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俳優與《莊子》的文章風格

《莊子》文章風格之奇,歷來所共知。這種風格的形成,固然與時代背景、地域文化及《莊子》本身思想等方面的作用有著密切關係,但俳優的影響同樣不容忽視。 俳優,也被名之為“滑稽”,是指主要以詼諧的言辭和舉止娛人的藝人。他們的言辭,除了我們所熟知的插科打諢、造為隱語和講說笑話,還包括說唱具有一定篇幅、帶有詼諧嘲戲性質的故事。《三國志•魏書•王粲傳》裴注引《魏略》說曹植…

《莊子》文章風格之奇,歷來所共知。這種風格的形成,固然與時代背景、地域文化及《莊子》本身思想等方面的作用有著密切關係,但俳優的影響同樣不容忽視。


    俳優,也被名之為“滑稽”,是指主要以詼諧的言辭和舉止娛人的藝人。他們的言辭,除了我們所熟知的插科打諢、造為隱語和講說笑話,還包括說唱具有一定篇幅、帶有詼諧嘲戲性質的故事。《三國志•魏書•王粲傳》裴注引《魏略》說曹植“誦俳優小說數千言”,這裡所說的小說,根據王運熙、胡士瑩先生的看法,當是指類似於《鷂雀賦》一類的說唱故事 (王運熙《漢魏六朝的四言體通俗韻文》,《漢魏六朝唐代文學論叢(增補本)》,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胡士瑩《話本小說概論》,中華書局1980年版)。漢代的《神烏賦》、《田章簡》、《韓朋故事》的出土,說明了這類故事在民間的廣泛流傳。而我們由《神烏賦》純熟的藝術形態及技巧的運用,也不難推知,這類說唱故事在先秦時期已經出現,而且數量頗豐,伏俊璉先生在其俗賦研究系列論文中對此已多所鉤沉。
    《莊子》和俳優的關係,前人已有零星述及。《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中就有莊周“猾稽亂俗”的說法。顧實在《漢書藝文志講疏》中論及“雜賦”時也提出:“此雜賦盡亡,不可徵,蓋多雜詼諧,如《莊子》寓言之類者歟?”(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而秦漢俗賦正是帶有詼諧嘲戲性質的說唱故事(程毅中《敦煌俗賦的淵源及其與變文的關係》,《文學遺產》1989年第1期)。但迄今為止,尚未有人對此作系統的論述,可見這一課題具有相當的挖掘與開拓的空間,本文僅就俳優與《莊子》文章風格間的關係略作申發。
    《莊子》文章風格之奇,首先體現為奇異的神幻色彩,這種特點的形成與俳優就有一定關係。《逍遙遊》中說:“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本文所引《莊子》均據郭慶藩《莊子集釋》,中華書局1997年版)成玄英《疏》雲:“亦言書名也,齊國有此俳諧之書也。……齊諧所著之書多記怪異之事。”把“諧”解釋為“俳諧之書”是正確的,宋玉的《對楚王問》和《晏子春秋•外篇第八》中都有與這個故事顯然是同出一源的描寫,宋玉本是俳優型的人物,《晏子春秋》中也多有和俳優滑稽之辭類似的故事,足可見《莊子》中最為後人所稱道的、充滿神幻色彩的鯤鵬寓言正是來自於俳優小說。俳諧之書多記怪異之事,本不足為奇。因為“窮鄉多異”(《史記》卷四三《趙世家》,中華書局1982年版),民間本來就流行著大量的神異傳說,這類傳說自然就成為俳優故事的重要來源;再加之“世好奇怪,古今同情”(黃暉《論衡校釋》卷三《奇怪》,中華書局1990年版),俳優為了能招徠聽眾,在說唱故事中多述怪異是很正常的。《漢志》小說家類所著錄作品中有《伊尹說》二十七篇,其書雖佚,但論者多以為《呂氏春秋•本味》乃剟自《伊尹說》中。從《本味》所記伊尹說天下至味一段文字來看,其內容就頗類《山海經》,而其文體則近於大賦,顯然就是俳優所誦說的故事。又《說文•鳥部》“鷲”字釋雲:“《師曠》曰:‘南方有鳥名羌鷲,黃頭赤目,五色皆備。’”《汲冢瑣語》亦記叔向語曰:“吾聞師曠曰:‘西方有白質鳥,五色皆備,其名曰翬;南方赤質,五色備,其名曰搖。’”《說苑•辨物》也有師曠說“東方有鳥名諫珂”之事,這三段話當是來自《漢志》著錄的《師曠》六篇中的同一篇,其風格也與《山海經》相類,應為俳優講誦神異事物時所用的底本。考《莊子》一書,也頗多此類內容,如馮夷、肩吾、禺強、西王母、委蛇等,即見載於《山海經》中。又《山木》敘太公任說意怠鳥,《藝文類聚》卷九○引《莊子》佚文述老子說鳳鳥事,均與師曠之語相近,可知這種“×方有鳥”的敘述模式必是俳優說唱此類故事時的常用套語。據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所說“《漢書•藝文志》《莊子》五十二篇,即司馬彪、孟氏所注是也。言多詭誕,或似《山海經》,或似占夢書,故注者以意去取”,可知古本《莊子》中更多譎怪詭誕之事,如《山海經》郭《注》引“十日並出”、“三頭人”,《一切經音義》引“夸父”諸事,都見於《山海經》中。今雖多已不存,但俳優與《莊子》間的關係亦可由此而見一斑。從這些地方,都不難發現俳優的言辭在《莊子》文章神幻色彩的形成中,所具有的重要影響。
