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子視界中的儒家
莊子雖是先秦道家的著名代表,可是,《莊子》一書記載次數最多的人物不是道家的創始人老子,而是儒家的開創者孔子;記載人數最多的也不是道家人物,而是儒家人物。莊子批評孔子、批評儒家處甚多,莊子的一些重要思想如心齋、坐忘等,又都是通過孔子與其弟子對話的方式表達出來。另外,莊子多次提及儒家經典、儒家學說。這表明莊子諳熟儒家著作,甚至精通儒家思想。 從莊子的視域看儒家…
莊子雖是先秦道家的著名代表,可是,《莊子》一書記載次數最多的人物不是道家的創始人老子,而是儒家的開創者孔子;記載人數最多的也不是道家人物,而是儒家人物。莊子批評孔子、批評儒家處甚多,莊子的一些重要思想如心齋、坐忘等,又都是通過孔子與其弟子對話的方式表達出來。另外,莊子多次提及儒家經典、儒家學說。這表明莊子諳熟儒家著作,甚至精通儒家思想。
從莊子的視域看儒家,我們發現莊子對儒家的理解是精確而深刻的,且絲毫不遜色於與其同時代的儒家著名人物孟子。
一、儒家之經典:《詩》《書》《禮》《樂》《易》《春秋》
自孔子創立儒家始,儒家即以《詩》、《書》、《禮》、《樂》等教育弟子。孔子問其子孔鯉“學詩乎”、“學禮乎?”並對孔鯉說:“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論語·季氏》),要求孔鯉學習《詩》、《禮》。孔子曾說:“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論語·泰伯》),言詩、禮、樂之於人生煉養的價值,可見其教育弟子離不開《詩》、《禮》、《樂》等。至於《書》,也是孔子教育弟子的教材。據《論語·憲問》載,孔子弟子子張與孔子有關於《書》的問答:“子張曰:‘《書》雲: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這是孔子以《書》教育弟子的明證。孔子四十多歲時曾感嘆:“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論語·述而》),希望能夠活到五十歲,從而有時間學《易》。學《易》之後,孔子即以《易》為教材教育弟子。《論語·子路》載孔子引《易經》恆卦的爻辭“不恆其德,或承之羞”,然後評論道:“不佔而已矣”,這即是證據。從《論語》來看,雖沒有載孔子用《春秋》教育弟子,但是,《春秋》由孔子本人所作,孔子視之甚重[①],想必會以之作教材的。
在《詩》、《書》、《禮》、《樂》等教材中,孔子教授最多的應是《詩》。因此,《論語》載孔子談《詩》處較多。孔子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論語·為政》),這是對《詩》的內容、意旨的高度概括;孔子說:“《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論語·八佾》),這是對《詩》中具體詩篇的評價;“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殉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論語·八佾》),這是對《詩》中具體詩句的解讀。孔子教授《詩》,用力甚多,恐與孔子的“興於詩”的主張有關。
由於孔子以《詩》、《書》、《禮》、《樂》等教育弟子,也由於儒家思想與《詩》、《書》、《禮》、《樂》等關係密切,多是對其解讀、發揮和利用。可以說,離開了《詩》、《書》、《禮》、《樂》等,儒家就失去了其根基。所以,孔子之後,儒家學者多重視《詩》、《書》、《禮》、《樂》等,並利用其表達自己的思想。例如,郭店儒簡中的《性自命出》出現《詩》、《書》、《禮》、《樂》並舉:“《詩》、《書》、《禮》、《樂》,其始出皆生於人。《詩》,有為為之也;《書》,有為言之也;《禮》、《樂》,有為舉之也”;《六德》出現《詩》、《書》、《禮》、《樂》、《易》、《春秋》並舉:“觀諸《詩》、《書》則亦在矣,觀諸《禮》、《樂》則亦在矣,觀諸《易》、《春秋》則亦在矣”;而郭店儒簡中的《緇衣》、《五行》、《成之聞之》等篇的作者即是引《詩》、《書》以表述己意。
莊子看到了這一點,謂古之道術“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莊子·天下》),並且,刻意通過老子與孔子的對話,經由孔子之口,把上述著作稱為儒家之“經”:“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跡,一君無所鉤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跡也,豈其所以跡哉!今子之所言,猶跡也。夫跡,履之所出,而跡豈履哉……”(《莊子·天運》)。此處,莊子筆下的孔子稱《詩》、《書》、《禮》、《樂》、《易》、《春秋》為儒家之“經”,而與其“對話”的老子也承認這一事實,不同之處在於孔子以為儒家之“經”承載“先王之道”,而老子認為儒家之“經”所記載的乃是“先王之陳跡”而已。
