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嚴文化 · THE FAMILY ARCHIVE

山木:拋棄物利累 虛己順化以遊世

本篇文由多組故事構成。故事描寫生動幽默,寓意深遠,很大特色。其中,主要是從人與物,人與人之間的利害關係上闡明瞭人類虛己免害,重性輕利的人生哲學問題。 文中,莊子隱約地透露出了對人類存在的失望。認為在這個世界中,自然萬物本無意、無知、無利害,更無謀求某種趨利避害的對策。如天劈雷火,洪水氾濫,地震災害,肉弱強食,螳螂捕蟬等,都不過是自然發生的自然現象。它們無心機…

本篇文由多組故事構成。故事描寫生動幽默,寓意深遠,很大特色。其中,主要是從人與物,人與人之間的利害關係上闡明瞭人類虛己免害,重性輕利的人生哲學問題。

    文中,莊子隱約地透露出了對人類存在的失望。認為在這個世界中,自然萬物本無意、無知、無利害,更無謀求某種趨利避害的對策。如天劈雷火,洪水氾濫,地震災害,肉弱強食,螳螂捕蟬等,都不過是自然發生的自然現象。它們無心機,無機巧,無怨無悔。無悲無哀。然而,由於自有人類的生產,人類與自然相異化,滋長了種種功利心態及其謀求種種有利可圖的對策,自然萬物則從此被瓦解,被人類的主觀意志重新歸納和分化,出現了有為與無為,材與不材,利與害等不同的對立差別。但其對立的雙方,無論是誰都得不到好結果。所謂有為、有材和有利的一方,不過成為人類競相攫取的對象,遭人利用和吞沒;所謂無為、無材和無利的一方,則被棄之如履,遭受冷落和虐待。同時,其對立的結果更使人類深陷與自身複雜的利害關係中,利害的雙方均於對方為謀求對象,爾虞我詐,累累相害,永無休寧。於是,有受益者和受害者的分野。可見,人類的存在是世界的悲哀。但總的來說,莊子並無意否定人類。莊子在透露其失望的同時,卻期盼給人類以善意的開導和指明其復歸自然理想的解脫途徑。故莊子指出,凡物有利都是有害的根源,告誡人類不要趨利,因為趨利的本身就是危險的過程。最後,莊子想以“建德之國”為理想祈盼人類拋棄有物利累,虛己順化以遊世,恢復人類的本然狀態。

乘道德而浮游

    根據莊子的思想看,凡是有用、有材和有利就是害。相反,無用、無材和無利就是有利。如本篇文,莊子就是根據這一思想來解說其“材與不材”的寓言故事的。

    故事說:莊子帶弟子進山林,見一棵大樹,枝繁葉茂,自在無憂。問明緣故,伐木人說,這樹不成材,沒有用,故能自在無憂,不遭砍伐。這事說明了不材之材,得以終其天年。來到山腳下,住朋友家,住人高興,命僕人殺一隻鵝來款待客人。僕人問:“一隻會叫,一隻不會叫,該殺哪一隻呢?”主人說:“殺不會叫的。”學生因此迷惑了,便請教先生:"山中之木,因其不材而終天年;主人之鵝,因其不材而被殺,這有該做如何解釋呢?"莊子說:“我將出乎材與不材之間”。大木不材而免災,這符合莊子的基本思想,但說住人之鵝因不材而被殺,則與莊子的基本思想不合。棉對這種矛盾情況,莊子顯然無法自圓其說,所謂“出材與不材之間”,不過是為了逃避矛盾的含混說法而已。對於這個問題,歷代學人均未能確證。有認為,它是浮游於生死之間的一種生命的智慧(參見杜宇民《論莊子的生命智慧》,安徽教育學院出版,1995年第1期)。也有認為:“‘材與不材之間’,意思是說:貌似無用,卻不是真的無用,知識不為世所用。“(《遁世與救世》第87頁)這些思想和莊子的一樣含混,均未能說清楚起含混的說法。為能真正的把握其實質,我們就必須完全拋棄其含混的說法,直截了當的指出,莊子對主人之鵝,因其不鳴而被殺的理解是錯誤的。因為鳴固然是一種材,但作為鵝的真正有材的表現,並不在於鳴,而在於其肥美的肉身,故鵝有肉身之材,就總要殺。不鳴的先被殺只不過是個時間先後的問題,而會鳴的暫且苟活,也終究逃脫不了被殺的厄運。其會鳴的而受到主人的暫時偏愛,又豈能是有幸。因此我們認為,大木不材而終其天年,鵝有肉身之材而遭害,這才完全與莊子的基本思想相契合。莊子倘若不被鵝的鳴叫之材所迷惑,而能真正理解其有肉身之材的實質,就不會留下“處乎材與不材之間”的含混說法,以致讓後人也同樣含混。但莊子亦非完全沒有意思到這一點,因為緊接著莊子馬上就作出了自我否定性的說明:“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很顯然,“處乎材與不材之間”是不會有好結果的,它們最終同樣都要遭害。故要能真正免害,就要完全超越其材與不材之上,順應自然大道,浮游於虛無之境。         

