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嚴文化 · THE FAMILY ARCHIVE

秋水:參悟宇宙荒遠遼闊的無限性以擺脫人類陷於自我坎井的囿限

秋天,紅葉飄飄,霖雨綿綿。當數以白計漲滿可雨水的川流同時灌入黃河的時候,黃河便是一片汪洋,漫無涯際。此時,主宰黃河的河神那種“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己”的自滿心態便會油然而生。於是,在本篇文中,莊子一開頭就推出了一個無限美好的畫面,預示著問題的無窮遠大。然後漸漸地展開對問題的深入討論,描寫自然物中那種種自以為是的滿足心緒,理解自然天地及其宇宙萬物是個無限性和無窮性…

秋天,紅葉飄飄,霖雨綿綿。當數以白計漲滿可雨水的川流同時灌入黃河的時候,黃河便是一片汪洋,漫無涯際。此時,主宰黃河的河神那種“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己”的自滿心態便會油然而生。於是,在本篇文中,莊子一開頭就推出了一個無限美好的畫面,預示著問題的無窮遠大。然後漸漸地展開對問題的深入討論,描寫自然物中那種種自以為是的滿足心緒,理解自然天地及其宇宙萬物是個無限性和無窮性的形態,每一個物體或其所擁有的範圍都不過是太倉一粟,馬體一末。因此,萬物須以敞開的心扉來面對和容納這個荒蕪遼闊的大宇宙,以極端靜默的自然心態來對待和理解自己所處的位置和自己所擁有的價值,無以自我驕矜的滿足來誇耀自己的無知和淺陋,違忤和戕害自己的自然的秉性。於是,人們從中獲得了深刻的感悟和啟迪。然而,人類的歷來又無不自以為而是“宇宙的主宰”,“萬物的尺度”(古希臘智者派普羅太伐拉語),狂妄而自大地炫耀自己的無比能耐,表現自己的沉聰明才智。結果,人類聰明反被聰明誤,人類終究不過是井底之蛙的無知和淺陋,是公孫龍的那種張口結舌的可笑和可憫。因此,在本篇文中,莊子著重從對宇宙自然無限性的描述過程中,來訓誡人類社會的個體不能滿足於自我的囿限,但要破除自我狹隘的觀念,讓潔淨的心靈與宇宙自然相混通,吸吮宇宙自然博大生命的自由精神。

關於本篇文主旨內容的歸屬問題,現已被多數人認同為,是闡發莊子內篇思想的代表作。張恆壽說:“《逍遙遊》主要表現追求絕對自由的超然態度”,“《齊物論》主要從論證的方面,闡發其神秘和相對主義”,而《秋水》篇正是“綜合了《逍遙遊》、《齊物論》的理論”。(《莊子新探》)劉笑敢更廣泛地列舉了來證實《秋水》篇與內篇思想相聯繫的內容。他還指出明清以來,許多學者也都肯定了《秋水》篇與內篇的相通情況(參見劉笑敢《莊子哲學及其演變》,第65—67頁)。總之,《秋水》篇闡發內篇思想,尤其是闡發《逍遙遊》及《齊物論》思想的基本傾向,是比較明確的。但我們以為,它並非是簡單的闡發或綜合。他與內篇相連的同時,又有自己的特色,且更加發展了內篇的思想。從總體上看,它主要是確立了莊子的自然性思想。但亦從《逍遙遊》中吸取了其絕對自由的超然思想,從《齊物論》中吸取了其形神齊一的宇宙玄同思想及其萬事萬物的相對主義蘊含,從而闡發了宇宙自然的無限性、無窮性和齊一性。最終以此為證據,闡述和訓誡了人類社會薄弱的意志和狹隘的偏見。因此,《秋水》篇的思想實質,事實上是以自然性的正確性來駁詰社會性的荒謬性。他較之內篇思想的普遍超然更具有明顯的現實意義。

從望洋興嘆中獲得事事物物之難窮的啟示

“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李白詩)。黃河的氣勢,黃河的壯美,黃河的力量,為天下人所讚歎。而居於主宰黃河地位的河神又豈能不自以為天下之美盡在己呢?然而,莊子偏偏以河神這種自以為滿足的心態,為解決問題的突破口,讓人首先經歷了黃河秋水漫漫景象的震撼之後,復把人置於無邊無際的大海面前,倏染然形成極大的反差,讓人一下子動搖了其原有的滿足心緒。並從這種自然大小現象的對比中,引向對人類見的破除。這樣,莊子就把問題的終結落實到了對社會問題的說明與理解。這種情況有如下三方面表現:

其一,河伯望洋興嘆,首先領悟到的是,“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為莫己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這就不僅僅是黃河與大海的問題了,它更在黃河與大海之上,說明“聞道者”所聞之道,不過是“萬分之一也”(胡遠睿《莊子詮詁》。)同時亦是藉以破除人們對儒家權威的迷信。認為在萬事萬物的難窮之中,所謂孔子的博學,伯夷的高義,實在渺小,故凡拘束於狹隘的儒教的人,必會“見笑於大方之家”。

其二,河伯看到大海後,能自覺敞開心靈,接納大海,破除自我成見。但世間的人、事、物、卻更多的是因過於侷限而不能破除自我成見。如“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墟)也;嚇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一般來說,個體的自然物不能破除自我成見,當有其無法改變的時空侷限性原因。但“曲士”的囿見卻是由於人類自我“束於教”的緣故。故成玄英認為:“曲見之士,偏執之人,聞說虛通至道,絕聖棄智,大豪末而小泰山,壽殤子而夭彭祖,而必不信者,為束縛於名教故也。”這曲士的囿見比井蛙與夏蟲的侷限都更加可悲。

其三,由於河伯能夠走出自我狹隘的囿限,獲得對大的觀念的理解,故莊子認為河伯可以“語大理”,而井蛙卻不能“語於海”。這“大理”,在莊子看來就是指那宇宙的無限性與無窮性。比如說,黃河儘管大卻有海比它更大,海儘管大卻有天地比它更大,乃至無窮。這種難以窮盡的大就是“大理”。

      吾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    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  米之在大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豪末之在於馬體乎?

莊子解“大理”,目的就是為了“先借大以破小見”(胡遠睿《莊子詮詁》)或若王夫之所言:“此初破小之不知大也。不知大,則自大其小;自大其小而識窮於大;故初示之以大,而使破小大以遊於大焉”(《莊子解》)。然而這僅僅是一方面,莊子的更深層之意則是利用闡述自然的“大理”來破除人類社會的囿見。所以說:“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五帝的禪讓制,三王的威力相爭,以及仁人、賢士的所作所為,都不過是人類社會自我狹隘的拘束,實在有限。總之,莊子以河伯望洋興嘆為契機,展開說明無論是自然萬物,還是人類社會,都不能僅滿足於自我囿域的侷限,並由此讓人領悟到宇宙萬物的無窮性與無限性,破除自我狹隘的觀念,拋開一切自以為是的成見,開啟心靈,超越社會,融於難窮的宇宙大體。

時空無限    萬物恆變    世間無精細粗大之別

在本節內容中,莊子將著重表現從客觀存在的時空無窮性和萬物恆變性來闡述人類社會無差別性的相對主義觀念。

當河伯破除狹隘的囿限,獲得宇宙無限廣大的“大理”觀念後,接著又深入討論了事物大小比較的問題。“然則吾大天地而小毫末,可乎?”在萬物中,有大物就必有小物,這似乎是無可爭辯的問題。但在莊子看來,事物的大小存在,卻是變化無常的,“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始終無故”。所以,事物的無窮變化,導致了時空存在的無限性。而時空存在的無限性,又導致了認識事物的無差別性。因為在事物的變化中,事物之精可以是粗,事物之短可以是長,事物之貴可以是賤,事物之是可以是非,反之亦然。面對這種事物變化的複雜性,人類的認識無從分辨。因為人的認識是有限的,而事物的變化卻是無限的,人類以有限認識事物的無限,必會使自己陷於迷亂之中。

        計人之所不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末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大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

再作進一步分析,萬物在恆變中,卻有有形與無形的不同分屬。倘若說有形可作大小之別,那麼無形又豈能作簡單的大小之分呢?

