漁父:以法天貴重之道批判孔子的人倫禮俗觀念
道是高深的,也是淺顯的。其高深在於它被層層的世俗觀念所淹埋,被重重的人為規範所掩蓋,世人睹道若高深莫測。然而,真道卻是自然的常態,是無人為感知的本然。它超越宇宙萬物的本身。有道者,去除世俗觀念的偽飾,遠離人為觀念的沉溺。他得天地有無之大趣,混同於物我無分之際界,自生自滅,自成自毀,無智慧的憂愁,無情感的哀樂,無一切人為社會的困擾,然又無不為天下世俗所景仰,所…
道是高深的,也是淺顯的。其高深在於它被層層的世俗觀念所淹埋,被重重的人為規範所掩蓋,世人睹道若高深莫測。然而,真道卻是自然的常態,是無人為感知的本然。它超越宇宙萬物的本身。有道者,去除世俗觀念的偽飾,遠離人為觀念的沉溺。他得天地有無之大趣,混同於物我無分之際界,自生自滅,自成自毀,無智慧的憂愁,無情感的哀樂,無一切人為社會的困擾,然又無不為天下世俗所景仰,所敬重。故孔子謙卑,向有道著漁父求“聞至教”。蓋言之,其箇中蘊義大約有四:一,證明了人類普遍沉溺於人偽規範,是遠離自然真道的社會墮落;二,,以漁父有道為代表,展露了道的真容;三,表露人類渴求真道的復歸,企判真道光輝的再現;四,藉以批判編制人為規範以害真的儒家思想及社會一切有作有為的無道人。
孔子害於人偽 遠離真道
孔子一生勞碌奔波,終身役役,敏而好學,好治人事,然至垂暮尚彷徨於真道之外,不得其果,甚為可悲!
在莊子看來,孔子之所以可悲就在於其終身役役行為的本身。因為孔子一身苦苦營構的人倫禮法規範自以為是真道,殊不知恰恰是其營構本身的人偽性背離了真道。其營構愈著,離真道就愈遠。
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上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
求仁義,求忠欣,求禮樂,求人倫,上忠君下治民,許許多多的追索和作為,永無寧日。他雖是政治統治的局外人,但喜好不在其位而謀其政,多管閒事,較之君臣還忙碌,這就顯得更加可悲了。所以漁父說“仁則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為仁勞,為義累,為求仁義而危害本性,又豈能求取真道!
“聞至教”的先決條件
孔子是好學的人就註定了他是勞苦的人,是勞苦的人,又註定了他與道無緣。雖與道無緣,卻更渴望求取真道。於是,當他有幸聞漁父真言,就再也不放過求“聞至教”的機會。並一而再,再而三地“敢不虛心”求“聞至教”。無奈,漁父只好針其弊提出了以克服其“四憂”、“八疵”和“四患”為學道的先決條件。
1、四憂:
庶人之憂:“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妻妾不和,長少無序。”
大夫之憂:“能不能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群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
諸侯之憂:“延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賦不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
天子之憂:“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飭,百姓淫亂。”
此四憂者是人事有為統治者必憂之事。“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處其事,乃無所陵。”但問題是孔子非君非臣,尚要極憂人事,就是多事了。“今子既上無君侯有司徒之勢,而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擅飾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亦泰多事乎。”因此,漁父以為孔子必首先放棄這多事的四憂,否則就無法“聞四教”。
2、八疵:
摁:“非其事而事之。”
佞:“莫之顧而進之。”
諂:“希意道言。”
諛:“不擇是非而言。”
讒:“好言之惡。”
賤:“析交離親。”
慝:“稱譽詐偽以敗惡人。”
險:“不擇善否,兩頰適,偷拔其所欲。”
所謂“八疵”即八種很壞的毛病。它對外將擾亂別人,對內將傷害自身。有此八種毛病的人,君子不和他交友,明君不用他做臣。孔子有這八種毛病,故非君非臣。孔子不克服這八種毛病,就更無法“聞至教”。
3、四患:
叨:“好經大事,變更異常,以掛功名。”
貪:“專知擅事,侵人自用。”
很:“見過不更,聞諫愈甚。”
矜:“人同於己則可,不同於己,雖善不善。”
此四患同樣不良,是招致自身災害的惡種,故叫“患”。
總之,在漁父看來,孔子必首先無四憂,去八疵,除四患,“而始可教己”。但我們認為,孔子作為儒家思想的代表,雖非君非臣,但其理論之務就是以規範人事準則,倡言現實統治者的有序之治為己任。因此孔子並非多事。莊子之所以會說他多事,是由於莊子站在道家無為思想的立場上,抱著對儒家有為思想的批判態度,並利用其寓言形式對儒家進行攻擊和否定之故。因此,所謂四憂、八疵、四患是莊子特以莊子之務當抨擊的耙子。其根本目的是企圖摒其全部根深蒂固的本性。期間,孔子成了極端順服的角色,對其有羞辱性的譏諷,不僅不惱,反而更佩服得五體投地。於是使孔子步步入彀,完全成了道家思想的俘虜。而這一切皆不過是莊子所故設的圈套罷了。
大道守真無所累