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則不然。無譽無 ,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為;一上一下,

以和為量,浮游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

讓生命置身於自由王國,以自然為目的,隨時變化,如龍蛇顯藏,不專主一端,與自然萬物相和諧,茫然無心而漫遊於萬物的初始,主宰萬物而不被萬物所奴役。獲得這種自由精神的人就不會受到任何外物的牽累和損害,這樣,也就完全沒有必要去考慮充當不材而免害的被動角色,更不需要去考慮處在“材與不材之間”的尷尬境地,而是一超百超,萬萬超,所有一切累害都被拋落在九霄雲外,自由自在地駕御著自己的自然本性,同流八極,與天地宇宙共生息。

豐狐文豹皮為災

自然世界本來是一幅多彩多姿千奇百態的自由畫面,萬事萬物各有自性的存在與滅亡,或美或醜,或豐或弱,都共存於和諧的自然狀態之中。但由於人類自性的異化,點亮了貪婪的目光,始終瞄準著自然美麗的目標,並千方百計去攫取它,損害它,使自然本來的和諧狀態被破壞,造成悲哀。如“豐狐文豹棲於山林”,自由自在,悠閒無災。但在人類面前,它不能“伏於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飢渴隱約,猶且胥疏與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不幸的是,它儘管十分隱秘、警覺和謹慎,但終究“不免於罔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為之災也。”自然美麗的皮毛反而招災,其罪到底是自身的皮毛還是人?顯然,人類的貪婪與兇殘才是真正的罪根。

莊子描述“豐狐文豹”的寓言,雖不免有意譴責人類的劣跡,但其根本意向卻是為了比喻說明,統治者擁有國家權利就如同擁有誘人的狐豹之皮一樣,十分危險。因為人類的陰毒機心總是時刻不停地注視著比豐狐文豹更具誘惑力的君權地位。為君者身披絢爛的權力之皮,無論如何都逃避不了同類的獵殺。為君者為能躲避災禍,唯一的出路就應該是“行去皮,灑心去欲,而遊於無人之野”,去過自然的生活。所以,莊子喻君權為皮毛是十分恰當的。縱觀人類文明來看,人類之所以設機制巧,追逐名利,貪得無厭,其主要根源就在於君權的誘惑。因為君權最實惠,最顯赫,最耀眼,為君者據一切最高價值為己有,是最大的貪婪者,因此也就成為其它眾貪婪者最大的摸奪對象。這眾貪婪者的貪婪力量匯聚成強大的洪流,日益擴大和蔓延,無可阻擋,乃至殃及眾物及其身,故莊子抓住問題的關鍵,勸諭統治者放棄權力,擺脫招災的皮毛。這樣既可以使自己免災,亦可堵截貪慾洪流的源頭,消除由於君皮引發的眾生災難。這美好的願望,雖不過是海市蜃樓的虛幻,卻不可否認莊子努力的誠意及其深切憧憬自然和諧的美麗目標,在此基礎上,莊子還進一步提出了“建得之國”的自然理想。

南越有邑焉,名為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樸,少私而寡慾;知作而不知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其生可樂,其死可葬。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

    “建德之國”,君之所歸。在這裡,君已非君,軍不再以權勢傲視人世,君不過是自然一物,與自然同體,共享自然的自由生機。因此,君無須為食糧而操勞,不再以治理人民為牽累。“吾願去君之累,除君之憂,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大莫之國,即超越了有自然具象的建德之國,是超自然的廣漠空曠之域。在大莫之國裡,概是精神的虛幻嚮往,即由萬象的太虛及至已虛所構成,連自身的存在亦化作虛無之狀,故絕無外物能加害,“人能虛已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蓋而言之,莊子針對豐狐文豹皮為災的現實問題,提出了為君者應剖空形體,拋棄皮毛,灑心去欲,進入自然和諧的建德之國。之後,莊子再以這個自然性的建德之國為起點,而不斷進入了其超自然性的理想王國,由此構成了其思想完整體系的內容,並反映了其全面徹底的人生處事態度。

