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斯密閱讀嚴復
嚴復是近代中國向西方尋求富強之道的先行者,用胡適先生的話說,是“介紹近世思想的第一人”。他一生歷經教學、譯書、辦報、講學、參政,其中以譯介西學名著影響最廣,按黃克武先生的評價,“在國人認識西方思想、回應西力入侵的歷史發展上,他不但是一個開創性,也是一個關鍵性的人物”。 嚴復所力圖引介的,是引領西方近代化過程的革新思想,因為他認為,西方的強大,根本原因不在於器…
嚴復是近代中國向西方尋求富強之道的先行者,用胡適先生的話說,是“介紹近世思想的第一人”。他一生歷經教學、譯書、辦報、講學、參政,其中以譯介西學名著影響最廣,按黃克武先生的評價,“在國人認識西方思想、回應西力入侵的歷史發展上,他不但是一個開創性,也是一個關鍵性的人物”。
嚴復所力圖引介的,是引領西方近代化過程的革新思想,因為他認為,西方的強大,根本原因不在於器物,也不在於制度,而在於思想。在嚴復看來,“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社會達爾文主義便是人類社會的基本法則,而將個人能力與國家利益結合起來正是西方強大的根本原因。當然,如史華茲已經指出的,嚴復的理解帶有相當的誤讀成分。嚴復試圖通過翻譯向中國人介紹完整的西方思想體系,而該體系在很大程度上是他通過意譯、誤譯、縮編、添加案語等工作所創造出來的。
作為嚴復研究的經典著作,《尋求富強》一書對六種嚴復譯著分別作了專章研究,並藉此對比了嚴復與斯賓塞、亞當·斯密等人之間的思想。然而拘於作者寫作的目的,史華茲的解讀是框架性的,也未對嚴復在中國近代學術思想史上的意義作深入分析。
近代中國對西方學說的回應是學術思想史上的重要題材,而嚴復思想則是其中的重要一環。《亞當·斯密與嚴復》作者自承,他是在《尋求富強》一書中有關斯密《國富論》專章的基礎上所做的專題性研究,在某種意義上正是彌補了史華茲解讀之缺。全書的核心是通過整理嚴譯的310條案語,分析嚴復對《國富論》的理解,以及嚴復本人的經濟見解,其學術價值不言自明。
在史華茲看來,嚴復的觀點與斯密存在相悖之處,“斯密的目的是純經濟的,他的最終目的是為了個人的幸福”,嚴復則認為,“經濟自由所以是正確的,顯然是因為它會使國家‘計劃’的擴大成為可能”。賴建誠從現代經濟學的眼光出發,進一步分析道,斯密的經濟學思想博大精深,涉及價值理論、分配理論、技術進步、國際貿易等諸領域,要想有深入的認識,除了要“讀通”斯密的著作外,還需用古典經濟學的相關著作加以對比。也因此,嚴復的理解必然是“介紹、補充與批評性的,是較表層性的”。
嚴復譯著的價值當然並不因此而有所遜色。一方面,作為開先河者,在毫無前例的情況下,想要理解另一種完全陌生的思想,必得藉助於某種程度上的誤解與扭曲。另一方面,今天我們重讀嚴復的譯案,所能引發思考的,早已超越了作品本身,而邁入了更為豐富的思想史世界。
在嚴復的諸種譯著中,《天演論》的反響最大,可以說對“20世紀初的一代青年發生了重大影響”。在國難當頭之際,嚴復通過《天演論》所闡發的社會達爾文主義,顯然引發了同代文人階層對“自強保種”的更大憂慮,並令渴望變革的青年們熱血沸騰。它具備了所有超級暢銷書都擁有的共同特徵,抓住了整個時代的精神,引起轟動是不難理解的。
相對而言,嚴譯《國富論》儘管也被認為是經濟學引入中國的標誌,但流傳範圍要窄得多。史華慈敏銳地指出,一方面“嚴復的譯著《原富》受到了廣泛歡迎”,另一方面,嚴復所努力宣傳的經濟利己主義觀點並沒有引起明顯的反響。賴建誠教授進一步分析道,“從智識面來看,知識界並未因嚴復的譯介,而對西洋經濟學說有更明確、更系統的理解;西洋經濟學真正傳入中國是較後來的事”。
值得指出的一點是,此書的寫作視角有意識地與《尋求富強》形成了對比,後者關心中國對西學入侵的最初反應,前者則借力於西學在中國的不斷深入過程。用副書名來說,一個是“嚴復與西方”,另一個是“《國富論》與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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