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嚴文化 · THE FAMILY ARCHIVE

莊子思想與陶淵明的人生境界

提要:陶淵明集中多次出現的“道”,是與莊子順應自然的思想相聯繫的。陶淵明受莊子思想影響,形成自己獨特的人生境界。第一,濃重的生命意識。第二,安時處順,逍遙自適的人生態度。第三,安寧恬靜、任真自由的心態。第四,從遠古中尋求精神家園。在這四個方面,莊子深深地影響了陶淵明的人生境界,同時也反映了歷史文化的承傳和新變規律。 關鍵詞:莊子 陶淵明 生命意識 人生態度 …


  提要:陶淵明集中多次出現的“道”,是與莊子順應自然的思想相聯繫的。陶淵明受莊子思想影響,形成自己獨特的人生境界。第一,濃重的生命意識。第二,安時處順,逍遙自適的人生態度。第三,安寧恬靜、任真自由的心態。第四,從遠古中尋求精神家園。在這四個方面,莊子深深地影響了陶淵明的人生境界,同時也反映了歷史文化的承傳和新變規律。

  關鍵詞:莊子 陶淵明 生命意識 人生態度  

  陶淵明是魏晉南北朝時代最偉大的詩人,關於他的思想性格和詩歌審美追求,時人多有論述。但莊子對他的影響,時人涉及很少。陶淵明生活的時代,儒學的地位受到很大動搖,魏晉玄學宗奉老莊,時代精神所至,陶淵明的思想、人格受莊子影響是很自然的。

  陶淵明曾在《示周續之祖企謝景夷三郎》中說:“道喪向千載,今朝復此聞。”《飲酒》其三也雲:“道喪向千載,今朝復此聞。”不少研究者把陶集中的“道”解釋為“孔子之道”,有的把它稱為“做人的道理”,有的研究者認為陶淵明追求的是真正的儒家精神,一種理想的境界,這種理想的境界稱之為“道”。筆者覺得這種解釋不貼合原意。因為在陶淵明的詩文中有一個與“道”關係密切、內涵接近的概念,那就是“真”或“真意”,“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1]“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2]“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3]不難看出,這個“道”,明顯是與追名逐利相背馳而與莊子提倡的順應自然相聯繫的。自然而然地生存,不受人世功名利祿的束縛,這“真意”就是道,也就是詩人尋覓的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道”。陶淵明曾感慨:“餘嘗學仕,纏綿人事。流浪無成,俱負素志。”[4]“質性自然,非矯勵所得。”[5]陶淵明常常在詩文中表現一種深沉的孤獨感,一種難覓知音的惆悵,他在《擬古九首》其八中用生動形象的語言表達了詩人苦覓知音的心路歷程:

  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遊。

  誰言行遊近,張掖至幽州。

  飢食首陽薇,渴飲易水流。

  不見相知人,惟見古時丘。

  路邊兩高墳,伯牙與莊周。

  此士難再得,吾行欲何求。

  不難看出,陶淵明心靈世界的高遠,也可知詩人穿越久遠廣闊的歷史時空與莊周的默契。

  陶淵明受莊子思想影響,形成自己獨特的人生境界。可以從以下考查。

  一 濃重的生命意識  

  儒家傳統精神把對倫理道德的追求看作人生的最高境界,超過對生的追求。儒家的著作中,對死的恐懼感很少。它總是倡導人們追求功業,追求道德的完善,對死後的淒涼既少體悟,更少文字的表述。他們蔑視死亡的恐懼,“朝聞道,夕死可矣”[6]。“對死亡的恐懼是從古至今人們心中潛在的悲劇意識,毫無疑問,人最恐懼的是時間、空間,它的永恆、無限,彷彿架在人類頭上的警鐘,時時提醒人們,在茫茫宇宙中,個體生命是多麼渺小和短暫。”[7]與儒家迴避死亡不同,莊子對生與死有深刻的哲理思考,對生命的短暫表現出深切的悲劇意識。“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隙,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生,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其天韜,墮其天?,紛乎宛乎,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8]莊子深切地體悟到人生的短暫,人必將泯滅,這是無法超越的。因此,莊子表現出一種理性覺醒的深切的悲哀。莊子在對生命短暫的深沉慨嘆中包蘊著對悲哀的超越。他提出“以死生為一條”[9],“死生存亡之一體”[10]。這是莊子超脫死亡之限的大徹大悟。陶淵明對死亡則表現出一種詩意的感傷和形象的描繪,《擬古九首》其四:

