已”似相反實相成,闡明莊學至境“至適無適”。“適”兼訓“前往”、“舒適”。上篇立足此岸俗諦,“適得而幾”強調前往物德極限,側重盡人力的“因是”;“因是”是“適”(前往)的過程,不“適”(前往)必不“適”(舒適)。下篇立足彼岸真諦,“無適”強調達至物德極限後不再前行,側重應天命的“已”;“已”是止於“適”(前往、舒適)的極限,再強“適”(前往)必不“適”(舒適)。“至適”是俗諦,即達至物德極限、舒適極限;“無適”是真諦,即達至物德極限、舒適極限後不再強行前往。
“物各有適”又是對“物各有是”、“物各有非”的泯合與超越:萬物無不為道所生,所以物各有德,物各有是;德有小大厚薄,所以德有極限,物各有非。信仰真君真宰,因循順道人籟,就能“因是”而“已”,“適可”而“止”,完成自我實現,找到幸福之源,成為“自適其適”、“知止不殆”的至知至人。倚待假君假宰,盲從悖道人籟,就會“因是”而不“已”,“適可”而不“止”,走向自我異化,步入痛苦深淵,成為“役人之役,適人之適”的大知小知。
“適”無所謂“是”,更無所謂“非”,只要不侵奪踐踏彼人之“適”,就無不可適,無適不可;無往不適,無適不往。《大宗師》之“自適其適”,正是“逍遙遊”之核心義理。
(子綦曰:)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為是而有畛也。請言其畛:有左,有右;有論,有議[60];有分,有辯;有競,有爭;此之謂八德。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辨也。
(子游)曰:何也?
(子綦曰:)聖人懷之,眾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謙,大勇不忮;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周[61],廉清而不信,勇忮而不成。五者無棄而幾向方矣[62]。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
第二十二節:“至知不知”卮言,闡明莊學至境。奧義藏於“知止其所不知,至矣”。
論畢“至言無言”(道不可言),子綦進而申論“至知不知”(道不可知)。
“道未始有封”變文重言上文“其次以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言未始有常”變文重言上文“其所言者特未定”。繼闡明人籟(言)、地籟(吹)之異後,兩句闡明人籟(言)、天籟(道)之異:天籟無封,人籟有畛。
先列舉人籟之四組“八德”的封疆畛域:左,右;論,議;分,辯;競,爭。
再對首尾兩組四德“存而不論”,因為第一組“左”、“右”二德,是自然天籟無心造就的無言秩序,無須言說;第四組“競”、“爭”二德,是悖道人籟有心導致的有言混亂,斥之已詳。
然後劃定第二組“論”、“議”二德的適用範圍:“六合之外”屬天道(天籟)範疇,只能“存而不論”;即任其存在,而不論列。“六合之內”屬物德(地籟、人籟)範疇,只能“論而不議”;即知曉論列,但不評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屬物德之局部(人籟),只能“議而不辯”;即有所評議,但不辯論。
結語“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辨也”,貶斥第三組“分”、“辯”二德的必有侷限:熱衷分析的大知小知,必有分析不了的客觀現象;熱衷辯論的大知小知,必有辨別不了的客觀現象。
莊子判定悖道人籟、順道人籟之異:大知小知總是言說物德,分析物德之異,與人異見就要辯論,因為有競心,愛爭鬥;至知至人總是言說天道,不分析物德之異,與人異見也不辯論,因為無競心,反爭鬥。
由於義理精微,子游難以曉悟,再次插入一問:“何也?”
子綦又予申論。“聖人懷之”闡明聖人包容異見,是因為超越“我此是”、“偶彼非”,不願自我標榜;“眾人辯之”闡明眾人不容異見,是因為執於“我此是”、“偶彼非”,竭力自我標榜——“以相示”。“辯也者,有不見也”是上文“辯也者,有不辨也”之變文,更進一解:熱衷辯論而不容異見,是因為未窺物德之同。然後又舉“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謙,大勇不忮”五例以明之[63],隨即再次變文申論“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周,廉清而不信,勇忮而不成”。五例及其申論,均屬莊學至境“至知無知”之變文,故結以“知止其所不知,至矣”。[64]
至知章闡明順道人籟高於地籟,也就是闡明莊學至境“至知/無知”,故始於“至知”的支離表述“其知有所至矣”,闡明莊學至境之前件“至知”;結於“至知無知”的支離表述“知止其所不知,至矣”,闡明莊學至境之後件“無知”。最後的“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既是禮讚“至知無知”的至人,又為下文闡明“固受其黮闇”的人類如何達至“以明”隱伏通途——“葆光”,葆其天賦物德之光。
五 無知章:形象說明順道人籟
(子綦曰:)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耶?”
