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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莊子揚棄諸家思想的自序宏文

本篇文看似一篇批判文,思想鮮明,論述精當,“文詞精美”,“涵蓋極廣”(崔大華《莊學研究》第98頁),“浩博貫綜”,“微言深至”(王夫子《莊子解》),故馬敘倫稱它是“大手筆”之作(《莊子篇述義需序》),是對儒墨名及諸道家學派思想作詳略不一的評判。然本篇文並非完全的批判文,它事實上是莊子為了表達自己文章的思想淵源及其不同層次的內容構造,是在對與其諸家思想作批判性…

本篇文看似一篇批判文,思想鮮明,論述精當,“文詞精美”,“涵蓋極廣”(崔大華《莊學研究》第98頁),“浩博貫綜”,“微言深至”(王夫子《莊子解》),故馬敘倫稱它是“大手筆”之作(《莊子篇述義需序》),是對儒墨名及諸道家學派思想作詳略不一的評判。然本篇文並非完全的批判文,它事實上是莊子為了表達自己文章的思想淵源及其不同層次的內容構造,是在對與其諸家思想作批判性的揚棄過程中來描述自己的序言。因此,它是一篇揚棄諸家思想的自序宏文。

對於本篇文的構造形式,歷來有眾多的評述。或稱“自序”(馬敘倫《莊子天下篇述義序》);或稱“自敘”(王闓運《莊子注》序言,見《莊子研究》第44頁);或稱“後序”(林希逸《南華真經口義》,林雲銘《莊子因》);或稱“導言”,“又是中國最早的哲學史學史”(劉建國、顧寶田《莊子今注今譯》);或稱“是一篇精湛的先秦學術思想概述”(催大華《莊學研究》第98頁);或稱是“先秦哲學發展史”(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第249頁);或稱“是《淮南王莊子略要》的別名”(譚戒甫《現存莊子天下篇的的研究》,見《中國哲學史論文初集》1959年版)等等,不一而足。在這其中,除個別言其非是莊子的作品外,其餘均肯定了它是莊子的真作,且都贊同它是莊子的自序文章。但是否可稱為“先秦學術思想概述”,“先秦哲學發展史”,“哲學史學史”等等,則有必要另作討論。因為這其中所批判的諸家範圍畢竟很有限,僅包括儒、墨、道、名四家而已,其他尚有許多大家如法、兵、農、陰陽等諸家思想均未涉及。而對儒家的批判亦十分隱晦不明,僅於隨順的論說中作了暗示。其中,給予作出完整性批判的,除了墨、名二家外,其他主要的就是道家本身諸派的不同階段的思想,這是本篇文所評述的重點內容。故馮友蘭指出,莊子概述了先秦道家發展的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的代表任務是彭蒙、田駢、慎到,第二階段是來老聃,第三階段是莊周。”(《中國哲學史新編》第249頁)由此可見,本篇文著重批判的是道家自身的思想,因此說它是“先秦學術思想概述”,或“先秦哲學發展史”或“哲學史學史”等等是不夠恰當的。但言其“自序”,那是基本合適。故馬敘倫說:“如果作為莊子寫的自序,那是天衣無縫了”(《莊子天下篇述義序》)。其理由主要有,“《天下》篇不僅論述了當時的學術流派和自己的立言宗旨,更體現了莊周學派的批判精神”(王仲鏞《莊子的批判精神》,見《莊子研究》第447頁)。除了批判精神,更主要的還在於莊子批判性的吸取了其他諸家的思想觀點,並闡述了其思想內容的淵源及其構造的概況。但他的這種論述和批判又不是單純的,而是完全圍繞著自己的觀點來展開的,因此言其“自序”是恰當的。

現根據其全文的內容,我們將大致地瞭解一下其基本線索:

開頭一段,先談方術和道術。認為方術是人為的各自以為是的觀點。道述是以往的自然的觀點,如有天人、神人、至人不離道術,但君子、百官、眾民脫離道術。古之人以有道化育萬物。然自儒家肇始,道術被數度取代,遂引發了百家之學,“天下大亂”,“道術將為天下裂”。儒家是使古者自然道術割裂的罪魁禍首。固莊子首先陳述儒家道義,但不置尖銳的判辭,僅作了年事實的描述。另外一方面,莊子同時稱許儒家“內聖外王”的觀點,並從中吸取了個別的內容,構成了莊子思想社會性的一部分。

