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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氏家塾人才濟濟為新學堂雛形

私塾:驅逐矇昧 《禮記·學記》中說:“古之教育,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可見,私塾(家塾)早已成為“古之教育”中重要的組成部分,也是古時最常見的一種教育形式。 據統計,至清末,天津共有私塾100多處。天津私塾中常見形式有兩種,一為“專館”——所謂專館,就是有錢人聘請教師到自己家中,專教自己及親屬子弟;也有幾家合請一位老師,可視作“專館”形式。天津的…

私塾:驅逐矇昧

  《禮記·學記》中說:“古之教育,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可見,私塾(家塾)早已成為“古之教育”中重要的組成部分,也是古時最常見的一種教育形式。

  據統計,至清末,天津共有私塾100多處。天津私塾中常見形式有兩種,一為“專館”——所謂專館,就是有錢人聘請教師到自己家中,專教自己及親屬子弟;也有幾家合請一位老師,可視作“專館”形式。天津的私塾還有另外一種形式,即“散館”,這是由教師自己開辦,塾師在自己家裡,或借祠堂、廟宇,或租借他人房屋設館招收附近學童就讀,收教來自各方面的學生,同時教授學習程度不同的學生。這種“散館”分散在天津城廂內外和所屬各個鄉鎮。“專館”對老師的要求比較高,除平時供給食宿,按時發給束脩(塾師的工資)外,逢年過節再額外給一些錢財禮品;“散館”雖然學童數量更多,但辦學的條件一般都比較差,老師的收入也極其微薄。在“散館”讀書的學生是要按月或者按季向老師交納學費的,學費多少則依學童的年齡或者學習程度決定。

  私塾在教學模式上不同於今日的學校,不同年齡、不同程度的學童混坐於同一屋簷下,只是老師會根據每個學生具體情況分頭授課,因材施教——教育界亦將這種方式稱為“複式授課”。蒙學(啟蒙教育)一般只念不講,塾師們只給年齡較大的學生進行面授。較小的學生學習內容比較固定:上午授書,中午寫大仿(毛筆字),下午誦讀,翌日早晨背誦。私塾幾乎沒有放假的概念,也沒有固定上下課和學生活動時間。假期多在麥收、秋收、春節,個別只在春節放假。私塾的“入門讀物”是《百家姓》和《千字文》,隨後由淺入深學習“三四五”:《三字經》《四書》和《五經》。私塾的存在已有千年歷史,近百年來它更是以一種不可見的方式隱秘流傳。但不可否認的是,私塾在傳統文化的啟蒙教育上功不可沒。

  如今,遍佈全世界的並不是我們的“素質教育”,而是一座座孔子學院。這位春秋時期最出色的“私塾先生”,被後世尊稱為“至聖先師”,他將“禮、樂、書、數、射、御”這“六藝”作為教學內容,可說是開創了中華民族“素質教育”的先河和範本。在標榜“素質教育”的現代教育體系下,人們反而重新關注起國學和私塾,這不能不說是一件值得深思的事情。

  義學:最早的義務教育

  舊時人們也非常重視教育,對於那些因為家庭貧困而無法進入學校讀書的孩子,即由官家倡導,以官款、公款、商紳捐資和學田地租為經濟來源興辦的民間學塾。這種“義學”,也稱“五經館”,一般以祠堂廟宇等為校舍,入學對象多為貧寒子弟。

  在清康熙、雍正年間,天津像這樣的義學有6處,其經濟來源也是多種多樣。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李發甲建立4館,共有學田34.1萬平方米,收租分給4個館。其餘兩館一由鹽道彭家屏設立(1731年),由運署公署項下支銀20兩,商人金泰來捐銀40兩;一由鹽院鄭禪寶設立(1729年),經師束脩60兩在鹽道公費項下支給。清朝的義學多為官員捐建,繼而由官商出資維持義學的日常運轉。義學周圍有很多貧困人家因為沒有錢聘請老師,而將自家孩子送到這樣的學校來讀書,而老師的束脩及房租雜費等,也從商紳捐款中支出。在早期義學中多少可以看到一些“義務教育”的影子:如很多以田租維持的義學,官府都給予一定的賦稅減免政策。

