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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王:輕物安貧與重生保性的隱逸思想

性,是自然的樸素,自由的內質,拒社會浸染而自成。它是人類最可珍貴的,美麗的,是一切靈魂,意念及外物肉身的內在依據。它更是神聖和真實的,致道者不以生之身和外之物而易其性。故莊子面對外物的誘惑,能特珍重自我生性的護養不喪失。他縱有失物陷貧,甚至傷生之時,亦能終保內性的神聖和尊嚴。這真的有點“寧可玉碎,不為瓦全”的保性味道。從這一點看,莊子的重生保性思想,似乎是殘…

性,是自然的樸素,自由的內質,拒社會浸染而自成。它是人類最可珍貴的,美麗的,是一切靈魂,意念及外物肉身的內在依據。它更是神聖和真實的,致道者不以生之身和外之物而易其性。故莊子面對外物的誘惑,能特珍重自我生性的護養不喪失。他縱有失物陷貧,甚至傷生之時,亦能終保內性的神聖和尊嚴。這真的有點“寧可玉碎,不為瓦全”的保性味道。從這一點看,莊子的重生保性思想,似乎是殘酷的,但也是高貴的。人類由於無法改變其社會存在的必然性,因此保性,莊子於社會中尋求避世的隱逸之途,即以隱逸之途來達到其重生保性的目的。這就是本篇莊子所闡發的思想實質。

本篇文的思想內容,在歷史上受到了懷疑。許多人集中認為,本篇文及以下諸篇都存在有很大的問題。對於這一點,最早提出質疑的是宋蘇軾,他在《莊子祠堂記》一文中寫道:“然餘疑《盜拓》、《漁父》則若真詆孔子者,至於《讓王》、《劍說》,皆淺陋不入於道。”(《東坡全集》卷三十二)於是,他主張刪去該四篇文,讓《寓言》直與《列禦寇》篇對接,“是固一章也。”其後,議者復盛,一般都斷定該四篇文的思想及其文體與莊意不合,屬偽作。但近人和今人大都比較寬泛地從其思想的歸屬上作出劃分,故有30年代的羅根澤和60年代的關鋒分別在《莊子外雜篇探源》和《莊子外雜篇初探》中,劃本篇文為道家隱逸派所作(參見崔大華《莊子研究》第76頁表)。這樣就已跳基本跳出了對其真偽判斷的圈子,而能較客觀地把握其思想的主旨。但在這裡,我們除了基本肯定其作為隱逸派之外,還將從其思想的總體構架來理解,斷定本篇文恰是莊子三重間架的低層次的社會性內容。這不僅是由於其文義的淺陋和粗俗之故,而且也是由於起所訴的是仁義之道和未能深及自然之道,更無超脫社會之道和自然之道的緣故。他對重生保性的追求,亦無非是限定在社會性的前提下作無為安順的渴望。它有作追逐自然性的一面,但遠遠不夠,更未能終至上正途,而是悲烈地以違性害身的死亡途徑來召喚和護衛質性的純潔。文中,莊子具體提出了“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三個層次的修養過程,這就是我們將依次進行分辨的基本線索和路徑。

養志者忘形

志,即志向、意志、志氣,也是一種生性。莊子講生性與心性的修養,首先就提出了要達到養志表徵的水準。故莊子先講養志者忘形。形即人的形體外在修飾,忘形即在於忘卻了人的形體外在修飾,而養志者就必須忘形,也一定會忘形。如曾子至貧,“蘊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屨而踵決”。但儘管如此,曾子卻能志養於胸,氣貫於體,能忘形拙而不失志,故“曳徙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然而,曾子的這種養志忘形,亦不過是其養生中的最末檔。形是簡單的容易給忘的外體,它沒有“利”的強大誘惑力,更不是“心”的內在的難以把握的精神體。志在生性中,亦屬較強烈的有目的的理性追求,它不是內在靈慧超脫的產物,尚屬“心”的域內。故養志亦是養心的一部分。但莊子最終將要實現的目標卻是忘心,非養心。故養志忘形反映了其養生思想的最低層次。