  針對墨家自苦自勵的作風,莊子一方面否定了其讓天下人難以接受的行為,另一方面又肯定了其“天下之好”的主觀願望。因此,莊子思想亦批判性的吸取了墨家思想的利與弊。

  對於宋妍、尹文、田駢、慎到等道家思想,莊子予以批判性的吸取,構成了其層次不同的社會性和自然性思想。莊子思想的三重間架,最本色內容的是自然性。其自然性除部分地吸取了其他諸道家思想外,主要是承傳了老子的自然性思想。固在本篇文中,莊子對老子思想不作任何的貶損,,卻能完整地予以繼承和發展。同樣,莊子亦對自己的思想不作任何的檢討,而是著重地介紹了其自我創造的超自然性思想,並藉以表名了其思想的制高點和統率性。這就構成了其“自序”內容的核心部分。

  在對惠施的評判中,莊子以嚴肅的學術態度和立場,排除個人友情的干擾,堅從自己的觀點出發,客觀公正地批評性地吸取了其思想。如惠施詭辯邏輯的箇中合理因素就對莊子的形而上認識論(主要是相對主義其物論)產生了直接影響。固莊子尤為感激其論敵所給予的極大有益的啟迪。

鄒魯之士、晉紳先生以數度裂天下

莊子以學術的角度縱觀歷史,天下可分為古之道術和今之道術。古之道術是自然的,今之道術是人為的。古之道術得自然之精,處天下之道。故說:“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以人等有道無道分,則有天人不離道宗,神人不離道精,至人不離道真,聖人則在有道與無道之間,處在天人的契合點上。君子離道以儒家數度為準繩,百官離道以執行數度為義務,民無道以常事為養,但無論是有道還是無道,他們都統歸於古之有道的自然秩序,並以有道合於大道之理。故莊子說:“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時於本數,繫於末度,六通四辟,小大清粗,其運無乎不在。”這古之道術,是和諧的、醇美的和自然的,是莊子所標示的理想目標。

然而在現實中,莊子所目睹到的卻是另一番“悲夫”的景象。

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晉紳先生,多能明之。

對於這段文字,明眼人均能看出它是儒家的內容。如陳鼓應說:“這是論述儒家的部分” (《莊子今注今譯》)。葉國慶說:“明言儒家於道所得獨厚”(《莊子研究》,見崔大華《莊學研究》第98頁)。其所謂“鄒魯之士、紳先生”明指儒士無疑。總之,莊子因此而揭示了儒家以度數規範天下,並使天下大亂的事實。

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

百家之爭因此產生,道術則為白家方術所取代,“天下之治方術多矣,皆以其有為不可加矣!”說明百家方術各標榜自己,炫耀自己,人人都自以為是,以方術之分取代道術之合。莊子因而稱之“一曲之士”。他們相互析討“天地之美”,“萬物之理”。然有可貴的“內聖外王”之道則“暗而不明,鬱而不發”。於是,百家之說窮盡迷途而不知返,天下純粹道術不復再現。故曰:“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為天下裂“。道術的命運因此滅裂。

總之,莊子在開頭一段,共表述了三層意思:一,莊子崇尚古之道術,反對今之方術;二,莊子把“道術將為天下裂”歸結於儒家數度的緣起。三,莊子亦吸取了儒家內聖外王思想。故有張恆壽說,《天下》篇推崇儒家,倡內聖外王,立場是純屬儒家的。(《莊子新探》)對於這一點,我們雖不敢完全苟同,但莊子的確受到了儒家思想的某些滲透和影響,並由此構成了莊子思想社會性內容的一部分。

