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嚴文化 · THE FAMILY ARCHIVE

有道人格的精神至境與現實理想

莊子文章描寫了許許多多的理想人格及其境界。其中主要是自然性和超自然性的內容,尤其是超自然性的內容,這是莊子之所以成為莊子的根本存在。本篇文,莊子再次描寫了兩種理想人格,使其理想人格更加豐滿和形象。 本篇問共前後兩大部分:前部分從“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到“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共有四段內容,突出表現了超自然性的理想境界,把超自然性的理想人格同道的境界聯繫在一起…

莊子文章描寫了許許多多的理想人格及其境界。其中主要是自然性和超自然性的內容,尤其是超自然性的內容,這是莊子之所以成為莊子的根本存在。本篇文,莊子再次描寫了兩種理想人格,使其理想人格更加豐滿和形象。

    本篇問共前後兩大部分:前部分從“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到“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共有四段內容,突出表現了超自然性的理想境界,把超自然性的理想人格同道的境界聯繫在一起,使其道境具有動態的人格化,同時也使其人格理想氤氳著靜態的虛無之道;後部分從“莊子見魯哀公“至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這中間也有四段,主要是現實性的自然理想表現,說明心藏自然無為之道,不表現於形外,卻能成就功效,達到現實理想的目標。

全德君子與土梗

    有為政治與無為政治互不相容,二者誰是誰非,在歷史上是個大問題。但一般來看,有為政治並不在乎無為政治,如儒法諸家作為有為政治的代表,雖均未明確提出有為概念,但其慣性思維與實踐本來就是一種有為的形態,因此他們並無需考慮有何無為問題與之相抗,及其採取相應的排斥對策,無為概念是道家所倡導的,道家思想老祖宗——老子與莊子都大講無為,提出無為政治理想,同有為政治相對舉,並以理想的無為來否定現實的有為。這無為,在以後的歷史過程中,的確也曾經成為一種現實的政治,並長期為封建統治思想所吸所收利用,為歷史的存在與發展作出過實際性的貢獻。本篇文,莊子一開頭就寄寓了其無為政治的信念與努力,並巧妙地發揮其形象故事的魅力,使人們完整地接受了其深刻思想的感染。故在文中,莊子安排了一位有為統治的代表魏文侯,在道家無為思想,尤其是令人神往的超自然理想的感召下,而深悔自己的處境,渴盼得到自由以實現其有為統治的徹底否定。

    田子方是位很有藝術技巧的佈道大師,他傳揚道家思想非簡單敘述其好處,而是利用人們的心理特點,把得道者分成兩步來說明,用以鼓譟人們強烈要求的心理,由設伏到烘托,表露其思想的真實本質。第一步,田子方在魏文侯面前“數稱谿工”。 谿工何許人也?原來谿工是位“稱到數當”的有道者,故受到田子方的推崇。但在田子方的心目中,這種他配得上去推崇的人,不過是一般的有道者。因為另有一種田子方自認為都配不上去推崇的得道高人,故田子方轉入了第二步說明。在這裡,田子方故意造成人們的心理反差,刺激人們的心理嚮往真道。

    其為人也真,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真,清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無擇(田子方)何足以稱之。

聽到田子方的這一番話後,魏方侯“儻然終日不言”。最後慨然道:“遠矣,全德之君子!始吾以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為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大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吾所學者直土梗耳,夫魏國真為我累耳!”魏方侯可謂大徹大悟了,這就達到了莊子的意圖。歸納起來,這事主要說明了三點:一,是對“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的儒家有為思想的排斥,認為其不過是“土梗”而已。二,標榜了社會無為與超然思想的“全德之君子”,宣揚道家思想的至高至美。三,是對政治統治的否定,以有國為累,希望統治者能夠使自我的悟性覺醒,拋棄政治,迴歸自然思想。由此可以看出,莊子思想是十分精緻和巧妙的,他採用一種藝術性說教的方式,以上層統治者為突破口,從心性上加以瓦解,以求實現其絢爛的願望。這種運思的精深特色,的確給世人留下了無限優美的回味,但它只能是回味,卻永遠也不可能實現。