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
第二十三節:“堯伐”寓言,形象貶斥假君假宰。奧義藏於“德之進乎日”。
至知章用卮言論畢順道人籟“至知無知”,無知章進而用寓言形象說明順道人籟“至知無知”,同時應用於現實,貶斥儒墨大知、俗君僭主自居“至知”。
《逍遙遊》闡明義理後,落實應用於“堯讓”、“堯治”寓言,《齊物論》闡明義理後,同樣落實應用於“堯伐”寓言。
“十日並出,萬物皆照”上扣“照之於天”、“莫若以明”、“葆光”,用“堯令羿射九日”神話[65],闡明唐堯以前道之用未虧,唐堯以後道之用已虧。“堯令羿射九日”是“葆光”的反動,導致十日僅剩一日,假君假宰僭代真君真宰;從“照之於天”的“因是”,降至“照之於人”的“因非”——因循儒墨大知的悖道人籟。
儒墨大知無不批評後世君主不效法“明君”堯舜禹,但“堯伐”寓言揭示:禍害天下的兼併戰爭,肇始於“爝火”僭代“日月”的堯舜禹。因此《人間世》同時抨擊了儒家“明君”唐堯和墨家“明君”夏禹:“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為虛厲,身為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66]“猶存乎蓬艾之間”是《逍遙遊》“翱翔蓬蒿之間”之變文。莊子儘管貶斥尺鴳自詡“翱翔”(義近“逍遙”)、自居“飛之至”,但承認物各有是、物各有適,反對俗君僭主“代大匠斫”地征伐之。
為了諫阻君主“求實無已”,儒墨大知不惜把專制暗君諂媚為“德進乎日”,殊不知諂媚的手段違背進諫的目標:諂媚必然導致君主自詡天道化身,從而必然導致進諫無效——儒墨大知卻明知無效地“求名無已”。“十日並出”、“以天為父”之時,“自視缺然”、自比“爝火”的暗君還可能“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羿射九日”、“以君為父”之後,“輕用民死”、“其德天殺”的“明君”只可能召見四皓任太子太傅。[67]
倚待廟堂的儒墨大知,均視“十日並出,萬物皆照”為禍,皆以“堯令羿射九日”導致的“天無二日,國無二君”為福。傲立江湖的至知至人,獨以“十日並出,萬物皆照”為福,而視“堯令羿射九日”導致的“天無二日,國無二君”為禍。[68]
(子綦曰:)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
曰:“吾惡乎知之?”
“子知子之所不知耶?”
曰:“吾惡乎知之?”
“然則物無知耶?”
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耶?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耶?且吾嘗試問乎汝:民溼寢則腰疾偏死,鰍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恂懼,猿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蝍蛆甘帶,鴟鴉嗜鼠,四者孰知正味?猿猵狙以為雌,麋與鹿交,鰍與魚遊。毛嬙西施[69],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途,樊然淆亂。吾惡能知其變?”
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
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而不能傷,飄風振海而不能驚[70]。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己,而況利害之端乎?”
