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子》中的經學
如果要問:“儒家經典是如何形成的?”遠的不說,僅僅掃描一下近代的經學書目,無論是皮錫瑞的《經學歷史》、劉師培的《經學教科書》、范文瀾的《群經概論》、周予同的《經今古文學》,還是其他一些類似的經學史著作,都會為我們提供各式各樣、令人眼花繚亂的解釋。這裡,筆者無意再為前人營造的這座龐大建築物補充新的證據,而是試圖探討一下,如何能夠使儒家經典形成的問題成為可以理解…
如果要問:“儒家經典是如何形成的?”遠的不說,僅僅掃描一下近代的經學書目,無論是皮錫瑞的《經學歷史》、劉師培的《經學教科書》、范文瀾的《群經概論》、周予同的《經今古文學》,還是其他一些類似的經學史著作,都會為我們提供各式各樣、令人眼花繚亂的解釋。這裡,筆者無意再為前人營造的這座龐大建築物補充新的證據,而是試圖探討一下,如何能夠使儒家經典形成的問題成為可以理解的,而不僅僅是可以解釋的?
這裡所說的“解釋”和“理解”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概念。“解釋”是以假定的一般自然規律為前提,對個別事實進行歸類,具有自然科學分類的方法特徵。譬如,要解釋“經學”,就說“‘經學’是訓解或闡述儒家經典之學”,遂將其與墨經、道經、佛經區別開來。與“解釋”不同,“理解”類似於陳寅恪先生所謂的“真瞭解”,“所謂真瞭解者,必神遊冥想,與立說之古人,處於同一境界,而對於其持論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詣,表一種之同情,始能批評其學說之是非得失,而無隔閡膚廓之論。”也就是將自己的思想置身於與主體相似的位置上,分享和體驗這一特定主體的觀點。應當承認,這種認識方式更適用於社會科學,特別是當我們需要對某一主體的目的、價值和意義重建之時。
那麼,怎樣才能獲得對經學形成問題的真瞭解呢?前人說:“六經不言經,三傳不言傳,猶人各有我而不容我其我也”。(章學誠《文史通義·經解上》)如果誰想透過《六經》本身來看早期儒家經典的形成,顯然會遭遇南轅北轍的尷尬,最終難免空忙一場。要解決這個問題,一般有兩種方法:一種是依靠訓釋《六經》的傳、記,這是傳統經學的進路。另一種是選擇與經學的產生差不多同時的另外一些先秦典籍——這裡筆者選擇了《莊子》——作為理解經學形成問題的還原劑。這種方法與古人“對人而有我”(同上)之意暗合。筆者期待這種以其他同時代典籍為視角理解《六經》的獨特方式,能夠達到一種前人的經解無法達到的效果,以求論證是否存在這樣一種可能,即:能否根據非儒家的典籍,而不僅僅是憑藉歷代的經解來理解《六經》?能否在一種生存論的意義上,將某些非儒家的典籍與《六經》者視為是相容的,即它們共同構成了一段歷史和文化的境遇,而不是像後世那樣,將它們作為不同學派的對立物來理解?
