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嚴文化 · THE FAMILY ARCHIVE

繕性:尚自然譫漠 哀人類德衰

本篇文,莊子多以理性思辯為形式闡述了自然德性的 內容。 從其讚美自然德性的過程中,印證了莊子崇尚自然哀漠的 純正信念表現了他對知與恬交相養的人與自然正確關係的真誠理解,嚮往古人混芒常自然的時代,並以自然為指歸而哀感於人類自然的 德衰,表達了他對有為治天下對人類自然純樸破壞的悲憤心情。尤其是在時命大繆的時代裡,莊子雖不作有為的抗爭卻依然關切人的性命存亡,為人類…

本篇文,莊子多以理性思辯為形式闡述了自然德性的 內容。 從其讚美自然德性的過程中,印證了莊子崇尚自然哀漠的 純正信念表現了他對知與恬交相養的人與自然正確關係的真誠理解,嚮往古人混芒常自然的時代,並以自然為指歸而哀感於人類自然的 德衰,表達了他對有為治天下對人類自然純樸破壞的悲憤心情。尤其是在時命大繆的時代裡,莊子雖不作有為的抗爭卻依然關切人的性命存亡,為人類指明瞭一條特殊的存身之道,並勸戒人們不做失性流俗的倒置之民,不為高官厚碌而洋洋得意 要 像古人無軒昂之樂那樣保養自己 的自然志趣。總之,本篇文以講自然復歸其初的道德修養兼及對社會有為及流俗是批判,是一 篇較純粹的 自然性理想的作品。

以恬養知  斂藏自性

在本篇文中,莊子一開始就復出新奇。他首先以確立自然性為目標,再從自然性的反面,即世俗社會同自然性的關係作論證,說明欲行修養自然之性,“以求復起初”,卻不可藉助於世俗學問;欲行調整和控制情慾的混亂,“以求致其明”,卻不可藉助於世俗思想。然而世俗矇昧,世俗人無不興致匆匆地作出許多    其不可藉助的行為,故莊子“謂之蔽蒙之民”。並認為,在現實中為能“繕性”,即為能拯救和重新修復因文明墮落而破滅的自然性命,就要擺脫世俗觀念,透過世俗的迷障,從古人修養本性的方法中獲得啟迪。

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知生而無以知為也,謂之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

這同《大宗師》所謂:“以其知之所知養其知之所不知”的意思相近。其中,莊子提出了“恬知互養”的根本“繕性”法。“恬是指恬靜淡漠的自然狀態;而“知”的意思複雜,約有三解,真知是對自然的真實理解;智慧則是自然異化的種子,與自然對立,是社會性的產物。在這三解中,歷來學者多以“智慧”解,且甚少有人提出疑義。若以智慧解,既牽強又矛盾。因為自然恬淡可以蓄養德性,卻不可以蓄養智慧。智慧是關不住的豺狼,如溫順的羔羊不可能調教狠惡的豺狼一樣,羔羊與豺狼在一起,必遭滅頂之災。因此,二者是絕對對立而不可相對蓄養的。智慧的崛起就預示著文明的誕生和自然的死亡。莊子一貫堅定地批判智慧的禍害,如《》篇就是一篇全面討伐智慧的檄文。同時,在自然性中,莊子亦一貫堅持認為自然世界的無知狀態。如《山木》篇的“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樸,少私而寡慾”;《馬蹄》篇的“至德之世”,“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夫赫胥氏時……

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且對“及至聖人……而民乃始好知”進行批判;《在》篇的“絕聖棄知”則是反對智慧的主張,如此等等,均可管窺一斑。故在本篇文中,以“智慧”解“知”成可疑。但我們有理由認為,“知”是“感知”和“真知”的統一含義。具體地說,“知”是指原始初民對自然真實的感受與理解,它不手任何自然以外的社會人為雜質與偏見的感染和影響,不偏離自然本體,始終能夠以恬靜淡漠和感知真知相互畜養,以增進人類同自然的融合力量。它不為智慧異化的力量所介入,不滑向社會的深淵。但在同一自然性的相互蓄養中,更產生了完美的和順德性,這和順德性則與社會爭鬥完全區分開來。故莊子企圖以“繕性”的方式來回避社會爭鬥,嚮往自然和順的理想目標。此外,莊子還強調人人要自正自然立場,斂藏自己的自然德性。斂藏與恬淡靜默同類,都是自然本性的表現形式。其目的是為了不讓自己的德性擴張起來,衝出自然的堤岸,攝取人為因素去干擾他人,支配他人和佔有外物,而步入社會統治的危險境地。故莊子十分強調斂藏德性的必要性,以確保自然的純一。

