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嚴文化 · THE FAMILY ARCHIVE

列禦寇:天而不人與無用之用

本篇文寄自然意旨,譴責社會人為的政治人生。莊子奉自然之天至上,以自然之天統治人生,則反對人為用智用情,消弭人心歸服,無違背自然而遭天譴,無人為之爭,生命以自然為歸結,分享自然無窮樂趣。以自然之天統御政治,則無 政治有為而安於自然之所得,不論貧富而遠軼於舐痔得車的無恥政客,使生命超然。如孔子汲汲於社會有為,遠離自然真性,困於內智外情,終不可為"貞於"(輔治)…

本篇文寄自然意旨,譴責社會人為的政治人生。莊子奉自然之天至上,以自然之天統治人生,則反對人為用智用情,消弭人心歸服,無違背自然而遭天譴,無人為之爭,生命以自然為歸結,分享自然無窮樂趣。以自然之天統御政治,則無 政治有為而安於自然之所得,不論貧富而遠軼於舐痔得車的無恥政客,使生命超然。如孔子汲汲於社會有為,遠離自然真性,困於內智外情,終不可為"貞於"(輔治)。為"貞幹"者必須能放棄躁動人心的強烈追求,順自然昏默,謙下通達,如正考父趨向自然而有功績。總之,本篇文詣在反對社會政治,追求自然人生。故莊子不得驪龍千金珠,不做犧牛衣文繡,遠避社會浸染,盾自然無用之用,做天而不人的自然人。

虛而遨遊  無使人心歸服

是內智外情的集合,有情有意是人偽的先決條件。社會為眾人所構合,故人心集社會眾人之粹。但若讓人心歸服於某一社會的崇高,必使真性陷落於社會人偽的深淵。莊子尚自然真義,忌人心歸服。故當列禦寇遭到了人心歸服使,則深以為驚悸,認為這樣終要“其所患”。然列禦寇不能自拔,愈使人心歸服。結果,與之交遊的人越來越多,則與之相害的人也就越來越多。這說明列禦寇無法擺脫社會人偽的情智力量,招致了 自我破壞自然之性的最大禍害。“汝非汝能使人保(歸附)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但無論如何,為保自然真性,就應該做到“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而遨遊,汛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無情無智,飽食遨遊,像飄然無所繫的船隻,虛己無心而遨遊。總之,要完全從社會情智中擺脫出來,順自然之漂泊盪漾。只有這樣方能讓人免於人心歸服,獲得重塑自然之性的機會,從險惡的人心中逃脫出來,迴歸安詳的天而不人的自然境界。

無人為自是遁天刑

道家思想能宗於自然,安於自然和順於 自然的寧靜無爭。但與此相反,儒墨思想則違背自然無為,破壞自然的寧靜無爭。凡有儒墨的地方就有不寧的爭訟,故莊子舉鄭人緩學儒及其弟弟學儒為例。說二人相互與爭, 結果出現緩自殺的悲劇。且還其德,“以賤其親”,即還要賤其雙親。故儒墨爭訟,的確有害無益。但在現實中,眾多儒墨之徒卻不無自以為是,追求人為之利,違背自然,其結果都將可能像鄭人緩那樣“遁(遭)天之刑”,走向毀滅。然有“古之人天而不人”,安其自然之所安,不安其人為之所不安。如“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眾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故莊子對當是之時,攪擾人性而張狂自傲的儒墨行徑作出了有力的抨擊與批判。

兩種不同的歸趣觀

有朱漫學屠龍,“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這是有悖於自然的人為悲劇,是小民所做的徒勞而無功的事情。故莊子說:“眾人追求本不該追求的目標,是釀造天下大亂的根源。因此,眾人的徒勞不僅無功,而且有罪。她既破壞了自然,又毀滅了人類自身。然而,眾人之所以會有這徒勞的事,原因則在於他們的淺陋、閉塞和對道的無知。

        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敝精神乎蹇淺,而欲兼濟道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於宇宙,形累不如太初。

