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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復思想研究的兩條路徑

嚴復思想研究的兩條路徑【內容提要】建國以來,嚴復研究在意識形態及海峽兩岸現實需求的感應下,學人參照歷史,將現實的影子照在嚴復的身上,比照嚴復在晚清社會將西方學者的思想理念投影到近代救亡圖存的歷史圖景中。歷史與現實的反襯在思想史研究上特別有魅力。鑑於此,解讀嚴復譯著,一直是思想史、學術史的熱點、難點。史華茲的宏觀探究與黃克武對嚴譯《群己權界論》的個案探討實際上…

嚴復思想研究的兩條路徑


【內容提要】建國以來,嚴復研究在意識形態及海峽兩岸現實需求的感應下,學人參照歷史,將現實的影子照在嚴復的身上,比照嚴復在晚清社會將西方學者的思想理念投影到近代救亡圖存的歷史圖景中。歷史與現實的反襯在思想史研究上特別有魅力。鑑於此,解讀嚴復譯著,一直是思想史、學術史的熱點、難點。史華茲的宏觀探究與黃克武對嚴譯《群己權界論》的個案探討實際上是嚴復思想研究的兩條路徑,兩者的重疊與分歧反映了研究者的現實感、學術時空及研究者的價值取向與對嚴復譯著文本的解讀存在著制約及促動的內在聯繫。研究者與文本解讀的距離昭示的學術得失值得反思。

【摘 要 題】史學與史家

【關 鍵 詞】嚴復/思想研究/史華茲/黃克武/路徑

【正 文】
嚴復對近代知識分子的影響,同時代的梁啟超有著中肯的評價,“時獨有侯官嚴復,先後譯赫胥黎《天演論》、斯密亞當《原富》、彌爾約翰《名學》、《群己權界論》、孟德斯鳩《法意》、斯賓塞《群學肄言》等數種,皆名著也。雖半屬舊籍,去時勢頗遠,然西洋留學生與本國思想界發生關係者,復其首也。”[1](P98) 鑑於此,研究嚴復一直是學術史、思想史的熱點,國內外已發表研究嚴復的論文不下千篇,側重嚴復思想及評傳的就有十多部。
本文擬就美國哈佛大學的本傑明·史華茲、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黃克武關於嚴復思想的學術專著略作評述,試圖從不同時代、作者所處的特定學術環境及各自學術個性色彩來揭示其對嚴復思想研究產生的影響及其昭示的學術得失,並結合自己的研究提出商討意見。

    一、史華茲、黃克武對嚴復思想的研究

  (一)史華茲對嚴復譯著的宏觀探究。
本傑明·史華茲是當代美國漢學家、哈佛大學研究中國近現代政治思想史的著名教授。他的專著《尋求富強:嚴復與西方》在1964年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之後在歐美漢學界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幾次再版。因“文化大革命”等政治因素,大陸學者很晚才對這部作品有所注意。(注:直到1977年第2期《歷史研究》刊載的李澤厚《論嚴復》一文中才對史華茲的著作有所提及。) 此處筆者使用Benjamin Schwartz的英文原著進行研究。
史華茲認為嚴復在近代中國宣佈了一個讓人震驚的基本命題:西方強大的根本源泉(也即造成中西如此的不同)不僅在器物層面、制度層面,而且在於中西方對現實的視角是如此的不同,這就決定必須在思想領域裡探尋中國近代的屈辱。經過一系列具體探討之後,史華茲提出:“追根溯源,我們發現嚴復的所有認識與觀點,都和斯賓塞理論體系的分枝密切相聯:一元論性質、類似泛神論的自然主義;把宇宙視作永不會枯竭的力與能量源泉,這種力與能量總是蘊含在複雜多變的事物結構之中;經過斯賓塞闡釋的達爾文機械進化論;對社會功能作生物學的類比;對自由主義價值理念的詮釋,所有這些都帶著斯賓塞式的靈感。”[2](p96) 在史華茲看來,嚴復視角獨特之處緣於“嚴復通過英國來看斯賓塞,通過斯賓塞來看英國”[2](P96)。正是通過斯賓塞的著作以及在英國留學的親身經歷(特別是後者),嚴復認識到:英國人的生活彰顯了西方式的“公心”[2](p70)。“西方的奇蹟(特別是英國)在於其促動自我利益的建構方面的能力,以及釋放個人的能量且把這些能量匯聚起來以達到集體的目的。”[2](p70)
該書第一章簡析嚴復思想產生的時代及社會背景。第二章講述嚴復從小就曾受過系統的儒學教育,後來因為謀生的需要被迫放棄科舉致仕的人生道路,考入馬江學堂,進而負笈英倫,回國後任職北洋水師學堂,後升為總辦。著重論述這一期間嚴復的社會經歷、由傳統的儒學薰陶到接受斯賓塞的社會學理論的心路歷程。1895年中國在甲午戰爭中遭到失敗,導致中國知識分子的話語表達方式及思想理念明顯的分野。1895~1898年嚴復撰寫了一系列文章,諸如《論世之亟》(注:史華茲譯成On the Speed of world Change,筆者認為此翻譯不甚妥當,嚴復文章的本義是要論述:世界急驟變化;中國社會急需變革。)、《原強》、《救亡決論》、《闢韓》等,史華茲專闢第三章從思想與實踐兩個層面對此進行闡述。第四章至第七章從嚴復8部譯著中選取《天演論》等6部作個案分析。第七章著重寫嚴復對道家學術的反思。針對以往的研究成果,史華茲在《晚些時候的嚴復》一章中試圖通過自己的研究來揭示近代思想史上嚴復的形象及其代表意義。