  迢迢百尺樓,分明望四荒。

  暮作歸雲宅,朝為飛鳥堂。

  山河滿目中,平原獨茫茫。

  古時功名士,慷慨爭此場。

  一旦百歲後,相與還北邙。

  松柏為人伐,高墳互低昂。

  頹基無遺主,遊魂在何方?

  榮華誠足貴,亦復可憐傷。

  在空間境界的變化中看到時間的無情與冷酷,感受到人生死後的淒涼,功名富貴一切都隨死亡而煙消雲散。“人生似幻化,終當歸虛無。”[11]“千秋萬歲後,誰知榮與辱。”[12]“天地賦命,生必有死。自古聖賢,誰能獨免?”[13]宇宙的自然法則是有生必有死,自古以來就是如此,“運生會歸盡,終古謂之然。”[14]雖然如此,陶淵明仍是感慨,“萬化相尋異,人生豈不勞。從古皆有沒,念之中心焦。”[15]老年人回憶青春,青春已經變形,人們想挽留歲月,歲月已經沉入海中。陶淵明對光陰飛逝,人生短暫是如此敏感,“求我盛年歡,一毫不復意。去去轉欲遠,此生豈再值?”[16]“宇宙一何悠,人生少至百。歲月相催逼,鬢邊早已白。”[17]緣於對人生短暫的清醒認識,陶淵明鄙視身後虛名,追求在有限的人生中自由適意的生活。

  二 安時處順,逍遙自適的人生態度  

  人生來是自由的,但無往而不在束縛之中。對於人的一生,興衰榮辱,完全是在某種社會因素的作用下來實現自我價值的。在莊子看來,這是一種非人力所能干預的必然性,他稱之為“命”。既然人的一切是由命運所定,那麼一個人就應該順應時勢。“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譭譽,飢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18]“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19]因此,莊子的人生理想是追求無待無累無患的精神的絕對自由。莊子對人生的苦難,對外界自然和社會環境限制人的事實接受了,容忍了,同時也超越著悲哀。他倡導的理想人格恬淡無欲,“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為,動而天行,此養神之道也。”[20]任其自適,擺脫榮辱禍福的束縛。“動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也。”[21]在莊子看來,只有除去心中的嗜慾,才有寧靜的心境,一個人如果“心若死灰”,必能與世無爭,享受快樂的人生。莊子恬淡無欲的精神修養是一個自覺的過程。“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支百體將為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為晝夜而莫之能滑,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為道者解乎此。”[22]人的慾望本質上是自我對其自身以外存在的一種要求,是自我與外界分離對立的反映。在莊子看來,如果一個人能體悟到並能夠形成“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的境界,這種分離對立也就不再存在。“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23]陶淵明深受莊子這種人生境界的影響。

  當然,陶淵明不象莊子那樣,注重的只是精神世界的逍遙遊,他的人生態度有更多的現實色彩。《五月旦作和戴主簿》:

  虛舟縱逸棹,回覆遂無窮。

  發歲始俯仰,星紀奄將中。

  南窗萃時物,北林榮且豐。

  神淵寫時雨,晨色奏景風。

  既來孰不去,人理固有終。

  居常待其盡,曲肱豈傷衝。

  遷化或夷險,肆志無窳隆。

  即事如已高,何必昇華嵩!

