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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劍:真偽略考及其思想文風的關涉內容

自蘇軾始,《說劍》篇被排除在莊文之外,已成定局。在《讓王》《盜跖》《說劍》和《漁父》等四篇文中,眾家最稱《說劍》為贗品,對其餘諸篇雖懷狐疑,卻基本肯定其與莊派思想有一定的關涉。如張成秋說;“此四篇之中,除《說劍》外,多有可與莊子思想相發明者,未可一概斥之為偽。”(《莊子篇目考》)張恆壽亦說:“第二組為《讓王》《盜跖》《說劍》《漁父》四篇,早在宋代已認為偽作…

自蘇軾始,《說劍》篇被排除在莊文之外,已成定局。在《讓王》《盜跖》《說劍》和《漁父》等四篇文中,眾家最稱《說劍》為贗品,對其餘諸篇雖懷狐疑,卻基本肯定其與莊派思想有一定的關涉。如張成秋說;“此四篇之中,除《說劍》外,多有可與莊子思想相發明者,未可一概斥之為偽。”(《莊子篇目考》)張恆壽亦說:“第二組為《讓王》《盜跖》《說劍》《漁父》四篇,早在宋代已認為偽作,除《說劍》與莊子無關外,其餘三篇和道家思想有些聯繫。《讓王》多抄自《呂覽》,《盜跖》只就《胠篋》某些意旨加以發揮。《漁父》為隱逸派摹仿的淺陋之作。”(《莊子新談》第316頁)陳鼓應則認為:“《盜跖》篇和《祛篋 》篇頗相近,文風潑辣,語態激憤,批評性強烈,只是《盜跖》篇筆尖直指孔子,蘇東坡等儒者讀了受不了,所以特別挑剔出來。其實《盜跖》篇和《祛篋》篇一樣,當然不是出自莊子本人之手,卻是莊子後學的所作,所以仍屬莊子學派的作品。《漁父》篇是莊派之作,《讓王》篇可能是莊子後學所作(從文風和文義來看,《盜跖》和《讓王》是不同人所寫),也可能是楊朱學派的作品。”(《莊子今注今譯》,《說劍》首語)可見,除《說劍》以外雖三篇均不同程度受到懷疑,但均未被有被宣傳為贗品。然《說劍》篇的命運則就沒有這麼幸運了,多數人都十分肯定了它的偽作性質。如張恆壽說它“與莊子無關”,陳鼓應更直截了當地說:“《說劍》篇則絕非莊子派的作品,”還指出:“一般學者疑是縱橫家所作。林希逸,韓愈,王夫之等認為本篇是戰國策士遊談”(同上)。馬嘯說:其“語近《國策》,非莊生本書”(《繹史》卷一百十二《列莊之學》下)。沈一貫也說:“說劍一篇,全無意識,學非莊子學,文非莊子文”(《莊子通》)。錢穆則指明本篇文是莊辛的作品。“辛又是文學之士,其說天子,諸侯,庶人之劍,層累敷陳,亦與晴蛉,黃雀,黃鵠,蔡聖侯之喻,取經相似,文(《說劍》出莊辛,絕非莊周,無疑。”(《先秦諸子系年考辨`莊子見趙惠王論劍乃莊辛非莊周辯》)根據崔大華的分析,在這裡“錢氏的主要論據可歸納為兩點:第一,從年代時事上推算。據《史記`趙世家》“惠文二十二年置公子丹為太子”,則此時莊子已年逾八十,不會遠道來趙,為太子“治劍服三日”,一見趙王論劍。而據《戰國策`楚策》記述,莊辛曾以蛉,黃雀,黃鵠,蔡聖侯為喻,勸說楚莊王當志存高遠。(《莊學研究》第79頁)步錢穆之後,羅根澤亦作考認為:“這明是縱橫家托之莊子而造出故事,編《莊子》書的只見莊子的故事,遂拉來了”,同時還贊同錢穆的推斷:“或以此為作《倖臣論》的莊辛所作,然篇中莊子自稱為周,當然是托之莊周,在莊周之後,大概作與戰國末年” 《諸子考索》)。總之,眾家均不約而同地懷疑和否定本篇文的真實性。以下,我們家歸納眾家三方面的根據進行剖析以為眾家的懷疑和否定多半是推理性和猜測性的,均缺乏足夠的根據。相反,它作為莊派思想的痕跡卻日趨明顯。