1.史華茲從思想與實踐兩個層面闡述嚴復思想嬗變的學理及現實根源。中國傳統社會走向近代的思想氛圍及這種思想氛圍與由政治、經濟、文化等各種因素交織成的社會網絡之間相互促動及制約的內在聯繫,特別是如何處理“富強”與“衛道”之間的關係,用史華茲的話語可表述為“怎樣才能既能成功地富強又能堅持原有信仰?”[2](p19) 由此來判斷與衡量嚴復的學術思想及其社會實踐所能達到的歷史深度、廣度,“正是由這類問題支配的社會背景中,青年嚴復思想走向成熟,而我們必須把他為轉化傳統價值理念所作的努力,即他為發現西方之所以富強所作的探索,緊緊地與他對這一背景的叛逆相聯繫”[2](p21)。特別是1881年他研讀斯賓塞的《社會學研究》,在此書中領略了與《大學》、《中庸》等中國傳統文化經典相互佐證的思想,“正如《大學》和《中庸》將正心、誠意、格物、致知之間的關係聯繫起來一樣,其中斯賓塞發現對知識的追求,也與克服情感與道德上的偏差密切聯繫,即必須獨立於道德意義上的至善的追求之外。……嚴復則強調‘知’的獲得與‘誠’的另外一種因果關係。”[2](p34) 此處嚴復明顯在追求中西會通,致力於尋求中西思想的一致性。那麼其理論切入點在什麼地方?“斯賓塞(著作)復活了嚴復對中國文化經典中講述的學術理路‘睿智’與道德理念‘至善’相互支撐的可能性。”[2](p35) 對嚴復而言,斯賓塞的書不僅僅代表了西方社會學家驗證了(中國)古代聖賢敏銳的洞察力,更主要的是它表述了在西方的科學原則下得以再現的“真知灼見”。這種真知灼見既可折射亦可由此推導出中國古代的“誠意”(注:Benjamin Schwartz: 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 1964, Cambridge University; second printing, 1979, p35, “However, Spencer's tract was not exciting merely because he, a Western thinker, had reconfirmed the insight of the ancient sages, but because of hisclear demonstration that the true 'knowledge' -the knowledge which both reflected and led to 'sincerity'(ch'eng i)-was precisely the knowledge to be found in the methods of Western science.”)。尤其讓嚴復激動的是斯賓塞的著作表述的帶有西方色彩的科學方法與中國傳統哲學理念“治國平天下”有著相通之處。斯賓塞所闡明的“社會學是科學”,社會學是由各種專門科學組合成綜合性的、系統性的學科體系,這些學科方法構成了達到治理、整合社會的科學原則,這些社會學理論被嚴復解釋成近代中國達到中國古代聖賢的“治天下”的理想社會必要的理論途徑。嚴復在《原強》一文中結合中國古代聖賢的話語,對斯賓塞的社會學理論作了自己的解釋:(斯賓塞)“宗天演之術,以大闡人倫治化之事……又用近今格致之理術,以發揮修齊治平之事”[2](p36)。

顯而易見,斯賓塞的著作確有對各種意見分歧的學術觀點進行折中、調和的傾向,這一點與中國的中庸哲學有著驚人的相似,但把斯賓塞的社會學原則與方法詮釋成整合近代社會的理論指導,卻是嚴復的創造。[2](p36~37) 對嚴復而言,斯賓塞的這些原則(the principles)不僅僅可以描述社會,還提供了社會轉型的處方:這些處方是英國實現富強的秘訣。同樣,斯賓塞的社會學理論為其他國家走向富強提供了借鑑。[2](p37)
史華茲在剖析斯賓塞的社會學理論分析框架與嚴復的理論建構之間的內在聯繫時指出:“嚴復在斯賓塞身上找到了(理論)支撐點,即國家——社會最有可能的存在形象,這一點正如最純粹的民族主義者想像到的。對於像中國這樣一個社會有機體中的一個細胞(那樣),中國人的個體職責不是依附任何一套固定的普遍的價值理念或約定的信念,而應當把自己作為社會的一小部分來關注社會的生存、發展作為首要任務。”[2](p51)
然而斯賓塞所描繪的“軍事社會”(列強各國間)帶有侵略性、好戰性的惡性競爭與“工業社會”的和平與非侵略性的特質的鮮明對立並未對嚴復產生什麼影響。若說斯賓塞看到的是不列顛帝國勢力的增長,嚴復則強烈地意識到英國的富強意味著什麼。[2](p74~75) 實際上,嚴復看到的不是對立,而是一種功能上的關係。即,大不列顛之所以富強是因為其建構的社會制度與意識形態極大地解放了個人的能量且運用這些能量鞏固了國家利益。[2](p75) 在實踐層面,嚴復並未逾越1898年中國改革者的行動軌跡,戊戌變法時期嚴復實際上處在政治上的邊緣位置。[2](p81) 作為卓越的啟蒙思想家,嚴復政治上的消極行動一直引人注目,在某些方面他一直是語言的巨人、行動的矮子。[2](p83) 史華茲將嚴復與康有為、梁啟超相比較後得出結論:康、梁從“忠”這一特殊的儒學話語表達形式得出“可以改制”,而嚴復從斯賓塞學說的宣傳中認識到了“變革之難”,這意味著制度變革必須建立在對客觀形勢提供的可能性進行嚴謹分析和探究的基礎上。[2](p85) 變革的艱難與挫折促使嚴復側重教育,晚些時候他特別關注精英人物的教育。
史華茲從思想、實踐兩個層面去探討甲午戰爭後嚴復的言行與社會變遷的關係,發人深省。史華茲深刻地解析了社會與思想的能動關係:“思想的社會化”與“社會的思想化”,而不是像一般的學者,先講社會背景、再講人物思想,給讀者造成的印象是人物思想是時代必然的產物,而不是社會思潮的傑出代表者思想家從各自的角度向時代挑戰。然而在具體的史料佐證上,史華茲將嚴復四篇著名政論中的《論世變之亟》、《原強》、《闢韓》放在思想層面中表述,而側重把《救亡決論》放在行動領域去論證,有著人為的割裂感。

