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著名教育家嚴修傳(嚴範孫)
一、家世與童年(1860—1872) 嚴修,字範孫,天津人,祖籍浙江慈豁。清順治年間,其七世祖應翹以經商北來,定居天津衛,卜宅於西北城角文昌宮以西,地名四棵樹,宅後臨倭瓜園。嚴氏前後十一代,凡三百年,均居於此。南開學校前身的敬業中學、天津女學嚆矢的嚴氏女學亦濫觴於此。由於據說他家的遠祖是東漢嚴光,所以嚴修曾撰其門聯雲。“鄰巷四棵樹,家江七里灘”(嚴光垂釣處)…
一、家世與童年(1860—1872)
嚴修,字範孫,天津人,祖籍浙江慈豁。清順治年間,其七世祖應翹以經商北來,定居天津衛,卜宅於西北城角文昌宮以西,地名四棵樹,宅後臨倭瓜園。嚴氏前後十一代,凡三百年,均居於此。南開學校前身的敬業中學、天津女學嚆矢的嚴氏女學亦濫觴於此。由於據說他家的遠祖是東漢嚴光,所以嚴修曾撰其門聯雲。“鄰巷四棵樹,家江七里灘”(嚴光垂釣處),橫額“故園瓜好壙。
嚴修的父親名克寬,字仁波,兼祧他的祖父道尊與本生祖父道亨。嚴修初名慎修,有兄名振修。後來其兄改名振,慎修則改名修。又因道尊字師範,嚴修遂字範孫。其兄則因祖父道亨字宇香,而字香孫。嚴修還別字夢扶,小字玉珪,據說是由於他降生前夕,其父夢見有人贈以玉杖的緣故。晚年別號偍屚生,典出《苟子·修身篇》:“難進曰偍,易忘日屚。”
嚴修的本生祖父宇香(1805——1872年),年青時幫別人經營鹽業,到咸豐初年自己佔有引地,行鹽於順天府(令河北省)之三河縣。咸豐八年(1858年)第二次鴉片戰爭時,英法聯軍侵入天津,嚴氏全家避難於三河縣的段家嶺。三年後,就在這裡生下了嚴修,時為清咸豐十年庚申三月十二日,即一八六○年四月二日。
嚴宇香稟性慷爽,有任俠之風,肯於急人之難,雖家境並非寬裕,賙恤親友從無吝色。此一品格曾給幼年的嚴修以深刻的印象。
嚴修的父親克寬少年時曾治舉業,因應童試未中,遂棄儒專佐其父操持鹽業。他自同治庚午(1870年)起即擔任長蘆綱總,先後共達十年。平日治事公正持平,不辭勞怨。地方每有興舉,必就商於他,並請他襄理其事。常設者如育嬰堂、恤嫠社、施饃社、牛痘局、惜字社、備濟社、燈牌公所,臨時舉辦者如冬季粥廠、四鄉放賑,還有書院值年等公益事務,可以說他是無役不從,而且無不黽勉從事。他承辦賑務,往往先派人分往四鄉調查貧苦人家戶口與生活情況。嚴修兄弟有時也奉命同往,使能瞭解一些民間疾苦,因此嚴修十六、七歲時就曾跑遍天津西、北郊各村莊。祖父、父親這種種言傳身教,對青少年時代的嚴修無疑的會起到很大的影響。
嚴修三歲(1862年)時,祖母逝世,才從三河遷回天津。六歲,開始入塾,從查帖青讀書,開蒙課本為《龍文鞭影》,因能屬對為老師所稱賞。七歲,從孫竹泉讀。八歲從周玉山讀,開始作試律。十歲,從沈季平讀,讀完了“四書”。十一歲從於筠庵讀,開始習作小講,每月三、八日作時文,逢六作律賦,皆能遵限當日交卷,很為其師所稱許。從這一年起,直到十六歲,他跟著這位當時也是天津名詩人的宿儒良師學習了五年,從而獲益非淺。十二歲時,其兄嚴振應縣試,他請於其師,一定要隨同入場一試,結果榜發被黜,使他感到:“一齣鎩羽還,始知談何易!”(乙丑《雜憶兒時瑣事》)