關於儒家各“經”之旨,孔子只以“思無邪”(《論語·為政》)概括《詩》,而於其他諸經並無概括;郭店儒簡作者雲:“《詩》,所以會古今之詩也者”,“[《書》,□□□□]者也”,“《禮》,交之行述也”,“《樂》,或生或教者也”,“《易》,所以會天道人道也”,“《春秋》,所以會古今之事也”(《語叢一》),雖有概括,卻拘限於各“經”的內容或所涉及的範圍,且也不甚準確;莊子卻以極其精彩而準確的文字概括之,他說:“《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莊子·天下》)。這種概括,透顯莊子對於儒家之“經”的深入思考和精準把握。
因為把《詩》、《書》、《禮》、《樂》等看作儒家之“經”,莊子在諷刺、醜化儒家時即時常引用之。例如,莊子諷刺儒者極力用《詩》、《書》、《禮》、《樂》取悅於君王,卻適得其反:“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武侯大悅而笑。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板》、《六弢》,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為數,而吾君未嘗啟齒。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說若此乎?’徐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莊子·徐無鬼》)。再如,莊子醜化儒者盜墓還引經據典時雲:“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佈施,死何含珠為?’接其鬢,壓其顪,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莊子·外物》)。
二、儒家思想之核心:仁義
儒家的經典是《詩》、《書》、《禮》、《樂》、《易》、《春秋》等六經,六經各有其旨,由六經發展出來的儒家思想深刻而豐富。這深刻而豐富的儒家思想有沒有其核心?如果有,其核心是什麼?
我們先看孔子。孔子雖然曾雲:“吾道一以貫之”(《論語·里仁》),謂其思想有核心,可是,未曾明言其核心究竟是什麼,至於曾參所解讀的“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論語·里仁》),以忠恕為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不準確的。忠恕只是為仁的方法而已。後世學者,或雲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或雲孔子思想的核心是禮,或折衷以上兩種說法,謂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和禮。這些說法各有道理,又均難以說服反對者。再看郭店儒簡。儒簡中的《五行》將仁義禮智聖並舉,列為“五行”;《六德》將聖、智、仁、義、忠、信並列為“六德”,曰:“何謂六德?聖、智也,仁、義也,忠、信也”;《忠信之道》則將忠、信並舉,集中討論忠、信。無論是從郭店儒簡各篇,還是從郭店儒簡總體上看,都難究郭店儒簡思想之核心。這表明,要看出孔子思想的核心、郭店儒簡思想的核心,並指出其核心是什麼,是非常困難的;而要把握從孔子到郭店儒簡的整個儒家思想的核心,並揭示出其核心是什麼,更是困難重重。
莊子認為儒家思想從總體上講可以仁義禮樂概括之。莊子在描述他心中的理想社會“至德之世”被毀壞時說:“及至聖人,蹩躠為仁,踶跂為義,而天下始疑矣;澶漫為樂,摘僻為禮,而天下始分矣”;“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莊子·馬蹄》),批評儒家思想是破壞“至德之世”的根由,把儒家思想解讀為仁義禮樂。與此相同,莊子在解釋“赫胥氏之時”的滅亡時說道:“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踶跂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莊子·馬蹄》),同樣指責儒家思想毀滅了“赫胥氏之時”,把儒家思想解讀為仁義禮樂。另外,莊子曾雲:“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賓禮樂,至人之心有所定矣”(《莊子·天道》),要求聖人持守道德而脫離仁義、擯棄禮樂,用道家思想否定儒家思想,用道家的道、德否定儒家的仁義、禮樂,這也是把儒家思想理解為仁義禮樂。