2.史華茲著作的撰寫體例是融編年體與專題史於一體。藉嚴復有代表性的譯著從專題史的角度橫向地透視嚴復的思想。
首先,從翻譯是譯作與原作之間溝通的橋梁出發,史華茲探討了語言作為文化溝通的媒介作用。史華茲用嚴復的翻譯理論“信、達、雅”來衡量嚴復譯作本身是否已達到原作的題旨情境,考察嚴復翻譯中“先入之見”等導致其有意無意的誤讀英文原著的表現及其在近代中國社會文化史上的作用、意義。
其次,史華茲緊扣“嚴復與西方”這一主題,剖析作為思想家的嚴復對西方經典學術著作的檢視與譯介。嚴復在譯介《天演論》過程中化解了中國傳統思想中某些文化特質與近代西方思想要素之間的對立,指出了中、西學共通之處,而嚴復這種文化類同論與“西學中源”論有著明顯的差別。(注:在筆者看來,嚴復對赫胥黎原作的修改、結合自己所處的時代及社會環境進行詮釋,對“天演進化”哲學的理解有一個過程,這一點必須藉助在不同時期嚴復對《天演論》數次修訂而形成的《天演論》版本進行考訂和分析。可參考拙作《〈天演論〉的早期稿本及其流傳考析》,載《史學史研究》2002年第3期。)
《天演論》為詮釋嚴復心目中的斯賓塞“天演進化”哲學提供了一個講壇,而原作者赫胥黎無形中成了配角。嚴復用意譯、按語等形式表達了自己對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敬仰,它一直是嚴復致力尋求的思想革命的倫理工具,社會達爾文主義恰恰是赫胥黎評判的對象。[2](p111~112) 嚴復藉翻譯與按語表達自己的詮釋,調和赫胥黎與斯賓塞思想之間的矛盾。
史華茲認為翻譯《天演論》是嚴復探討進化倫理、在思想領域指引國人“求強”的努力,而他對《原富》的譯介毫無疑問引導國人明白了“求富”與經濟利己主義的關係。
接下來,史華茲的寫作思路與理論分析框架頗為清楚:《群己權界論》(On Liberty,即《論自由》)主要探討個人、群體利益與幸福之間的關係,而群體利益、個人最大程度上的幸福被嚴復有意識地置換成國家利益。[2](p135~136) 嚴復在《法意》中揭示的“民主”乃是人類未來的發展所要達到的“至善”境地。總之,自由與民主的觀點被嚴復解釋為“自由為體,民主為用”,皆是國家追求“富強”必須實現“人的解放”的前提。
史華茲還對嚴復翻譯的《社會通詮》及《穆勒(彌爾)名學》作了探討。史華茲在書中指出斯賓塞與《社會通詮》的作者甄克思兩人對社會進化論與社會發展進程中階段的劃分既有一脈相承之處,又有分歧,這正反映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英國社會思潮的轉變,即斯賓塞理論的不合時宜[2](p135~136),而嚴復對斯賓塞與甄克斯之間的思想差異卻一無所知。史華茲在書中提及嚴復與章太炎就《社會通詮》展開了論爭,問題的焦點是“宗法社會與近代民族主義”的關係。史華茲沒有具體、深入地對嚴復、章太炎的思想交鋒這一事實加以探討,而是將兩者的論爭置於自己預設的框架裡,即嚴復關注國家的富強是其處理社會學學理的前提。
在筆者看來,嚴、章在近代劇烈的社會轉型中對民族主義的關注,不僅因為近代民族主義是塑造世界歷史面貌的主要衝力(包括動力與阻力),更是因為近代中國救亡圖存的歷史主題與民族主義的聯繫最為密切。民族主義無疑是變革傳統社會結構、促進其由傳統走向近代最富有感召力的旗幟。章、嚴關於宗法社會與近代民族主義關係的對話與交流明顯地體現了兩種學術氛圍薰染下思想家不同的知識結構以及由此生髮的思維方式的差異。這直接影響著他們對國情的理解與把握以及如何才能適度地保持學術與政治之間必要緊張的理性思考。而這種緊張所形成的距離反過來又影響著他們對西學的反省、對中國學術傳統批判的廣度與力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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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復在1905年前後著力中國傳統文化經典的詮釋,特別鍾情老莊哲學。史華茲認為嚴復晚年所作的《老子》按語並不代表他對自己思想體系的任何偏離,實際上仍代表其對達爾文、斯賓塞的學說發自內心的忠誠、對待人類命運的終極關懷以及對宗教、哲學所持的基本立場。[2](p198) 筆者認為應該依據嚴復所處的時代、學術氛圍解析其學術思想發展的脈絡。實際上,康有為因尊孔而貶抑道家學術,章太炎“訂孔”尊道是要“訂康梁”,康有為、章太炎對老子學術的態度明顯對立,走向了兩個極端。嚴復、章太炎的學術恩怨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近代學術過於依附於政治的需要而帶有強烈的情緒化色彩。實際上,嚴復對老子思想的評析多介於康梁、章太炎之間,是藉西學闡釋老子以標識自己的執中允之論。嚴復評析老子在近代的文化轉型中是一種獨特的話語表達形式,也是傳統學術內在邏輯發展的必然結果。更重要的是,對現實世界的反思乃是嚴復評析老子的另一內在驅動力。

