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嚴文化 · THE FAMILY ARCHIVE

盜跖:尚自然情性駁詰倫序與貪求

本篇文有三段辯辭組成,雙方激烈互詰。尤其是盜跖斥盜丘一段,痛快淋漓,入木三分,十分精彩,對儒家的批判臻至毀滅性的打擊。在其謾語相加的情勢下,莊子突兀尊崇人性自然的享有,企盼擺脫儒家禮教和社會倫序對人性自然的干擾、破壞和束縛,以一種極端張狂的形式,強有力地與現實作抗爭,並盡情地展露自然質性。其後兩段,同樣都圍繞著自然人性人生的軌跡,反對衷信節義等品行,反對無限…

本篇文有三段辯辭組成,雙方激烈互詰。尤其是盜跖斥盜丘一段,痛快淋漓,入木三分,十分精彩,對儒家的批判臻至毀滅性的打擊。在其謾語相加的情勢下,莊子突兀尊崇人性自然的享有,企盼擺脫儒家禮教和社會倫序對人性自然的干擾、破壞和束縛,以一種極端張狂的形式,強有力地與現實作抗爭,並盡情地展露自然質性。其後兩段,同樣都圍繞著自然人性人生的軌跡,反對衷信節義等品行,反對無限貪求的慾望,也反對富貴顯達等觀念,揭露富達者無恥與巧倭的本質,但稱頌知足不爭的品性。總之,本篇文旨在擺脫社會一切有為有物有累有倫序枷鎖的桎梏,追逐自然人性人生。

然而,對於本篇文特殊的義旨文式,歷史上多有疑義。同《讓王》篇一樣,有人懷疑其存在的真實性。但我們以為本篇文的主旨與莊子思想的總體蘊涵基本契合,並不牴牾,但當屬莊子思想三重間架層的第二間架層,即自然性的內容。其緣由在於它所闡述的自然人性及其對社會規範的批判合乎自然的要求。同時,其文式雖然特殊,是陽剛激烈的表現,是大氣魄的渲染,是排山倒海式的抨擊,但它不過是改變了陰柔的格調,以適應其不同論辯環境的需要,從而能更有效地表達其主旨思想,終與其另一種深邃遠逸陰柔綿延的表達形式殊途同歸。因此,其不同文式的表達,不足以否定本篇文的真實性。

盜跖與盜丘:掊擊聖人 言情性

天底下何人謂盜?在統治者看來,凡人循規蹈矩,老老實實地接受社會規範的約束,不違背統治者的意志,絕對尊崇現實統治的秩序,不論是貴是賤,是貧是富,只要承認現實社會的等級差別是絕對的合理,不違抗,不鬥爭,便是本分的人,否則就是盜。故盜跖之所以冠名曰盜,就因為他是現實統治的反叛者。“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摳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他完全破壞了這個社會的統治秩序,使統治者不得安寧,故“名曰盜跖”。

但與此相反,在被統治者看來,真正的大盜是盜國,盜天下,盜名聲,盜人性以及破壞自然秩序的人。莊子站在被統治者的立場上,從自然性的角度出發,給盜以正名。首先認為,破壞“至德之世”的是為盜。

古者禽獸多而人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棲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臥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

可是自然和諧的“至德之世”被黃帝,堯,舜,湯,武等帝王所破壞,導致了人類墮入痛苦的深淵,故上古聖王是大盜。

其次認為,矯言偽行是偽盜。如孔子“魯國巧偽之人”,“修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偽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故盜跖以為:“天下何故不謂子為盜丘,而乃謂我為盜跖?”可見,孔子最堪稱盜。

今吾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瘐死喪憂患,其中閉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國四五日而已矣。天於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托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不能說其意志,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

故情性,人生皆循自然之道。但在現實中,偏偏有聖王,賢士和忠臣“以利惑真”,“強反其情性”,互為攻滅和加害,以致“離名輕死”,自戕自滅,逆情強諫,遺禍性命。如黃帝,堯,舜,禹,文,武,伯夷,叔齊,鮑焦,申徒狄,介子推,尾生,比干,伍子胥等“皆不足貴也”。他們欺世盜名,是為大盜。

總之,莊子完全站在統治者的對立面給盜以正名,這不僅反映了其思想的批判性,更反映了其思想的鬥爭性,這表明莊子思想有他的積極的一面。他對盜跖的肯定,無疑就等於對被統治階級進行反抗鬥爭的鼓勵和禮讚。他對自然人性人生目標的追求,對“至德之世”社會理想的嚮往,說明莊子的思想並非全然是隨性安命的消極一面,同時也有他積極進去和鬥爭的積極性一面。這就是本篇文思想價值的最高點。

子張與滿苟得:隨順圓機  棄忠信

莊子以空子門徒子張為儒家思想的發言人。子張從現實名利與任意角度出發提出辯辭,認為人不修行就無信,無信就不被任用,不被任用就無利。故修行最終目的是為了利。但起修行的內容不是別的,恰是以任義為真實。於是說:“士之為行,不可一日不為(仁義)乎!”作為士必須時時修仁義之行,否則將無利而喪失生存的基礎。從這一點看,儒家士人倒是非常的現實。但事實上,子張所言之利非物利,而是名利。因為富貴之人若無修仁義之行,同樣會為人所賤。貧窮之人,若誠修之行,雖窮亦能為人稱頌而獲名利。如桀紂雖“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但為“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雖“窮為匹夫”,卻“未必賤也”。故“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這個“行美惡”就是一仁義為準則。在子張看來,人不修行同時還將導致社會混亂,使“疏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為別人乎!”總之,人要修仁義之行,一可為己謀利,二可為社會謀秩序,於己於人都有利,其核心是有利於現實統治。