十三歲,應縣、府試。
二、從庠序到翰苑(1873—1894)
同冶十二年(1873年),嚴修十四歲,應院試,被錄取,入府學。次年,應歲試,取一等第七名。自光緒二年至七年(1876—1881年)間,他從舉人張紳(子笏)學,曾用功讀“四書”、《詩經》、《書經》、《禮記》、《左傳》、《綱鑑》》與《朱子匯參》,併到輔仁書院按期應試各課,也間或應問津書院月課,所作課藝常名列前茅。
嚴修十八歲,應院試補廩膳生。是年,始識博通西學的陳奉周,與之遊,深獲講貫之益。二十歲應鄉試,未中。因侍父病,輟學。翌年,父謝世,重溫舊業,攻讀益勤。除讀完“五經”外,兼讀《國語》、《文選》、《繹史》等書,並旁及筆記與類書,始習算術。二十二歲時見到了當時任問津書院山長的張佩綸,甚受賞識,並由張引見於北洋大臣李鴻章。轉年,中壬午科鄉試舉人。正考官徐桐對他的經藝卷大為擊節稱賞。
光緒九年(1883年),嚴修二十四歲,得中會試,改庶吉士。清制,庶吉士經館選後,三年考試散館,按優次等第,留為編修、檢討等職。嚴修為了準備考試留館課,曾謁見張之洞與張佩綸請益。張佩綸對他說:“學人之精力,兩事困之:一為經學,鉤稽繁引,累世莫殫,雖通經實不足以致用;二為詞章”。又說“宜古宜今,有體有用,莫如讀史。”這些話後來對嚴修的治學旨趣與學習態度都起到一定的影響。從此,他較多地致力於《史記》、《漢書》、《通鑑》,也兼及《說文》、《爾雅》。雖說所習多為準備留館考試之用,但已轉向於以實用為主,拿出了較大的精力來學習《勾股舉隅》、《勿藿算書》、《數理精蘊》、《地球新錄》、《天文啟蒙》、《格致入門》等數理化書籍及《傷寒明理論》、《醫學源流》等醫書,並演算勾股開方及炮操算法,所涉獵的四部群書也多繫有裨世用的,如《夢溪筆談》、《齊民要術》、《國朝先正事略》、《聖武記》等。
嚴修二十五歲那年年底,赴三河借居鹽店讀書。這時,他是滿懷經世致用的信心與抱負的,臨行前有《口占留別陳奉周》一詩明志:“世事艱難少不更,悔從紈袴度生平。晏安況味真無賴,剽竊工夫浪得名。知恥方能成大器,有才便不畏虛聲。男兒膽氣須磨練,要向風波險處行!”
他留三河一年,除刻苦攻讀外,還兩遊盤山,並探訪當地文物掌故,風土民情,寫下了好多首反映鄉村舊臘新正景象、官場客套、民間淳俗等富有生活情趣的詩篇,和記述諸如銅作制器、塗樹避蠹、馬戲表演之類聞見瑣事的日記。他並沒有一頭扎進故紙堆中,而是肯於接觸下層社會,開拓自己視野,這同他後來的關心世運、講求實際的思想是有一定的關係的。
光緒十二年(1886年),嚴修回到北京,四月散館,授編修,冬,補國史館協修,光緒十四年四月與十五年四月,兩次考試差。十五年二月光緒親政,嚴修於十一月膺選充任會典館詳校官。翌年,充直隸省鄉試試卷磨勘官。光緒十七年及十九年又兩次考試差。光緒二十年大考二等,考試差。光緒帝曾先後召見三次。八月,授貴州學政,時嚴修三十五歲,正值甲午中日戰爭之年。