為政自然無巧奪

    莊子由衷勸諭統治者"去果捐俗",放棄權利。但莊子又實在不願意總停留在社會性的思想上打轉,即從最低層次思想上謀劃改變現實暴虐政治的方案。故莊子企盼能夠以其自然無為的政治來取代現實的暴政。這樣,莊子便十分委婉地描述瞭如下故事,藉以闡述為政淡漠無為與自然無巧奪的有效途徑。

    北宮奢替衛靈公募捐鑄鐘,在城門外先設了祭壇,三個月就完成上下兩層的鐘架。王子慶忌見到問他說:"你用的是什麼方法?"北宮奢說:"專心一致的鑄鐘,沒有其他的方法。我聽說:“既已雕切琢磨,還要復歸於質樸'。我無知無識的樣子,又好像淳真無心的樣子;任大家聚在一堆,送往迎來分辨不清;來的人不拒絕,去的人不留住;不願意捐獻的任他自去;不讚助我的隨他自便,依著各人自己的能力,所以雖然朝夕募款,但是人民絲毫不受損傷,何況有大道的人呢?”

    孟子說:“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藤文公章句上》)。統治者之所以能統治天下,就在於其賦斂制度的存在,對老百姓的剝削,依靠“野人”的供養。因此,賦斂的輕重直接關係到老百姓的死活,老百姓十分怨恨繁重的賦斂負擔。“嬰物之怨者,莫賦斂若矣。”(王夫《莊子解》)而老百姓的怨恨程度如何,也直接關係到統治者的存亡。於是,在統治集團中亦不乏有人深知"民可載舟,亦可覆舟"的道理,並在為政過程中,反對竭澤而漁,把老百姓推向絕境的政策,而是能夠採取一定的寬鬆政策,讓老百姓安居樂業,起死回生,這可謂是開明的統治政策。但在莊子看;愛,這統治政策依然不過是有為的強制統治,尚非是為政的上策。為政的上策就應該是隨順百姓的意志,不作強制和有為,以自然無為為方式,如上述故事那樣,淡漠無心,無知無識,不強求,不誆騙,任其捐募。這樣也就絲毫不會傷害到老百姓的利益,而老百姓也就絲毫不會怨恨其統治。故莊子在不否定為政原則的前提下,表達了有限的政治理想。這理想在人心日益叵測,統治者貪得無厭的情況下,不過是善意的空想,將永遠不可能實現。

孔子患難的緣由

    自古至今,天下紜紜眾生,勞碌奔波,最終都沒有誰能得到好結果。究其原因何在呢?莊子則以孔子為原型回答了這個問題。

孔子一生勞頓不已,但又每每患難不被人所理解。如孔子“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跡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多次陷於危難境地。究其原因,莊子舉例說:有個意怠鳥,飛得又低又慢,好像無能得很,與眾鳥偎依在一起,它既不敢飛在前面,也不敢飛在後面,而是處在中間,故安全。俗話說,“槍打出頭鳥”也是這個意思。在如直的樹木先被砍伐,甘美的井水最先枯渴。而孔子卻悖於意怠,同於直木和甘井,顯露自己的才識,昭示別人的卑汙,“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難免不遭厄運。故莊子以為,真正有道德的人是不遭受厄運困擾的。因為他不誇耀自己的功績,不炫耀自己的名聲,“功成者墮,名成者虧”。他循性無心,拋棄權勢,不追求功名利祿。總之莊子十分理解困厄的人生,也理解困厄人生的根源於出路。儘管其理解不無含有蒼涼切之感,如意怠鳥,讓人生充滿呆滯的角色,這實在是對多彩人生的諷刺。但世間慘烈,人生又豈能不做意怠鳥呢?故莊子筆下的意怠鳥就正是人生哀怨的生動寫照。有所不同的是,其哀怨的寫照,不催人悲觀和無奈,卻促人返歸自然的真實,表現了其超越思想的積極精神。故催大華指出:“毫無疑問,莊子在這裡總結的是在一個悲慘世界裡的悲慘的經驗,一種摻透著悲涼悽苦的智慧。但並不是悲觀的經驗和智慧。悲觀是認為苦難不可被克服,被戰勝的觀點,這在《莊子》中是不存在的。莊子中有苦難、困境,但它們是可以被克服,被超越的,這既是指前面已多次論及的那種充滿自信,返歸自然而獲得精神自由的人生理想,也包括這裡經歷人世艱難而得到的處世經驗。”(《莊學研究》第187—188)

