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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氏家族嚴裕棠的鐵棉聯營

20世紀初葉,嚴裕棠父子苦心經營的製造工業是一個奇蹟,在處處依賴進口設備的近現代中國工業史上具有開闢之功,嚴家的創業歷程和當下一些民營企業頗為相似。嚴裕棠(1880年-1958年),號光藻,原籍江蘇吳縣,滬西嚴家宅人。其父輩多為滬上吃洋飯的買辦,故而嚴裕棠很早就對商業產生了興趣,並且英文不錯。19歲的嚴裕棠在其叔嚴小坪的介紹下,進入英商老公茂洋行當學徒,由於…

20世紀初葉,嚴裕棠父子苦心經營的製造工業是一個奇蹟,在處處依賴進口設備的近現代中國工業史上具有開闢之功,嚴家的創業歷程和當下一些民營企業頗為相似。嚴裕棠(1880年-1958年),號光藻,原籍江蘇吳縣,滬西嚴家宅人。其父輩多為滬上吃洋飯的買辦,故而嚴裕棠很早就對商業產生了興趣,並且英文不錯。19歲的嚴裕棠在其叔嚴小坪的介紹下,進入英商老公茂洋行當學徒,由於機敏能幹,又懂英文,很快得到英國大班的賞識併成為其私人助理,獲授權做一些買辦才有權從事的工作,久而久之與其叔產生齟齬。為避免衝突,嚴裕棠辭職進入公興鐵廠當跑街(即銷售員),因嚴裕棠能和西方人交流,為鐵廠攬得不少外輪修理業務,進而升為副經理。人脈漸廣後,嚴裕棠不甘只為公興鐵廠打工,又私下為其他工廠跑街。老闆徐福壽得知後,提醒了他幾句,但羽翼已豐的嚴裕棠早就打算單幹了。

1902年,嚴裕棠離開公興鐵廠,立即與鐵匠出身的儲小毛一起籌建屬於自己的工廠—大隆機器廠。由老公茂洋行向國外訂購的機器於1903年運到,計有車床8部、牛頭刨床和龍門刨床各1部、20匹馬力水汀爐子引擎設備1套。之前,其父嚴介廷在上海平涼路購得一塊地皮,正好租給大隆機器廠使用。業務由嚴裕棠負責,接到生意後,則由儲小毛指揮工人修理。

當時的大隆並無生產機器的能力,主要業務仍是為停泊在黃浦江上的輪船做配修。一般外國船若無必要,很少停靠碼頭,因靠岸要繳納費用,碼頭也不夠用,所以它們往往直接在黃浦江中拋錨。與其他修理廠坐等客戶上門不同,嚴裕棠主動上船去招攬生意,他會英語,又知道以洋菸洋酒投外國人所好,甚至幫外國水手聯繫煙花女子。這樣一來,外國人在支付維修費用時,往往任嚴裕棠信口開河,而不加計較。在那個信息流通不暢的時代,西方人因其國內消費水準遠高於中國,往往忽視了中國的人力成本之低廉,故而大隆鐵廠的利潤率少則50%,多則200%。很快,大隆機器廠在外輪中,就樹立了品牌,而且還開展為工廠修理機器的業務。

製造:從配修做起

儘管工廠每天忙個不停,但到年底,公司賬面上竟不見贏利,這讓合夥人儲小毛深為不解,進而認定嚴裕棠舞弊,要查賬,要嚴裕棠退出公司。嚴裕棠不怕查賬,更不會退出,因為儲小毛的“自己人”賬房先生早已經被嚴裕棠收買。查賬沒查出什麼文章,儲小毛將嚴裕棠告上法庭,法庭上下吃了嚴裕棠好處,在裡面和稀泥,官司從1905年打到1906年,結果是“查無實據”。精疲力盡的儲小毛同意退股,這也是嚴裕棠最希望看到的。嚴裕棠借錢買下了儲小毛的股份,如願以償地使大隆成為其獨資企業。

正當大隆外輪機件配修業務蒸蒸日上之時,嚴裕棠突然決定將主要業務方向轉為替紡織廠配修零件。一方面因大隆利潤豐厚,使其模式逐步為競爭對手所掌握,從事外輪修配的廠家日多,洋人也變得多少精明起來;另一方面,長三角地區的紡織工業開始萌芽,儘管此時前來投資建廠的多為洋商,但紡織機件的修配生意前景看好。不久,新建的日商內外棉株式會社便成為大隆的固定客戶。在技術上嚴裕棠依仗英國工程師為顧問,大隆又從和內外棉的艱難合作中,提升了技術能力,並獲得了內外棉及其旗下各廠的信任。大隆聲譽日隆,其他日商也紛紛找大隆為其修配機件。

