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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雋琪:兩會重中之重是經濟和民生

和藹可親的笑容、大方的言談舉止、親切的問候……從北京市光華路陽光100G座一樓頻道演播廳,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民進中央主席嚴雋琪一路走來,給記者和工作人員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她(嚴雋琪)的日程每天都排得很滿很緊湊,平時需要經常進行調研、考察等工作,特別是最近,'兩會’馬上要開始了,她要審閱每一份提案……”談及嚴雋琪的工作,一位她身邊工作的人士對《第一…

和藹可親的笑容、大方的言談舉止、親切的問候……從北京市光華路陽光100G座一樓頻道演播廳,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民進中央主席嚴雋琪一路走來,給記者和工作人員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她(嚴雋琪)的日程每天都排得很滿很緊湊,平時需要經常進行調研、考察等工作,特別是最近,'兩會’馬上要開始了,她要審閱每一份提案……”談及嚴雋琪的工作,一位她身邊工作的人士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如是說。

 嚴雋琪告訴記者,今年的“兩會”上,民進中央將帶到政協大會發言的提案共有20份,其中有6份是關於教育的,“有關於農村教育佈局的問題,有關於義務教育經費保障體制的問題,還有關於農村加強職業教育的問題,另外也有義務教育教師的績效工資問題,還有民辦教育等”。而在教育以外,對文化、體育、經濟、環保、“三農”都有提案。

  昨天下午,嚴雋琪接受了第一財經的獨家專訪。

  “兩會”的重中之重

  第一財經:你怎樣看待今年“兩會”?

  嚴雋琪:我認為經濟問題依然是今年“兩會”的一個熱點,因為過去一年是全世界經濟都遭遇最困難的一年。在國際金融危機的衝擊下,我們堅定信心、沉著應對,在黨中央和國務院的正確決策下,應該說取得了非常矚目的成就。新的一年裡,經濟形勢會更復雜多變,在如何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升產業結構方面,我們還面臨著巨大的挑戰,所以這必然是“兩會”關注的一個重點。

  我認為還有一個重點就是民生問題。因為如何讓廣大的人民群眾來分享改革發展的成果,保障和改善民生,要充分反映到執政層面上去。改革開放三十年,我們的綜合國力得到極大的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也得到極大的提高,但是我們的國情決定了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如何促進民生、保障社會的和諧穩定,有很多大家還覺得存在問題的地方,比如教育、醫療、住房、養老、區域的不平衡等。我覺得要更全面認識我們的國情,經濟要保持持續的發展,利益的分配要更合理,制度要更完善,社會管理的能力要提高,這肯定也是“兩會”的熱點和重點議題。

  2010年是中國特色法律體系要達到目標的重要一年。在法律建設上有很多任務,一方面對舊有的法律要進行清理,一方面要制定新的法律。今年有好幾個關係群眾切身利益、有重要意義的法律要進行提交審議。所以我覺得這也是今年的一個重點。

  第一財經:民進中央在“兩會”上的提案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

  嚴雋琪:“兩會”實際上是我們參政黨參政議政的重要舞臺,可以說一年“兩會”的結束,就是下一個“兩會”參政議政的開始。這一年來,民進付出了極大努力,開展調查研究,動員方方面面的力量,和社會的專業機構合作,爭取真正把國情調查清楚,把問題找準,提出我們建設性的意見。

  教育是民進參政議政的重點,今年我們帶到政協大會發言的提案就有20份,其中有6份就是關於教育的,有關於農村教育佈局的問題,有關於義務教育經費保障體制的問題,還有關於農村加強職業教育的問題,另外也有義務教育教師的績效工資問題,還有民辦教育等等。在教育以外,我們對文化、體育、經濟、環保、三農都有提案。

  我們在調研中發現,國家的城鎮化建設還存在不少問題,政策的落實力度不夠好,協調機制不夠完善,科學的規劃、政府的引導力度不夠,土地的經營使用還存在很多問題。城鎮產業發展不好,對就業的吸引不強,很難把農村的勞動力轉移,這些問題我們進行了至少兩年的調研,這是我們大會發言的一個重要內容。

  我們對競技體育也提出了提案,金牌很重要,但是金牌至上又帶來了很多問題,比如腐敗、失範和不良風氣,運動員的文化教育和素質提高,以及退役後的出路問題。我們提出應該建立將競技體育、學校體育和群眾體育三者更緊密結合的體制。

  另外,我們對環境、水資源的利用,煤的問題,治沙的問題,對中小企業如何加大支持力度,也有提案。

  後經濟危機時代的中國發展難點

  第一財經:你怎樣看待後經濟危機過程中中國經濟發展的難點問題?

  嚴雋琪:中國經濟多年的持續增長,現在如何保持繼續平穩可持續發展,必須要改變經濟發展方式,要使產業結構優化升級,而我們的難點正在於此。

  我認為難點的原因是發展壓力太大,還有很多人處在脆弱的生活環境中,而且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和生產力發展還存在差距,這個矛盾還將長久存在。轉變發展方式產生效果是需要一定時間的,但是我們的發展緊迫,壓力又很大,也決定了這是比較困難的事情。

  另外,我認為中國是進入了工業化時代,但是我們不可能照搬西方工業化的道路,因為西方的工業化是先發展再治理,但是中國一踏入工業化的軌道,環境資源問題就馬上凸現出來,所以我們不能走西方那種先發展再治理的道路。

  第一財經:有國外媒體稱,在西方找尋一種方式走上正軌的時候,中國已經在尋求或是正在建立新的模式。

  嚴雋琪:因為資源環境的壓力,等於是一個緊箍咒。西方那種所謂的環境對中國來說已經不存在了,我們不可能再廉價獲得許多資源。而且我們環境的壓力也非常緊迫,所以生產方式是個極大的挑戰。當然如果我們處理得好,可以變成一種動力。

  另外就是現在的國際形勢錯綜複雜,不確定性很多,國際貿易摩擦很頻繁,我們必須找到自主創新的路,這是沒有另外一條路可走的。我們要提高走出去和應對國際市場的能力,加大人力資源投資、提高國民素質、優化產業結構,我們大家都必須關注和付出努力。

  第一財經:你怎麼看待科技創新?我國的科技創新體系如何能夠跟國際戰略很好地結合在一起?