  詩人一開始就用《莊子·列禦寇》中“泛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表明任憑時光流逝而不拘泥悲哀的態度。接下去寫時光飛逝,一年剛開始沒有多久很快就過去一半,隨夏而來,風物也隨夏而去。人與物同理,有生必有死。在貧困的生活中等待壽命的自然終了,為何不高興呢?表現了詩人安貧樂賤的淡泊之志。時運變化有時順有時險,只要順心適志,並不在於高下貴賤。對眼前事物有高妙的認識,也不必去修煉。所謂徹悟之人,並非佛寺道觀中人也。

  陶淵明的精神世界中也曾閃現過長生不死的美好渴望,“赤泉給我飲,員丘足我糧。方與三辰遊,壽考豈渠央!”[24]但這種嚮往只是轉瞬即逝的流光。他清楚地認識到人的的確確難以超越有限的時空。東晉世風淪喪,“惜生”之風盛行,對生死特別關注。陶淵明指出了宇宙萬物的發展變化有其不以人們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因此人應該順應這種規律。陶淵明在《形影神三首·神釋》中,非常曠達地認識到,功名利祿皆身外物,三皇之類的大聖人也不復存在,賢者和愚人都沒有再生的命運,“甚念傷吾生,正宜委運去。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這種順應大化、寵辱不驚、勝敗不餒的氣度,是何等的灑脫。“死生有命,富貴在天。”[25]“天運苟如此。”[26]“聊且憑化遷。”[27]凡此種種,皆是詩人順應自然的自白。“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28]在陶淵明看來,人的壽夭、窮通、榮辱、貴賤等都是自然運化,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正象寒暑代謝,四季轉換。“達人解其會。”[29]因此,通達之士不應隨外物悲喜。他要把人生的苦酒淡化為一杯清水。他深悟自然的化遷之理,不斷平息內心的衝突,終於使心境獲得真正意義上的平衡。與世俗的價值判斷不同,陶淵明接受了莊子思想中反異化的人道主義的精華。在陶淵明的心目中,人世間的功名利祿比起超功利的精神自由實在算不了什麼。他感情世界的每一次對功名業績和感官享受的超越,都意味著精神上的更進一步的迴歸自然。陶淵明能對人生的窮通變化持一種通達態度,他能自我化解人生的種種煩惱、失望、苦悶,把它當作人生的一段風景。

  三 安寧恬靜、任真自適的心態  

  莊子倡導的理想人格有安寧恬靜的心境,有無待、無累、無患的精神境界。莊子認為人的生命其實是由兩部分組成的,即神與形。二者中神是本,形是末,“神全”,是保護生命的根本不受侵害,“純素之道,唯神是守”[30]。如何使神全不虧呢,莊子指出的修養方式是“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31]。“平易恬淡,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32]。理想的人格應該是超越人世俗情縈繞,超越功利目的的束縛。莊子心目中的理想人物,不論“神人”,還是“聖人”,“真人”,都明確表現出一種超然世外的態度,“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為之業。”[33]“極物之真,能守其本。故物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34]明顯表現出對人間世務的鄙棄和對世俗道德的否定。

  陶淵明對莊子倡導的理想人格的這種心境非常神往,加之性格所至,形成了具有自我獨特色彩的恬淡無欲、自由閒靜、任真自適的心態。“抱朴守靜,君子之篤素。自真風告逝,大偽斯興。”[35]“居止次城邑,逍遙自閒止。坐止高蔭下,步止蓽門裡。”[36]“養真衡茅下。”[37]詩人讚美田園淳樸自然的生活,“此事真復樂,聊用忘華簪。遙遙望白雲,懷古一何深。”[38]《莊子·天地》華封人對堯說,“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上仙;乘彼白雲,至於帝鄉。”可以看出,中年的陶淵明心中已縈繞著莊子的這種人生理想。陶淵明不但自身嚮往,而且在青年和中年時代所稱道的人物,皆具有此等胸懷。他的外祖父孟嘉,“至於任懷得意,融然遠寄,旁若無人。”[39]淵明自言:“遙遙沮溺心,千載乃相關。”[40]“閒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41]由於對自由生活的嚮往和莊子思想的指引,陶淵明終於由時仕時歸、心懷兩端而徹底地歸入田園。