  天津清中後期不斷增設義學,授學地點也是五花八門:既有正規的書院,也有廟宇,有的義學還開設在官房,如牛痘局、蠶桑局甚至看守所內。義學也可分為“總塾”和“分塾”,前者收教以能作應試文字的學生;後者收教幼童,當分塾中的學生也能作文時,便可升入總塾。天津也有私人辦的義塾,據現有資料記載,天津舉辦義塾的有趙宏燮、靳連、酈延本、張廷琛、李春城、楊一崑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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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著名的義學

  道署義學——清光緒八年(1882年)天河道額勒精額商諸運司,籌款建設義學21處,內津府屬共10處。在天津2處:允仁義塾、裕仁義塾。又葛沽前有義塾1處,清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增設1處,經費系存典生息。

  大沽義學——又名忠正義塾,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署海防同知朱寶華詳院立案,以生鹽船出入向收稽查費,每船津錢1900文,後經核減只收600文,並以其半充義塾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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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寫

  嚴氏家塾:新學堂雛形

  “所謂大學,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發出這樣振聾發聵聲音的,正是曾經在嚴氏家塾就學,後來成為清華大學校長的梅貽琦。

  人才濟濟的私塾

  清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十月,“南開校父”嚴修(範孫)在天津西北城角文昌宮西家宅開辦嚴氏家塾,禮聘天津著名教育家張伯苓主持家塾,學生有6人,其中有嚴修子侄5人:智崇、智怡、智庸、智鍾、智惺及故人子弟陶孟和1人。課程有英文、數學、理化等。張伯苓在嚴修支持下,全力改革私塾教學,半日讀經書,半日讀洋書,尤注重學生的體育。師生一起做戶外活動,如騎腳踏車、跳高、跳遠和踢足球之類。嚴氏家塾的創辦,標誌著天津家塾開始向新式學堂轉化,開創了天津民辦新式學堂的雛形。

  嚴氏家塾是嚴修於1898年在其私宅中創辦的,聘請剛剛從海軍退役的張伯苓教其子侄。因此,嚴氏宅邸實際是南開中學的發祥地。《天津文化概況》一書中說,嚴氏家塾“由張伯苓主講英語、美學、理化諸科”。但這僅僅是剛建校時的情況,在陳哲甫等人入塾任職後,情況發生了變化,在陳給嚴修的信中可見,所編之教材,除已完成的之外,尚有由“王公愚所編之心理、張幼卿代漢樵所編之經濟、高閔仙所編之物理”尚未交稿。可見當時嚴氏家塾的教師隊伍已是人才濟濟了。

  據記載,“光緒辛丑,公(嚴修)與林墨青集張館、趙館學生十一人:嚴崇智(改名智崇)、嚴益智(改名智怡)、嚴習智(改名智惺)、王寶璐、韓振華、林靜、嚴勇智(改名智庸)、林涵、陶履恭、嚴忠智(改名智鍾)、張彭春於公宅北書房而誓之。公作誓詞曰:爾十一人者,或為累世之交,或為婚姻之誼,輩行不必齊,而年齒則相若,爾父若兄,道義相劘,肝膽相許,志同道合,而患難相扶持,爾諸生所親見也。爾十一人者,自今日始,相待如一家……誓既畢,十一人環相向一跪三叩,禮成退。張館者,張伯苓。陳館者,陳哲甫。趙館者,趙幼梅也。”

  嚴氏女塾開先河

  清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秋,嚴修為了借鑑日本發展教育的經驗,自費率二子智崇、智怡赴日考察。在日期間,他訪問了日本女子教育家大野鈴子、教育家伊澤修二等,又參觀考察渡邊小學校、華族女學校、愛珠幼稚園及常盤小學校附屬幼稚園等。

  這次考察讓嚴修對女子教育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回國後,他於同年冬天即在天津西北城角文昌宮西家宅創辦了嚴氏女塾。開始時學生主要是嚴氏家屬,包括女兒、侄女、兒媳、侄媳以及四姓近親的女兒,年齡從10歲到20歲不等。上午學縫紉、洗衣、織布,下午有國文、英文、算術、日文、音樂、圖畫、手工等課程。該校初創時,聘日籍教師川本教日語、音樂;山口教手工藝;野崎教勞作。除日籍教師外,擔任初小教師的有韓昇華、韓詠華等人,擔任高小教師的有華海門、戴育三、張星六等人。所用教科書和教具,也多是嚴修從日本帶回的。嚴修還親自授作文課,並編寫《放足歌》,教女塾學生演唱。