儒家思想主要是仁義禮樂。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什麼?莊子認為是“仁義”。《莊子》一書,“仁義”連用處頗多。莊子談及儒家、批評儒家,在很多情況下都是直指仁義。這些,就是證據。例如,莊子批評儒家時說:“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淆亂,吾惡能知其辯”(《莊子·齊物論》),即是用“仁義”代表儒家思想。再如,莊子批評儒家的君子時說:“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莊子·駢拇》),也是用“仁義”代表儒家思想。另外,莊子通過儒道對比論述道的特徵時說:“吾師乎!吾師乎! 萬物而不為義,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覆載天地、刻雕眾形而不為巧”(《莊子·大宗師》),以道與仁義相對,而道為道家思想的核心,由此也可推知莊子以仁義為儒家思想的核心。
莊子設計孔子與老子相見時大談“仁義”:“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仁義憯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樸,吾子亦放風而動,總德而立矣’”(《莊子·天運》)。孔老相見,所談應是自己學說的主旨。從孔子談“仁義”,從老子反對“仁義”,可以看出,莊子是以仁義為儒家思想的核心的。莊子還設計孔子長久未能得道而求見老子,老子批評孔子說:“仁義,先王之蘧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久處。覯而多責。古之至人,假道於仁,托宿於義,以遊逍遙之虛……”(《莊子·天運》)。此處,孔子言其未得道,老子卻批評仁義,指出固執於仁義才是阻隔道的根源。可見,莊子筆下的老子是把仁義當作孔子之道,也即當作儒家思想之核心的。此外,莊子還記述孔子師生被困於陳、蔡時,孔子與其弟子子路的所謂對話:“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為?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莊子·讓王》)在對話中,孔子明確說明其所謂的“道”是仁義之道,把“仁義”看作自己思想的核心。這是莊子以仁義為儒家思想之核心使然。
莊子在《莊子·天道》中寫到,孔子欲將自己所著的著作藏於周王室,子路勸孔子先拜見已隱居在家的“徵藏史”老子,請老子作中介,孔子贊同這一辦法,“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糹番十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曰:‘大謾,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這裡,由於儒道觀點、主張大不相同,老子對孔子著作不以為然,而孔子情急之下試圖說服老子,明知老子知曉自己的思想還在老子面前談論、介紹自己的思想,老子不願詳聽,希望孔子簡介其主要觀點,孔子概括其思想的核心為“仁義”。這是莊子通過孔子之口,說出儒家思想的核心為“仁義”。
三、儒家人性之內容:仁義和感官慾望
人性論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子貢雲:“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論語·公冶長》),本身就說明了孔子有豐富的人性學說。遺憾的是,《論語》所載孔子人性言論僅“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論語·陽貨》)這一句話。郭店儒簡始有“聖人之性”與“中人之性”(《成之聞之》)的劃分,有“仁,性之方也”和“喜怒哀悲之氣,性也”(《性自命出》)這兩種關於人性內容的解讀。
莊子認為儒家內部對人性內容的理解是不一致的,大致包括以仁義為性和以感官慾望為性這兩種類型。關於儒家人性的內容是“仁義”,莊子首先是通過孔子與老子論辯的方式表達出來的:“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為矣?’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老聃曰:‘意,幾乎後言。夫兼愛,不亦迂乎!無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群矣,樹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意,夫子亂人之性也”(《莊子·天道》)。在此,孔子肯定仁義乃人性之內容,並以仁義之於君子生存的絕對價值、仁義是君子之為君子的本質所在,論證仁義為人之性的必要性、必然性。至於仁義的內涵,孔子解之為心正和悅、兼愛無私。老子批評兼愛之迂腐和無私之虛偽,破除孔子所講的仁義的價值,然後指出人性猶如天地之“常”、日月之“明”、星辰之“列”、禽獸之“群”、樹木之“立”,乃是人的自然本性,並非外在於人的且制約人的本性的仁義。上述論辯,無論是孔子還是老子都是把仁義視作儒家之人性,都是在這一前提下進行論辯。