南國道人與中原君子

今有學人張新民著《莊子傳》一書,雖多以亮麗流暢的文學藝術筆調描寫莊子的人生之旅,並不可當正史看待。但其中卻有許多精彩的描述甚為真切,很能反映莊子所處時代與環境的思想風貌。臂如描寫莊子作為南楚自然主義的代表,就非常形象生動地體現了那個社會的古樸民風和無拘無束的生活環境,很是讓人陶醉。誰若有暇,瀏覽一下這部有如史詩般的優美的傳記文學,一定會有很大的收穫。同時更有助於理解莊子那“洸洋自恣“(司馬遷語)與“蕩然肆志”(班嗣《漢書·敘傳》)的自然灑脫思想,併為莊子這位南國道人的精神風貌所感染,為荊楚文化的自然猖狂景色所著迷。但此間我們所要著重說明的卻是莊子思想作為道家文化的主軸,主要是以南楚風自然主義文化為背景為特色的問題。有關這一點,任繼愈先生早在1981年就著文予以分說(參見《中華學術論文集·中國古代哲學民展的地區性》,中華書局出版)。他認為在先秦,中國文化按地區分有四類:即鄒魯文化、燕齊文化、三晉文化和荊楚文化。這四種文化各孕育出了不同的思想果實,即鄒魯文化孕育了儒家,三晉文化誕生了法家,而荊楚文化和燕齊文化而培養了道家和陰陽家。這同樣得到了陳鼓應先生的肯定,認為“道家陣營內老學民展到戰國中期有莊學產生於楚地”,“楚地文化前景孕育出的老莊思想”(《易傳與道家思想》第20頁和123頁)。因此,莊子代表了南國淳樸天放的道家風貌,即同鄒魯文化的德治主義傳統迥然相異的自然主義傳統,莊子總是以這種自然主義傳統的心態去觀照和審察萬物,包括觀照和審察鄒魯文化的德治主義傳統價值。在這種情況下,這南北兩大文化一旦照面,就必然會產生極大的衝突,其相互間誰都無法容忍誰。故莊子極端鄙夷中原君子的造作,認為其自我設定的種種規範和約束十分無聊和索味。莊子於是作如下寓言說:

有位溫伯雪子的南國道人前住齊國去。途經魯國,魯國有人求見,溫伯雪子不去。認為“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各人心”。至齊返回,魯人又求見,不得已,溫伯雪子應允。但連見兩次都感到很失望,於是應驗了前說。“昔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其諫我也似父,是以嘆也。”中原君子的風貌暴露無餘,其禮義規矩完全扭曲了人性,南國道人看了既感到可笑,又感到可悲,這就是儒家社會性思想的形而下本質。在道家面前丟盡顏面,實在可憐。最後莊子還有意安排了孔子來承認這一事實。

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

孔子雖不像那位魯人一樣在外表上完全露餡,但從內心裡卻佩服直至。這比外表露餡更能表明儒家思想的失敗。可見,莊子描述南國道人與中原君子的會面,意在諷刺與抨擊鄒魯文化的儒家學派。

不求形之跡    但求道之真

莊子寫孔子,主要有三種情況:一是把孔子當作直接抨擊的對象,如《齊物論》、《天道》、《天運》、《漁父》、《則陽》、《外物》、《盜跖》等篇;二是先把孔子當作抨擊與教育的對象,後使孔子成為篤信到家思想的人,如《天地》、《天運》、《達生》、《山木》、《漁父》、《知北遊》等篇;三是把孔子當作道家思想的代言人,如《人世間》、《秋水》、《田子方》、《列禦寇》、《知北遊》、《徐無鬼》、《讓王》等篇。其中也有個別篇章存在著集中重複的情況,在此不另作贅言。