  (二)黃克武對嚴譯《群己權界論》的個案探討。
黃克武所著《自由的所以然——嚴復對約翰·彌爾自由思想的認識與批判》(以下簡稱《自由的所以然》)與其1994年由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的《一個被放棄的選擇:梁啟超調適思想之研究》,無論在學術規範還是在價值取向上皆頗為相似,堪稱姊妹篇。黃克武認為嚴復的自由主義表現了三個顯著的特點:追求富強;肯定自由、民主與資本主義,但拒絕“己重群輕”的個人主義,並強調“己群並重”;調適性的漸進改革。這三者構成了具有高度整合性的政治理論。
《自由的所以然》約31萬字,共5章,其脈絡如下:第1章為導論,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認為是全書的濃縮,總論嚴復與約翰·彌爾(有時譯作約翰·穆勒或約翰·彌勒)的自由所以然之間的關係。作者寫作本書的一個重要宗旨就是對史華茲著作的糾偏與補正。該書第二章是鋪墊,綜述自清末民初以來一些學者對嚴復翻譯的討論,重點分析了嚴復“信、達、雅”翻譯理論中“達”與“信”的關係,評點以往研究所取得的成績與不足,揭示尚待深入研究與進一步拓展的地方。第三章是全書立論的基礎。作者以嚴復譯作《群己權界論》和原作《論自由》為中心,通過逐字逐句的中英文對照來分析嚴復翻譯的成功之處、譯本與英文原著的“距離”及其形成原因。與第三章嚴復作為被動角色嘗試瞭解西方、再通過翻譯介紹給中國讀者相比,第四章作者讓嚴復扮演主動者的角色,指出嚴復試圖融合中西思想而建構自身的思想體系。[4](p197)
黃克武就以下幾個問題展開了論述:

1.作者的目的之一就是修正史華茲的《尋求富強:嚴復與西方》一書中的觀點。作者認為史華茲“特別注意到嚴復的政治取向對其翻譯工作之影響。在上書中,史氏將嚴復描寫為主要受到國家主義(nationalism)的驅策,景仰西方文化中浮士德一普羅米修斯精神所代表的動力(Faustian-promethean nature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dynamism)。而在此過程中,個人的價值不在其本質上的意義,而在它對國家富強的貢獻”。“史華茲的書有許多令人激賞之處,在中西學界也造成了深遠的影響。他在這本書中所提出的觀點有助於形成一個非常流行的看法,亦即認為毛澤東的集體主義的一部分是源於清末民初時,現代化的倡導者所有的思想傾向,因為這些中國士人從認識西方之始,也就不欣賞在西方往往被視為最高價值的個人尊嚴與道德自主,也不欣賞像德國哲學家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所說,將個人價值視為是一個終結目的,而非手段的想法;這樣的思想傾向因而成為後來集體主義的源頭。我認為此種對20世紀中國思想史的詮釋是錯誤的。本書的重要旨趣之一即是針對這些論點,提出一個修正性的看法。”[4](P2)
首先,黃克武以嚴復譯作《群己權界論》為中心,探討嚴復對約翰·彌爾自由思想的認識。他將譯本與英文原著《論自由》進行比照,試圖找出兩者間的差異,並歸納成若干類型,找出各種詮釋差異的原委。黃克武宣佈自己對照性的研究結果顯示:嚴復譯介西方文化之時,充分認識到個人價值在本質上的意義,他並不將個人視為達到其目的的手段;然而此種對個人的肯定與彌爾強調個人自由的重要性的方式並不完全相同。作者進一步認為“史華茲錯誤地將嚴復視為是在‘己輕群重’與‘己重群輕’之間的選擇,這兩者其實都是嚴復所拒絕的。同時,史氏也沒有注意到傳統思想背景在嚴復構思合適的群己關係這一議題上的重要性”[4](p4)。在黃克武看來,嚴復的選擇是:個人與社群一樣重要。
其次,黃克武認為嚴復並非如史華茲所說的那樣,既不瞭解又不肯定彌爾思想中個人自由具有終極性的價值的看法,問題的關鍵在於嚴復對彌爾自由概念的所以然不完全瞭解。因為受儒家傳統的“樂觀主義的認識論”(epistemological optimism)的影響,嚴復不能充分地瞭解,更不用說他肯定彌爾思想中“悲觀主義的認識論”(epistemological pessimism), 從而導致自己無法把握彌爾建立自由理論時所具有的熱情與背後的推理,也即彌爾思想中的個人自由之所以然,從而導致嚴復未能精確地將其翻譯介紹到中文世界。
再次,黃克武認為嚴復的誤讀形式在近代知識分子中具有代表性,是考察自由主義何以不能在現代中國生根不可忽略的原因。作者試圖進一步探究中西文化之間相互瞭解的問題,認為這種瞭解可能是個永無止境的過程,需要雙方不斷地作自覺性的反省與對話。