墨子、禽滑釐以自苦行天下

墨家學派是戰國時期限百家爭鳴的大派。其弟子眾多,影響面大。該派的特點是,以身作則,身教得於言教。他們主張非功、非樂、節用、節葬、自勵、自苦,“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生不歌,死不服”,“泛愛、兼利而非鬥”等等。這在世風日下,爭戰不休,統治者貪得無厭,奢侈糜爛的戰國時代,的確具有巨大的感召力,許多貧弱士人或民眾無不稱頌其言其行,因此興旺發達。在這方面,莊子與之有所相類。莊子貧困,反對權勢,同情弱小,自食其力。但二者又有根本的不同:墨家強調的是以主觀意志來規範自己的行為,而莊子則隨順自然,自由自在地表現自己的所言所行。墨子要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像大禹那樣“腓無肱,脛無毛,沐甚雨,櫛疾風”,使“形勞天下”。這在莊子看來是完全沒有必要的。它違“反天下之心”,使“天下不堪”。故其最終的結果必然是事與願違,不能真正擺脫天下之苦。人當歌不歌,當哭不哭,當樂不樂,是十分違背自然情性的,“是果類乎!”而莊子循性自然,或哭或號,或悲或樂,不想加任何強制意志。故墨家思想不若莊子思想經得起歷史的考驗,在其以後的諸弟子中“倍譎不同,相謂別墨”,互相攻擊,很快衰落。但無論如何,莊子還是肯定了善意的願望,認為:“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非也”,“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捨也,才士也夫!”可見,莊子對墨家學派善意善行的稱讚溢於言表。並說明莊子思想亦深受墨家思想影響。莊子蔑視權威,關切貧弱,熱愛生命,不滿現實,讚美勞動等等,均可以從墨家思想工作中找到影子。這是構成莊子思想社會性內容的重要基礎。

宋研、尹文以“白心”待天下

“白心”指“明白其心也”(崔 注)。《管子》有《白心》篇,顏師古《漢書》注:“白,明也”(參見楊柳橋《莊子譯詁》)。那麼,此謂“白心”又是指明白其何心呢?概括地說,莊子指宋研、尹文學派主要明白的是平等心、自然心、忘我心和善良心。如宋、尹文以“華山之冠以自表”,即自表像華山那樣上下均平,能去聊成見,接納天下萬物及眾家學說,這就是平等心。“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以身假物”,使其自身保持自然純樸,清心寡慾,這又是自然心。“其為人太多,其自為太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飢,不忘天下,日夜不休“,無私心無怨言,寧使自己受苦受累,亦不忘賑濟天下蒼生,這又是忘我心”,“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見侮不辱不辱,救民之鬥,禁攻寢兵,救世之戰”,願天下安寧,不忍生靈塗炭,反對戰爭,拯救生命,這又是善良心。這種種心,即“白心”,歸結為內外兩種,“以禁攻寢兵為外,以情慾寡淺為內”,對外努力實現天下太平,對內在於持守心靈的自然修養。對此,莊子雖未表達其明確的評判態度,但決不會像宋研、尹文那樣“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捨者也”,卻基本贊同其“白心”態度,至少取其自然心。當然亦不反對其他各心,故他們的思想對莊子自然性思想的構成具有一定的影響。

彭蒙、田駢、慎到以無知順天下

彭蒙、田駢、慎到一派思想的評判,十分複雜。莊子既已評判他們,說明莊子的確與他們有密切關係。但雙方或同或異,甚讓人感到捉摸不定。現通觀文意,可以看出,慎到一派的思想主要表達的是無知無為,無言無教,隨順外物,不要選擇,不要聖賢,像風一樣飄零,像磨一樣旋轉,無原因無目的,亦無任何主觀力量的作為。因此,莊子以為他們過於依順,是僵死的被動的道理。“豪桀相與笑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得,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但莊子並非完全否定他們,卻以為他們“雖然,概乎皆嘗有聞者也”,即是說他們並非完全是“死人之理”,或“不知道”,而是知道一些概要。如“夫塊不失道”,“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即指萬物不失道,大道包容萬物,故與莊子之道有明顯的關聯。其他諸如“齊萬物以為首”,與莊子的齊物論思想相同;“棄知去已”,是莊子“絕聖棄智”(《肢篋》)和“至人無己”(《逍遙遊》)的根據;“緣於不得已”,莊子則言:“古人真人,其狀……崔崔乎其不得已乎!”(《大宗師》)“托不得已以養中,至矣!” (《人間世》)“為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庚桑楚》)等等,均或多或少與莊子思想相通或相同。所以,莊子不可能完全否定他們“不知道”的“死人之理”。何況如上通觀其文意的基本內容,已然表明他同莊子思想甚至相類。因些,一概說他是“不知道”的“死人之理”,有欠公允。