孔子追逐功名利祿,與利相交,與性相離,而累遭厄運的另一個嚴重後果是,“親友益疏,徒友益散”。對此,莊子舉一故事說,有一家國人在逃亡時,寧舍千金之璧,也不放棄負孩子而走。為何呢?其原因就在於,假人於璧不過相交於外在之力,“以利合者,迫窮禍患相棄也”;而假人與孩子則相交於內在之性,“以屬者,迫窮禍患相收也”。這說明,孔子與親友眾徒相交於外在之利,故在患難時,隨著外在之利的喪失,親友眾徒為保自性,也就必然要與孔子相離異。可見,孔子的人生累遭厄運,眾叛親離,其真正的原因就在於孔子只相交於在外之利,而不相交於內在之性。於是莊子以為。孔子的唯一齣路加應該是,絕學捐書,逃於大澤,交於天性,“衣裘褐,食杼栗”,與禽獸為伍,同自然共生。總之,莊子的最終質疑是要排除一切社會性的外物追求魚交往,實現“鳥獸不餓”,實現“鳥獸不惡”,人不相害的自然理想。

處昏上亂相之間豈能無憊

人類生存於世上,或安適或疲憊,或快樂或痛苦,所有這一切雖有其自身的主觀原因,但其根本原因卻是取決於現實存在的客觀環境。尤其是現實社會的統治狀況。莊子生活,“衣大布而補之”,“正 ——正履”,算是疲憊到極點,貧困到頂峰。究其原因,就正是其“非遭時也”,由現實的社會所造成。他的貧困與疲憊代表了全社會的遭遇,是人生遭遇於昏暗社會的縮影。為說明這一點,莊子還著意你、描述瞭如下的寓言故事。

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柟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王長其間,雖弈、逢蒙不能眄睨也。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悼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

可見,再靈巧的猿猴若處於荊棘叢生之間,亦無法施展其能耐。由此比喻說明,現實社會險象環生,寸步難行,處在這樣的社會裡誰能無憊?故莊子直接揭露說:“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憊,奚可的邪?比干之見剖心徵也夫!如此一個昏暴的社會,已是紂王統治行將滅亡的徵兆。故莊子由對社會的揭露到對社會的控訴,集中地表現了其許多難以抑制的憤懣之情,但莊子又實在無力反抗這個社會,因此更增添了其內在精神的疲憊。不難看出,莊子在這裡所表達的心境與《養生主》“庖丁解牛”和“緣督以為經”的觀點完全不同。《養生主》尋求的是一種遊刃而有餘的自然空間的生存方式。但這裡卻與《人間世》相類,均表達了一種委屈求全與安之若命的生活方式與態度。故莊子深嘆道:“欲無憊,奚可得邪!”其實,這恰是莊子情感沒有出路的流露。但通貫全篇看,莊子的情感又並非是沒有出路的,因為其主要所表達的依然是對自然理想的無限憧憬。

寧靜   隨順和避利

“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人生在世總會遇上種種災禍或困難。面對這種種災禍或困難,人們又總會有各自不同的心理表現,或從容或恐懼,或積極或消極,或進取或退卻,或無畏或怯弱。而所有這些人不同的表現,又必然有其各自相應的主客觀原因。或社會或自然,或無為或有為,都能給人以不同的心理影響。於是,莊子從自然安適順化的角度,為人們提供瞭如下幾種人生處世的心理方案。

1、寧靜:“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炎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宮角,木聲與人聲,犁然有當於人之心。”從中可以看出,孔子雖受困,陷於艱難的境地,但他始終能持守寧靜的心態,不亂方寸,排除強大外力的干擾,依然我故地歌詠不綴。因此,持守自然寧靜是人類擺脫困境的最佳心態。