  陶淵明的歸田,打開了一個超越具體人生的境外之趣。他的這種生活方式具體、可感,充滿著人間煙火氣。莊子以其廣博的知識,獨特的浪漫風格,獨與天地精神往來,他等是非,齊物我,一死生,以超塵絕俗的眼光審視人世,使人獲得完全的解脫。人不是至上的,他受到具體生存時空和生存環境的制約。但人的思想是至上的。莊子那種虛無飄緲的精神世界的逍遙遊,屬於幻想中的彼岸世界。陶淵明將莊子的幻想境界,融化創造為一種生活模式。莊子的自由境界,不再是不可企及的,陶淵明使它人間化了。在他看來,他的歸隱田園並不是人生的不幸,而是終於掙脫了枷鎖,終於勘破迷團,走向新的自由理想境界。他拋棄外在的軒冕榮華,功名利祿,超越田園生活的勞役之苦,藝術地觀賞大自然,從中領略生命之外的意義。他發現自然美,認識自然美,同時也在大自然中發現了真正的自我。他久受扭曲的靈魂終於在清新的大自然中得到復甦。他讀書、作詩、彈琴、飲酒、勞作,一切都超越了具體的功利性。在大自然的懷抱中,他不受拘牽,嚮往自由的性格得到了充分的伸張。宋人陳師道說:“淵明不為詩,寫胸中之妙爾。”[42]《歸園田居》“少無適俗韻”篇,展現了一個與黑暗官場截然不同的新境界。詩人歸隱田園,就象籠中鳥返回大自然,池中魚回到水潭。詩人擺脫了精神上的束縛,整個身心融化於自然恬靜的田園風光之中。這就是莊子所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43]。詩人“白日掩荊扉,虛室絕塵想”[44]。普通的田園景物,已經融入了詩人“真淳”、“自然”的人生理想,《飲酒》: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

  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

  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詩人要回歸的“自然”,就是莊子所謂不染人世纖塵的本體狀態,即陶淵明所謂“真意”,所謂真淳的自然,宇宙本體自然變化、不受拘牽的狀態。“真者,所以受於天地,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45]陶淵明筆下的田園景物,已經染上了詩人自我的人生理想,它們都按自己的規律自然地運動。正如《歸去來兮辭》所描繪的,“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這種自然真淳的境界,正是莊子所謂“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46]田園的本體狀態,與詩人擺脫了功名利祿的高潔情懷完美地融合,宇宙的浩氣融入詩人的胸懷,詩人的人格理想注入田園的物象。這是田園詩獨特的境界,物中有我,我中有物,物我合一,“眾鳥欣有托,吾亦愛吾廬。”[47]“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48]詩人頃刻之間遍遊宇宙,其樂融融,“俯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49]正所謂“陶潛胸次浩然,吐棄人間一切,故其詩俱不從人間得。”[50]

  四 從遠古尋求精神家園  

  莊子是夠浪漫的,知識是夠廣博的,然而每個人都在一定的條件下思考。莊子深刻地揭露了當時道德淪喪、世道紛亂的現實,但他不是從現實和未來,而是從遠古中尋求自己的理想社會。因此,他的藥方是很可笑的,虛無的。莊子把理想的世界描述為“至德之世”,“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猿氏、赫胥氏、尊盧氏、伏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51]“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知乎君子小人哉!”[52]“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為義,相愛而不知以為仁,實而不知以為忠,當而不知以為信,蠢動而相使,不以為賜。是故行而無跡,事而不傳。”[53]“神農之世,臥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54]對理想的社會,莊子還有另一種稱謂,名之曰“建德之國”,“南越有邑焉,名為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樸,少私而寡慾,知作而不知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其生可樂,其死可葬。”[55]儘管莊子描繪得不同,但各篇中的理想社會都有其共同的特徵。這個社會一切都是如此自然而然地運轉,人的行為完全出自人的本性,真率而少偽飾,和睦相處,心地淳樸,時代久遠,生活原始。