但滿苟得作為道家思想的代表,從自然性情的角度出發,反對仁義修行和追逐名利。首先認為,求名利富貴顯達之人多無恥巧言,違背真性,“無恥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恥而信”。唐人成玄英和令人陳鼓應都認為:“下文兩信字亦作言解(《莊子疏》、《莊子今注今譯》),可見只有無恥的人才富有,只有巧言餡媚的人才顯貴。但要真正成為有道的人,就必須是”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行,抱其天乎!”即不作仁義修行和追逐名利,反省內心以持護自然情性。其次,認為所謂有義無義,是美是惡,是諸侯是強盜,是沒有質的區別的。“成者為首,不成者為尾”,其首尾的不同只在於成敗的差別。但成者為首未必美,不成者為尾未必惡。如“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為臣;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可見,桓公與田成子常雖成卻不美,而管仲和孔子也並未辯其美惡而分別效忠他們。總之,儒者所謂等差之別,美惡之分,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實則都違背和破壞其自然情性,因此莊子駁斥“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的觀點。最後,莊子認為:所謂倫有何用?義有何用?序有何用?前代聖王及儒墨如堯、舜、湯、武、王季、周公、孔子、墨翟等,都尚且不倫、不義、不序、不別,今人又豈能有倫、有義、有序、有別?故或小人或君子,或求財或求名,都違背性情之情。而自然之人卻不求仁義忠信之修和倫常秩序之別,不追求不當的東西,只順應自然之性,“若枉若直,相而無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無論如何,你只管執守你自然之性的道圓環中,同遊於道。否則,你若固執你的有為、仁義、富貴和功名,那麼你就必須遠離道圓環中,捨棄你的自然真性,像比干、子婿、直聆、尾生、鮑子、申子、孔子、匡子等,都執著於離性而下場可悲。“故服其殃,離(罹。劉文典《莊子補正》說)其患也。”由此,莊子有力地鞭撻了儒家的仁義忠信思想和社會倫常秩序,揭露其違情離性的本質,而指出了其隨順“圓機”和返性自然的正確之途。

無足與知和:知足不爭   愛自性

無足和知和是莊子假設的兩個人名,雖是假設卻有其相應的含義。無足是指貪得無厭和不知足的人,知和是指知足而不爭和熱愛自性的人。本段文便是圍繞著這兩層不同含義的互拮過程而展開的。

無足說:“人卒未有不興名就利者”,興名就利就富有,富有就能讓別人依附你,甘居你之下,就顯得自己尊貴,就長壽,就體安,就快樂。這就是無足的人生之道。但知和卻以為,無足的說法是可悲的。因為他"去至重,棄至尊”,即捨棄人生最重要的生命和最尊貴的自然大道,偏偏去追逐與生命價值和自然大道相離異的名與利,讓世俗名利迷亂心靈,這又豈能有利於長壽,長安和快意。其追逐世俗的放縱之心將永遠得不到滿足,也將永遠損害自我人生的自然之道。所以說雖”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可見,莊子把人生的目標和自然的含義定義在內在的自然和順與不爭的標位上,但反對以人的外在無端慾望的追逐為人性人生的目標。莊子所肯定的就是這種自然和諧的人性人生,但否定破壞自然和諧的社會張狂慾望的人性人生,因此必造成本質性的墮落和崩潰,是真正人性的毀滅。莊子由是反對了無足人性人生的貪求而推崇和讚美了知和人性人生的自然理想。

但無足還堅持認為,財富對人無不利,擁有財富而享盡天下的利益是至人和賢人都不能企及的快樂。有了財富還可以利用別人的力量,智謀和美德來標榜自己的威望,明察和賢良。所以能享受到雖無國土卻像君父的尊嚴。凡人不必學習就愛好聲色,滋味和權勢,不必教就懂得欲求,憎惡,避害和造福,這就是人的本性。故天下無人不要富貴和美色。但知和駁斥道;真正理解人性的人是順任自然而不貪求,遵從百姓的需要行事,知足而不侵擾。人不知足就貪求,貪求就侵擾,侵擾就亂性,故無足所謂人的貪求本性實則是違揹人的自然本性,人的本性是自然的知和而不是社會的無足。故要維持人的本質就要屏除人的無足貪求。如權勢,對於愛自性不貪求的人來說就認為是有害於本性的東西,因此他不要權勢而辭讓。但其辭讓不是為了邀名於天下,而是愛自性。如堯舜讓帝位,並非對天下人表示仁愛,而是為了不讓權勢危害自己的盛生性。善卷,許由不受帝位,也不應該是假意的推辭,而應該是為了保存自性。總之,貪求財富,快樂和權勢等絕非是人的本性,它只能是本性的禍害,而絕非是本性的本身。

最後,無足亦作反詰,認為知和”必持其名,苦體絕甘,約養以持生,則亦久病長厄而不死者也”。即認為知和還是壞了名聲,甘願自累形體,以苦養生,就像病困而不死罷了。對此,知和反駁道,無貪求的人既不為名也不受苦。因為他不求自性以外有害的多餘,但求自性以內有福的均平。而真正受累,比久病還痛苦的是那些貪得無厭的富人。因為他們天天沉溺在聲樂和美味之中,情意迷亂而遺忘本業,”若負重行而上坂也,可謂苦矣。”為追求財富還拼命積攢而不知足,滿心煩惱而永無止境,”可謂憂矣”。有了財富在家而擔心小偷的盜竊,在外又害怕強盜的傷害,故緊閉房門而不敢獨自外行,”可謂畏矣”。總之,貪得無厭而追求財富的人違背自然本性和人生,是最苦最累的人,是”天下之至害。”這種人事實上,既無名也無利,除了痛苦,憂慮和畏懼別無快意可言,因此也是最’惑’的人。於是莊子徹底地駁詰了人性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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