        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數於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致者,不期精粗焉。

     無形是言意之象,可以至大至粗,亦可以至精至細。故成玄英說:“夫可以言辨論說者,有物之粗法也;可以心意致得者,有物之精細也,而神口所不能言,聖心(所)不能察者,妙理也。必求之於言意之表,豈期必於精粗之間哉!”(《莊子疏》)

於是,莊子再破人類陷於自我坎井的囿限。由對自然事物變化的無窮性,差別性及對有形與無形的闡述過程中,來論證了人類社會必須從萬分纏繞的是非成敗榮辱厲害中解脫出來。如像“大人”或“道人”那樣,任時空無窮廣大,任萬物無限恆變,從不爭不利的靜默中開啟最的廣域的心靈世界,擁有世界萬物的無窮變化。

        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動不為利,不賤門隸;貨財弗爭,不多辭讓;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貪汙;行殊乎俗,不多闢異;為在從眾,不賤妄陷;世之爵祿不足以為動,戳恥不足以為爭;知是非之不可為分,細大之不可為倪。聞曰:“道人不可聞,至德不得,大人無己”。約分之至也。

    針對這種論說,當代學者劉笑敢指出:“在現實世界中,莊子不愧是一個辨證論者,然而他對現實的矛盾感到厭倦了,他要擺脫矛盾的糾纏,超於一切對立之上,進入無差別境界,所以他在承認矛盾的同時又要抹殺矛盾。要把親身感受親眼所見的矛盾化為烏有,就只有利用詭辯,所以莊子的辨證觀念最終被引入詭辯的歧途。”(《莊子哲學及其演變》第192頁)現代人講莊子思想屬詭辯性的實在太多。但我們認為,莊子思想無論是辨證性,還是詭辯性,其對人類囿限觀念的破除卻具有巨大的積極意義。可以認為,民族理性認識正是有了莊子這種辨證性和詭辯性的浩大論說,方不至於被自我淺顯的圉限所窒息,民族歷史的不斷進步無不得益於莊子所開拓的寬闊心靈的崇高啟示。

迷亂於事物的差別性是背離以大道觀察事物的結果

莊子通過事物恆變的大理,窮究了事物的齊一性和無差別性。但利用恆變的大理尚不是莊子窮究事物的最後法則。因為莊子對事物的窮究尚須上升到形而上的認識過程,即從事物的廣褒、恆變再到最高抽象的認識過程。因此,道方是莊子所用以裁定和認識萬事萬物的圭埠。故莊子在恆變的大理的基礎上,明確提出“以道觀之,物無貴賤”的總原則。認為利用大道來觀察萬物,則萬物是齊一而無差別的認識現象。故莊子由以下情況揭示了世俗及其萬物種種偏差認識的具體表現。

首先,從事物本身看,則總是自以為貴而他人賤。其次,從世俗觀點看,卻認為造成貴賤的原因是由於外在他人所造成的,卻不在於內在自己的缺陷或無能所致。再次,從事物的差別角度看,則認為循其大的方面認識,則萬物沒有不是不大的;循其小的方面認識,則萬物沒有不是小的。這種觀察的結果,恰恰最好地說明了萬物是無差別性的。故馬其迫指出:“天地之外,正復無窮,豪末之內,亦復無窮,此言等差無定”。再其次,從功用角度看,同前者一樣,雖主要表明了萬物各有其用與無用之別,卻同樣因此造成了難以區別,最後從事物的是非取向看,則以為是者為是,非者為非,貴者為貴,賤者為賤,但其任何不同差異的辨別,最終均無結果。故莊子的結論是:“女惡知貴賤之門,大小之家?”萬物的施肥貴賤與大小界限無從知道。但凡陷於其迷惑,都是由於違背了大道觀察萬物齊一性和無差別性的緣故。

由此可以看出,莊子的基本思路除了以道的觀察標準來排除其他的觀察方法外,依然沒有離開他對於自然的認識推及對社會的論證之法。所謂以功用的角度觀察已然包含了人類社會的功用內容,所謂以取向的角度觀察則直接在於利用人類社會的是非來說明。

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由是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為常也。

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

因此,表明人類社會的所謂是非取向,篡夫與義徒,不過是有其不同的時運而已,實則都是無差別的。世俗人類汲汲以求其是而遠其非,卻不過是另一種自我砍井侷限罷了。故莊子只要求"以道觀之",讓人類擺脫這種自我砍井的侷限。

明大道  無成見  不以物害己

大道是形而上的抽象,是萬事萬物無差別的最高理念原則。然而對人類個體來說,卻不能只存於抽象的理念原則之中,人類必同萬事萬物發生關係,進行交往。但這種關係與交往中人類又將如何處置和如何對待?對此,莊子討論了三個問題。