第二十四節:“王倪”寓言,形象說明“至知無知”。奧義藏於“自‘我’觀之”。
形象貶斥假宰假君“求實(求功)無已”、儒墨大知“求名無已”之後,子綦又形象褒揚至知至人“無名”、“無實”(無功)。
《逍遙遊》在貶斥俗君僭主的“堯讓”、“堯治”寓言之後,續以褒揚“至知”的“藐姑射神人”寓言。《齊物論》在貶斥俗君僭主的“堯伐”寓言之後,續以褒揚“至知無知”的“王倪”寓言。兩篇章法全同,義理則有遞進。
對齧缺前二問“子知物之所同是乎”、“子知子之所不知耶”,王倪均答以“吾惡乎知之”。
對齧缺第三問“然則物無知耶”,王倪的回答可稱“無正見”寓言。王倪先言“吾惡乎知之”,再以“雖然,嘗試言之”開始假言,用寓言形象說明上文已用卮言抽象表述的“物各有是”、“物各有適”。“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變文重言《逍遙遊》“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又在“無正色”之外增益“無正處”、“無正味”兩項,闡明此岸之物“無正見”。
“自‘我’觀之”之“我”,並非王倪自稱,又是“吾喪我”之“我”[71]。王倪七次自稱,均用“吾”。整句意為:對於各不相同的“仁義”說教,以及相互衝突的“是非”爭辯,“有我有偶”的眾人不知誰對誰錯,搞得頭昏眼花。吾人又怎能明白儒墨大知為何所言未定地變來變去?
“仁義之端”與“王倪”對舉,“倪”為始端,“端”為末端,《大宗師》合詞“端倪”。“仁義之端”即人極,是為道之末端;“王倪”即天極,是為道之始端。至人王倪,實為下文“天倪”的寓言人格化,也是道極的寓言人格化,因此是“內七篇”唯一異篇重出的虛構至人。
“無正見”寓言闡明:一切人類知識都不可能具有終極性。自居“正見”的儒墨大知以“人端”(人極)僭代“天倪”(天極),自居“正道”的專制君主以一己相對之是僭稱“物之同是”、“天下公是”[72],是對天賦人權、天賦物權的侵奪踐踏。《齊物論》上篇,用莊學俗諦“物德相對”貶斥人類個體(主要是儒墨大知和俗君僭主)的“我此是”,在人類哲學史上首次顛覆了“自我中心主義”。《齊物論》下篇,則用莊學真諦“道極絕對”貶斥人類全體的“我此是”,在人類哲學史上首次顛覆了“人類中心主義”。
對齧缺第四問“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的回答可稱“至知無知”寓言。王倪不再像答前三問那樣直言“吾惡乎知之”,因為如此作答有自居“至人”之嫌,所以一轉話鋒答以“至人神矣”,然後描述至人“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變文重言《逍遙遊》描述藐姑射神人的“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隔篇挑明“藐姑射神人”是“至人”的志怪式文學誇張。
“至知無知”寓言闡明:至知不僅有知,而且其知遠比小知大知深廣。小知大知陷溺人間視點,堅執一己之知為絕對之知,對待彼人則堅執“自我中心主義”,對待彼物則堅執“人類中心主義”。至知達至道極視點,否認一己之知為絕對之知,對待彼人則超越“自我中心主義”,對待彼物則超越“人類中心主義”。因為不論一己之知乃至全體人類之知如何“至大”,面對絕對之道均屬“無知”。
(子綦曰:)鸜鵲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謂,有謂無謂,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為孟浪之言,而我以為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為奚若?”