2.彌爾主義在中國的問題。針對英美民主制度的基礎自由主義在近代中國無法茁壯成長這一課題,黃克武採用三個詮釋性觀點來研究:(1)採用韋伯(Max Weber)多原因歷史解釋的研究取向。(2)注意到思想家對於觀念的選擇以及在選擇過程中的複雜面貌,注意到同時代不同思想家的選擇所形成的思想,即“思想的光譜”(intellectual spectrum)。黃克武認為“光譜”的想法可以使大家看到思想界眾聲喧譁而相互辯駁的場面,從而深入瞭解歷史人物在思想上的選擇過程。(3)為了分析辛亥革命前夕中國思想界面對不同選擇時的彷徨狀況,黃著宣稱自己強調其他人的研究不那麼注意到的兩個區別:其一,轉化與調適的區別,亦即認為當時有兩種思想趨向,一個是比較激烈的,主張以革命手段來徹底改造現實的轉化思想(transformative thinking);其二,為了瞭解當時思想界的彷徨以及後來走向轉化的現象,另一個很重要的區別是彌爾主義與盧騷(即盧梭)主義的區別,因為近代中國思想界偏向轉化主張和中國知識分子接受盧騷式的民主思想(而不那麼肯定彌爾式的民主理念)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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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克武在解釋盧騷主義傳統與彌爾主義傳統在界定政治權利、道德、知識與個人自由這四者的關係上的差異時指出,此種差異涉及造成這兩個傳統之歧異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兩者對“知識”的不同看法。這就是說上述四者能否融合,涉及在知識上有無可靠的方法作為融合之基礎的課題。[4](p17)
黃著還談到彌爾主義與調適思想的結合問題。他通過對研究動態的評述,指出以往的研究成果有助於學者對彌爾主義在中國的失敗以及中國的轉化思想與盧騷主義的成功結合並蔚為潮流的歷史現象作出初步的詮釋。作者試圖藉嚴復這一個案對此進行深入探討。
黃克武著作的序論部分除涉及上述問題外,還將嚴復的生平與思想劃分為三個階段,以便更加明晰嚴復思想與傳統的連續性、非連續性(作者特別強調連續性)之間的關係,從而有助於認識嚴復在譯介彌爾思想時遭受的各種困難。

3.黃克武研究的視角很獨特,他不是直接從嚴復自己的著作中發掘其思想,而是下苦功夫以嚴復譯作《群己權界論》和原作《論自由》為中心,通過中英文對照,從中發現問題,從字裡行間詮釋嚴復獨特的自由觀念。他指出譯作與原著間“距離”的形成,主要是嚴復無法瞭解從“悲觀主義認識論”而來的詞彙,無法瞭解環繞著西方個人主義的詞彙,忽視幽暗意識與歷史時空性,另外,彌爾與嚴復在文字修辭及風格方面的差距以及文化隔閡造成的誤解等因素也產生了影響。作者試圖依據嚴復翻譯與原著的差距來具體而形象地呈現清末中國知識分子在認識西方自由民主觀念時可能面臨的各種困難。嚴復譯著與原著的差距以及他對彌爾思想的誤解產生的原因是:源於傳統思維模式與救亡意識的交互作用下,在認識論、有關個人角色與群己關係之構想、人性論與歷史觀的不同看法以及近代中國救亡的迫切感等的影響;嚴復將自己一些看法投影到彌爾思想中,因而改變了彌爾自由觀念之所以然。
黃克武還從近代中西學交融互釋的學術氛圍中分析嚴復如何將他所瞭解到的彌爾思想與源於傳統的儒、墨、老、莊、楊朱等思想結合在一起,以形成新的自由理論。黃克武認為:嚴復將西方的自由觀念一方面與莊子、楊朱思想會通為一,肯定自我發展,另一方面與儒家、墨家的“推己及人”和“兼愛”的道德理想結合在一起,表現出己群並重的特色。他強調:嚴復對彌爾的誤會與對彌爾的評判是交織在一起的,嚴復的譯介工作建立在複製、宣揚西方思想之上,又帶有原創性,而嚴復的誤解與他的創造力是交織在一起的。嚴復的思想顯示了他對個人自由與尊嚴有所肯定,但這種肯定與彌爾主義肯定自由的推理並不相同,所以可以說嚴復更改了彌爾關於個人自由的所以然,而提出了另一個所以然。嚴復的政治理想多半與傳統密切相關,而他常常以評判的態度從西洋思潮中選擇與儒家理想相配合的理論。[4](p278~279)