基於上述思考,本文以《莊子》為例,試圖分別探討三個與經學產生相關的問題:第一部分是“在《六經》無力回應的地方”,一面分析莊子學派出現的原因,一面探討戰國儒家的困境,以理解經學產生的時代背景。第二部分是“一致而百慮”,主要從觀念史的角度來分析前人提出的“孟子與莊子同時而不相知”的問題,揭示孟子與莊子是相通的,而非隔閡的;第三部分“今文經學的雛形”,從《莊子》中出現的《六經》排列次第,以及“內聖外王”、“玄聖素王”、“春秋經世”等經學術語,探討《莊子》與漢代今文經學的關係。
一、在《六經》無力回應的地方
(一)“經”、“六經”和“經學”
“經”,今本《說文》的解釋是“織也”。但是, “《說文》曰:織,作帛總名也。經,織從絲也。緯,織橫絲也。”段玉裁據之補正為:“經,織從絲也。”由此可知, “經”原來是與“緯”相對,縱絲為經,橫絲為緯。據說在織布帛的時候,經靜而緯動,加上經本有的縱貫之義, “經”字就引申出了常法、常道的意思。例如,《詩經·小雅·小旻》四章:“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毛傳》訓曰:“經,常。”“經常”二字連用,當源出於此。筆者認為,一般意義上的“經學”的“經”字取的就是這一義項,後來朱子在《大學章句序》中將其闡發為:“其所以為教,則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
此外, “經”還有規劃治理的意思。如,《詩經·大雅·靈臺》一章:“經始靈臺,經之營之。”這一義項當由縱絲的南北走向引申而來,指度量建築物的基址。最後,值得一提的是孔子在日常對話中所用的“經”字,“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朱子《集註》曰:“經,縊也。”這一義項也應由“經”的縱義引申而來。
按照一般的解釋,“經學”就是訓解或闡述儒家經典之學。早期的儒家經典共有六部,即《六經》:《易經》、《書經》、《詩經》、《禮經》(今之《儀禮》)、《樂經》、《春秋經》。此處先不說《六經》的內容如何玄奧,僅僅考察一下《六經》的出處和排列順序,就會牽扯出一系列令人費解的問題。
首先是出處,“六經”之名始見於《莊子》的《天運》和《天下》,而非出自儒家學派的某部著作。
其次是排列順序,現在已知的共有八種排法,分別是:
(1)“《詩》、《書》、《禮》、《樂》、《易》、《春秋》”(《莊子·天運》和《天下》,又《荀子·儒效》略同,而脫“《易》”);
(2)“《詩》、《書》、《樂》、《易》、《禮》、《春秋》”(《禮記·經解篇》);
(3)“《易》、《書》、《樂》、《詩》、《禮》、《春秋》”(《淮南子·泰族》);
(4)“《詩》、《禮》、《樂》、《書》、《易》、《春秋》”(《春秋繁露·玉杯》);
(5)“《禮》、《樂》、《詩》、《書》、《易》、《春秋》”(《史記·滑稽列傳》和《太史公自序》);
(6)“《易》、《書》、《詩》、《禮》、《樂》、《春秋》”(《漢書·藝文志》,出自劉歆《七略》。後世的五經、十三經皆採用這一順序);
(7)“《詩》、《書》、《禮》、《樂》、《易》”(馬王堆帛書《要》,沒有提到《春秋》);
(8)“《易》、《詩》、《春秋》、《禮》、《樂》、《書》”(《郭店楚墓竹簡·語叢一》,因出土時次序散亂,排列順序已無法確定)。
明顯可以看出,這兩個問題都與《莊子》有關。我們不必藉此就去妄測莊子與儒家的顏回、子夏、田子方這些人在學術傳承上有什麼具體的淵源關係,但是,如果要說儒學在莊子思想的觀念背景上留下了一道鮮豔的底色,構成了莊子學說產生的一個重要前提卻是可以肯定的。
所謂“經學”,拋開作為現成形式的《六經》,究其實乃是一套包含社會與人生的基本要素,規定個人、家、國、天下的理想、目的、價值和意義的大學問。經學與百家之學的輕重關係是不言而喻的,諸子百家可以贊同經學,也可以反對經學,但不可能繞過經學,當然莊子也不能例外。
(二)迂闊與實惠之外的逍遙
但是,從經學產生的大背景來看,莊子的回應卻又與眾不同。王闓運說:“孟荀傳儒,莊子同時,未數數然也。”莊子並沒有像同時代的儒家們那樣汲汲於施展一番經世的抱負,他的情懷和關照直指一片晚周諸子的盲點,他在儒者們無力回應的地方挺身而出。
司馬遷曾經分析過孟子所代表的儒家學說與其所處的那個時代之間的尷尬。他認為,戰國時代,“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所以,孟子“遊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闊於事情”。如果換了莊子,這種尷尬的境況也許就不會出現了,因為莊子曾明確表示過:“子亟去,無汙我。我寧遊戲汙瀆之中自快,無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同時,戰國諸子中還存在另外一種傾向,就是墨家、法家和兵家的急功近利,雖然能獲得一時的暴利,但因刻薄寡恩、不近人情,以生靈塗炭而卒受惡名。他在《逍遙遊》中嘲笑那些汲汲功利的人目光短淺:“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指斥鷃)矣。”
在迂闊繞遠與急功近利之間,有沒有第三種選擇?屈原說:“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但在莊子看來,屈原的痛苦是如此的低能,他說:“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境,斯已矣。”但是,莊子接下來又說:“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這種極端而不切實際的逍遙最終使莊子得到了應有的評價:“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
二、一致而百慮
長久以來,學者們糾纏於一個被稱為“莊子與孟子同時而不相知”的爭論中。早在宋代,就有人提到出過這樣的問題:“莊子、孟子同時,何不一相遇,又不聞相道及,如何?”“莊子都不說著孟子一句?”