長梧子曰:“是皇、帝之所聽熒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汝亦太早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鴞炙。予嘗為汝妄言之,汝以妄聽之。奚傍日月,挾宇宙,為其吻合,置其滑涽?以隸相尊,眾人役役;聖人愚鈍,參萬歲而一成純。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予惡乎知悅生之非惑耶?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耶?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床,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祈生乎?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畋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佔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為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丘也與汝皆夢也,予謂汝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為弔詭。萬世之後而一遇知其解者[73],是旦暮遇之也。”
第二十五節:“弔詭”寓言,闡明“至境”原理,點明斥孔主旨。奧義藏於“予謂汝夢亦夢也”及“弔詭”。
形象說明“至知無知”之後,子綦又形象說明莊學至境的“弔詭”性,同時形象貶斥自居“至知”的儒墨大知不自知其夢寐。[74]
“弔詭”寓言的首要意圖是形象說明莊學至境為何必作弔詭性表述:初境(無×)、小境(小×)、大境(大×)僅有俗諦一重義理,無須弔詭性表述;至境(至×/無×)蘊涵真諦、俗諦雙重義理,必作弔詭性表述。[75]
眾人“傍日月”(倚待萬物),與上文至人“騎日月”(超越萬物)對比。眾人“挾宇宙”(挾制宇宙),與上文至人“乘雲氣”(泯合宇宙)對比。眾人“為其吻合”(強制物德不齊的萬物齊一),是上篇“勞神明為一”(勞心傷神偽造假一)的變文。眾人“置其滑涽”(置萬物原本渾同合一於不顧),是上篇“不知其同”(不知萬物渾同合一)的變文。
“以隸相尊,眾人役役;聖人愚鈍,參萬歲而一成純”意為:自作聰明的眾人,層層隸屬,上尊下卑,無不為君所役。自知愚鈍的至人,參透萬世不變的純粹道一,無不為道所使。
“聖人愚鈍”與上篇、下篇各有一次稱大知小知為“愚者”對比,蘊涵以“愚”為分類名相的莊學四境:物類無知,同時無愚;小知自矜小知,卻不自知小愚;大知自矜大知,卻不自知大愚;至知不自矜至知,卻自知至愚。自知至愚則不愚,後世常言“大智若愚”[76],正是“至知無知”的變文。
“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意為:萬物之德皆為道所分施,每物均有可“然”之處;此物之“是”與彼物之“是”雖不盡同,卻能“相蘊”(相互包容),達至互不衝突、各存其“是”的物德和諧。故《德充符》曰:“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
“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佔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為覺,竊竊然知之”,蘊涵以“夢”為分類名相的莊學四境:物類無知,同時無夢;小知陷溺小夢,卻無小覺;大知雖有小覺,卻陷溺大夢;至知從大夢中大覺,遂自知至夢。自知至夢則不夢,故《大宗師》曰:“古之真人,其寢不夢。”
“君乎?牧乎?固哉”點明:治民之君(如唐堯)、牧民之臣(如虞舜),無不陷溺夢寐,固陋到既未窺真諦,也未窺俗諦。
“弔詭”寓言的次要意圖是隱晦挑明斥孔之旨。《逍遙遊》隱喻“至知”的“藐姑射神人”寓言,以接輿的特殊身份,晦藏斥孔之旨。《齊物論》隱喻“至知無知”的“王倪”寓言之後,又續以隱晦斥孔的“弔詭”寓言。兩篇義理遞進,斥孔之旨由隱趨顯。
“內七篇”無所不在的四境象徵系統中,無生物、微生物象徵無知,動物之小蟲、小鳥、小獸象徵小知,動物之大魚、大鳥、大獸象徵大知,植物尤其是大樹象徵至知。以《逍遙遊》為例,“知年四項”是象徵範型:微生物“朝菌”象徵無知,小蟲“蟪蛄”象徵小知,大龜“冥靈”象徵大知,大樹“大椿”象徵至知。其餘則是應用:小蟲蜩、小鳥鷽鳩、小鳥尺鴳被定位為小知;大魚鯤、大鳥鵬被定位為大知,大瓠、大樗被定位為至知。當然也有變例:莊子自謙大知而自比大獸斄牛,大知惠施也隨之降格為相當於小知的小獸狸狌。因此小鳥人格化的“鸜鵲子”被定位為小知,大樹人格化的“長梧子”被定位為至知。介於兩者之間的孔子,則被兩者鎖定為“大知”。