  嚴雋琪:十多年前,我們國家就確立了科教興國戰略,這幾年又提出建立創新型國家,應該說國家對科技創新很重視。而且可以看到在很多方面科技創新的成就令世人矚目。但是我們離一個創新型國家還有距離,重要的是要有一些項目成果、一些指標。

  而我覺得更重要的是一個創新型的體系。創新是多方面的,既有知識的新發現,也有技術工藝的改進改善,產品的更新換代,還需要管理方式的創新。因此,創新是全方位的,各種各樣的主體要有自己的定位。這就要求有一個利益分配機制和法律文化環境。

  我認為,科技成果到企業變成商品,這中間有很大的縫隙,由誰去填補?科研所怎樣與企業結合得更好?這些問題都值得思考。另外,有些關鍵性的共性技術還不能完全靠市場,對每個機制設計的支持力度要得到保證,資源要素要保證。

  就業與創業問題

  第一財經:談到教育,你怎麼看待大學生就業問題?

  嚴雋琪:我覺得大學生就業有三個方面的問題。一是數量問題。經濟的增長肯定會帶來更多的就業崗位,但是我看了資料,等待就業的人數是兩千多萬,按現在經濟增長所能提供的崗位來看,只能提供一千多萬。

  還有一個結構的問題,一方面大學生覺得工作難找,但是另一方面有很多崗位找不到合適的人,這暴露了結構失衡問題。首先是區域、城鄉結構;其次,就是教育應多樣化而非一個標準;第三個是產業結構問題,如果我們的產業還停留在勞動力密集、靠低成本競爭、資源環境,那麼對知識性的人才需求就少,如果產業不調整,他們提供的崗位和教育的層次就存在著問題,有些是長期的,有些是立刻要解決的。

  根本上說還是經濟,如果發展了經濟,就會給我們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我們特別要呼籲保護中小企業,因為中小企業是提供就業崗位的主力。一定要善待中小企業,看重中小企業,把中小企業的生存狀態看作是我們的責任。

  另外,加大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力度,再就是終身教育體系。加大終身教育體系建設力度,使人的發展和經濟社會的發展能夠高度結合,這是每個勞動者應該秉持的理念,也是用人單位和政府所應盡的責任。

  目前來說,我感到大學生就業期間,就業信息的渠道還應更加暢通,有時候是因為崗位少,有時候是沒有及時得到合適的信息。社會就業服務體系應該更周到完善,勞動人事制度能夠改善、改革,就業政策應該更有針對性和靈活性。

  一般來說,高的經濟增長,應該有高的就業增長。我們現在感受到了經濟的增長,但是就業的增長好像不是那麼強烈。我覺得跟我們的體制可能也有關係。

  第一財經:你怎麼看待近年來“創業熱”、“創業帶動就業”的問題?

  嚴雋琪:對於“創業帶動就業”,我是這麼理解的:創業是一種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是一種選擇,選擇並不代表全部。創業是需要有前期準備的,就是心理準備,需要有一定心理承受力——對風險的承受力以及對資金的籌集,還有對商場、對市場都要有一個前期準備。不是說,產生了一個想法就去創業。這就決定了創業者是勞動者的一小部分,不是全部,也不是大部分。

  但是,創業是創新精神的一種集中體現,所以我們要鼓勵創業。大學生創業者是創業者中的一個群體,所以有創業者的共性,也有大學生的特性,我覺得大學生創業者要克服自身弱點,發揮長處,這是一個非常值得扶持的群體。

  我認為大學生創業首先是有利於產學研結合,有利於校園科技成果的轉化。因為在高技術時代、知識經濟時代,所有的科技成果都離不開研究開發,並不能簡單地通過買賣關係交給一個企業來轉化。大學生創業本身就是很好的渠道和方式。

  其次,有利於高等教育改革,任何改革都有內在的需求,也有外在的動力。所以大學生創業,必然把社會的情況反饋到校園,對大學教育如何改革教材,如何改革教學方法,如何培養大學生的素質,非常有幫助。

  大學生創業不僅僅是就業問題,需要多方位看待。對大學生創業要有合理的預期,有他們真正需要的支持措施。

  嚴雋琪 

  1946年8月生,江蘇蘇州人

  1962~1967年,上海交通大學機械工程系學習

  1968~1978年,江蘇徐州礦務局臥牛礦機電隊工人,第一機電修配廠技術員、職工大學教師

  1978~1981年,上海交通大學機械工程系碩士研究生

  1981~1995年,上海交通大學機械工程系助教、講師、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導師(其間: 1984~1986年丹麥技術大學海洋工程系博士研究生)

  1995~2000年,上海交通大學校長助理兼機械學院院長,民進上海市副主委(1999年12月)

  2000~2001年,上海市政府信息化辦公室副主任,民進上海市副主委

  2001~2002年,上海市副市長,民進上海市副主委

  2002年,上海市副市長,民進上海市主委

  2002~2007年,民進中央副主席、上海市主委,上海市副市長

  2007年,民進中央副主席、常務副主席

  2007~2008年 民進中央主席

  2008年,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民進中央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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