混芒  德衰  存身之道

自然,是莊子思想的核心內容,也是莊子對人類“德衰”與“時命大謬”作為批判的有理根據。因此,莊子一再描述和美化自然的理想狀態。如《馬蹄》、《天地》篇的“至德之世”及《山木》篇的“建國之德”等,對自然理想都有過充分的描述。在本篇文中,莊子再一次描述了“古之人”“混芒”的自然理想狀態。

        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是譫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群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之。當是時也,莫之為而常自然。

這是一個渾混矇昧的淳樸時代,舉世之民與自然融通為一,恬淡靜默而無所求,自然萬物井然有序,陰陽和順諧調一致,鬼神不作,四時變化合乎節令,人們卻無知其變化。萬物不受傷害,群生終其天年而不夭亡。人人雖有自然的感知與真知,除與恬淡靜默交相養外,卻別無自然以外的人為用處。人類因此而無為無知,萬物卻順其自然,這就叫做與自然的絕對同一。老子云:“夫莫之命而常自然”(《老子·五十一章》),也是指這個意思。莊子在確立了這自然理想之後,接著又完整地描述了人類從自然發展但社會的整個德衰過程。最後還為人類指出了一條勉強的身存之道。文中,莊子顯然把德衰歷史往前推移,推移到了三皇五帝以前的燧人氏和伏羲氏的傳說時代。這是德衰歷史的最早界線。但統觀莊子全文,莊子並沒有明確指出德衰的界線。提及最多的和最集中的就是三皇五帝,故後人一般都以三皇五帝起為德衰的界線。但實際上在其前後卻有不同說法。如最下線的有《》篇說:“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自三代(夏商周)以下者是已”。較下線的有《駢拇》篇說:“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及《應帝王》篇說:“有虞氏其猶藏仁義以要人”,這都是表明了天下招仁義之亂始於舜。再靠中線的有《天運》篇說:“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在》篇說:“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攖人心”,“天下脊脊大亂,罪在攖人心”。這就是說,德衰始於以黃帝為代表的三皇五帝用仁義擾亂人心。而最上線的就是本篇文所說的:“逮德下衰,及燧人伏羲始為天下,是故順而不一”。總之,從傳說上線到三代下線各有說法。面對這種複雜的情況,有學者試圖予以定準,認為除中線外,上線或下線都不可靠。甚至以此為由而否定上線或下線的內容是莊子真作。對此,我們雖不作莊子作品的真偽考辯,但以為莊子德衰的種種界線說,均不能定準。中文之所以有前後不同的界線說,概不過是莊意所表達的約數而已。因為天下大亂,自然性的破壞,不可能有絕對定準的時間界線,鼓莊子也絕難能準確把握其界線的歷史時間,或前或後都有可能。再說莊子文章汪洋恣肆,本來就不在乎某些枝節的差別,故我們也就沒有必要去苛求準確的德衰界線。於是,本篇文把德衰界線往前推移,也就不足為奇了。總之,莊子認為從燧人氏與伏羲氏開始,天下雖還不能隨順民心,卻以再也不能返回到完滿純一的自然境地了,自然的純一已被破壞。再到神農黃帝時,“德又下衰”,“是故安而不順”,人類逐漸衰敗,這時的天下雖還安定,卻已再也不能隨順民心了。再往後,至唐虞時代,天下則大亂,人類的種種不良品質與作為竟相暴露,完全破壞了人類原有的自然本性。

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為天下,興治化之流,梟淳散樸,離道以為,險德以行,然後去性而從於心。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是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

可見,堯舜治天下,大興教化,澆薄淳樸,離散本質,違背自然天道去行事,捨棄自然德性而聽從智謀的支配,人與人之間,鉤心鬥角,相互猜疑,使天下不得安寧。然後外加文飾和博學,以致文飾破壞自然質樸,博學淹沒自然本心。於是,天下開始迷惑和動亂,人類已再也無從返歸於恬淡性情和恢復其自然本初。其中,莊子所謂“文滅質”的提法,則是對孔子所謂“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空洞),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論語。雍也》)的說法的突破。孔子本意在於調和社會仁義本質與社會文飾形式的關係。而莊子則以自然為質,把自然之質與社會之問區別開來,不容二者調和,反對自唐虞以來人類用是社會之文破壞自然之質。總之,以“文滅質”同“以人滅天”(《秋水》)一樣,都是人類自然泯滅的悲哀。人類在以後文明進程中,愈益受到了這種悲哀的折磨。故莊子以其哲人的眼光從中作出了深刻的反思,並企望以此彌合人類同自然的離異,避免自然規律對人類文明錯位的更大懲罰。