《逍遙遊》“其(至人)塵垢秕糠,將猶陶鑄堯舜”,把“堯舜”鎖定為“塵垢”。其後“內七篇”又三次重言“塵垢”,每次均為“堯舜”之代詞。“遊乎塵垢之外”是首次,意為“遊乎堯舜之外”,所以推崇堯舜的大知孔子斥之為“孟浪之言”。
“大知”被“眾人匹之”,又被眾人“隨其成心而師之”,所以小知鸜鵲子是大知孔子之弟子,故稱其為“夫子”。小知鸜鵲子又是至知長梧子之朋友,故稱其為“吾子”。小知鸜鵲子對大知孔子轉述所聞“妙道”至言,被斥“孟浪之言”而困惑,於是又來請教至知長梧子。至知長梧子遂斥大知孔子:“丘也何足以知之?”[77]
“丘也與汝皆夢也”點明:倡導“以君為父”、“為君所役”的大知孔子及其小知信徒,均陷溺夢寐而不自知。
“予謂汝夢亦夢也”意為:至知不僅知曉大知小知陷溺夢寐而不自知,而且自知人類永在夢寐之中,不可能盡窺天道。
“是其言也,其名為弔詭”意為:自知永在夢寐,就是自知其不知。但“自知其不知”是違背排中律的自涉弔詭[78]。大知小知總是持獨斷論(思想獨斷是專制之源),永遠自外於其批判,因而其言不具自涉弔詭。至知總是持懷疑論,永不自外於其批判,因而其言多為自涉弔詭。懷疑論的根本是自疑,正如幽默的根本是自嘲。“弔詭”既是莊子對莊學至境的終極定義,也是對“內七篇”的終極自我解構。
“弔詭”寓言實為《齊物論》開篇寓言之鏡像:貶斥孔子的長梧子,實為“形同槁木”的南郭子綦之化身;孔子弟子鸜鵲子,是語皆淺見的顏成子游之化身。而顏成子游又是孔門“文學第一”言偃的寓言變形。“空語無事實”(司馬遷語)的莊子寓言,無一不是現實的變形。
孔子弟子言偃,姓言,名偃,字子游。子綦弟子顏偃,姓顏,名偃,字子游。“言”、“顏”音同。莊子為何把“言子游偃”變文為“顏成子游偃”?因為“成子”二字,隱指田齊篡姜齊的竊國大盜田成子[79]。莊子又為何選中孔子弟子言偃而非其他弟子?因為言偃名偃,莊子深惡痛絕的母邦暴君宋康王也名偃。莊學代言人南郭子綦,開口第一個字即直乎宋康王之名。因此“顏成子游偃”之名,綜合晦藏了三位歷史人物。南郭子綦對顏成子游的通篇教誨,正是對專制君主和悖道大知的教誨。所以開篇寓言的顏成子游,語皆淺見,枉負孔門“文學第一”之名[80]。“弔詭”寓言的鸜鵲子,引出孔子,直接隱斥儒門始祖。
“萬世之後而一遇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準確預見了“內七篇”的理解命運:“弔詭”的“內七篇”晦藏的反對君主專制奧義,在君主專制終結之前不可能得到正確闡釋並公之於世,即便極少數至人領悟“此中有真意”,也只能“欲辨已忘言”。
六 待彼章:至知至人獨待天籟
(子綦曰:)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耶?我果非也耶?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耶?爾果非也耶?其或是耶?其或非也耶?其俱是耶?其俱非也耶?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黮闇。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耶?
第二十六節:“待彼”卮言,闡明獨“待彼”道。奧義藏於“人固受其黮闇”及“待彼”。
至知章(“至知無知”的卮言章)、無知章(“至知無知”的寓言章)闡明順道人籟高於地籟並予超越之後,待彼章再次轉回卮言,最後闡明對“天籟”(彼道)的終極信仰。
本節末句前不無饒舌的準備性辨析,意在避免“彼”道被誤解為“彼”人,因此不厭其煩地一一窮盡“彼人”的所有邏輯分岔並予排除,得出末句之結論:“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耶”。“待彼”之“彼”,即《大宗師》“一化之所待”之“道”。