    二、對兩部專著的比較

  (一)研究者的現實感與嚴復研究。
史華茲的著作完成於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時值中國實行人民公社制度,蘇維埃的經驗在中國被強調。歐美的漢學家著重從現代化的角度來審視西方經濟的繁榮。在史華茲看來,“斯賓塞的個人主義概念與政府力量結盟,只能導致對自由主義價值理念的扭曲”[2](p241)。“這種類型的扭曲不僅僅侷限於自由主義。圍繞‘社會主義’的一組概念的可能存在的不確定性,甚至更易發生偏差與扭曲,導致其為強權目標服務。在嚴復努力證明的個人主義的經濟倫理可以為國家性的集體利益服務存在著形式邏輯上的矛盾。至少在表面上看來‘社會主義倫理’好像更有益於政府力量的集體目的。在斯大林主義者發展了的馬列主義理論體系中,就有一個經典的例證‘社會主義(以國有制與計劃經濟界定概念)’如何成為達到權力目標的手段。他們爭辯說這種意義上的社會主義有其優越性,因為它導致了經濟發展、高級技術更快的提高。國家權力至上已經成為當時的蘇維埃辯護者的根本特徵,儘管在馬克思以及19世紀其他的社會主義者看來可能相當陌生。”[2](p241~242) 不僅從世界範圍內解析嚴復式的自由主義的普世意義,史華茲還深刻揭示了嚴復“對富強的密切關注以及他對西方文明中‘浮士德精神’的回應”與近代中國那些標榜“社會主義者、自由主義者,甚至是新傳統主義者”密切相關。[2](p242)
從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這一社會現實出發,眾多學者具有強烈的時代意識,在歷史與現實的結合點上檢視中國近代史研究中關於“革命範式”和“改良範式”理論的得失。20世紀80~90年代大陸、港臺學者對此展開了論爭,交鋒激烈,成為研究熱點。歷史的復原與重新建構部分淵源於現實需要的感召。黃克武著《一個被放棄的選擇:梁啟超調適思想之研究》儘管對“調適思想”作了概念界定,但在大多數大陸學者看來,所謂“調適思想”實際上是改良思想的同義語。他的《自由的所以然》2000年5月由上海書店出版社出版。這兩部專著的學術價值取向是一脈相承的。筆者以為《自由的所以然》在史華茲解析嚴復思想的理論框架的基礎上,再加上嚴復的“調適思想”,是結合研究者自己的價值取向對嚴復研究的強烈的現實關懷。
 