我們要討論《莊子》與經學的關係,作為《十三經》之一的《孟子》與《莊子》的關係豈能避而不談?但是必須承認,僅從文本上去考證,的確尋找不到兩位思想鉅子曾經碰撞過的蛛絲馬跡。然而,這能否證明孟子和莊子的交鋒真的不曾發生過呢?從觀念史的角度來考察,二人共同存在於其中的那段歷史已經昭示了這個問題存在的必要性。
作為清理思想發展線索和軌跡的觀念史,總是將在言談、文本、文獻中開顯出的思想、主題和表象加以明確,將它們與其先導、背景和影響起來,以尋求一種思想精神的連續性和一致性。因此,觀念史強調作為個人的思想者們和他們之間的聯繫,通過辨別已被說出的東西,找回已經失去的東西,並把它重新呈現在眼前。
從時空上看,莊子和孟子最貼近的時刻出現在公元前322年前後。據推算,大約在莊子47歲的時候,與惠施在宋會晤論學。而在此前一年,50歲的孟子剛剛因為在宋不能實現自己的仁政主張而悵然離去。過了三十三年孟子卒於鄒。又隔了三年,莊子去逝。
如果從學術思想的角度來找莊子和孟子的異同,我們至少可以羅列出如下幾點:
(1)學術傳承上,孟子曾受業於子思之門人,而莊子據說可能是子夏的學生。
(2)政治上,孟子主張“法先王”,莊子主張“法自然” “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另外,《繕性》、《馬蹄》兩篇對這一思想也表現的比較充分)。
(3)美學上,孟子提出“充實之謂美”。(《盡心下》:“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莊子則提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知北遊》:“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為,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
(4)氣論上,孟子提出“養浩然之氣”。(《公孫丑上》:“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浩然之氣)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莊子也認為:“通天下一氣耳。”然而不同的是,孟子論氣的主體是人。
(5)文學特色上,孟子的議論氣勢磅礴,且喜歡設喻反駁,莊子的文章則洸洋自恣,好用寓言諷刺。
此外,在養生之道上,孟子的“不動心”與莊子的“心齋”也應視為相同文化時段的產物。而孟子所說的“萬物皆備於我矣”與莊子的“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然《論語·憲問》對孔子有“知其不可而為之”的評價,故此話應視為莊子的觀點。表面上雖然大相逕庭,但是從一個大背景下來考察,似乎也可理解為相同社會境遇在不同性格傾向的個人身上產生的不同感受。
西漢司馬談在總結前代的學術時曾說:“《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論六家要指》)從莊子和孟子思想的內在聯繫中,我們是否可以更加深刻地體會到老太史公兩千多年前就想表達的那種中國文化、思想、精神的連續性和一致性呢?
三、今文經學的雛形
今文經學與古文經學之爭幾乎貫穿了整個經學史,但是在這種劇烈的鬥爭發生之前的早期經學史是怎樣的一番景況呢?生逢其時的莊子也許能為我們提供一些寶貴線索,因為司馬遷曾評價莊子說:“其學無所不窺。”那麼,就讓我們看看生活在那個時代的莊子究竟窺到了些什麼?
《莊子》一書中提到《六經》的地方有多處,其中比較重要的共有三處:
(1)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跡,一君無所鉤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
(2)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跡也,豈其所以跡哉!今子之所言,猶跡也。夫跡,履之所出,而跡豈履哉!