    《莊子》文章塑造人物亦以奇見長,這與頗為誇張的容貌、神態及動作的描寫密不可分。如《盜跖》“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案劍瞠瞋目,聲如乳虎”、“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唇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鐘”,這種描寫多見於民間說唱文學,像敦煌文獻中的《韓朋賦》:“朋年卅未滿,二十有餘。姿容窈窕,黑髮素絲,齒如珂佩,耳如懸珠。”《伍子胥變文》:“臣聞秦穆公之女年登二八,美麗過人。眉如盡月,頰似凝光,眼似流星,面如花色,髮長七尺,鼻直顏方,耳似璫珠。”《降魔變文》:“其師子乃口如溪壑,身類雪山,眼似流星,牙如霜劍。”這種與說唱有關的寫法在先秦兩漢時期已頗為流行,如宋玉《登徒子好色賦》:“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齒如含貝。”《漢書•東方朔傳》:“臣朔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由宋玉和東方朔近乎俳優的身份可以推斷,這種描寫是俳優說唱故事人物時的常用套語形式。《盜跖》中又寫孔子被盜跖怒斥之後,“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芒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類似的描寫又見於《史記•日者列傳》:“宋忠、賈誼忽而自失,芒乎無色,悵然噤口不能言。於是攝衣而起,再拜而辭。行洋洋也,出門僅能自上車,伏軾低頭,卒不能出氣。”按《龜策列傳》《正義》雲:“《日者》、《龜策》言辭最鄙陋,非太史公之本意也。”所謂“言辭最鄙陋”,正說明了宋忠、賈誼見司馬季主故事的民間性質。此類長篇作品決非尋常的街談巷語所能言說,應是出自俳優所演說的故事,則這種對於神態的誇張描寫也屬於古優的常用手段,王褒《僮約》寫便了被教訓後,“仡仡扣頭,兩手自縛,目淚下落,鼻涕長一尺”,即與此頗為神似。
    像這種明顯受到俳優故事影響的誇張的神態容貌描寫也多見於《莊子》他篇,如《人間世》寫支離疏“頤隱於臍,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為脅”,《大宗師》中的子輿“曲僂發背,上有五管,五藏之管向上。頤隱於齊,肩高於頂,句贅指天”,都是極盡誇張之能事,其筆法類於宋玉《登徒子好色賦》、戴良《失父零丁》中的醜態描寫,顯然是源自民間說唱故事。又如《田子方》:“禦寇伏地,汗流至踵。”“汗流至踵”是極寫驚恐之貌的描繪語,在敦煌變文中就多有“遍體汗流”的描寫。這句話又見於《韓詩外傳》中的楚丘先生見孟嘗君故事:“孟嘗君赧然汗出至踵,曰:‘文過矣,文過矣。’”據伏俊璉先生的研究,這個故事明顯受韻誦體俗賦的影響(《先秦“故事俗賦”鉤沉》,《中國文化研究》2004年冬之卷)。《論衡•言毒》中也有類似描寫:“孔子見陽虎,卻行,白汗交流。”這一故事的具體情節已不可知,《史記•孔子世家》中說的“孔子要絰,季氏饗士,孔子與往。陽虎絀曰:‘季氏饗士,非敢饗子也。’孔子由是退”,應該就是它的梗概。《索隱》認為:“今此謂孔子實要絰與饗,為陽虎所絀,亦近誣矣。”則司馬遷和王充所記錄的故事當是來自短書小傳一類,和民間故事有著很深的淵源關係。可見這種描寫也是出於俳優無疑。
    《莊子》中的這類描寫淵源於俳優的說唱故事,不僅有其文獻上的依據,亦可由俳優的表演方式推知。俳優的表演,除言語外,還包括了神態、行動等的摹擬。《滑稽列傳》中的“優孟衣冠”,便是優孟著孫叔敖衣冠,模仿其生前言談舉止諷諫楚莊王。任半塘先生《優語集》在記錄優旃語“令麋鹿觸寇”後亦加按語云:“此等語在當時,宜不止於語,且已形象化,當場效麋鹿觸寇之足狀。”(上海文藝出版社1981年版)由漢畫及漢俑中滑稽藝人的形象來看,其造型大多舉止誇張、神態生動。如南陽縣草店漢墓中一幅舞樂百戲畫像中的滑稽藝人,一手前伸於嘴邊,一手後扶於臀部,腹凸臀伸,單腿跪地,長舌吐出,頗為可笑。再如郫縣宋家林漢墓中一說唱俑,長褲欲墜,雙腿彎曲,縮頸歪頭,呲牙咧嘴,張口吐舌,情態怪誕。