從有關人物的生卒年代及活動年代判定先後關係不同的根據

    晉人司馬彪最早斷定莊子在趙文王之後,他說:“趙文王,惠文王也,名何,武靈王子,後莊子三百五十年”(《莊子注》)。但後人以為“後莊子三百五十年”太離譜,當是“五十年”的傳寫之誤(參見崔大華《莊學研究》第4頁注[5])。若據五十年說,相應於生年來看大致可能,但相應於卒年來看則明顯存在著差距。無論如何,後人多依司馬彪的觀點,認為莊子在趙惠文王之後。如劉汝霖說:“《說劍》有趙惠文王之諡,更在莊子之後”(《周秦諸子考》)對於這一點,我們基本上持認同意見。此外,本篇文也是講莊子應趙太子悝的邀請去向他的父王勸止劍的事,至於太子何人何時,亦有說法。《史記。趙世家》謂:“莫文王二十二年,置公子丹為太子”。俞樾則認為,惠文王之後為孝成王丹,則此太子蓋不立。(參見陳鼓應《莊子今注今譯》)這裡的太子,是悝是丹,是立是不立,是何時立都不必太認真,因為正如陳鼓應說:“這是寓說,不必求史實”(《莊子今注今譯》)。但崔大華倒是據此而予以確定了年代。他說:“趙惠文王在位年代為周赧王五十七年到四十九年(前298——前266年),《史記。趙世家》謂‘惠文王二十二年,置公子丹為太子’,即為前276年。”(《莊學研究》)根據這一年代說,我們還將可以對莊子的生卒年代作如下的進一步考索。

    有關莊子的生卒年代問題,歷來眾說紛紜。60年代初,任繼愈已把眾說歸納為五種:(1)前369——前286年(馬敘倫),(2)前355年——前275年(呂振羽),(3)前328——前286年(范文瀾),(4)前365——前290(楊榮國),(5)前375——前295年(聞一多)。(參見任繼愈《莊子探源》,1961年《哲學研究》第2期)但事實上並不只這五種,尤其是近年來,已有許多新說法。據曹礎基說:莊子“ 生年最早定為前398年《莊子新傳》,載《中日文化月刊》第三卷第1期,作者佚名),最晚為前350年(陳元德《中國古代哲學史》),相差四十八年。卒年最早為前317年(郎擎宵《莊子學案》),最晚為前270年(陳元德說),相差四十七年。由於材料缺乏,很難確定。前350年至317年三十多年間,為莊子的活動期,幾乎是大家公認的。馬敘倫的《莊子年表》定為前369年生,前286年卒(曹礎基原文為前296年卒,實誤),不僅取乎其中,而且證據也稍為充分。”(《莊子淺論》,廣東人民出版社)根據這一情況看,有關莊子的生卒年代的確無法一錘定音。對此,崔大華對晚近學者的種種說法進行了歸納和分析,並確定其各自立論的根據。依他所歸納的情況主要有三種:(1)依據《史記》莊子本傳提及的三個君王在位期間的線索來確定,(2)依據《莊子》一書中所記述有關人物、事件的年代來考定,(3)依據《史記。莊子列傳》和《莊子》以外的線索來判定。三種說法各不相同,但崔大華還是認為:“比較以上有三種不同文獻線索所作出對莊子生卒年代的判定,以《莊子》為線索所作出的判定更為充實可信。但這也只是確定一個大體的年代範圍,更具體的莊子的生卒年月則是無法考定的了。”(《莊學研究》)崔大華的歸納和分析是全面的,但他依然不曾提供一個有把握的莊子的生卒年代,只是贊同了一種“大體的年代範圍”,因此我們還是無法根據他的分析來理請莊子因生卒年代所牽扯到的一些重要的歷史活動問題。現我們且隨眾家一般所認同的馬敘倫《莊子年表》的說法,即莊子生於公元前369年(周烈王57年),卒於公元前286年(周赧王29年),再作如下分析。