養形者忘利

人是宇宙萬物的一體,凡萬物中的每一個個體,無不具有其自身不可動搖的存在價值。這價值以自性為特徵,以每一個不同的自性參與宇宙的無限包藏和顯示為存在,但不是靠自戕自害,或他戕他害來完成改變和破壞自性的存在價值。人同萬物一樣亦必然擁有這種不可動搖的自性,參與宇宙的神聖過程。但人類偏偏最容易滑離自我自然本質的持守,用自以為超越萬物的心智欲求來改變、違抗和戕害自己的本性。這在人類所自我構造的社會性關係中就不可避免要有這種悲情的蔓延。在這裡,人類逐漸受到了外物的利誘,激發出越來越張狂的物慾衝動,久而久之使自性喪失殆盡,完全羈縻於物欲,為之傾倒、陷落和毀圮,苟活於沒有自我真性的形骸中,形成一派物慾橫流的慘狀。於是,莊子極度悲憫人類生命的墮落,感傷人類自性的淪喪,呼喚生性的復歸,讓生性持守原有自然本質與獨立存在的價值。故莊子數舉寓言闡述“養形者忘利”的觀點。

所謂“養形”實指養生,其形不同於上述“養志忘形”之形。成玄英疏證:“攝衛之士,不以利傷生”(《莊子疏》),故養生者忘利,據利而護生。其利主要有天下,國家、土地、物品、貨幣、地位、功名等等。如堯讓天下給許由,許由不受。又讓給子州支父,子州支父也不受。“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生(性),又況他物乎。”同樣,舜後來也把天下讓給子州支伯、善卷、石戶之農等,但亦均遭拒絕。他們不過追求“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最終,他們或避及深山或逃於海上。周人先輩古公亶父為避狄人保眾民生,寧棄土地,遠徙岐山腳下。“夫大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貴富不以利累形。”故古公亶父能尊生,受到了莊子的盛讚。越國王子搜為不當國王,“不以國傷生”,躲避于山洞,莊子亦以為能愛生。韓魏兩國相爭土地,有人為他們開示,認為爭地害生,猶如截失兩臂。“兩臂重於天下也”,何苦爭地呢?於是解兩國之爭以養生。尊生愛生和養生,不僅要善於排據客觀外物的利慾和破壞,還要注意不為自身主觀的有為努力所影響。如中山公子雖有意尊生和養生,居江海之上,但內心卻放不下對社稷大事的關心,故同樣害心。於是瞻子勸他要重生,要善於排除自己關心國家的念頭,但又不要勉為其難,要自然順從,否則會受到雙重傷害,更不利於養生。故莊子尊崇生性至高的價值,旨在守護生性不被外物所傷害的原則。

養生忘形,還表現於安貧。即能在生活的困境中,不為利誘而動心害性。在莊子看來,外物和內性是相互對立和排斥的,凡對外物的追求就必損其內性;對內性的持守就必免於對外物的追求。在生活中,貧富屬外物範疇,故莊子主張追求內性而漠視外物的貧富,認為應該是窮不喪性,安貧樂道。但“進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因此,莊子又稱讚能按貧樂守的人。如得道之人顏闔,“守陋閭,苴布之衣自飯牛”,以“道之真以身,起緒餘以為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他只求真道,“完身養生”,但不在乎是否貧窮。認為貧窮與求真道養生並不矛盾。進人崔大華認為,這是莊子後學的“通道”所為(《莊學研究》第204頁)。但我們並不關心起是否屬後學所為,我們只斷定它是莊子底層次的求真道的養生之道。因為其所謂求真道亦僅在於養生,卻非是超脫人生困境的精神境界。他把貧苦也當作養生的一種手段,幾近於苦修行,實則無助於人類持守自性的目的很生存本質的提高。另有列子窮,“容貌有飢色”,鄭君給粟。但他拒受,理由是為了保生。故他以為;“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聽別人說我窮,才送粟給我,以後也會聽別人說我有罪,而加害於我。故為保生寧窮不受。再有屠羊說隨楚王共赴國難。楚王復國後,欲嘉獎他,但他不據功受獎,依然操持屠羊舊業。這就是說屠說不以有功損性,即不以高官厚祿而喪性來換取其貧賤且能保持的好處。總之,莊子的養生思想重在忘利。