  嚴修提倡女子教育,是中國最早的女學倡辦者之一。1902年創辦的嚴氏女塾,被《大公報》稱為“女學振興之起點”。1905年,嚴氏女塾改為嚴氏女學,設高小、初小兩級,逐步設置國文、英文、日文、數學、理化、史地、音樂、圖畫各課,是天津最早的女子小學堂。嚴氏女學是一所正規的女子小學,是直隸女學的發端,不僅在直隸開風氣之先,也是全國最早的女學之一,為直隸女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此外,他還在私宅創辦了“保姆講習所”(幼兒師範)及嚴氏蒙養園(幼兒園),培養出了我國最早的幼兒教育骨幹。

私塾故事:五子登科與鳳樓書社

  天津地方教育史專家張紹祖先生對於天津私塾歷史頗有研究,他告訴記者,私塾在天津曾經鼎盛一時,這其中有很多膾炙人口的故事,最出名的就算是“五子登科”和楊無怪的“鳳樓書社”。

  五子登科:《三字經》中的天津故事

  宋代王應麟著《三字經》中有這樣的一段:“竇燕山,有益方,教五子,名俱揚”。其中所講竇燕山,是指五代後周薊州(今天津薊縣)名士竇禹鈞。此人實可謂教育子女的楷模,他為教其五子,在家設竇氏家塾,延聘“禮文之士為師”。他的五個兒子刻苦攻讀,最終竇儀、竇儼、竇侃三人中進士;竇偁、竇僖二人中舉人。這就是古今傳為佳話的“五子登科”。

  竇禹鈞,字燕山,漁陽縣人,即今薊縣人。生於唐末,卒於後周,官至右諫議大夫。《醒世恆言》中講述了竇禹鈞拾黃金三十兩、白銀二百兩而不昧的故事,反映出古漁陽民風淳樸。竇禹鈞長子竇儀、次子竇儼、三子竇侃同為後晉六年進士,四子竇偁為後漢進士。五子竇僖,任北宋左補闕。五個兒子都做了朝廷裡的大官,時人贊竇家五子為“竇氏五龍”。竇禹鈞因此以教子有方而名垂青史。據《天府廣記》記載:竇氏的大兒子竇儀有奇才,宋太祖要用他當宰相,他的同鄉趙普反對,忌其剛直。及卒,太祖十分惋惜日:“天何奪我竇儀之速耶?”五代人馮道寫道:“燕山竇十郎,教子有義方。靈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據統計,全國共有18處竇禹鈞墓葬,表明了人們對他的崇敬之情。

  鳳樓書社:楊無怪和他的教育夢

  鳳樓書社創辦於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設址在城東鹽坨(今河北區近東站一帶),創辦人是天津教育名家楊一崑。

  楊一崑(1753-1807年),字二愚,號無怪,天津人,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舉人。他知識廣博,經史子集無所不讀,對諸子研究尤深。詩人梅成棟在《津門詩鈔》中說他:“天才警敏,學自成家。”又說他文章摹仿;寫詩學放蕩不羈的徐渭;寫字學草書大家王鐸。當時天津人都認為他怪,所以他自號“無怪”。

  楊一崑原本住在舊城東門裡,但在見到鹽坨一帶荒涼落後的景象後,經濟並不寬裕的他憑著一腔熱情創辦起鳳樓書社。在他創辦書社的10年中,培養了許多年輕人,對城東鹽坨一帶的文化發展影響很大。他在《馬辛角編》自序中說:“鹽坨,若村墟,風俗樸陋,儒中者絕少矣。餘自丁酉假館於此。其土著入庠僅一人,此外應童試者一人。竊謂其中子弟必有能讀書者,乃於來學者教之讀,讀輒數十行,教之為文,輒能鞭心有理緒。三載後,子將他往,諸徒揮淚,不使行。因是,子授徒鹽坨者,自丁酉至丙午,十年後而去……以鹽坨多儒巾。”《天津縣新志》記載:“(一崑)績學授徒,起鳳樓書社,後進多所成就。城東鹽坨,濱河樸陋,其人民逐未食力,不習詩書。一崑假館其地十年,門徒日盛,遂使絃歌比戶,田野而文,人謂一崑為鹽坨開山之人焉。”