本篇文有關涉及孔子內容的,一般是被當作道家的人來看待。莊子的此番苦心,是諷刺是歪曲,我們且不去管他,我們僅理解其思想傾向而已。如文中有一段是孔子與顏回的對話,就很明顯地表明瞭孔子是道家思想的傳播者。因此,此時的孔子思想就是莊子思想。原文的主要意思是:顏回對孔子的言行思想亦步亦趨,但最終還是遠離了孔子。其原因何在呢?孔子認為那是因為顏回“心死”,沒有悟性,他所學的不過是表層有為的形跡而已,但非孔子得道的真性。“女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女求之為有,是求馬於唐肆也。”這樣的求學法,註定要落空。孔子因之而深悔:“吾終身於汝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那麼,顏回向孔子求道的真性又該是什麼呢?即孔子所說的“吾以是日徂”。陳鼓應注說:“日徂”即一天天地參與變化。不能參與變化的,即是“心死”。(《莊子今注今譯》)這裡所謂將“參與變化”的就是指長流不息的宇宙與變動神速的萬物,我隨變化故日新不息。

日出東方而入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有首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效物而動,日夜無隙,而不知其所重;薰然其成形,知命不能規乎其前,丘以是日徂。

這是衣服流動的畫面,悄然無聲,優美和諧。自然萬物不間歇地運動與變化,因此孔子能得道真性,就在於他參與了這種變化。然顏回卻呆滯教條,只能隨從孔子有形跡移動的外影,而不能感悟其無形跡的真性,故當孔子隨宇宙自然奔逸絕塵時,他只有"瞠若乎後者"的分了。他將永遠落後,永遠悲哀。這就說明,學道者不求形之跡,但求形之真,須以自己的"活心"參與宇宙自然的永恆變化。

老子游心於物之初

孔子雖優勢可被當作悟道或傳道的人看待,但在老子面前,孔子無論如何都只能是學生。在莊子眼裡,孔子雖已參悟了宇宙"日徂"的真諦,參與了自然的變化,但老子更在其上。因為老子不僅“日徂”,而且還“遊心於物之初”,這將是更自由,更遠逸的境界。故當老子出現在孔子面前時,孔子似乎看到的是獨立不動的槁木,是遺物離人而孤立自存的樣子,使孔子大為詫異。而這種情景又正是老子“遊心於物之初”的狀態。這就使孔子更加迷惑了,“何謂邪?”於是老子語其大略:

心困焉而不能知,口闢焉而不能言,嘗為汝議其將。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為之紀而莫見起其形。消息滿虛,一悔一明,日有所為,而莫見其功。生有所蔭,死有所歸,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乎其所窮。非是也,且孰為之宗!

意思是:心困惑於它而難知,口對著它又難言,這樣的東西只能講個大略。地至陰寒冷,天至陽炎熱,陰冷之氣根於天,炎熱之氣本於地。兩者交通融合而生成萬物,誰是主宰這一切的綱紀卻不見形體,消亡生息,盈滿空虛,時隱時現,日遷月移,無時不在作用卻不見他的功績,生有始,死有歸,循環始終而不窮盡,沒有它,誰來做主呢?這就是另人神往的“物之初”的情景。故老子神遊其中。凡能神遊其中的,就能達到至樂至美的境界,就可以稱作至人。老子就是這種至人。

接著莊子又討論了老子能神遊其中的方法。這方法,簡單地講就是要與宇宙萬物混同為一。

草食之獸不疾易 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支百體將為塵 ,而死生始終為晝夜而莫之能滑,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棄隸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為道者解乎此。

最後,孔子極度推崇老子,深感自己不過“ 雞”而已。“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總之,莊子事實上是從超自然性的角度描寫“遊心物之初”的境界,並塑造了至樂至美的至人形象,以及極大地  了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學派,終於有效地表述了把超自然的理想人格同道的境界聯繫在一起的基本思想。