(3)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
如果要細緻地分析起來,這三條記載可以透露出很多信息,讓我們產生許多聯想。這裡筆者僅從今文經學這個角度切入。前人在判斷今文經學與古文經學的分野,常常以《六經》的排列順序作為一條重要的衡量標準。一般認為,《莊子》中的排序是今文家說,後來為董仲舒所採納。劉歆《七略》中的排序是古文家說,後為班固《藝文志》所引用。
《漢書·藝文志》說:“六藝之文:《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明者著見,故無訓也;《書》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為之原。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言與天地為終始也。”這種排序尊《易》的傾向十分明顯。我們知道,在原始儒家中《易》的地位並不突出。孔子說:“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泰伯》),這應是原始儒家修習儒家經典的進路,《孟子》書中遍引《詩》、《書》,而無一處言及《周易》,可以為證。所以說“詩書禮樂”是孔門教學的程序,與今文經學和古文今學都不相同。
對孔門教學程序的修改出自何人之手已經很難查考了,但至少在郭店楚簡《語叢一》和馬王堆帛書《要》裡,這種端倪就已經出現了,但還沒有突顯出今文經學那樣尊《春秋》的傾向,而率先透出這一消息的是莊子。
不僅如此,今文經學中最核心的幾個術語也同時出現在《莊子》中:
(1)春秋經世: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內篇·齊物論》)
(2)玄聖素王: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
(3)內聖外王: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
由此,我們似乎可以說今文經學在《莊子》中已經初見雛形了。
附:關於經學的最早記載
人們常說:儒道互補。主要是指二者剛柔相濟,互相糾偏。如果誰能儒道兼綜,處世必能來去自如,進退從容。這是從經世致用的角度談“儒道互補”。
從知識和學問的角度看,儒道互補也是成立的。比如學者們最津津樂道的:儒家的精髓“內聖外王”,最早見於《莊子》。道家的精髓“無為而治”,最早見於《論語》。儒道兩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這些勿庸贅述,愚者亦明。
閒話少說,言歸正傳。這篇短文所要探討的是《莊子》中的經學。
《莊子·天下篇》曰:“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
這是傳世文獻中關於經學的最早記載。(按,《郭店楚簡》與《上博簡》中的儒家部分成書時間應該比《天下篇》同時或稍早)雖然沒有明確提到孔子,但是“搢紳先生”是指穿儒服的讀書人,已經暗示了是孔子及其弟子。
《天下篇》的這段話最值得注意的有兩個地方:
一是群經次序。
(1)《天下篇》是《詩》、《書》、《禮》、《樂》、《易》、《春秋》。
(2)《禮記·經解》是《詩》、《書》、《樂》、《易》、《禮》、《春秋》。(請注意:《禮》的位置與《天下篇》不同。)
(3)《漢書·藝文志》是《易》、《書》、《詩》、《禮》、《樂》、《春秋》、《論語》、《孝經》、小學。
(4)《經典釋文》是《周易》、《古文尚書》、《毛詩》、《三禮》、《春秋》、《孝經》、《論語》、《老子》、《莊子》、《爾雅》。
(5)宋代以後,則是先《四書》,後《五經》。
群經次序可以反映不同時代經學的延革,又可反映古人心目中群經的深淺程度。總的看來,《易》和《春秋》是最精深的。《詩》開發性靈,《禮》約束行為,適宜初學。
二是經學和百家之學的關係。
《天下篇》曰:“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這一句話非常重要,它是探究經學和百家之學關係的一條依據。值得注意的是,《天下篇》的作者並未把經學歸入百家之學。如果按照《漢書·藝文志》的“諸子出於王官”說,百家之學與王官之學是否存在一箇中間環節呢?如果有,經學會不會就是王官之學世俗化的中間一環呢?或者是王官之學通向百家之學中間的驛站呢?“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指明瞭王官之學或經學在地域上,始於鄒魯,隨後傳至中原,散播於天下。再看“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一句。此句應與“搢紳先生多能明之”對讀。經學先是儒生們的專利,後來不時為諸子百家所稱道。《史記·老莊申韓列傳》說:“(莊子)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我在想,恐怕應該是莊子那時候已經繞不開儒家經學了,“不能自解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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