除卻通過孔子與老子論辯來表達儒家以仁義為性的觀點之外,莊子還通過直接批評儒家的方式來表達這一觀點。這在《莊子·駢拇》中有集中的表述:“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邪?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也”;“吾所謂臧者,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莊子的意思是人性自然,以仁義為性實是對人性的扭曲和傷害;那種把仁義當作人性的觀點是錯誤的,真正的人性就是人的自然本性。這裡,莊子用道家的人性自然對抗、批評以仁義為人性的觀點。其所批評的以仁義為人性,就是儒家的人性論,因為在莊子看來唯有儒家重視仁義並以仁義為思想的核心。
關於儒家人性的內容是感官慾望,郭店儒簡已現端倪。雖然《語叢二》雲:“情生於性”,謂情源自性,乃性的外顯;《性自命出》雲:“喜怒哀悲之氣,性也”,“好惡,性也”,解人性為情,包括喜怒哀悲和好惡等,但是,《語叢二》又云:“欲生於性”,言欲出自性,乃性的表現。莊子卻認為儒家人性的內容除了仁義之外,還有感官慾望,他說:“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臧者,……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莊子·駢拇》)。這是用道家人性自然的觀點來批評以人性為感官慾望的觀點。而以人性為感官慾望的觀點,在莊子心中恰是儒家的觀點。莊子之前的郭店儒簡的“欲生於性”(《語叢二》)的表達,與莊子同時的儒家著名人物告子[②]的“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上》)的界定,均可作證據。儒家以感官慾望為人性內容,在莊子看來,這感官慾望包括口、耳、目等感官對於味、聲、色等的欲求。
四、評判莊子視界中的儒家:從莊子和孟、告關係看
通過上述分析可知,莊子認為《詩》、《書》、《禮》、《樂》、《易》、《春秋》乃儒家經典,仁義乃儒家思想的核心,同時還是儒家人性的內容。此外,儒家人性內容還包括感官慾望。我們知道,孔子精通《詩》、《書》、《禮》、《樂》、《易》,又作《春秋》,以此教育弟子,孔子之後,儒者均以上述六書為講學的基本教材。莊子因之概括之為儒家的“六經”,可謂水到渠成。問題是,孔子思想並不以仁義為核心,郭店儒簡的思想也不以仁義為核心,從目前所見到的儒家文獻來看,到孟子時才以仁義為核心。一般認為莊子與孟子同時,彼此卻不知道對方及對方的思想,如果真是這樣的話,一種可能是,孟子之前,有的儒家人物即以仁義為其思想的核心;另一種可能是,莊子敏銳地看到了儒家思想發展的趨勢,斷定孔子之後,儒家必然從重仁轉向重仁義,儒家思想必然從以仁為重心轉向以仁義為核心。假使第一種可能成立,儒家以仁義為核心就不是由孟子所“發明”的;假使第二種可能成立,儒家以仁義為核心就是由莊子和孟子同時提出的,雖然莊子不是儒門中人。當然,如果我們設想莊子知道孟子及孟子思想的話,莊子解儒家思想的核心為仁義,實質上就是對孟子思想的概括。
另一個問題是,孔子本人只言“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論語·陽貨》),郭店儒簡《性自命出》僅言“仁,性之方也”,就目前所見的儒家典籍來看,直到孟子才以仁義禮智為人性內容,這也與莊子所說的儒家以仁義為人性內容不太一樣。如果莊子與孟子互不相知,莊子的儒家以仁義為人性內容的觀點要麼是對孔、莊之間的儒家學者的人性學說的概括,雖然囿於史料缺失,孔、莊之間的儒家學者的人性學說我們知之甚少;要麼是預見到儒家因以仁義為其思想的核心,必然會以仁義為人性的內容。假若第一種可能成立,孟子以仁義禮智為人性內容的觀點就沒有多少原創性,只是對以仁義為人性內容的觀點的擴展;假若第二種可能成立,莊子認定儒家以仁義為人性內容的觀點與孟子以仁義禮智為人性內容的觀點,對於儒學發展來說就具有相同的價值。如果莊子瞭解孟子及孟子思想的話,莊子以仁義為儒家人性內容的觀點實際上就是對孟子人性論的提煉。
還有一個問題是,郭店儒簡《語叢二》只雲“欲生於性”,並未明言欲即是性,就目前所見儒家史料來看,儒家直至告子才始言“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上》),明確提出人性的內容是感官慾望。如果莊子與告子互不相知,莊子的儒家以感官慾望為人性內容的觀點,可能是對告子之前的儒家人性學說的概括,也有可能是對儒家人性學說未來發展的準確推論。如若第一種可能成立,告子以食色為性的觀點就缺少創造性,僅僅是對前輩人性論的重複;如若第二種可能成立,莊子以感官慾望為儒家人性內容的觀點同告子以食色為人性內容的觀點,對於儒家而言,就具有同樣重要的價值。如果莊子熟知告子以及告子思想的話,莊子以感官慾望為儒家人性內容的觀點實質上即是對告子人性理論的總結。
(此文改定於2008年3月10日)
[①] 《孟子·滕文公下》載孔子之言:“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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