一是依然堅持與大道為一的原則,“無拘而志,與大道塞”,“無一而行,與道參差”,即不要讓成見束縛了你的心志,阻礙了與大道相通,不要一意孤行,與大道相違背,這是總前提。

二是根據大道原則,對萬事萬物不加恩思,不偏私愛,“兼懷萬物”,循性自然,“消息盈虛”,任其恆變,無做無為,任其自化。

三是與自化的同時,人可以超越厲害關係,做到與物兼容,不為外物所傷害。但這必須是"知道者"或"至德者"方能實現。"知道者必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已。"既是說,深明大義的人必能通達事理,可見,掌握和順應事物的變化是免受外物傷害的直接前提。而"至德者"之所以免受傷害,則在於他能明白事物變化的安危,能泰然的對待禍福窮通的變化,能謹慎把握事物變化發展的規律,達到"刨丁解牛"遊刃有餘的境界。所以說:"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膩,寒暑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總之,莊子以"知道者"和至德者"為理想人格,說明身明大義無成見的人,可以免受外物的傷害,不受自我坎謹的極限,成為無句無束的自由人。

命有所制  順應時運

莊子對孔子的刻畫,批判和諷刺的內容甚多。但在本文中,莊子所敘述的孔子為時命所制,被衛人圍困的事,卻明顯不帶有非議孔子的意向。倒是似乎莊子是在頌揚孔子能"寧於禍福",通曉時命,臨危不懼的精神,在困難面前,孔子依然悠然自在地"絃歌不綴"表現出非凡的聖人氣質於風度。但僅憑這一點,並不能說明莊子是孔子的崇拜者,事實上莊子的真正意圖不過是借用了孔子之名一表達自己的思想。這包括:一,著重闡述時命的自然道理,強調人民不要刻意的去追求更好的時命,或改變其不利的時命,認為這都是圍背自然天性的行為;二,實際上也是為了給孔子累遭時運的時命的厄運,意在暗示其思想學說沒有市場和地位,它只能在困厄的時命中狗延殘喘,從這一點看,莊子就不是頌揚孔子了,反而顯的孔子像是堂咭坷德式的無奈;三,說明時命是變化的,面對的時命,應俱有"臨大難而不俱"的聖人之勇"的精神去順應和等待,卻不是去抗爭和努力,因此,人們要善於順應時命的變化,等待時命變化的好結果;四,似乎是莊子有意歪曲孔子的有為於進取精神,突出強調孔子的順應的態度,藉以降低儒家精神的主導風格。總之,命有所制,順應時命,事實上反映的是道家無為思想的自然性,而並非是儒家的真應精神。

門派的自我標榜  嘲諷名家的鄙陋

戰國時代,學派辨爭,空前盛況。以莊子為代表的道家雖主要不以具體辯說為方式,但門派的自我標榜於他人的詆餈卻屢見不鮮。莊子雖輕蔑"以物觀之,自貴而自賤"但其本身亦非完全能規避之。在"天下"篇中,他業已評說百家的傾向。但更多的情形,莊子卻是以較濃烈上午門派之見來表現自己的思想學說。其中最典型的是對儒家思想的屢屢評判,此外還對法墨名家的一定攻擊。事實上,莊子對名家的攻擊,還是比較明顯的。莊子和惠施在思想上的長期向左,已是明證。在本篇文中,莊子更以狂傲的鄙視態度,對公孫龍為代表的名家,作了極端的操諷。