    他們讓自我精神耗於小事上,使形體勞累,卻被博大的宇宙所迷惑,不知大道之本體。總之,小民、眾人或小夫,以人為為歸趣,求徒勞之事,違背自然,終於“蹇淺”、“迷惑”與“形累”中而歸向滅亡。故莊子深為現實人類悲哀:“悲哉乎汝為,知在毫毛,而不知大寧。”

但聖人和至人卻沒有這種眾人的現實劫難。他們“以必不必,故無兵”,不做違背自然徒勞而有害的事。因此,有大寧而無兵。“彼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而甘瞑乎無何有之鄉,水流乎無形,發洩乎太清。”至人的精神不累於小事,卻無限地延展至萬事萬物的無始之初,於純粹的清靜之所,在廣漠虛無的境界。故至人的歸趣在於自然的靜謐和超自然的虛無。她們褪去了世事的形影,免受現實的干擾,獲得了永恆的“大寧”。

舔痔得車的悲哀

莊子以自然觀事,無富貴與貧賤之分,無發達與衰落之別,無體面與無恥之辨,無一切世事的地位、財富與權力的衡量標準。相反,莊子最鄙視的卻是一切世事的地位、財富與權力等種種社會人為的產物。認為這產物才是最窮、最賤、最悲哀和最無恥的。於是,莊子描述瞭如下的生動故事。

宋人有曹商者,為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說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軛巷,困窘織履,槁項黃者,商之所短也;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瘥者得車一乘,舔痔者得車五乘,所治癒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邪,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

為政效忠實乃為臣之務,做事有功而得到獎勵亦合情合理。但莊子反對任何社會有為政治的投機取巧。認為其作為,悖自然之道,是舔痔得車的無恥行徑。這是莊子對當權者的極大嘲弄,對現實黑暗統治的有力控訴。同時也表達了莊子對安貧樂道和得道自然的願望。由此,莊子深刻地揭示了為富不仁和財富愈多愈無恥愈可悲的道理,並說明了人類只要以自然為滋養,則生活雖貧,心靈卻富有。故莊子崇尚自然的雖無卻有,鄙視社會的雖有卻無。

孔子不可為“貞幹” 不免於內刑

“貞幹”喻輔政,是為政之務。孔子立儒學,施有為,積極入世於政,謀求政位,本是他的一向追求。然孔子命運多舛,生不逢時,在其入仕謀政多仕途上多遭險阻,始終難能如願以償。箇中緣由,當然非是孔子不能順應人類文明墮落的趨向,而是孔子在其順應過程中,過於滯後,不能為人類文明墮落髮展的裸露性和張狂性助威,卻裹足於舊傳統文明的禮儀規範,讓時代掩飾著一層虛偽的德性,故時代與之不謀,拋棄了他的那種過於迂腐的熱情與願望。然而,莊子卻以為,孔子之所以不可為“貞幹”,又實非是由於他滯後於時代,不能為人類文明有為發展的裸露性和張狂性相契合,而是由於他更具有危害性,墮落性和虛偽性,更有助於推進人類走向災難的深淵。這在以後的封建社會歷史進程中,統治者能普遍遵奉孔子思想的這一事實,就足以證明了莊子的這種先見之明的論斷。

        殆哉圾乎!仲尼方且飾羽而畫,從事華辭,以支為旨,忍性以視民而不知倍,受乎心,宰乎心,宰乎神,夫何足以上民!彼宜女與?子頤與?誤而可矣。今使民離實為偽,非所以視民也,為後世慮,不若休之。難治世也。