“待彼”二字,把莊學分為“此岸俗諦”、“彼岸真諦”兩部分,堪稱“內七篇”之道樞。此岸俗諦就是“物德相對”,彼岸真諦就是“道極絕對”:有是有非、物德相對的“彼”人,不可能“正”人籟之“是非”;惟有獨是無非、道極絕對的“彼”道,方能“正”人籟之“是非”。
“待彼”又是對《逍遙遊》所問“惡乎待”的終極回答。《逍遙遊》貶斥大知(大鵬、列子)“猶有所待”,反問“惡乎待”而未予回答,《齊物論》則兩次做出隔篇回答,使前篇之反問,奇妙地變成後篇之設問。上篇之“待盡”,以“至待無待”之俗諦義回答“惡乎待”:無待外物,惟待盡年。下篇之“待彼”,以“至待無待”之真諦義回答“惡乎待”:無待此岸之物,獨待彼岸之道。
為了否定“道”之存在,信奉偽道的儒生郭象無視莊子一一排除“彼人”之所有邏輯分岔,仍然一意孤行地謬解“待彼”之“彼”為“彼人”[81]。舊莊學豈敢在這根本之處否定郭象?於是無一例外盲從。
意外的是,在窮盡邏輯分岔的準備性辨析中,思維綿密的莊子竟然畫蛇添足地虛增了一條不存在的邏輯分岔:“同乎我與若者”。“我”與“若”辯論的前提是見解不同,因此“同乎我與若者”不可能存在。我不禁猜想:莊子犯下如此匪夷所思的低級錯誤,是否現身說法,乃至以“身”殉“道”?或許莊子意在表達:本節對人類知識狀況所下終極斷語“人固受其黮闇”[82],適用於一切人,包括小知、大知、至知,甚至莊子本人。“黮闇”此岸與“澄明”彼岸之間的絕對鴻溝,無人能夠逾越。
“黮闇”是“以明”的對詞,也是物德與天道的根本差異。道如太陽,故純陽無陰[83],獨明無暗,獨是無非;萬物被照,故有陽有陰,有明有暗,有是有非。“萬物皆照”,故物皆有德,無德不亮。然而物德之亮非自亮,而為天道之光照亮——向道之處“以明”,悖道之處“黮闇”。“明”、“光”、“亮”之關係,一如“音”、“聲”、“響”之關係。萬物欲棄暗投明,轉陰為陽,因是以明,不能像俗君僭主那樣自欺欺人地自居“德進乎日”,也不能像大知小知那樣大言炎炎地自誇“萬物皆備於我”[84],只能“葆光”:葆養道之澄明分施萬物的德之微光,同時自知每物固有之“黮闇”。
(子綦曰:)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蔓衍,所以窮年也。忘年忘義,振於無境,故寓諸無境。[85]
第二十七節:“寓諸無”卮言,闡明至境後件之“致無”原理。奧義藏於“振於無境,故寓諸無境”。
論畢“獨待彼岸之道”,子綦進而申論此岸萬物之間的“相待”與“不相待”。
“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意為:此岸萬物,無不獨待彼岸之道;萬物之間,似“相待”實“不相待”。此岸地籟、人籟,無一不是彼岸天籟之回聲;不同地籟、不同人籟之間,似“相待”實“不相待”。“化聲”即“造化之回聲”,也就是“天籟之回聲”。天籟不可得而聞,可得而聞者,均屬萬物各據所稟物德回應天籟之聲:萬千不同的地籟,紛繁歧異的人籟。
“和之以天倪,因之以蔓衍,所以窮年也”意為:對於天然不齊的人籟,無須修齊治平強制齊一,只須“和之以天倪,因之以蔓衍”,聽其“吹萬不同”[86],任其窮盡天年。
“忘年忘義”意為:年有小大,德有厚薄,彭祖也好,殤子也罷,每物在窮盡天年的生命歷程中,無須焦慮生死壽夭,因為物我並生,萬物齊一。此我之死,即彼偶之生;此物之毀,即彼物之成。
末句“振於無境,故寓諸無境”,是舊莊學不知所云的疑難處。兩句之“無”均指“道無”,即道之體。“振於無”是終極理想,即嚮往道無;“寓諸無”是畢生實踐,即趨近道無。兩者是義理遞進的因果關係,所以用“故”字連綴。舊莊學謬解為語義重複的並列關係,完全不通。全句意為:因為“振於”(振拔、嚮往)彼岸的終極目標——道無,所以“寓諸”(寄身、履踐)此岸的畢生修行——致無。
“寓諸無”終極闡釋了《逍遙遊》“至境”三句“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之“無”,以及上文“喪我”之“喪”,《大宗師》“坐忘”之“忘”,終極證明了莊學至境之“無”是動詞,訓致無。因此莊學至境“至×無×”之“無”,均可置換為“喪”、“忘”、“寓諸無”。至知無知,就是至知喪知,至知忘知,至知寓諸無知。餘可類推,茲不窮舉。《齊物論》之“寓諸無”,義同《逍遙遊》之“無何有”。“寓諸無”之境,正是“無何有之鄉”。
(子游曰:)何謂和之以天倪?