以莊子之見,一代名家公孫龍,不過長期拘困於"合同異,離堅白"的辯說之中,自以為"困百家之知,窮眾口之辯"是為"至達",實為可笑。於是,莊子以其極端貶斥之能事,生動的描寫了公孫龍的淺薄和狼狽相。說公孫龍有一天偶"聞莊子之言,茫焉異之。"原來公孫龍自以為自己的學識無人能及,但在莊子面前,一下子就暴露出了其鄙陋而深感迷茫。接著莊子把公孫龍比作是"跳梁乎斤幹之上,入休乎缺秋之崖;赴水則接腋持頤;蹶泥則沒足滅付,還蝦蟹於科斗"的坎井之蛙。相反,卻把自己的學派思想喻為"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為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為加損。夫不為頃九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的浩瀚東海。結論是井蛙不可語大海,"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蚊負山,商劇馳河也,必不勝任矣"。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寒,索之以辯,是直用管窺天,用椎指地也,不亦小乎?"這是極端辛辣的諷刺。最後,公孫龍竟表現出"怯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咦而走"的狼狽相。莊子的這種譏刺與描寫,切實有些過分。但切不無有其深刻的思想根源。在莊派看開,公孫龍喋喋不休於具體事物的名辯,恰似井蛙限於自我坎井的圜限。但莊派切自以為“登大皇”通打=大道,與宇宙相渾厚,其思想論說是天底下最宏闊的理論,故莊派極端厭嫌公孫龍派。倘若說前述內容,莊子尚指望人類能從自我狹隘的境地中解脫出來,參悟宇宙的荒遠遼闊,但此述內容,則明顯表現出莊子對公孫龍的徹底失望,根本不指望若公孫龍一樣的人有解脫與參悟宇宙的可能性。公孫龍是井哇,是夏蟲,是曲士,是永遠也理喻不了宇宙的難窮大理。

無以權位侵染生命自然  暢言修魚的天趣之樂

莊子心胸包攬宇宙,小覷世間死去活來的種種利益追求。故莊子持守自然人生,以超自然為理想,遠離社會行跡。尤為是莊子極端鄙夷汙垢的權利,認為那不過是廟堂之上的死龜,陰溝裡發臭的腐鼠,及"郊祭之犧牛"(《史記·老莊申韓列傳》)。因此,莊子不僅從政治角度著力批判名利地位與權利,而且又從人性角度確立了自然人生觀,堅定了自己的人生立場,長期以來採取不與當權者合作的態度。故劉笑敢認為:“莊子雖然橋掉安時處順,反對抗拒現實,卻拒絕與任何統治者合作,其原因正在於屏棄了名利之心。”(〈莊子哲學及其演變〉第160頁)正因為莊子無名利之心,菜油莊子堅決拒受楚王的千金饋贈與委以重任,並鄙視其好友惠施相梁而懼怕莊子奪位的可笑行為,〈淮南子~齊俗〉也記述:“惠子從車百乘過孟諸,莊子見之,棄其餘魚。”可見莊子始終排拒名利地位對自然生命的侵染,但只求在悠閒自得的垂釣生活中,得以享受純淨自然的氣息,領悟人與宇宙交感融會的玄妙意境。

莊子的自然人生以“遊”為特色。“遊”既有精神上的飄逸之遊或逍遙遊,也有現實生活中的交遊、漫遊、遊說等。據劉笑敢統計,“遊”字在莊子書中出現96次,遠遠高於他子書(參見〈莊子哲學及其演變〉第18頁)在本篇文中,莊子描述了自己的一次著名之遊,即"與惠子游於濠梁之上"。討論了魷魚之樂的問題,濠梁橋今猶存,位於安徽省鳳陽縣境內,是古時候淮河兩岸人們交往的要衝。裡橋不遠處有個臨淮關,是這一帶重要的水陸交通重鎮和商賈雲集的市場集散地。莊子生活於楚地蒙城(今屬安徽省境內,參見孫以楷《莊子通論~莊子楚人考>),。以垂釣和織屢賣鞋為業。古時候由於人煙稀少,地域廣大,臨淮關已是莊子最靠近市場,因此莊子唱來往於臨淮關,出售其鞋製品。這樣,莊子只所以會於惠施遊於濠梁之上,也就不足為奇了。在遊的過程中,莊子與惠施看到河中的魷魚自由來往,其樂無窮,便觸景生情,引發了一段有關魷魚之樂的著名辯論。這次辯論是兩大學派的代表在和諧融洽的氛圍中自然進行的。因此,雙方的辯說,誰勝誰負,已無關緊要,緊要的是這兩位思想聖哲在如詩如畫,與天同樂的情形下,所盎然洋溢的天和之美與天趣之樂的濃濃意境。實在令人羨慕。他們面對自然遊曳的遊蝓。蕩起了對宇宙的無限遐想。這彷彿讓人感受到的正是那兩為聖哲如同魷魚一般在水中歡樂嬉戲的情形,也是莊子那“寧生而曳尾塗中”精神的活生生寫照,更是莊子所謂“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齊物論》)的現實圖景的真實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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