  (二)研究者的學術時空與嚴復研究。
史華茲的《尋求富強:嚴復與西方》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哈佛大學出版社數次再版。60~70年代哈佛大學的漢學研究,諸如史華茲、費正清等都著眼於同時代中國的政治、經濟與文化政策的研究。昨天是今天的歷史,現實是歷史的延續,史華茲側重研究共產黨的歷史。他發表了一系列作品,諸如《中國共產主義與毛的興起》(1964年)、《共產主義與中國——變動中的意識形態》(1968年)等。為了正本清源地理清近代中國政治思想史,他認為研究嚴復是探究中國近代史與意識形態變遷不可迴避的課題。
黃克武是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的專職研究員。大陸與臺灣局勢的緊張或緩解牽動著具有強烈現實感的史學家。正如他在自序中所講的,“1994年拙著《一個被放棄的選擇:梁啟超調適思想之研究》出版之後,近代中國自由主義的命運、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的選擇、近代思想史上的連續性與非連續性,以及更廣無邊際的‘海峽兩岸往何處去’等課題仍縈繞於我心頭,這些關懷帶領著我走向嚴復的思想世界”[4](pViiii)。黃克武在簡述“嚴復政治思想的脈絡”時表達了一個史學工作者期望通過史學著作與現實政治對話。“近年來由於臺灣在現代化、民主化上的成功,以及中國大陸改革開放所帶來的變化,使人們對未來發展逐漸產生一些共識,當我們回觀百年前嚴復所揭櫫的政治理論,大家或許會同意他的思想和曾紅極一時的激烈的革命主張比起來,不但具有內在的整合性,也更為深刻。”[4](p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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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研究者的價值取向與嚴復研究。
20世紀60~70年代海外中國學者的漢學研究由“傳統—近代”的兩分模式向“在中國自身尋找內在的學術發展邏輯”的“中國中心論”轉變的歷程,史華茲的作品明顯地體現著這一點。這在史華茲本人的論述中有所體現,“前面的研究已經展現嚴復的思想體系不能截然地分為‘傳統’與‘現代’兩個毫不相干的層面”[2](p196)。另外,從洞悉史華茲思想基調的西方評論家論述史華茲的基本理論時也可見一斑。路易斯·哈茨(Louis Hartz)在《尋求富強:嚴復與西方》序言中指出:“因為有自己的文化作參照系,外國的評論者常常能明智地揭示自己所研究的國家社會生活中的思想底蘊。……在這部著作中,史華茲教授向大家介紹一位將西方思想作整體性考察的研究者嚴復……嚴復立足於尚未經歷近代化變革的中國文化這一緯度上,抓住歐洲文化經典作品中表述的‘集體力量’這一要害。嚴復認為……‘集體力量’體現了歐洲走向近代化的歷程。”[2](ppxi) “在歐洲思想裡嚴復至少發現歐洲富強秘密的兩個方面的原因,在嚴復看來這兩個方面的原因是中國走出落後狀況所必不可少的。一方面是充分發掘人的全部能量,另一方面是培養那種將個人能量引向為集體利益而服務的大眾精神。顯然,通過歐洲思想家們明晰的闡釋,上述思想很均衡地散佈、記錄、濃縮在這些經典著作裡。”[2](ppxii)
史華茲全書的理論分析框架是建構在對嚴復的6部譯作(注:含《政治講義》,嚴復有9部譯著。) 分析的基礎上,而將《群學肄言》、《支那教案論》穿插在有關章節的討論中。這和黃克武抽取嚴復所譯彌爾的《群己權界論》與《論自由》原著進行比照,再結合嚴復的心路歷程看彌爾主義對其政治思想的影響是兩條治學路子。
黃克武著作《自由的所以然》關注現實的價值取向可能導致一些理論預設。
其一,關於樂觀主義與悲觀主義。在黃克武看來,彌爾“人類的智性根本上是不可靠”的觀念以及他所堅持的容忍異議者的態度,都與他對知識特殊的看法密切相關。由此,彌爾對知識的看法顯然帶有懷疑主義(skepticism)色彩。
在黃克武看來,“嚴復受到從儒家傳統與道家傳統而來的思想模式之影響,所以他對彌爾主義的‘再呈現’與他的傳統背景,如樂觀主義的認識論之傾向與群己平衡之觀念,是交融互釋的,而兩者之間又互有關聯。從認識論的方面來看,因為嚴復缺乏彌爾那樣悲觀主義認識論的傾向,使他對於社會規範的客觀性與明顯性有較強的信念,也擔心自由觀念的引介會導致道德混亂的局面”[4](p44)。黃克武一再強調,嚴復以樂觀主義認識論中對“真理”或“正道大法”的樂觀想法來翻譯彌爾的作品,結果使他只看到彌爾思想中樂觀主義的一面,而忽略或誤會彌爾思想中以悲觀主義認識論為基礎的推理。總之,黃克武認為彌爾思想中“悲觀主義的認識論”之傾向以及與此密切相關的“人類的智性根本上是不可靠”的主張並沒有讓嚴復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受到儒家傳統的“樂觀主義的認識論”的影響,對獲取知識的可能性有較強的信心。[4](p4~5)
筆者以為這個問題可以繼續討論。從認識論角度來看,儒家學派的創始人孔子主張“禮”與“仁”並重,這當中已有人性“善”與“惡”之間對立的端倪。孔子之後,儒家思想分為兩派:一派以孟子“性善論”為代表,主張施行仁政,這是“王道”的基礎、樂觀主義的先導;另一派以荀子“性惡論”為代表,主張“隆禮重法”並舉,是悲觀主義的先聲。其後儒家思想中建構在“性本善”或“性本惡”基礎上的人性論就“樂觀主義”或“悲觀主義”文化價值取向展開了激烈爭辯,未有定局。由此看來,黃克武認為嚴復受儒家樂觀主義的影響值得商榷。其實,在近代救亡圖存的憂患意識下,嚴復的有些作品悲觀主義傾向佔主體。實際上,一個人的思想是發展變化的,有時主體思想是樂觀主義,有時是悲觀主義。
再看原著。《論自由》是穆勒及其妻子的共同作品。1851年穆勒和思念多年的哈里特·哈迪(原為泰勒夫人)結婚。泰勒夫人是個堅強的女性,充滿著樂觀主義的精神,在學術上持客觀、公正的立場。1856~1858年兩人開始構思、擬定寫作框架,“經過像往常一般寫了兩遍以後……讀了一遍又一遍,字斟句酌,修改每一句文字。我們原打算在1858~1859年冬季,也是我退休以後在南歐度過的第一個冬季最後定稿。這個希望連同其它所有希望統統被意想不到的我妻子逝世帶來的災難化為泡影”[5](p146)。“這本論著中很大一部分是我亡妻寫的,我以此奉獻給她,作為對她的紀念。”[5](p146) 在妻子死後,穆勒備嘗艱辛與磨難,思想上一度有悲觀主義的傾向,但這對《論自由》一書的觀點影響不大。一方面,此書的理論框架已經定型;另一方面,穆勒深受其妻子學術立場上客觀主義的影響。他妻子對他的幫助主要是引導他避免思想偏見的誤導,儘可能站在比較客觀的立場上來看問題:“在我思想發展過程中,有過一段時間在社會和政治主張上極可能陷入不要政府的傾向,在另一段時間又有可能趨向另一極端,即不像現在這樣強調徹底的激進與民主。在這兩方面以及在許多其它問題上,她不但引導我認識新的真理,擺脫錯誤,而且幫助我站在不偏不倚的地方。……她對我的思想發展最有價值的地方在於她能恰當地衡量各種見解的相對重要性,從而使我不至於見到一種新的道理,就使它在我的思想中佔有超過其應得的重要地位。”[5](p147) 對此,嚴復洞察明晰,他將“穆勒自序”部分文字譯成:“以伉儷而兼師友,於真理要道,有高適遐情,足以激發吾之志氣,其契合印可為吾勞莫大之報酬。其於是篇也,吾適為所感而後作,是中最精之要義,吾與彼共之。”[6](p1)
一個人在學術上是持悲觀主義還是樂觀主義,除與其學術淵源有著密切的聯繫外,還與社會的制約及影響分不開。嚴復作為一個思想家,畢竟是社會中的人,人的社會性決定了他難以避免各種政治、經濟、文化等因素的影響。考察他的悲觀主義、樂觀主義無疑要深入、具體地考察他與社會網絡間相互促動及制約的內在聯繫。