嚴修在京供職的八、九年中,由於有了更加充分的時間可以利用,他得以博覽群書,以充盈腹笥,開拓眼界。除重溫“四書”、“五經”、“四史”、“宋五子書”外,還閱讀了一些文集、筆記、政書、奏議,演作過幾何圖,行星、四時、日月蝕圖,十二官及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圖,以及車輿、考工記各器圖。他常年堅持臨帖、寫白折,後來還學繪畫。平素愛好觀劇,還讀《瑟譜》,研音律,喜好吹簫。對鑑賞文物字畫,也很有興趣。
他平日特別注意個人道德修養,在日記中常有自訟自責之語,嚴於律己,對敗德逾矩之事,往往提到“人禽關,生死門”的高度,來“懍之戒之”。
這十幾年的科場甘苦、宦海浮沉,使嚴修在思想上有了深刻的感受與體會。“十年宦味語長安”,歸結到兩句話,就是“苞苴事業汙人易,袍笏文章問世難。”(1893年《冬日還京途中作》)夤緣奔競,貨賄公行,吏治腐敗,同流合汙,而官樣文章、制藝文字又無裨於世用。這種現象不能不引起嚴修這一有心人的深思。他探索所以致此之由,已開始覺察到當時科舉制度與官僚政治的漏罅與積弊。這在他光緒十五年(1889年)《復姜少雲》函中說得甚為透剔:“讀書應試,但蘄科第;迨其通籍,便望遷除。”讀書全為獵官,而居官又隨波逐流,尸位素餐,“傳舍之徙,既弊其神明,轇轕之例,又奪其夙習”。“堂司之權掌於吏胥,牧令之命持於門印,幸而無事,則循良上薦……治不自知之事,居不自主之官,名利兩豐,何憚而不為耶?推之衡何莫不然?”這是他時常憂慮的,因而立下為國家作育人,以補偏救弊,力挽末流之失的志願。他就是這樣抱著“冀無渝夫初志,庶少答夫聖恩”的心願(《到黔報接印日期折》),踏上黔軺五千裡的征途。
三、黔中勸學(1895—1897)
光緒二十年(1894年)八月,嚴修簡授貴州學政。他九月出都,取道清苑、安陽、鄭州、新野、樊城、江陵、常德、沅陵入黔。十一月抵貴陽,就任。
嚴修在貴州學政任內,銳意興革,顯示了他卓越的器識與才華。三年瓜代離任之時,黔中士子為他樹去思碑與誓學碑,稱頌為“經師兼為人師”、“二百年無此文宗”,這都不是偶然的。
接篆之日,嚴修即上摺奏報接印經過,這一奏摺也就是他在黔一切措施的方針與要旨。他表示要“嚴去取以核真才,慎關防以祛諸弊,揆聖賢立教之意,有行重於有文;體朝廷眷士之心,所習必課諸所用。”這段話正是他崇實學、育真才這個一貫主張的集中體現。
下車伊始,頭件事是“觀風”,即巡赴各州縣命題課士。所發《觀風告示》,也就是他的按試綱領。他考課生員,出有策論四題:一、辨志,問“志趣何如”,“願治何書”;二、明師,問“夙所宗仰”;三、評文,使試評“淺深同異之故”;四、匡時,使各舉所知“軍國富強之策,民物利病之源”。四題之間,有一箇中心的宗旨和要求來貫穿,那就是打破一切拘墟與迷信,“勿空言,勿耳食”,敢於獨立思考,“詞必己出”,而且要“暢所欲言,無有遜避”,“抗希古人不為僭”,“覼舉時賢不為私”。也就是說,要敢於向權威挑戰,勇於接受新事物。特別語重心長的是,他在論題小注中所說:“方今時事,急需才矣!諸生有熟於經世之學者,各舉所知,以相討論,范文正作秀才時,便以天下為己任,願諸生效之!”以上這些話,對於那萬馬齊喑的當時,夜郎故國的當地來說,不能說不是一聲木鐸晨鐘!