(子綦)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其無辯[87];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88]
第二十八節:“天倪”卮言,闡明莊學真諦,晦藏否定原則。奧義藏於“是不是,然不然”。
“寓諸無”義理過於精微,子游難以曉悟,遂插入最後一問:“何謂‘和之以天倪’?”
於是子綦表述了莊學真諦“道極絕對”:“是不是,然不然。”晦藏三大奧義:
其一,俗諦“然於然”與真諦“然不然”,評價同,所評價者不同。
俗諦“然於然”,“然”的是偽道俗見以為“然”,因而“舉世譽之”之事物的可“然”之處。至人不被逆反心理左右,即便總體否定偽道俗見,依然在俗諦層面,相對肯定偽道俗見絕對肯定之事物的值得肯定之處。
真諦“然不然”,“然”的是偽道俗見以為“不然”,因而“舉世非之”之事物的可“然”之處。至人不受偽道俗見影響,對偽道俗見絕對否定之事物,依然從真諦高度,絕對肯定偽道俗見絕對否定之事物的值得肯定之處。
未窺奧義的舊莊學,不知俗諦“然於然”與真諦“然不然”,評價雖同,所評價者卻不同。於是認定莊子顛倒是非,詆譭莊子“是(不是之事的)不是,然(不然之物的)不然”。或者謬解莊子毫無是非,忽而“然於然”,忽而“然不然”。進而把貶斥“所言未定”的莊子,謬解為也是“所言未定”者;把超越“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貶斥“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的莊子,謬解為也是“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者;最後把持“絕對主義”的莊子,厚誣為持“相對主義”。
其二,故意晦藏真諦之否定原則“不是是,不然然”。
莊學真諦認為,對被偽道俗見否定的事物,必須運用真諦予以肯定,這就是明確表述的莊學真諦之肯定原則“是不是,然不然”,意為“是(偽道俗見之)不是,然(偽道俗見之)不然”。莊學真諦進一步認為,對被偽道俗見肯定的事物,必須運用真諦予以否定,這就是故意晦藏的莊學真諦之否定原則“不是是,不然然”,意為“不是(偽道俗見之)是,不然(偽道俗見之)然”。
其三,真諦是對俗諦的超越性包容和超越性批判。
俗諦被完整表述,而且完整表述後還用“無物不然”強調俗諦之肯定原則,旨在肯定天賦人權、天賦物權。真諦被不完整表述,僅僅表述真諦之肯定原則,旨在對“舉世非之”的俗諦相對“不然”者,在符合事實地確認“不然”後予以超越性包容——“然不然”。真諦有所晦藏,而且晦藏的恰是透露“內七篇”根本宗旨的“不然然”:對“眾人匹之”乃至“舉世譽之”的儒墨大知、俗君僭主,運用真諦予以超越性批判。《大宗師》:“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就是對舉世非之的夏桀,予以超越性包容,而對舉世譽之的唐堯,予以超越性批判。
或問:對俗諦相對“不然”的夏桀,莊子尚且予以超越性包容;為何對俗諦相對“然”之的唐堯,莊子卻要“不然”之?因為俗諦之“然”僅為相對之“然”,在道極視點下實為絕對“不然”,然而儒墨大知、俗君僭主卻把僅有相對之“然”的俗君和偽道,抬高為絕對之“然”的真君和真道,因此以“道”為絕對信仰的莊子,不得不奮起反擊。迫使莊子不得不支離其言、晦藏其旨的專制語境,同樣迫使莊子不得不故意晦藏“不是是,不然然”。
“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其無辯”闡釋“是不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闡釋“然不然”:每物(如唐堯、夏桀)固有“不是”,但也必有其“是”;每物固有“不然”,但也必有其“然”。每物之“是”,必異於每物之“不是”,這無須辯論;每物之“然”,必異於每物之“不然”,這也無須辯論。
莊子並非為暴君夏桀辯護,而是貶斥為了現實利益、符合“政治正確”的極端化偽道。因為一旦把夏桀之“是”、之“然”也妄詆為“不是”、“不然”,那麼首先,“政治正確”的言論必將毫不可信,必將徹底悖道。其次,萬物為道所萌、為道所使、復歸於道,因而無物不然,物必有然。倘若夏桀毫無可然之處,就貶低了無所不在的道之偉力。因此即便是夏桀這樣的“天之戮民”,也必有合道之處。
由於洞觀以“主流價值觀”為標準的天下所謂“是”、“非”,都是為了現實利益、符合“政治正確”的極端化偽道,所以莊子對毫無原則、顛倒是非、混淆視聽的所謂“是非”,一概“不譴是非”,一概“和之以天倪”。“和之以天倪”是上篇“休乎天均”的變文。《雜篇·寓言》曰:“天均者,天倪也。”
待彼章是《齊物論》通篇義理的總結,回答了三籟章預留的通篇懸念“怒者其誰”和根本之問“敢問天籟”:怒者其誰?彼道。何為天籟?彼道。此岸無知地籟和此岸有知人籟,均為彼岸天籟之回聲,無不獨待彼岸天籟。只有信仰彼岸天籟,才能超越此岸悖道人籟。一旦消弭悖道人籟之不和,順道人籟就能像地籟一樣眾聲皆和。
至此,篇首標舉的“三籟”名相,均已闡釋完畢。
七 物化章:形象說明獨待天籟
(子綦曰:)魍魎問影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歟?”