致道者忘心

    所謂“致道”,從莊子思想的實質看,主要有三層次意思。本篇文包含了前一二層次的內容。一是指致“仁義”之道,這是儒家思想的混淆,不能算是莊子的真道。如原憲特貧,卻無“任意之(失)”,以之“仁義“之道而忘貧。即為了仁義不把貧放在欣賞。再“空子窮於陳蔡之間,其日不火食,藜羹不糝。顏色甚憊,而絃歌於室。”故空子至窮益樂,這是由於他能“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所謂“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這就是莊子所說明的得道者及其快樂的原因,當然其所寓的仁義之道,是典型的社會性內容,仰或如有人認為是莊子思想儒學部分的內容,體現的是社會道德規範。然而致這種道又豈能忘心,至多不過能忘窮窘困之心,卻忘不了社會普遍的欲求之心。二是指致養性之道。致養性指導,在忘窘枯餅之新的基礎上還將進一步忘村身之新,即要置生死於不顧,以最終獲得為保性而棄生的悲慘結果。其理論根據是表明,人的存在是生命體與本質的結合,莊子護衛人的價值在於保全生命與質性兩方面。生命體是人存在的外殼,是承載生命內性存在的肉身,是可愛的、感性的很生動的,但也是粗糙的、淺薄的和衝動的。它較之人以外的物利來說,是重要的,不容損害的,但相對於質性來說,卻是次要的,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甚至是可以拋棄的。比如迫於特殊的環境,若知識犧牲一方才能保住另一方,那麼根據其致養性之道,就必須是拋棄形體,才能保性,即保質性完好無異,不受損害和玷汙,這實質上是莊子的棄生保性的無奈所為。如舜要把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但北人無擇卻以為舜是辱謾其性,反其內質。“以其辱行謾我,吾羞見之”。於是“自投清冷之淵”而死。又如“湯將伐桀”,先後欲與卞隨,瞀光謀,但都遭拒絕。卞隨,瞀光都認為湯無異於“漫我以其辱行”,是置其“非義”、“非仁”的境地,故不忍質性受辱而投水身亡。再如周興時有伯夷和叔齊二烈士,武王欲授給高官厚祿,但二者志在追求無為質性和名節之道,有感於天下昏暗,功伐行暴,追逐物利,認為與其同周武王並存汙垢自己,“不如避之,以潔吾行”,遂餓死以其陽山上。很顯然,其二烈士瞬間可的富貴,卻為了“高節戾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用犧牲生命的代價來換取起致養性之道。然其所致養之道,依然離不開仁義節操的內容,同上一層次在本質上並無二致,共屬儒學思想的範疇,是低層次的社會性內容。故本篇文所蘊涵的兩種“致道者忘心”,均未能真正忘心,其所謂“忘心”不過忘卻了生的權利,是傷寒自我之所忘,以忘卻生命來換取致養仁義節操之道,是毫無價值的,這與莊子的本相思想完全背離,故蘇軾謂之“淺陋不入於道”,是完全有根據的。

    但除了上述一二層內容外,離開本篇文,其第三層意思卻不漂浮於仁義層面,而是通過“一種整體直觀的,總體全息的感受”和超理性的體認宇宙的本根與總源,把握道無或道一所總領的天地萬物的最後真宰。相形之下,前述致仁義之道及其棄生保性之道實在渺小,其不過是這種真宰所外化的一種有物的塵埃而已。故此間所缺乏的一種邏輯思維的認識,也只是對道宰的直感和自悟,但它卻是莊子重生保性的真實和基礎。莊子的重生保性只有在這一層面上作“致道忘心”,才有實際的價值。他絕非是致仁義之道而忘心與忘生,他不能超拔其淺陋和低俗的社會性淺表含義。當然,這淺表含義也是莊子社會性思想本身所能容納的,更是本篇文隱逸思想所建構的現實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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