蒞任不久,嚴修又發出了《勸學示諭》,這是他一向所主張的為學要旨。文告中首先切中時弊地指出:“方今士習之蔽,大要有二;朝而時文,夕而試律,遷道德而不談,束經史而不觀,所用非所習,所習非所用,其蔽一也。口則詩書,心則貨利,身則庠序,行則穿窬。言不能顧行,行不能顧言,其蔽二也。”要祛除這種學用脫節,言行不一的大蔽,就必須“講求為學之本原,推究讀書之實用”,在學習的態度和方法上來一個徹底的改變。因而他在這裡提出了“反己自證”這一新的命題。用現代的語言來說,就是聯繫思想實際,作自我批評與檢查,用生活的實踐來檢驗自己學習的成果。如“言禮義忠信廉恥也,則思我之應事接人、去就取與之間何如”。如已做到,自可“怡然自慊”;如未做到,則必應“蹶然自奮”,如正“中吾之病痛,或發吾之隱伏”,則“必有皇皇汗下,似若無所容者。”在文告的中心部分,他更強調地指出:“天下之治亂,視乎人才之盛衰。今日讀書,他日致用,非止為進取也。”因為欲得樸雅之才,所以對諸生更需要“校其文藝,以覘其所造;察其氣質,以驗其所養;面課其言論,以測其淺深;密訪其行誼,以聶其真偽。”“浮薄傲戾者,名雖久著亦黜之,以儆效尤;敦篤純實者,文雖未工亦進之,以資矜式。”這都充分體現了他所倡導的“敦品脫學,講求實用,的教育思想。
嚴修在黔,第一年按試了安順、遵義各府,第二年按試了下游平越、都勻各府。所至循名責實,嚴格去取,特別注意剔除積弊。嚴禁考生冒籍、槍替,並示諸童互相糾查,如能指攻確實,格外獎賞,使作奸之徒,聞風歛跡。此外對廩、候廩,出貢的生員交納上費的弊政,也予以革除,使許多寒士受惠不小。
嚴修鑑於貴州地處邊遠,風氣比較僻塞,為了啟迪民智,開拓文風,還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
嚴修出京入黔,雖輕裝簡從,但攜書甚多,達十四大箱。抵黔後又捐廉購進了一批書籍作補充。大部分都拿出來置存學舍,供士子瀏覽。後來又與撫藩合議,籌立官書局,刻印書籍,發售各州縣,置放學舍,以供閱覽,並以看書之多寡,作為士子勤惰考察之標準,學官獎懲之參證。他還翻刻《書目答問》等讀書指導一類的書,教士子以讀書之法。每月終審閱讀書日記、省身札記,對成績優異者,給以書資與膏火的獎勵。
貴州原有正本、貴山、學古三個書院,為了加強施教,嚴修改組了學古書院,手訂《肄業條約》,令各州縣保送優秀生員四十人住齋肄業。聘黔省名儒雷玉峰主講席。所習以經史、算學為主,兼習時務、政要。他還曾電請湖廣總督張之洞協助徵聘算學講師,並每日親自前往督課,為學生解答算題。
嚴修感於興學敷教必須形成風氣,乃使雷玉峰發起組織協會,約集同人,共申條約,以相互砥礪,使學風為之一振。
嚴修誕生在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兵燹之中,從他束髮受書到居官翰苑的二十年間,正是古老中國發生歷史巨大變革的時期。他的家鄉天津這時已被迫開為商埠,闢有外國租界,成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經濟、文化侵略的橋頭堡。外目人開設的洋行、教堂,學校、醫院相繼出現。清朝統治階級中的洋務派也於此時應運興起,以天津為中心,辦起了洋務學堂、製造局、鐵路、輪船局等新型事業。面對這樣的歷史現實,關心國家命運的嚴修,在思想上不能不有所觸動。