影曰:“吾有待而然者耶?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耶?吾待蛇蚹蜩翼耶?”
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
第二十九節:“魍魎”寓言,闡明“有待”之鏈。奧義藏於“蛇蚹蜩翼”及“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
至知章用卮言抽象表述“至知無知”後,無知章又用“王倪”寓言形象說明“至知無知”。待彼章用卮言抽象表述“至待無待”後,物化章也用“魍魎”寓言形象說明“至待無待”。不過這次反過來,“魍魎”寓言形象貶斥的是“有待”此岸之物,也就是隱含主張“獨待彼岸之道”,因為後義難以用寓言形象表達。
子綦如此描述此岸“有待”之鏈:魍魎(影之影)有待於影子,影子有待於實體,因此魍魎的生老病死、影子的行止坐起,皆無特操。[89]
作為下篇收尾寓言,“魍魎”寓言像上篇收尾寓言“朝三”寓言一樣,也涉入了專制語境的絕對禁區:魍魎、影子、主體的關係,就是小知、大知、君主的關係。但君主像小知、大知一樣,也是不自主的有待者,只不過被小知、大知誤尊為無所待的主體而已。俗君僭主不過是“似之而非”的“蛇蚹蜩翼”[90],不過是《齊物論》欲“齊”的道生萬“物”之一。
“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質問:誰能明白,魍魎(小知)、影子(大知)為何倚待蛇皮蟬蛻(君主)?卻不肯倚待真蛇真蟬(天道)?誰能明白,偽道俗見為何以為“然”?又為何以為“不然”?
答案是:偽道俗見以為“然”,或以為“不然”,無不出于堅執“我此是”、“偶彼非”的利益驅動。
(子綦曰:)夕者莊周夢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91]。不知周之夢為蝴蝶歟?蝴蝶之夢為周歟?周與蝴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
第三十節:“夢蝶”寓言,回應篇首“喪我喪偶”。奧義藏於“物化”。
“魍魎”寓言終極貶斥“有待之鏈”後,子綦又用“夢蝶”寓言終極闡明“齊物”主旨:物化。
“夢蝶”寓言是收煞全篇又籠罩全篇的總寓言。“莊周夢”、“俄然覺”,重言“弔詭”寓言的“夢/覺”主題。“不知周之夢為蝴蝶歟?蝴蝶之夢為周歟?”綜合了“弔詭”寓言的“予謂汝夢亦夢也”和“待彼”卮言的“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闡明萬物無不陷溺“自彼則不見”的主體自執,各以己見為“正見”。惟有獨待彼道,而後能“正之”。惟有獨待彼道之造化偉力,把此物轉化為彼物,方能“自是則知之”,達至超越“黮闇”此岸的“澄明”彼岸。
舊莊學謬解“周與蝴蝶,則必有分”為莊子之主張,實為未窺“喪我”奧義的“夢”中錯“覺”。上篇一再闡明:有分別心就會“有我有偶”,無分別心方能“喪我喪偶”[92]。下篇又一再闡明:“其分也,成也;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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