這些表演,必然是配合著故事內容而進行,在講唱中穿插以種種滑稽可笑的動作神態,博得觀眾一笑。不難想見,當俳優說至“口呿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莊子集釋》卷六《秋水》)時,定是張口吐舌,做倉皇逃走狀;至“兩展其足,案劍瞋目,聲如乳虎”時,又必會兩腿箕踞,雙眼圓睜,做大聲呵斥狀;至於演說種種醜態時,那無疑更要縮頸歪頭,呲牙咧嘴,極盡眉眼生動之能事。顯然,如果沒有這些誇張的描寫,俳優的滑稽表演根本就無法進行。所以,結合文獻與文物兩方面的依據,我們可以確定,《莊子》文章塑造人物以奇見長的特點,必是來自俳優故事。
    《莊子》文章之奇,又體現於文辭的奇肆。他的語言,時而汪洋恣肆,時而恢詭譎怪,時而詼諧風趣。而這些,恰又是俳優的滑稽之辭所具有的特點。
    《史記》之《樗裡子甘茂列傳》、《滑稽列傳》中“滑稽”一詞,司馬貞《索隱》都解釋為“酒器”,“以言俳優之人出口成章,詞不窮竭,如滑稽之吐酒不已也”。從《滑稽列傳》所記載的俳優之辭來看,多“出口成章,詞不窮竭”,可知這種說法大體無誤。析而言之,則一為文辭贍麗,層出不窮。如“優孟諫楚莊王葬馬”、“淳于髡諷齊威王罷長夜之飲”之善於體物,刻畫詳盡,均逼似賦體;次為隨境生髮,變化無窮,《漢書•東方朔傳》中的“東方朔與郭舍人射覆”一事就是極明顯的好例。而這也正是《莊子》語言的特點,《莊子•寓言》雲:“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所謂“日出”者,王先謙《莊子集解》釋為“不窮”,最愜本旨。《莊子》之文,汪洋恣肆,辭采富麗,“如長江大河,滾滾灌注,氾濫乎天下”(高似孫語,轉引自聞一多《莊子》,《聞一多全集》第2冊,三聯書店1982年版),非“不窮”不足以擬之。“曼衍”一詞,馬敘倫、高亨均訓為“流行不定之義”(馬敘倫《莊子天下篇述義》,龍門聯合書局1958年版;高亨《諸子新箋》,山東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按《齊物論》:“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可知卮言就是“化聲”,郭慶藩《莊子集釋》引郭嵩燾語云:“言隨物而變,謂之化聲。”卮言為無心之言,故能因循萬有,隨境生髮,如水之曼衍,流行不定,所以高亨先生徑將其定義為“圓轉無定之言”,而《漢書•陳遵傳》“鴟夷滑稽”顏師古《注》恰為“滑稽,圓轉縱舍無窮之狀”,真可謂若合符契。
    “滑稽”又可被解釋為“亂同異”之辭,《樗裡子甘茂列傳》之《索隱》引鄒誕生雲:“滑,亂也。稽,同也。謂辨捷之人,言非若是,言是若非,謂能亂同異也。”按《史記•孔子世家》“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不可軌法”即韓非所說的“儒以文亂法”,則“亂同異”之說也不為無據。徵之於《滑稽列傳》,若優旃之諫漆城,郭舍人之斥乳母等,都可稱得上是“言非若是,言是若非”。這種“亂同異”之語,又恰是《莊子》慣用的手段,《齊物論》雲:“故為是舉莛與楹,厲與西施,恢詭憰怪,道通為一。”一切在日常語境中絕對對立的範疇的界限被《莊子》一一打破,這便是“恢詭憰怪”的奇言。而“恢詭”即“弔詭”、“憰詭”(於省吾《雙劍誃諸子新證》,中華書局1962年版),《天下》論《莊子》之文為:“其辭雖參差而憰詭可觀。”成玄英《疏》雲:“憰詭,猶滑稽也。”便是把《莊子》的奇言與俳優的滑稽之言等量齊觀了。
    《滑稽列傳》“復作故事滑稽之語六章”《索隱》引姚察雲:“滑稽猶俳諧也。”按《文心雕龍•諧隱》:“諧之言皆也。辭淺會俗,皆悅笑也。”可知滑稽有幽默之義,滑稽調笑是俳優的當行本色,而《莊子》文章的幽默也是眾所周知。同時,俳優的“出口成章”每多駢語、韻語,《後漢書•蔡邕傳》中就有“連偶俗語,有類俳優”的說法。善用駢語、韻語,又正是《莊子》文章一大特色。所以綜上四點,我們認為,《莊子》奇肆的語言風格的形成,與俳優滑稽之言的影響也是密不可分。《莊子》與俳優的關係是一個頗為複雜但又充滿趣味的話題,本文所述僅是其中的一斑而已。俳優對《莊子》的思想有何影響,《莊子》又為何與俳優有如此密切的聯繫,這種聯繫對後世文人的人格又產生了怎樣的影響等等,諸如此類的問題,都亟待加以進一步研究。

    原載《文學遺產》200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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