他出任貴州學政之年,又正是中日戰爭中國敗衄的一年。次年中日馬關條約簽訂,滿請政府喪權辱國,更使莽莽神州瀕臨危疑震撼之秋。嚴修在貴州聽到這些消息,深感“厝火積薪,危若燕幕,感時紆軫,如何可言!”(1896年《寄辛蔚如》,見《蟑香館書牘》)認識到“承敝易變,事有必然”,而自己卻是“明知救時才俊,必不出於八股試帖之中,而較短絮長,執以進退。雖職思當然,不自覺其興味之索然矣!”(同前)“朝廷當旁求俊義之時,學臣有教育人才之責。一籌莫展,負疚滋深!”(1896年《上張子笏師》),因而下決心要“研精課實,以應當事之求"(1896年《寄華壁臣》)了。
是時,康有為等在京已有公車上書之舉,萬言書輾轉傳抄,強學會也展開活動。他們的那些維新論調與嚴修的看法正不謀而合。這時,嚴修已痛切地認識到“科舉法之弊,人才之衰,至今斯極!若一無變通,似於作育之道亦有未盡。”(1896年《復柯遜庵太守》)“近來時局日異月新,泰西諸學,俱為當務之急。”(1896年《上尹琅若師》)“不此之務,勢將不拯!”對昧於時勢的陳言積習,必須徹底予以扭轉。他也意識到了:“邇日當軸頗務改絃,意者機殆將轉乎?”(1896年《寄辛蔚如》),並在一封致徐世昌的函中讚許“康長素之疏真卓論也”(《黔軺信草》),肯定了革舊維新的潮流是不可抗拒的。
就是在這樣的形勢推動下,嚴修在思想上發生了一個突破性的變化,這具體表現為一八九七年八月他的有名的請開經濟特科奏摺的提出。在這個奏摺中他突出了“非有曠世非常之特舉,不能奔走乎群材;非有家喻戶曉之新章,不能作興乎士氣”的改革與求實精神,提出了仿照康熙、乾隆年間兩次舉鴻詞、一次舉經學的特科的先例,打破常格,另設經濟特科,對“周知天下郡國利病"者,“熟諳中外交涉”者,“算學譯學擅絕專門”者,“格致製造能創新法”者,“堪遊歷之選”者,“工測繪之長”者,“統立之專名”,予以量材取用,同於正途。並規定“去取無限額數”,“錄用無拘資格”,“赴試宜籌公費”,俾天下有志之士“爭自濯磨,翕然奮興”。為了減少阻力,防止倖進,還規定“責成內外諸臣搜訪保送,蔽賢者懲處,薦賢者上賞。”法良意美,也充分體現了嚴修的深謀遠見。
嚴修的奏開經濟特科一舉,在他的一生歷史中,乃至在中國近代教育發展史上,都佔有一定的重要地位。因為它不僅切中科舉制迂腐空疏的積弊,打破了唯一的通過八股以取士的渠道,也為學習西方文明,使新興的有維新思想與技能的人才躋身政治舞臺,打開了一線通道。但嚴修畢竟是一個出身於封建階級家庭,受過一整套封建儒學教育,並且已沿著科舉的階梯爬到統治階級上層的士大夫階層,他的變革舊制、學習西方的思想不能不表現出很大的軟弱性與侷限性。他不能斷然忘情於他自己所走過來的道路,也不願甘冒離經叛道之不韙,一下子斷絕了那一大群與八股文字性命相依的生員士子所必經的出路,所以他並沒有提出廢除科舉制的明確主張,只不過在“科舉未能驟變,學額又未能遽減”的情況下,開特科以為權宜,仍與八股取士並行而不悖。這樣做,其作用正如梁啟超在評論此事時所說的那樣,“得此亦足稍新耳目”而已,是起不了多大的實質性的變革效果的。但在當時,即使是這樣的一個極為遷就的修補方案,也還是因觸怒了那些頑固分子而胎死腹中,併為嚴修本人招災惹禍。