儘管有內外棉這樣的大客戶,大隆的生意也很興旺,但嚴裕棠無意從內外棉的大班川村那裡聽到一個消息:如果內外棉再擴大規模的話,可能會自建配修所。這讓嚴裕棠下決定為大隆留下後路,之後,大隆為固本肥皂廠承造過機器,為廣益書局製造了印刷機,還為滬寧鐵路局製造了鐵道上使用的手搖車。這些訂單都不大,但對嚴裕棠來說意義非凡—這是大隆自主仿製機器的幾次成功嘗試,讓嚴裕棠在被動變革中獲得信心。平心而論,嚴裕棠沒有什麼社會理想,也無心實業救國,他所做的一切更多來自商人的逐利本能,這與他出生於一個買辦家庭不無關係。

1914年夏,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對中國民族工業是一個利好消息。大戰期間,列強無暇東顧,歐亞運輸阻絕,中國民族工業得以迅速發展,紡織工業更是如此。這一年,無錫的榮氏兄弟將紗廠開到了上海,並主動結交嚴裕棠。從此,嚴裕棠意識到,以後配修業務要多與民族工業相接觸了,民族工業的蓬勃發展也給大隆帶了豐厚的利潤。在此期間,嚴裕棠將長子嚴慶祥(1899年-1988年)留在身邊,其餘諸子逐漸成年,被他送往德國和日本學習機械,他們後來都成為嚴裕棠的左右手。

隨著一戰結束,外國企業捲土重來,民族工業飽受擠壓,倒閉成風,但大隆受到的衝擊並不算大,雖然很多客戶倒閉了,但競爭對手也少了很多,大隆得以擴大了市場份額。此時,大隆的具體運營已由嚴慶祥接管,但很多事情還得嚴裕棠拍板。嚴裕棠逐漸熱衷於房地產生意,由於房地產生意利潤大,嚴裕棠甚至動了出售大隆的心思,這對剛剛嚐到老闆滋味的嚴慶祥來說,是極其難受的。在兒子的苦求下,嚴裕棠放棄了原來的計劃,繼而決定將大隆遷往大連灣路新址,並擴大了規模。1920之後的若干年,大隆以及新開辦嚴家企業都由嚴裕棠的兒子們在管理,嚴裕棠專注於房地產買賣。投資地產業為嚴家的那些工廠提供了現金支撐,使其在經營環境極度惡化的時候,不至於轟然倒塌,而在經營環境好、利潤豐厚的時候,工廠又能為嚴裕棠提供低價購地的資本。這一點逐步為嚴氏父子所認識,儘管投機土地被人看不起,但嚴裕棠不在乎,同時,他也沒有再動過賣廠的心思。

有了充足的資本後,大隆不再甘於為工廠做機件修配,重新涉足機器製造。為適應江浙地區富農經濟逐步產生的社會現實,大隆製造了一些小型的、以柴油為動力的農用機械。與此同時,大隆開始試製紡織機械。紡織機器是一個體系,整套棉紡機器中一般包括五十多種單機,如清花機、梳棉機、並條機、粗紗機、細紗機等等。大隆自制的織布機仿照日本豐田式,並參照歐美織布機的特點,更結合了中國國情,這讓嚴裕棠十分得意,以為能夠大賣。但現實頗為無情,除榮宗敬礙於面子購去10部之外,其他紡織廠都對此表示愛莫能助。原因是各廠工程師不是外國人就是留學生,他們不喜歡中國式的織布機,而大隆又不能像洋行那樣給經手訂購者以豐厚的外匯佣金。

鐵棉聯營

大隆自制的織布機沒有銷路,嚴裕棠只能另闢蹊徑。1927年,嚴裕棠以光裕公司的名義用銀30萬兩買下了破敗的蘇倫紗廠,從此走上鐵棉聯營之路。嚴裕棠對鐵棉聯營產生了極大的熱情,連嚴慶祥兄弟都覺得驚異。買了蘇倫後,額定資本為80萬兩,嚴家佔股90%以上,嚴裕棠又從中國銀行獲得了為期三年的貸款150萬兩。蘇倫在嚴家的手上煥發了生機,紗錠不久就由2萬錠增為4萬錠,織布機由300臺增為1000臺。蘇倫的產品因優良的質地成為上海交易所中的籌碼,而蘇倫的純利潤,年均達40萬兩之巨。

隨著嚴裕棠各個兒子學成回國,諸子之間的矛盾開始萌動,長子嚴慶祥長期負責大隆的具體運營,人員都為其親信,這讓嚴裕棠隱隱有些不悅,他開始重新抓取權力,並藉故擠走了“老臣”唐志虞。隨著嚴慶齡於1930年回國,嚴裕棠對大隆、蘇倫兩廠的人事做了新的安排,大隆的經理由嚴慶瑞擔任,廠長則是嚴慶齡;蘇倫的經理是嚴裕棠本人,廠長由嚴慶祺擔任;嚴慶祥在父親那邊失勢,被架空為總公司—光裕公司的副總經理。