一般來說,在“至德之世”的自然性中,人類與萬物同一,共享自然的德性,無須有特別突出的理想人格以作嚮往的目標。但在“德又下衰”,“時命大謬”及“世與道交相喪”的歷史情況下,人類普遍喪失了自然德性,扭曲了自然人格,故人類必須重新樹立典型的理想人格,以歸復自然,樹立信念的目標。於是,莊子首先塑造了聖人這一理想人格以作代表。而聖人或是持守自然的“道之人”,或是迫於“時命大謬”而無奈的高貴隱者。這隱者大概也包括莊子自己,因為莊子本人雖也無力於挽救世俗的墮落,卻依然存身於世俗中而保持自然德性。故莊子是志隱而身不隱,這就明顯不同於“江海之士”的那種身隱而志不隱的山林之隱。總之,或聖人或隱者便是莊子所明示的“存身之道”的理想人格。

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智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跡;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

從這段文字來看,莊子思想過於滑頭,帶有鑽營取巧,見風使舵的掮客味道。但它作為其思想本身的存身之道又不容否定,它明顯是對《養生主》篇“遊刃而有餘”的養生思想的直接繼承和發揮。儘管如此,這種存身之道與莊子思想的恢弘之氣魄仍不諧調,但與其無所抗爭的思想相一致。因其無所抗爭,故莊子的思想惟有兩種出路:一是理想中的超自然性的精神解脫,二是現實中的自然養神修性和存身之道。二者雖有差異,卻都是莊子思想的必然結果。前者在於精神的滿足,後者在於現實的無奈。因此,我們在理解莊子思想時,也就沒有必要過多的考慮其是否在"前後不相-”,與“與上文不相為類”的問題了。莊子思想本來就千奇百態,茫無畛際,瀰漫著團團的迷霧和聳立著迭嶂峰巒。因此,其內容所在的諸多互見、互異與多重性問題,也就不足為怪了。

古今得志者的軒勉之別

在現實的世界中,一般存在著兩種不同的時命情況,或為清淨安寧。或為困惑不安。對此,莊子提出了兩種相應的存身之道:逢迎時命安寧則暢行天下,歸於自然合一而無形跡;逢迎是名不安,暴殄天物,則避世深藏和緘默寡言以待時機。除此之外,莊子還更詳明地闡述了古者的存身之道,為現實人生提供了必要的參照內容。

古之生存者,不以辨飾知,不以知窮天下,不以知窮德,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已,又和為哉!

這裡需要先指明的是,“古之生存者”非指前述“混茫”中的“古之人”。前述“古之人”是指“逮德下衰”前的自然人,而這裡的“古之人”則是指“逮德下衰”後的“道之人”。前者因在普遍自然的“混茫”中,古無須“存身”和“得道”;而後者則是在德衰以後的社會裡,自然本性喪失,巧辯智慧出現,故要講求“存身”和“得道”。這“存身”和“得道”的目標,莊子著重以“古之存身者”為依據,強調得道著要明達一天性,部位德衰所影響,能危然獨所而返於自然。故在現實中,為求生之道,除要善於根據不同時命做應變外,同時也要善於效法“古之存生者”,以便充實和完備自己的存生之道。這種存生之道,儘管雖也是很無奈的作為,但畢竟是為了持所自然品質的高尚無奈。正因為如此,莊子方有如下對古今“得志者”的進一步區別。

古止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者也。寄之,其去不可止。鼓不為軒冕肆志,不為窮約趨俗,其樂也此同,鼓無憂而已矣。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慌也。鼓曰,喪己於物,失性與俗者,謂制之倒置之民。

古之“得志者”同為“古之生存者”,不為獲取軒冕利祿為榮耀,但以得道自然之道為快樂。與此相反,今之“得志者”,卻偏偏以得軒冕利祿為快樂。軒冕是有形外物,非自然無跡,不能常駐與本性,得失無常。若以此為樂,則必然是苦樂無休。得之快樂則放縱心志,失之窘迫則趨同流俗。得與不得都是同樣“未嘗不荒”,不若象擁有自然本性那樣,總是能夠充實與快樂。於是,莊子最終指明,這種為追求烏魚而喪失自我和為趨就世俗而迷失本性的人,是本木倒置的人。現實中,人們拋棄自然本性而追逐與社會之末,無疑都是種本末倒置的人。可談人世社會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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