嚴修此摺奏上,光緒帝於次年五月詔諭:“所擬六條尚屬詳備,即著照所請施行,並命三品以上京官及各省督撫學政,各舉所知,保薦人才,限於三個月內迅速諮送總理衙門,會同禮部奏請考試,一俟諮送人數足敷考選,即可隨時奏請,定期舉行。”(總理衙門、禮部《遵議經濟特科詳細章程疏》附片)但詔下數月,頑固派大臣仍遷延不肯薦人,嚴修的座師大學士徐桐甚至因此而擬削去嚴修門生籍,竟傳語門房:“嚴修非吾弟子,來謁不準通報。”迨至八月慈禧政變親政,此議更無形夭折報罷。
一八九七年十二月十五日嚴修任貴州學政期滿離省,取道嶽州、武昌、上海,到慈谿故鄉掃墓。翌年三月,回到天津。由滬搭新裕輪返津途中,曾與梁啟超、康廣仁相遇暢談。
嚴修貴州學政一任,因捐廉為士子購書、作獎金,所費不貲,任滿還京不僅宦囊如洗,而且負債累累,只好托至戚舉債,借八千緡又兩千金於德厚堂,總計負債四千兩。
四、桑梓興學(1898--1905)
嚴修一八九八年三月返抵津寓後,閨三月十日晉京覲見光緒帝於頤和園。十四日謁李鴻章。四月,于徐藝甫處見康有為,因彼此心儀已久,所以雖系初會,亦暢談甚久。越五日,與康及粱啟超等陪日本公使小聚。是月底赴小站訪當時任營務處總參議的同里同年至交徐世昌,並經徐的介紹,認識了袁世凱與段祺瑞。八月因見忤徐桐之故,被免去翰林院職務,僅留編修空名,全眷由京返津。八月十六日,慈禧政變臨朝,殺譚嗣同等六君子,嚴修因在百日維新中很少在京,亦未參與康、梁之事,故得免於難。
是年冬,請張伯苓來教嚴氏子弟及故人子陶孟和。講授課目有英、算、理、化諸科,當時稱為西學。
一八九九年,嚴修四十歲。有《四十自述》詩:“我年二十失雙親,又作孤兒二十春。八載京華糜廩祿,一官天末厭風塵。心傷島國滄桑古,腸斷鴿原墓草新。除卻向平婚嫁事,世間無所用斯人!”(其兄香孫於上年六月去世,第六句故云)長才未展,事與願違的憤懣之情,溢於言表。
一九○○年義和團事起。六月,八國聯軍侵入了天津。嚴修全家未及遠避,且有戚友四十八家投他家避難。他親眼看到當時地方糜爛、生靈塗炭的慘景。這場創痛劇深的、比以前的英法聯軍、中法、中日各役都嚴重得多的民族大災難,使嚴修深受震動。此時,他不由得不覺察到,時艱勢危,當務之急,已不僅在於人才的培養與選拔,而更重要的則在於民智的啟迪與開通。要達此一目的,那就決非在舊式儒學與科舉制中兜圈子,修修補補,所能濟其事。而需要重新另起爐灶,認真學習西方資本主義文化科學,採用資本主義國家的教育制度、教學內容和方法,創辦新式學校,普及國民教育,以提高國民的文化知識水平。從養士教育到新民教育,這是嚴修思想的又一突破性的變化,是他從一個儒學教育的改良派轉為一個資產階級教育先行者的歷史轉捩點,而前此的奏開經濟特科只不過是他從科舉制度走向近代教育的一道橋梁。
要學習西方,引進資本主義文化與教育制度,就需要到外國去學習與考察,以探求辦新式學校的模式與途徑。而出洋考察,應先去何方呢?嚴修在這裡首先選中了日本。理由倒不只是中日兩國一衣帶水,路近費省,更重要的則在於兩國的國情相似。嚴修既寄希望於清室的中興與維新,主張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那麼日本的明治維新自然就成為他所向往的鵠的與典範了。這就是他為什麼在短短的兩年內“兩度瀛山採藥歸”(《五十述懷》)的緣由。