內有真能不拘於形外

大千世界,人物種種,有表現者,有隱匿者,有裝腔作勢者,有一本正經者,有庸才,有真才,有蠢才,有天才,不一而足。而莊子卻透視人生,明查世俗,善於從自然無為的角度分辨偽飾與真能。俗話說:“真人不露相”,恰是本段的最好註腳。

問中,莊子統作三段描述,共同說明了內有真能不拘於形外的這一意旨。

其一,莊子見魯哀公,哀公說,魯國的儒士多。但莊子卻以為少,哀公不信。於是莊子獻計,誰要是內無真能而穿儒服者斬。果然,五天後,還敢穿儒服這隻剩一人。經考察,此人確實不凡,精通儒術。於是,莊子說:“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這故事說明了兩層意思:一是對儒家虛偽的嘲弄和諷刺,二是說明看問題不要被虛假造作的表面現象所迷惑,應真實瞭解其自然表現的內在真能。

其二,“百里溪不入於心,故飯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故足以動人。”這兩個人的行為同一旨趣,都說明為人處世不為外物干擾,與之放牧則放牧,與之從政則從政,自己該做什麼就做什麼,該怎麼做就怎麼做,不刻意追求,順自然轉化,不計較利害得失,無視生死與苦樂,一切依自然行事,則無事而不成。這種觀點實際上就是莊子自然無為思想的具體表達。

其三,宋元君召集眾史作畫,許多人接受君命,必恭必敬,認真準備。但其中有一位,行為簡傲倔怪,不慌不忙,不拜不立,款款而來,徑直走向館舍,脫去衣服,赤?上身,盤腿而坐。元公一眼就看出,這才是真正的畫師。可見,真能著,胸有成竹,內心踏實。外表無飾自然真切,不像那些才情缺乏的人,手忙腳亂,矯揉造作,外強中乾,很不自在。總之,有真能的人就自然,無真能的人就造作,故說明有能不拘於形行。

藏丈人的無為之治

無為之治是莊子社會性政治思想的基本內容。它以肯定政治為前提,是有國有君有統治的思想。因此,它並非是超自然性的理論,它連“夫魏真為我累耳”的認識都不如。但它卻與世俗通行的有為統治相對抗,推行無為之治。以求無不治目的的實現。

在本篇文中,莊子塑造了一個 藏丈人行無為之治的典型。 藏丈人一村野山夫,卻被文王舉而授之政。其原因是由於文王慧眼識才,能動察到 藏丈人“其釣莫釣”是什麼?其“有釣”又是什麼?我們以為,其“莫釣”是指不釣有形之魚,其“有釣”是指有釣無形的思想。這思想不是別的,就是其本身那幅與自然相交?相和諧的垂釣圖景所呈現出來的自然無為的情態。而且他常常以這種方式為垂釣。因此他意在垂釣自然無為思想。這是極富深蘊和藝術的思想幻影,它為下文藏丈人行無為之政構制了一個十分恰當的自然背景。

文王見到藏丈人後,以託夢為藉口,“迎藏丈人而授之政”。藏丈人於是行無為之政,“典法無更,偏令無出。三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壞植散群,長官者不成德,??不敢入四鏡。列士壞植散群,則尚同也;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不敢入於四鏡,則諸侯無二心也。”行無為之政,果然大見成效,文王因之大喜。對於這一點,我們且以歷史的眼光來看待,藏丈人行無為之政,雖然本來就是莊子社會性無為政治思想的一種空幻,但事實上在它以後的歷史進程中,又確實出現過漢初黃老政治思想,在一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下是可行的,也是可以實現的。它同莊子自然性與超自然性的精神思想有著根本的不同,前者是可實現的,後者是不可實現的。