  塾師:私塾之魂

  塾師是傳統社會中基礎教育的組織者,是一個緊緊依附於民間社會的職業階層。在傳承社會文明、普及基礎知識和維繫傳統價值觀念等方面,塾師階層都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從私塾的發展歷程來看,這樣評價塾師似乎並不為過——畢竟,歷史上最著名的塾師孔子被人尊稱為“至聖先師”。當私塾先生把李鴻章下河洗澡的衣服掛在樹上,隨口吟出一句“千年古樹當衣架”時,李鴻章當即便接了一句“萬里長江作浴盆”。由此可見,一所私塾是否能夠真的教書育人,其關鍵便在於塾師的優劣。

  舊時塾師地位低下

  “最可悲的是教書匠,命苦作何商?既不肯調詞架訟,又不會說地說房,更不能爭行奪市把光棍創,只好把館商量。大館六十金,小館三十兩,不夠吃飯,只夠吃糠,半飢半飽度時光。家有三石糧,不作孩兒王,如蟲進羅網,如驢在磨房。偶然有點事,人說工不長。學生不用心,就與教書先生來算賬。幾個銅錢事,一年一更章,一交冬至把心慌,定了館方才坦蕩蕩。如何是長方?如何是長方?”

  這是楊一崑在《天津論》的文尾描寫教書先生的一段逼真文字。“子曾經曰過……”——呂秀才的口頭禪或許能夠符合大多數人心目中私塾先生的酸腐形象。作為私塾教師,想要教好學生,獲得好的聲望,絕非一件容易的事情。明代朱載堉寫的《醒世詞》中,有一首《教學難》:“教學難,教學難,好將道義惹仇嫌。出入由人管,飢寒誰可憐。打他就說不讀罷,不打又說師不嚴。”

  清朝末年,隨著八國聯軍的入侵,私塾的改造也在大刀闊斧地進行。對私塾的改造重點即是對塾師的改造,通過設立私塾改良會、私塾研究會等研究機構傳授塾師教育改良地方法,並不定期舉行甄別塾師的考試,對最終合格者發給設塾憑證,不合格者則予以取締。同時,對於成績有優秀的私塾認定為改良私塾,通過對改良私塾的訓練指導,再認定成績較好者為代用學校,從而最終實現化私塾為學堂。

  塾師待遇天壤之別

  私塾教師的待遇可分為三等:“供饌宿館者為上,次則只供早饌,下則並不供饌矣。”私塾先生的收入主要由脩金(或等值的實物,稱“束脩”)構成。此外,還有膳食(即學東提供吃住)及節假日的紅包或禮物等。由於施教模式、私塾先生的學養及聲望、學東家境及態度等不同,私塾先生所獲得的收入多少也存在很大差異。

  一般大戶人家為了子女教育,輕易是不會得罪塾師的。除供應周全外,有的大戶人家甚至還有傭人專門伺候塾師。《紅樓夢》中秦邦業為了兒子求學,儘管囊中羞澀,卻也“為兒子的終身大事,說不得東拼西湊的恭恭敬敬封了二十四兩贄見禮,親自帶了秦鍾,來代儒家拜見了,然後聽寶玉上學之日,好一同入塾”。據記載,天津北塘私塾的收費標準是,專招富家子弟的私塾每人學費一年要交60到70銀元,且只招十幾個學生;而貧寒子弟就讀的私塾,每人每年的學費也就在6至7銀元之間。以當時的物價計算,一塊銀元也只能買到兩袋面,私塾先生間的貧富差距也可見一斑。

  自開私塾的塾師,每至年尾就要四處託人招攬學童,費用全靠學生上繳。學童入館前,家長鬚填寫一張“關書”(即入學志願書),裡面要特別寫明“脩金”(學費)多少,分幾次交付,並註明“節庚包”(即逢節另送的紅包)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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