但從根本上看,莊子的確又十分嚴肅地批判了其思想,如今人王仲鏞對該文思想所作的精闢論述可見一斑(參見《莊子研究》)。現根據其論述可概括為如下幾點:一,慎到一派過分強調“棄知去己緣不得已”,以至於完全否定了人的主觀能動作用,使人“於物無擇”,隨順天下,陷於完全被動狀態根本不同。二,荀子說:“慎到蔽於法而不知賢”,“尚法而無法,下修而好作”(《荀子·解敝》)。這是由於他過分“棄知”的必然結果,而莊子雖也講“棄智”,但也講:“小知不及大知”,承認大智的作用。三,慎到一派講“不教”,否定教育的作用,把“至於若無知無物”作為行為的最高準則,但與莊子對“教”與“學”的重視大相逕庭。總之,莊子的“棄知”,非死人的“棄知”,莊子的“無己”非死人的“無己”,就是說莊子的理論不慎到那樣較為被除數動,讓活人的大理變成了死人的道理。因此,慎於到的道理是可悲的,但莊子卻予以了救活和揚棄。

                       關尹、老聃以寂寞處天下

關老的思想以老子的思想為主,主要有兩種:一是他社會性的治國之術,二是他自然性的人生處世。莊子崇尚老子,以老子思想為自己學說的基石。如司馬遷記述莊子時所指出的那樣:“其學無所不窺,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史記·老子韓非列傳》)。因此,莊子在批判老子思想時就不免帶有個人情感因素,對其不感興趣的社會性治國之術避而不談,卻專論其自然性的自然處世思想,從而構成了莊子自然性思想的最重要的理論依據。古莊子完全抱著以讚譽的口吻來稱頌他們,“古之博大真人哉”!

在本篇文中,莊子概括闡述了老子自然性人生處世思想的精要,能透析理解其奧理,並避開老子社會性的陽面(正面)內容,專取其自然性的陰面(負面)內容。認為老子思想的根本點就是道,“主之以太一”;其次是德,“以本為精”;最後是物,“以物為粗”。道是主是一,德是本是精,物是末是粗。由道到物,是宇宙從自然到社會的邏輯道理。再從形式看,老子思想一是“澹然”的,二是有無相 的。澹然是存在的形式,有無是變化的形式,老子講無有變化形式,歸根結底在於澹然的存在形式。故說老子“獨與神明居”,即與神明獨局與自然的陰負面。老子一切人生處世的基本點都落實到了這一陰負面。這是老子所論述的最多也是最豐富的內容。它包括寂寞、清靜、柔弱、慊下,空虛、同和、若水、若鏡、守雌、守辱、取後等等觀念和作為,均處在自然的陰靜狀態,但又無不讓人感到呢們一種以靜制動,以柔克剛的內在力量之所在。事實上,這正是老子思想的威力所在。莊子完全吸取了老子這種自然性的力量。因此,莊子自然性的人生理想,從骨子裡就存在有不可抗拒的誘人魅力。當然,莊子並非像老子那樣一味持守陰負面,而是在其基礎上作進一步的大開放,大自由,以使人的內在靈魂融於自然腫秀的靈性,達到“萬物與我為一”,“參萬歲而一成純”(《齊物論》)的物我無分的境界。故莊子思想是博大的亮麗的,是具有更加迷人的綠色生命的宏大內涵。

莊周以放浪超天下

老子思想以自然性為最高境界。莊子在老子思想上進一步開拓了超自然性的最高理想境界。因此,超自然性思想是莊子思想的創意,是區別莊子不同於老子的根本內容,故在本篇文中,莊子著重介紹了自己超自然性思想所表現的主要方式、原因和內容。

一、方式:莊子以超然方式表達自己的言辭和寫自己的書。“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黨,不以犄見之也。”“其書歲瑰瑋而連忭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淑詭可觀。”可見,莊子表達的是悠遠的論說,廣大的言論,無限制的言辭,變化多端而放任不拘,不持成見。其書奇特、婉轉、超拔,但無損傷大道之理。因此,他所寫的和所說的都是超然的形式,符合於超自然性的理想目標。