孔子使民“離實學偽”,是對人類自然本性的最大挑戰。因此,若以孔子為“貞幹”,人類將更加墮落,一切自然本性將蕩然無存。於是,莊子反對孔子為“貞幹”。希望存養人類的自然本性。為能做到這一點,莊子認為就要使人類免於“內刑”。“為內刑者,動與過也”。郭象注:“精而當,則外內於刑”(《莊子注》);林雲銘說:“‘過’,謂事之悔尤”(《莊子因》);陳鼓應解:“‘動’,謂心之搖作”(《莊子今注今譯》)。總之,人的內在刑罰,是指人類自然本性遭受破壞所造成的心靈悲劇。“離內刑者,陰陽食之”,陰陽調和為自然之要,但倘若陰陽失調,則必然會動搖自然本性,使人遭受內心極刑。如孔子內在陰陽失調,對人類險惡之心,患得患失,過度操勞,尤為不能駕馭人類的張狂之心而痛心疾首。故他九徵“險于山川”的人心,分辨君子與小人,為實現其社會有為之治的目的而孜孜以求其“貞幹”之務。然而其一切努力都只能更加背離和破壞人類自然的無為本性。由此可見,孔子是最受內刑痛苦的人,是破壞人類的禍首。因此,莊子一再抨擊孔子的一切作為。

謙下通達無困惑

與對孔子抨擊的另一面,莊子又試圖表達謙下通達,自然隨俗;無驕矜無傲慢的為人處世或為政之道。

    正考父一命而,再命而僂,三命而俯,遁牆而走,熟敢不軌!如而夫者,一命而呂炬,再命而於車上舞,三命而名諸父,熟協唐許!

這裡,莊子完全表達了一種與其自然性不相侔的社會性內容。正考父以謙下被當作自然性的正面肯定對象,但在外物篇中,孔子卻以謙下被當作自然性的反面否定對象,這是莊文中自相矛盾的內容。誰是誰非,難以確定。但無論如何,透過莊子對驕矜傲慢態度的否定和對謙下通達態度的肯定,則可以看出其所蘊含的隨順自然的意義。故莊子具體地闡述了謙下(正考父)、傲慢(而失者)、私心成見(內視)、自以為是(中德)和“窮有八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等內容。總之,莊子在社會性的事蹟中傳達了自然性的意向,反映了莊子思想不同層次的夾雜和自相矛盾的現象。

不得驪龍千金珠  不做犧牛衣文繡

    倘若說,莊子不做官,不為政,藐視權貴,是其直率秉性之使然,毋寧說是其思想邏輯發展的必然結果。莊子思想的邏輯發展始於社會性,成於自然性,終於超自然性。而其自然性則是莊子思想的中心。故莊子極端崇尚自然人生,不做官,不為政,規避一切有害於自然人生的社會地位、名義與財富。於是,莊子把為政所為喻作是入九重深淵求驪龍頷下珍珠的危險行為。認為沉睡的驪龍一旦覺醒,取珠者必遭殃,“子為粉夫”。故自然人生,以保障生命形體為前提。但同時亦要保障內在心靈的自由本質。故莊子拒絕應聘,放棄了做大官的機會。

        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及其牽而入於大廟,雖欲為孤犢,其可得乎!

由此可見,莊子對保障自然人生的實踐行為是徹底的全面的。其外在生命形體與內在本質都能盡享自然的賜予:無奢、無嗇、無恨、無悔。這種人生是山河湖海的人生,是宇宙萬物的人生。

莊子生命終極的自然觀

莊子當面對自己的生命之火即將熄滅的時刻,表現出了驚人的坦然、從容和平靜。他從自然中來,又到自然中去,是人類自然生死觀和現實典範。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為官,以日月為連壁,星辰為珠璣,萬物為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如此!”弟子曰:“吾恐烏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為烏食,在下為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明者唯為之使,神者徵之。夫明之不勝神也久矣,而愚者侍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

是啊!莊子豈要人為厚葬,有何珠寶能抵得上日月星辰,能比萬物更豐盈?有何棺能比天氣更寬闊更氣派?!人不過一介陳屍,自然一物,從自然中來,到自然中去,來去管他暗暗是何物。它不過是陰陽之氣的眾和體,是道的外化和表現。在道體中,它模彷彿,有形無形,與道齊一,與物齊平。故莊子將死,超然萬物,融於大道,是大死、大寧、大莽,是大道的永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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