根據馬敘倫的莊子生卒年代說,莊子與趙惠文王及其太子的先後時間關係,應該是:當趙惠文王於公元前298年即位時,莊子必然還健在,至公元前286年,莊子卒年是,趙惠文王已統治了十二年。然兒,公子丹於公元前276年即太子位時,莊子已 卒十年。那麼,可以看出,莊子在晚年十二年內是完全可能瞭解趙惠文王無道統治的。如馬敘倫說:“趙惠文王元年,宋康王三十一年,是得與莊子相值”(《莊子義證》)。但這並不等於說,莊子寫《說劍》一定要符合史實,一定要親臨現場,文中所指的太子事亦並非必須是真實的事。事實上,《說劍》篇同莊子的諸多內容一樣不過是一種寓言式的思想表達方式,即是莊子思想對現實昏暴統治的一種批判、揭露和匡正。陳鼓應說:“不必求史實”,也應該是指這個意思。因此,我們完全理解,莊子可以不必到現場,甚至亦可以不一定是趙惠文王喜劍術及荒唐地殺人。它可以是現實黑暗統治的一種泛指。至於太子是叫“悝”,還是叫“丹”,是否已立,是莊子時立,還是莊子後立,就無須那麼頂真了。因此,不要因為文中所述人物之間存在著時間上的某些差異,就完全否定了其文的真實性,況乎他們之間又並非有太大的差異。對待本篇文,我們只當它是寓言篇,不必當它是真實的歷史載錄。倘若不這樣看待,就一定會搞混本篇文的實質,使本篇文越弄越不清楚,越弄越混亂,就像如今已然讓人難以捉摸其面目一樣。這是筆者所提供的一種意見,有否有根據僅供參考。總之,從莊子的生卒年代及與趙文王和太子悝(丹)存立時間的關係上考察,竊以為尚不足以否定本篇文的真實性,莊子與趙惠文王“相值”的年代裡完全有撰寫本篇文的時間基礎。

從文風上判定形式不同的根據

本篇文作為寓言體,多數人沒有太大的懷疑。但這寓言體著實不同於莊子常然的那樣汪洋恣肆,儀態萬方,逍遙超越的自然展示,而是一篇有故事情節,有激憤情緒,邏輯嚴謹,氣勢豪邁,累疊敷陳的出色辯文。這無疑會讓人感到它確實表現了縱橫家那種縱橫捭闔,善於論辯或詭辯的風格。據此,眾家判定它是戰國縱橫家(策士)的辯辭故事,也就不足為奇了。甚至有如上述錢穆、羅根澤等人更具體地認定本篇文是莊辛所作。莊辛何許人也,據《戰國策·楚策》記述,莊辛就是當時楚國善辯的“文學之士”,即策士。其時,莊辛離楚居趙,遊說趙王,故認為說劍一事該是莊辛所為,這顯然是一種缺乏理性的猜測。我們認為,從其形式表現看,莊子的文章同樣有情感的細膩、思維縝密的論辯風貌。如《知北遊》,莊子論道“在螻蟻”,“ 稊稗 ”,“在瓦甓”,“在屎溺”,“每下愈況”,就是一個嚴謹的邏輯累疊遞進的結構,很有辯味。再如《秋水》篇,莊子與惠施在濠上之遊所進行的“魚之樂”之爭,莊子並非缺乏論辯風格合遊說的能力,至於本篇文所表露的典型的論辯與遊說風格,恰是當時百家爭鳴所共有的特徵。它並非是縱橫家的專利。所以,從莊子的這種特殊的文式看,亦不足以構成否定本篇文真實性充分根據。眾家的否定大多是據於感覺上的不對味,但均缺乏有足夠的事實根據。

從思想上判定內容不同的根據

 本篇思想有何特色,有何價值,人們歷來討論的並不多。且多半附和蘇軾籠統地言其“淺陋”,而並未做深入合全面的客觀認識和探討,概望其文風的特異性而不屑一顧內容,進而直接否定其內容的積極價值,曰“不必論證”(張恆壽《莊子新探》第287頁)。然竊以為眾家對《說劍》篇持如此的否定態度,有失公允和偏頗,本篇文豈能與莊子的真思想毫無關涉。我們只要細細研讀文中的“三劍”說,就不難窺見其一斑。所謂“三劍”,即“天子之劍”,“諸侯之劍”,“庶人之劍”。莊子對這三劍進行了詳細的描述:

天子之儉,以燕鼷石城為鋒,齊岱為鍔。晉衛為脊,周宋為鐔,韓魏為夾;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桓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純夏,行以秋冬。此以秋冬。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