一九○二年清政府從八國侵略軍的殖民統治機關“天津都統衙門”手中接管了天津城,地方局勢比較穩定了,嚴修也實現了他赴日本觀光學習的意願。從是年七月到翌年九月共在神戶、東京呆了一年又三個月。他所參觀的範圍非常廣泛:政法機關有貴族院、眾議院、大理院、東京府署、警視廳、控訴院、地方裁判所、鴨巢監獄;社會福利機構有慈惠院、養育院;實業單位有紡織會社、麥酒會社、商品陳列所、電話局;文化機構有博物館、水族館、《朝日新聞》社。後一時期,同由清廷派來日本考察的五品京堂、桐城派古文大師吳汝綸(摯甫)一起參觀時,更把重點放在教育事業上。他們參觀了帝大、早稻田大、醫大、農大、高工、高商、高師、女校、醫校、音校、體校、美術學校、聾啞學校、小學、幼稚園與同文書院、慶應義熟。他們還訪問了近衛公爵、大隈伯爵和嘉納治五郎等教育家。嚴修每到一處,看得都非常用心和仔細,並隨時作了記錄,說明他對於日本人學習西方資本主義,實行政治、經濟、文化改革的經驗是如何加意去探討,特別是在教育思想方面,他所受的啟發很大。他很欣賞日人福士在去神戶的船上所說的“宜採東西文明利器,開我富強”那句話,認為“言之成理”。他對日本前首相大隈重信所說“取人文明,則己之文明自進”,也深感“其言簡括得體”。他認識到要使中國富強,就必須從普及教育入手;而興辦教育,首先要學習西方資本主義,建立新式學校。因此,當他東遊歸來,就立即以極大的熱情與精力,投入新式教育的開拓與興辦。
首先,嚴修在自己家中辦起了嚴氏女塾,聘來日本人川本教日語、音樂,山口教手工藝,野崎教織布,從紡紗到織斜紋、直紋布,也織毛巾。還設有算術、縫紉各課。同時,在女塾首先宣傳推行放足,嚴修親撰《放足歌》,使女生皆習唱。與此同時,嚴修與林墨青、王寅皆集議,將王竹林、李子赫創辦的,先是設於燈牌公所、後又移至會文書院的兩齋私塾,和後來由林等增設的三齋私塾,歸併在一起,定名為民立第一小學堂,這是天津有正式小學之始。
一九○三年,嚴修又與林墨青共同敦促邑紳卞、張兩家籌設民立第二小學。天津知府凌福彭、知縣唐則璃約請嚴修出來,主持創辦官立小學三處。後又在嚴的推動下,成立了補習所與研究所。前者設有文、理、法、商等學科課程,聘有金邦平、張伯苓等十餘人擔任教師,嚴修也常去聽課,還有時親自審閱教材和課業,後者則於每週末集合各小學教師及有志於此者研究改進課程與教學方法。各項活動,嚴修每次必到,並協助由國外蒐集課本備用,或幫同自行編輯出版。是年,還協助向所培植的李金藻(琴湘)、陳寶泉(筱莊)、劉潛(芸生)、胡家祺(玉孫)、鄭炳勳(菊如),劉寶慈(竺笙)等人赴日留學,入東京弘文學院深造。
一九○四年,由於嚴修的努力推動,天津除陸續設立了官立小學多處外,又籌設了工藝學堂一所和專為貧寒子弟而設的半日學堂九所。成績斐然,冠於當時,因而頗為直隸總督袁世凱所重視,乃力約嚴修出任直省學校司督辦職務。
嚴修於三月下旬赴保定就職,但仍要求先赴日本考察,遂於四月間再次東渡,張伯苓偕行。嚴修前次赴日,主要是參觀各類學校的規制、設備及課程編制;此行則重在通過實地考察,瞭解各學科的教學內容、教學方法及教育行政管理。為了適合中國的實際需要,他把重點放在普及教育與實業教育上。他曾多次到高等師範學校附屬小學聽課,並聽嘉納治五郎(1902年創辦的、專為中國留學生而設立的弘文學院的校長)講小學之建設,聽棚橋源太郎講教科書編纂法,聽文部省參事松本龜次郎(1908年曾受聘到我國京師法政大學堂任教,據其本人回憶:魯迅、秋瑾、周恩來均為其學生,見日本藤惠秀《中國人留學日本史》第二章,1960年版)講小學校之大略及有關教員諸事宜。他還參觀了文部省各課、早稻田大學、女子職業、高等工業、尋常師範各學校以及實踐女學校、幼稚園。學校司原有日籍職員渡邊,此次亦隨同訪日,並由其聘請日本教員數人來華講學。