二、原因:緣於現實社會的渾濁使莊子思想超乎眾物之上。“以天下為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光,獨與天地竟聲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由於天下渾濁,正不壓邪,莊子不能講莊重的話,故莊子虛與委蛇,超然無心,借卮言、重言和寓言來表達其“獨與天地精神往來”的玄奧空幻思想。然而,莊子儘管如此申說其理由,但並非能夠讓人完全信服。其超然思想的建構雖與天下渾濁的客觀現實有關聯,但事實上更主要的是其自身內在系統思想邏輯發展的結果。

三、內容:超自然性思想是莊子所表達的根本內容。道是莊子超自然性思想的核心部分,故莊子說:“芴漠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這是說,道是空虛廣漠的,沒有形狀,變化無常沒有生死,與天地共存,同神明相處,它恍恍惚惚不知去處,包羅萬物,不知歸宿。於是,莊子思想同於道體,入於超自然境界。

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其於本也,弘大而闢,深閎而肆,其於宗也,可謂稠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蛻,芒乎昧乎,未之盡者。

他無止境的充實,即獲得到的超自然性的充實;他與造物者遊,即同於道遊;他與外生死無始終的人交友,即同有道的超自然性的人交友;他討論道的宗旨,弘大深邃廣闊,於至境抒懷。他適應於萬物變化而不被萬物所束縛,他所闡述的道然超然,永遠沒有盡頭。總之,莊子所述之道反映了其超自然性的內容及其自我得道的超然景況,故言莊子以放浪超天下。

惠施以善辯顯天下

惠施是莊子的好友,以善辯顯明。二者觀點相左,常常互為辯詰。但當惠施早於莊子死後,莊子卻十分懷念他的這位好友論敵,曾以匠石斫鼻而不傷的故事來比喻說明他們之間觀點對立的默契(見《徐無鬼》)。總的來說,二者辯說甚多,但惠施一派總為輸理,受到批判。如有“大瓠”與“大樹”的有用與無用之辯(《逍遙遊》);有“人而有情”與“無情”之論(《德充符》);有“天下皆羿,天下皆堯”之說(《徐無鬼》);有濠梁之上,儵魚之樂的論爭(《秋水》)等等。另外莊子對名家的其他人物也進行了批判。如公孫龍一類的人物,莊子喻他是“坎井之蛙”,是夏蟲,是曲士(《秋水》)。在理論上,莊子對惠施一派的批判,主要有(《齊物論》)的一段內容:“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等等。莊子對公孫龍一派所謂“物莫非指,而指非指”(《公孫龍子·指物論》)和“白馬非馬”(《白馬論》)等命題的批判,雖也涉及到,但均不夠深入和全面。

   其實,惠施作為名家的代表是很突出的,他學識淵博,學富五車,通曉天文地理,口若懸河。但莊子卻不以為然,認為其辯說常常違揹人的基本常識,“其道舛駁,其言不中”,“以反人為實,而欲以勝人為名”,“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適得怪焉”。如他所揭示的名實矛盾雙方的問題,雖指出了其許多共性和個性的內容,但又極端片面地擴大或抹殺了矛盾的另一方,或使萬物沒有個性的差異,所謂“大一”,“小一”,“大同異”,“小同異”,“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天地一體”,“卵有毛,雞三足”,“火不熱,山出口”,“龜長於蛇”,“矩不方”,“飛鳥未嘗動也”,等等。其諸多論說,讓人目不暇接,但它又必然統統是荒謬的詭辯,無法讓人心服口服。所以莊子認為他所做的一切工夫,都是徒勞而無功的。“其猶一蚊一虻之勞者也”,毫無益處。“今子外乎子之形,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 (《德充符》)。這就極其形象地描述了惠施的可憫境況,故莊子為之哀惋道:“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行與影競走也。悲乎!”

   但莊子與惠施畢竟長期共同論爭,在長期的共同論爭中,莊子無不廣泛地吸收了對方的許多相類思想,或從其對立的論說中獲得感悟和啟迪,受益非淺。如《齊物論》的許多相對主義觀點就大量地滲透著惠施的思想。所謂“可於可”,“然與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大山為小”,“彭祖為夭”,天下所謂“正處”、“正味”和“正色”?“萬物與我為一” (《齊物論》)等等,均同惠施的論說相類。故於本篇文中,莊子之所以特置惠施施與以詳明的批判,著實是緣於惠施對莊子思想的構成有重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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