諸侯之劍,以知勇士為鋒,以清廉士為鍔,以賢良為脊 ,以忠聖士為鐔,以豪傑士為夾。此劍,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 ,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

人之劍,逢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嗔目而語難 。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劍,無異於鬥雞,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為大王薄之。

莊子對三劍的描述,採用象徵手法,其意圖就是要使趙文王放棄其正在所玩弄的荒唐把戲,即玩弄低俗的“庶人之劍”,從而達到止劍的目的。但其實質,卻顯然是闡述了三種不同的為政之道:“天子之劍”象徵無為統治,“諸侯之劍”象徵有為統治,“庶人之劍”象徵昏暴統治。昏暴統治,害人害己,危害國家,禍及百姓,最終自取滅亡,故莊子喻三種不同之劍予以諫止。三劍中,“庶人之劍”最次,“諸侯之劍”其次,“天子之劍”最好。莊子反對“庶人之劍”,推崇“天子之劍”,對“諸侯之劍”雖無直接反對,但也決不推崇,更不是莊子理想的為政目標。從其實質上看,前二者均指有為之治,區別在於一者是有為昏暴,一者是有為賢明。但即便是賢明的有為政治,也為莊子所反對,莊子倡導無為政治就必然要反對有為政治。具體地說,統治者應該掌握“天子之劍”以各國為構造,以自然為作用,卻無形無狀,無事無為。故說它無論舉起,還是按下,或是揮動,都好象沒有東西,卻無所不在,無所不能,無所不為。終於使天下無所不順服,達到無為無事無所不為無所不事的統治目的。由此可見,莊子所述三劍依然表達了其主旨思想。若從莊子思想的三重性判定,本篇文還只能列屬於社會性間架層,因為它沒有完全否定統治者的統治作,儘管它是無為的作用。因此,它還不能達到無君無國的自由天放的自然間架層。但無論如何都是包括在莊子思想的體系內,因此屬於莊子的真思想。從這一點看,若判定了本篇文屬偽作,則就無法成立。今有學者已敏銳地察覺到了這一點,認為:“有人說《說劍》為偽書,實不可從。此篇內容並非與莊子思想無關,它的主旨在於說明為政當為事,以無為而治就會得到治理,可說是《應帝王》觀點的繼續。”(劉建國、顧寶臣《莊子譯註》)這是有見地的。但它是否“是《應帝王》篇觀點的繼續”,尚有待進一步討論。總之,判定本篇文真偽性應以尊重其本身事實為原則,卻不可符合眾家之說。

另有本篇文是否是莊辛所作,我們實不敢苟同。說本篇文或是莊辛誤寫成莊周,或是莊辛托莊周名,或是莊派後學托莊周名述莊辛事,或是策士托莊周名述莊辛事等等,均不過是後人的推測,缺乏足夠的事實根據和充分的理由。故崔大華在記述和分析了錢穆首創的這一論點極其根據後,就已經看出了其中的破綻,並謹慎地說“錢氏之論應該說是持之有據。但是,根據第一,《說劍》中莊子自稱“周”,這和《山木》、《田子方》、《外物》等篇記述莊子生平事蹟的稱謂相同;第二,《說劍》雖然沒有內篇思想相關聯之處,但和外篇《田子方》、《達生》在運用名物詞語上卻有所犀通,所以不必唯一地確定說《說劍》為莊辛所作,而可一般的推斷為戰國末期策士托莊周之口而作;若認為是莊子後學模擬策士之交,似乎更為妥切。“(《莊學研究》第97頁 )可見,崔大華也不贊同它是莊辛所作,他只是從中推斷出了另外兩種的可能性。但他最終也還是未能做完全明確的判定。總之,作為推理或猜測都不能成為判定本篇文是莊辛所作的根據。

綜上所述,對於本篇文的真偽性判定,無論是從莊子的生卒年代與趙文王和太子(丹)存立時間的關係看,還是從其形式文風與思想內容分析,或其是否是莊辛作,均缺乏充分的事實根據和理由。到是從種種跡象表明,它還是更接近莊子的文章。因此。我們在不完全否定眾家各種存疑的情況下,還是以不判定它為偽,而暫從它是莊子真作的既成事實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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