射之射與不射之射

世上有一種人,在他從事某一項工作時,會全力以赴追求目標的實現。但他的過分追求,又總要受制於有形與有為本身的侷限,無法達到超脫的境界。莊子遂舉例禦寇有射之射的絕技來說明。

        列禦寇為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上,發之,適矢復沓,族復寓。當是時,猶豫人也。

其射,全神貫注,極度認真,惟恐失之毫釐。因此,伯昏無人說他“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射之射”是指有為的不曾超脫的物射,而“不射之射”則是指無為的超脫的神射。這同《說劍》篇,莊子為趙惠文王所說的三種劍的情形基本相同,都是講精神超脫後的一種神韻境界。總之,這裡所指的“射之射”是有侷限的,是與物力直接相關聯的,是不能於非常環境作非常之射的。“嘗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顯然,列寇已無法做到這一點,面對百仞之淵,他害怕得爬在地上,“汗流至踵”。而能“不射之射”的伯昏無人,則坦然無懼,敢於登高山,踩危石,背臨直丈深淵,往後退至腳跟的三分之二懸在崖外,亦絲毫無懼,這絕非是有射觀念的人所能辦到的。伯昏無人心存射,無物累,無危感,故能無憊無懼,完全達到精神超脫的無射意境。如至人"上窺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總之,該寓言給人的啟示是:任何事都不要夢寐以求其目標的實現,不要心存"有射之射",應該徹底拋棄其有射觀念和有為追求,放縱情慾,思想與精神,與自然結合,"與時具化"(山木),攬青天入地,隨意自如,終成"不射之射。"這射之射與不射之射,從其實質來看,已不再是一個簡單的有為與無為的問題了,它更反映了莊子思想體系中社會性與超自然性相對抗的問題。

外物得失無變於心

莊子寫人生,以社會人生為悲哀,以自然人生為至樂。社會人生有情有感,有智慧,有追求,有得失利害的的計較。因此,社會人生長期在慾望的驅動下,艱難困苦,勞碌奔波,不停的追逐永無滿足的目標。而自然人生卻一片蔥蘢美麗,和平恬淡,無以得為得,無以失為失,無以利為利,無以害為害,隨順自然消息滿虛,外物得失無變其心,自然人生永遠是靜謐的綠蔭。於是,莊子以孫叔敖為代表,表述了其自然人生的態度與表現。

   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為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鼻見栩栩然,子之用心獨奈何?”

孫叔敖的人生隨順自然,不以得為榮,不以失為憂。因此,他的生命順暢流通,不受外物變化的干擾,能始終保持自然常態。

      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卻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為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

  爵位利祿乃身外之物,來不能拒,去不能卻,人不能為外物得失而悲喜。你走你的路,他做他的事,管他貴賤與得失,一切如浮雲,飄居不定,任它往來。因此,孫叔敖的人生輕鬆舒坦,無阻礙,無憂慮,永遠擁有自然天地的廣闊胸懷。

孫叔敖是自然人生的現實典型,而真人又是自然人生的理想人格,故莊子再從理想人格的角度闡述了真人的自然人生的質性。認為真人與天地共有,與自然相構,生死如一,外物不干擾。

      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說,美人不得濫,盜人不得劫,伏戲黃帝不得友。死生亦大矣,而無亦乎已,況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大山而無介,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憊,充滿天地,既以與人,己愈有。

  總之,自然人生心存純淨的自然,自己擁有一切又貢獻一切,是擁有自然之道的最殷實的人生。若凡國君雖亡,卻"不足以喪吾存,"他以自然的存在為人生的存在,故國家雖亡卻不影響他自然人生的擁有。而楚王雖國存,卻"不足以存存"。他汲汲乎國家的存在與名利地位的擁有,卻喪失了人生的自然本性,因此楚王才是真正的滅亡。"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這就是莊子從自然人生來說明其道理的。

COMMUNITY CONVERSATION

宗親留言

0 條留言

登錄後參與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