其二,盧梭主義與彌爾主義。黃著給人一個印象是他的理論解釋框架試圖將盧梭主義與“革命”相聯繫,將彌爾主義與“改良”相對應,由此納入他的理論分析,即因國情及嚴復誤讀的原因導致彌爾主義與調適思想在中國結合的失敗,中國轉化思想與盧梭主義的成功結合、蔚為巨流的歷史現象。嚴復對彌爾主義的鼓吹、對盧梭主義的評判是否就是近代思想界的縮影姑且不論,但嚴復持有“自由為體,民主為用”的言論倒是事實。黃克武通過將嚴復譯作《群己權界論》與《論自由》進行中英文對照,指出正是儒家思想中的樂觀主義導致嚴復對彌爾主義自由真諦的誤讀。就翻譯本身而言,意譯與直譯是翻譯的兩種方法,任何翻譯理論的建構離不開這兩者。實際上人文科學的翻譯只能做到部分等值,那種譯作與原著完全等值的追求只能是譯者、讀者不可企及的夢想。由此而論,嚴復思想中的儒家樂觀主義是否也存在著對盧梭主義的誤讀?黃著將嚴復對彌爾主義的誤讀與嚴復其後的一貫言行結合起來進行考察,從而讓讀者明白彌爾主義對嚴復思想的影響成為一個動態的變量。這裡包括筆者在內的讀者有一個困惑:嚴復對盧梭思想的譯介是否也存在類似的誤讀?若有,這種類似的誤讀與嚴復思想中儒家樂觀主義的精神有什麼關係?相關研究者對此沒有作應有的論證或說明。這種處理方法是不是已經在理論上把盧梭主義對嚴復思想的影響預設成靜態的非變量?
實際上,在盧梭看來,哲學的根本意義在於認識與實現自由。[7](p11) 盧梭認為道德自由是人類最可貴的品質,他還將自由與社會契約聯繫起來設計自由的有限度及其終極意義,因而在人類思想解放的歷程中佔有一席之地。盧梭的“主權在民”思想是法國大革命以及美國革命一面鮮明的理論旗幟。黃克武認為嚴復反對盧梭主張的天賦人權、民約論、革命主張與土地國有,質疑國民自治,但肯定主權在民。[4](p262) “主權在民”思想代表當時法國社會中第三等級的利益,它與法國暴力革命的理論旗幟之間的關係不言而喻。為什麼嚴復既肯定盧梭“主權在民”思想,又反對暴力革命,筆者以為還需進一步探索。
隨著新資料的發掘,特別是1998年王慶成等人主編《嚴復未刊詩文函稿及散佚著譯》在臺灣由財團法人辜公亮文教基金會的出版以及王憲明發現的15篇嚴復關於歐戰的政論等珍貴文獻[8],對嚴復思想的研究理應重新檢視。 但嚴復思想研究要想取得突破性進展,還應依靠研究視角的轉變。

【參考文獻】
[1]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2] Benjamin Schwartz. 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 [M]. Cambridge University, second printing, 1979.
[3] 王天根.宗法社會與近代民族主義[J].學術論壇,2002,(2).
[4] 黃克武.自由的所以然——嚴復對約翰·彌爾自由思想的認識與批判[M].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
[5] [英]約翰·穆勒(吳良健、吳衡康譯).約翰·穆勒自傳[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
[6] 嚴復.群己權界論·穆勒自序[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
[7] 楊適.序言[A].盧梭.懺悔錄[M].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98.
[8] 王憲明.嚴復佚文15篇考釋[J].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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