孔子有“再逐於魯,削跡於衛,伐木於宋,圍與陳蔡”的經歷,最不體面,是眾儒家們最避諱的內容。但莊子偏偏以他這些不體面的事蹟當作是孔子自謙的資本,然後故設孔子向漁父請教道:“丘不知所失,為離此四謗者何也?”對此,漁父認為,孔子的這中自謙和不忘隱情是多餘和可悲的。若“人有畏影惡跡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跡愈多,走愈急而影不離身,自以為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可見,孔子似乎什麼都放不下,到頭來什麼結果都都沒有,更休想學得真道,只能是“絕力而死”。故漁父希望孔子除了要完全拋棄多管閒事的毛病外,還要放下自己一切舊顧忌,不要讓仁義、明察、動靜、好惡、喜怒等情緒擾亂自己,要讓自己徹底地放開來,“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跡”,“謹修而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修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何謂“真,這是關鍵性的內容,莊子因此作如下“真”解,以告慰孔子苛求聞至道真言的亡靈。
一、 真的涵義。
“真者,精誠至也”。既是說,真是極精誠的純自然,但非人偽的造作。如悲哀,“強哭者雖悲不哀”,“真悲無聲而哀”,故莊子懷真之情。老聃死,友秦失“三號而出”(《養生主》);子桑戶死,眾友,“相和而歌”(《大宗師》);妻子亡,莊子“鼓盆而歌”(《至樂》)。這號聲,歌聲,方是至精至誠的真情。同樣,怒與親,亦有至誠之真,“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總之,“真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
二、真的現實表現。
真表現於現實人倫,“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尚則悲哀”。真是內容上的真,非形式上的偽。因此,只要有內容上的真,就不在乎形式上的如何選擇。“飲酒以樂,不選其具;處尚以哀,無問其禮”,或具或禮皆指“世俗之所為。真者,所以受於天地,自然不可易也。”莊子這種對真實內容的肯定,實質上是對孔子求禮樂人倫規範形式的否定。但在文中,莊子所表達的肯定和否定,是不純粹的。因為其文中明顯夾雜著儒家思想的內容,即把儒家思想所營構的種種認為道德範疇,亦當作自然之真。故曹礎基指出:“但作者在倡導效法天然,崇尚真誠的理論時,夾入了忠貞慈孝的言論,可見作者的思想是道儒混雜的。”(《莊子淺注》)文中,道儒混雜的事實是客觀的存在,不容置疑。但亦無可指摘,因為它 恰是莊子自然性與社會性思想的契合點,屬莊子思想體系的過渡形式。
三、真的人格代表。
文中,莊子以聖人為真的人格代表,認為:“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此。”聖人是有道之人,非汲汲於人事者,如老子、莊子、漁父等都是這種“法天貴真”的聖人,亦即真人、至人。與此相反,孔子卻“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真,祿祿而受變於俗,故不足。惜哉,子之蚤湛於人偽而晚聞大道也。”孔子是偽的人格代表,偽與真截然對立,但孔子偏偏要以偽的面孔來學真。他這麼做,不僅做不到,而且更是一種大偽。漁父一眼就看出了他的這種大偽的本質,故堅決拒受他的學道盼求。“子勉之,吾去矣!”這無疑是給孔子當頭一棒,更給儒家學派以打擊。
孔子敬道不得道
孔子為人歷來謙卑。“三人行必有我師”,虛心求教,尊重別人。“夫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況乎他所尊崇的人是有道至人,“彼非至人,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故長傷身。”但孔子的尊崇,隨著悟性的不斷提高,漸漸地從過去簡單的品行謙卑導向了內求本真的心性修養,即從精誠敬重有道至人,而使自己的心性得到保養,達到求真的目的。最後,孔子終於感悟到了道的偉大力量和萬物由道而生滅、存續和發展的必然性。
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為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
總之,為了道之真而重道,為重道而敬有道之人,是孔子的優良品行。但不幸的是孔子“蚤湛於人偽”太深,難以改變其人偽的沉積。他骨子裡都滲透著人偽毒素,因此儘管他晚年傾心向道,但在莊子的眼裡,孔子已難挽救,實在太遲了。再透過他所謂的“失禮”、“見賢之尊,不仁”等謙辭中,依然能讓人看出其人偽的影子。孔子帶著禮、仁、賢等觀念去求大道之真,無異於緣木求魚,是永遠也求不到的。這就是孔子苦求真道而無緣的悲劇根源。莊子所喻示的這種根源實質上是針對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學派及其深陷於人偽失道人所作的揶揄和批判,從而更穩定了道家之道及其有道之人的至高地位,並表明人類的確很有必要從現實重重的人偽中擺脫出來,以重新找回失落已的自然本真的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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