2、隨順:除了寧靜,在面對不可抗拒的自然變化的壓力面前,人類尚須懂得隨順之道。莊子認為,凡人遇事隨順,可保無虞,即所謂“無受天損易”。如自然變化的飢渴、寒暑、窮困不通,誰都無法抗拒,但只要能隨順其自然天地萬物的運行變化,就能通達。故人類隨順自然,是與自然相和諧的根本途徑。

3、避利:在現實社會中,人類有鮮明的趨利傾向。作為人心,最難排拒的是利祿的誘惑。故莊子認為:“無受人益難”。但作為賢達之人,在難排拒的亦必須堅持排拒。因為利祿是外物,外物必與內在的本性相抗,人若專注於對外物的追求,就必然會破壞其自身內在的本性。故曰:“君子不為盜,賢人不為竊”。如聰明的燕子一樣,遇到不適宜的地方,就不再多看一眼,以免落入誘餌的網絡,故燕子平安吉祥。但凡是貪得無厭者,最終都免不了受到利祿的引誘而遭罹難。

總之,人要與自然同一,持守自然的寧靜之本,隨順自然的變化,排拒人類社會的種種利祿引誘,如聖人安然體悟天道之性,自然常行不息,終其天年。

趨利忘害是人生之大忌

人類社會雖繁盛熱鬧,多彩多資,但亦陷阱密佈,險象環生。尤其是在貪慾的支配下,人類社會你爭我奪,你死我活,相互劫掠和殘殺。人的貪慾目光無時無可刻不處處注視著每一個人有利可圖的對象,並加以吞沒。其結果卻給自然萬物及人類自身造成了極大的危險,人人物物都深陷於環環相扣的被吞沒的對象之中,水都需要時時刻刻加倍小心和警惕,誰都不能有半點吞沒的差池和大意,否則就將成為被吞沒的對象。如有“一異鵲自南方來”,其翅膀雖長卻不能遠飛,其眼睛雖大卻很遲鈍。顯然,這種鳥來自祥和的自然王國,到了文明充斥的貪婪的人類社會中,雖不趨利卻忘害,就必然要遭到災頂之災。因此,在文明社會中,或人或物既不能趨利又不能忘害,只有這樣方能確保安然無害。

然而,普天之下,趨利忘害者實在太多。莊子認為趨利忘害是人生之大忌。於是,莊子生動地描繪了一幅螳螂捕蟬黃鵲在後的連鎖畫面予以說明。莊子說,有一隻蟬正躲在濃密的樹陰下乘涼,但忘卻了自己的危險,因為此時恰有一隻螳螂在樹葉後伺機偷襲它;但黃鵲同樣也忘記了自己的危險,因為此時,莊子正拿著彈弓瞄準它。然而,當莊周看到這一切的連鎖情況後恍然大悟,趕緊丟掉彈弓往家裡跑。但此時的莊周也犯了忘害的錯誤,因為看管陵園的人看到了他,以為他偷竊園中之物,故拼命地追趕他並責罵他。總之,這一切環環相扣,物物相累的有趣故事,說明人與萬物見利忘害,會有多麼的危險啊!“螳螂捕蟬黃鵲在後”一俗語,遂成為訓誡後人不要一味趨利忘害而不顧自己安全的警句。惟利是圖責必亡,這就是裝莊周六給後人的深沉說教。總之,人生無奢性,不遂利。不忘害,但以自我真性為滿足,保障人生自然淡漠的平按狀態。 

養德謙卑不自炫

天下本無美醜之別,美的可以是醜,醜的可以是美,萬事萬物都共存於齊一的美醜差別。人們根據各自的審美標準而確立了對象的美醜性質,並不斷地養成譽美厭醜的心態。但與眾不同,莊子卻從修身養德的角度出發,對美醜作出自我標準的判斷。譬如,莊子以為有人雖美且自以為美,則為不美;有人雖醜且自以為醜,則為不醜。因為凡自我炫耀的美,不美;凡自我謙卑的醜,不醜。莊子於是作出下寓言說:

        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日:“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日:“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心,安往而不愛哉!”

莊子由是通過對美醜的判斷與區別,寓意說明修身養德須前謙卑,切忌驕盈與矜伐。故有張甚說:“驕盈矜伐,人神之所不與,虛於循性,天下所推崇,依次而往,孰能拒之。”(胡遠睿《莊子詮詁》)由於謙卑不自炫,蘊涵著人性至美的韻味,最富吸引人,故能受到世人的特別推崇和愛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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