嚴慶齡在工藝和流程上進行了大膽改革,在鑄造冶煉、機械加工、量具製造和熱處理方面均有大動作,很多工藝堪稱國內首次採用,還建立了化驗室。嚴慶齡的改制和盛氣凌人讓前任嚴慶祥十分不滿。在二人矛盾最激烈的時候,嚴裕棠卻被綁架了。嚴慶齡開始憤而主張告官,熟諳世情的嚴慶祥力排眾議,主張向杜月笙求助,諸弟商議後皆以為然,推舉嚴慶祥出面處理。兩天後,嚴裕棠回到家中,卻不知何人所為,杜月笙亦似與綁匪達成默契,也不便明示。嚴裕棠覺得十分不安,決定去香港躲避,由長子嚴慶祥當家。

嚴慶祥主事後,以其精明過人,以35萬兩的低價吃進了經營不善的隆茂紗廠,將機器整修擴充為17000餘錠,新增織布機470餘臺,又一次擴大了鐵棉聯營的規模。嚴裕棠從香港回來後,便有三家嚴家參股的紡織廠提出,請嚴慶祥擔任三廠的總經理。面對嚴慶祥有組織的“逼宮”試探,嚴裕棠選擇了忍讓。對這個場面上吃得開,老謀深算的長子,嚴裕棠心裡十分矛盾,最終學習曹操選擇了曹丕一樣,由長子繼承父業,授權嚴慶祥為光裕公司總經理,各廠均受其管轄。

輪流坐莊

嚴慶祥執掌光裕後,除了房地產生意不能過問外,各廠都在他掌控之中,感覺良好。很快,嚴慶祥迷上了交易所裡的花紗交易。客觀上來說,由於民營企業經營艱難,所獲積累不易轉化為再投資時,往往容易轉向投機,主觀上來說,嚴慶祥急於獲得諸弟的認可,另外,他不需具體負責各工廠的管理,有錢有閒。儘管嚴慶祥多錢善賈,人又精,堪稱交易所中一條大鱷,狠賺了不少,但時局莫測,很快栽了跟頭。1935年,國民政府為緩解財政困難,實行法幣政策,儘管法幣取代銀幣基本統一了幣制,但很快引發了通貨膨脹,受其波及,花紗價格漲跌大出嚴慶祥所料,嚴慶祥一腳踩空,虧了80餘萬元。正當嚴慶祥惶惶不安之際,嚴裕棠倒顯得很關切,以嚴慶祥心情不好,宜修養散心為名,收回了光裕公司大印。從此,有些抬不起頭的嚴慶祥被長期擱置,他暗自奔忙彌補損失,長期壓抑的他直到1948年底才登報剖白心跡。上海被日軍佔領後,嚴慶祥曾受嚴裕棠指派以其所長與日本人周旋。

嚴慶祥下臺後,嚴裕棠認為將家產交給任何一個兒子都是冒險,為了集思廣益,他在光裕公司內部成立了一個叫做“中央業務會議”的機構,由各廠負責人輪流擔任主席。嚴裕棠的初衷是為了緩和各子矛盾,兄弟輪流坐莊,機會均等、相互督促、相互競爭,但事與願違,由於各廠業務性質不同,兄弟之間不免互相干涉,時起爭端,嚴裕棠的耳根更加不清淨了。嚴裕棠決定再次改革,各廠相繼成立了董事會,對各個兒子在各廠中的權限進行了再分配,分而治之取代了籠而統之,光裕公司隨即被撤銷。此時,離上海淪陷已不遠了。

上海淪陷前,嚴裕棠對國民政府動員企業內遷一事,採取了消極態度,出於商人的本能,或出於對故土的眷戀,他將一些次要的機器裝船沿蘇州河往西,以應付內遷命令,重要的機器材料則寄存進了租界。內遷的機器因錯過了最佳撤離時間,無船西上,只得存在蘇倫倉庫裡,隨即被日軍獲得,大隆亦被日軍佔領,改制軍火。

驚痛之餘的嚴裕棠煞費苦心地重新佈局,嚴慶祺被派往重慶,保持和政界的關係;嚴慶齡、嚴慶禧以美商的名義在租界裡辦起了泰利製造公司;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又由嚴慶祥出面贖回了蘇倫、仁德兩廠。


抗戰勝利後,在重慶活動的嚴慶祺回到上海,動用和政界的關係,低價收回了大隆。好景不長,隨著國民政府財政接近破產,嚴家各廠相繼陷入困境。1948年8月19號,嚴裕棠將兒子召集起來,分了家,自己隨嚴慶齡去臺灣辦廠,嚴慶祺去香港辦紗廠,嚴慶瑞留守蘇州的紗廠,大隆、泰利歸了嚴慶禧,在上海房產地皮則給了不為兄弟們待見的嚴慶祥。嚴裕棠走後,嚴慶祥把存在香港的外匯調回上海,接辦華豐鋼鐵廠,自任總經理。1952年,又將存在香港的40億鉅款調到上海仁德紗廠,補充廠內的流動資金,1957年嚴慶祥因病退休。1958年,嚴裕棠病逝於臺灣。嚴慶祥晚年熱心社會福利事業,四處捐款。1980年,嚴慶祥將歷年收藏的文物字畫捐獻給上海博物館,1981年,又將早年在蘇州購置的園林捐出。

(本文來源:《管理學家》雜誌 作者:黃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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