  陶淵明所向往的理想社會圖景,明顯與莊子一脈相承。陶淵明也是極為嚮往遠古時代自然淳樸的生活,“悠悠上古,厥初生民。傲然自足,抱朴含真。”[56]他推崇荷?丈人、長沮、桀溺“耦耕自欣,人鳥不駭,雜獸斯群”[57]。明顯地看出推崇矇昧遠古的生活方式。陶淵明受莊子思想的啟迪,又出於心靈的渴求,《桃花源記並詩》中創造了一個非常美好的理想社會。“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相命肆農耕,日入從所憩。”“春蠶收長絲,秋熟靡王稅。”“雖無紀曆志,四時自成歲。恬然有餘樂,於何勞智慧。”這個桃花源,明顯與莊子有淵源關係,有相同的本質特徵。在社會性質上是沒有階級的社會;在政治上無君權,沒有法律、道德規範的束縛;在經濟上沒有剝削壓迫;在思想形態上,沒有智慧的較量;在生產方式上人人勞動,共同享受;生活純真自然;精神狀態古樸淳厚;人與自然的關係極其和諧等等。然而,陶淵明畢竟是東晉的陶淵明,他擺脫了莊子理想社會的如下特徵:第一,物質生活的過分原始化,莊子的“至德之世”,顯然是人類社會早期母系氏族社會階段以氏族為中心的群居生活。第二,所處時代的過分古遠。陶淵明雖然也仰慕伏羲、神農的時代,但他的桃花源中的人,畢竟還是避秦時亂的人。莊子與陶淵明的社會理想只是精神世界的一份安慰劑,是遠離現實的。但不可否認,它們都深刻地反映了二位大家對他們所處時代的社會現實的鄙棄,表現了積極的批判精神。同時,也顯示了他們各自的智慧和文學才華。

  克羅齊認為主體思想運作的“精神本身就是歷史,在它存在的每一瞬刻都是歷史的創造者,同時也是全部過去歷史的結果”[58]。莊子的思想反映著那個時代獨具特色的思維方式之一,而受它影響的陶淵明的思想則反映了歷史文化的承傳和新變,其研究的價值是不容忽視的。

  注:[1]《飲酒》其二十,《陶淵明集》卷三。

  [2][3]《飲酒》其五,陶淵明集》卷三。

  [4]《祭從弟敬遠文》,《陶淵明集》卷七。

  [5][28]《歸去來兮辭》,《陶淵明集》卷五。

  [6]《論語·里仁》。

  [7]張端君:《徹悟人生》,山西經濟出版社1994年版,第33頁。

  [8][46]《莊子·知北遊》。

  [9][18]《莊子·德充符》。

  [10][23][33]《莊子·大宗師》。

  [11][44]《歸園田居五首》,《陶淵明集》卷二。

  [12]《擬輓歌辭三首》,《陶淵明集》卷四。

  [13][25]《與子儼等疏》,《陶淵明集》卷七。

  [14]《連雨獨飲》,《陶淵明集》卷二。

  [15]《己酉歲九月九日》,《陶淵明集》卷三。

  [16]《雜詩十二首》其六,《陶淵明集》卷四。

  [17]《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陶淵明集》卷二。

  [19]《莊子·達生》。[20][30][32]《莊子·刻意》。

  [21]《莊子·庚桑楚》。

  [22][31]《莊子·田子方》。

  [24]《讀山海經十三首》其八,《陶淵明集》卷四。

  [26]《責子》,《陶淵明集》卷三。

  [27]《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陶淵明集》卷三。

  [29]《飲酒》,《陶淵明集》卷三。

  [34][44]《莊子·天道》。

  [35]《感士不遇賦》,《陶淵明集》卷五。

  [36]《止酒》,《陶淵明集》卷三。

  [37]《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陶淵明集》卷三。

  [38]《和郭主簿二首》,《陶淵明集》卷二。

  [39]《晉故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陶淵明集》卷六。

  [40]《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獲早稻》,《陶淵明集》卷三。

  [41]《五柳先生傳》,《陶淵明集》卷六。

  [42]陳師道:《後山詩話》。

  [45]《莊子·漁父》。

  [47][48][49]《讀山海經》,《陶淵明集》卷四。

  [50]葉燮:《原詩》。

  [51]《莊子·月去篋》。

  [52]《莊子·馬蹄》。

  [53]《莊子·天地》。

  [54]《莊子·盜跖》。

  [55]《莊子·山木》。

  [56]《勸農》,《陶淵明集》卷一。

  [57]《扇上畫贊》,《陶淵明集》卷六。

  [58]克羅齊:《歷史學的理論和實際》,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1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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