嚴修六月間訪日歸來。不久,學校司改稱學務處。次年移學務處於天津分科辦事。在一年多的期間內,嚴修銳意興學的抱負和才略得到很好的展布和發揮。
在天津:
(1)一九○四年十月合併原有嚴、王(奎章)兩館,並招收新生,在自己家裡辦起敬業中學,是為南開中學的前身。為培養師資,又辦了一個師範班,以陶孟和、時子周為師範生。
(2)一九○五年改家中的嚴氏女塾為嚴氏女學,設高小、初小兩級,逐步設置了國文、英文、日文、數學、理化、史地、音樂、圖畫各課,是為天津女學之發軔。
(3)同年,於家中設保姆講習所,培養幼兒教育師資,聘日籍女教師大野鈴子主持,課程有保育法、音樂、體操、遊戲等,還學國文、英文、算術、生理、化學等課。學生二十餘人,多屬嚴、韓、林、華各姓女子。該所於一九○九年大野回國時停辦,又成立過一個師範班。師範班停辦後,學員留園任教,再以半天到直隸女子師範學堂旁聽,繼續深造。劉清揚、韓詠華、董潔如就是當年這樣的師範生和蒙養師。
(4)與此同時,還在家裡設立了蒙養院一所(後改名為幼稚園)。保姆講習所學生都要到蒙養院實習教學,開天津幼兒教育之先河。
(5)繼續發展民立小學,增達十九所。
(6)一九○五年,將原鈴鐺閣普通學堂改為天津府中學堂。
(7)一九○五年改天津校士館為師範學堂。
(8)一九○五年收回法國人在城西如意庵辦的學堂,建立如意庵官立中學堂。
(9)一九○四年建立天津公立女學堂,一九○五年又於河北西窯窪建立高等女學堂及官立女子小學堂。
(10)一九○四年改東南角草廠庵的北洋工藝學堂為直隸工藝學堂。一九○五年又建立初級工藝學堂。
(11)成立天津教育研究所,嚴修並曾親往參加教授法的研究。
在保定:
(1)創設保定師範學校。
(2)改保定校士館為科學館。
(3)設立研究所。
屬於直隸全省者:
(1)設各縣勸學所。此為嚴修所首創,《清史稿》卷一百七曾特為之記:“勸學所之設,創始於直隸學務處。時嚴修任學務處督辦,提倡小學教育,設勸學所,為廳州縣行政機關。仿警察分區辦法,採日本地方教育行政及行政管理法,訂定章程,頗著成效。(光緒)三十三年,學部奏定勸學所章程通行全國,即修呈訂原章也。”
(2)續派紳董赴日遊歷,先到天津考詢,不拘人數,有一次多至數十人者,先後共達百餘人。
(3)派人赴日學習印刷,計選派學習雕版、鑄字、石印、網目寫真、配色電鍍等技術者七人。
(4)派定查學人員吳鼎昌(藹辰)、李金藻、陳恩榮等分赴各府州考查辦學情況。
(5)規劃每府設中學、師範各一所,督促各府積極籌款興辦。
(6)籌設宣講所。創辦《學務報》,薦陳寶泉、高步瀛編纂《國民必讀》、《民教相安》二書,以啟發知識,共印行十萬冊。又編輯教育雜誌、中小學教科書,推行全省。
(7)設立客籍學堂,由盧靖(木齋)任監督。
(8)籌辦北洋法政、師範等學堂於天津。
(9)規定留日學生名額,於日本東京直隸省留學生中設速成理化科。
直隸教育事業的日有起色,使袁世凱對嚴修更加器重。有一次袁曾對陳寶泉言:“吾治直隸之政策,曰練兵,曰興學。兵事我自任之。學則聽嚴先生之所為,吾供指揮而已。”(陳寶泉:《嚴範孫先生事略》)
五、學部掌學(1906--1910)
一九○五年冬,清廷詔“以各省學堂次第興辦,必須有總彙之區,以資董率而專責成,特設學部,命榮慶為尚書,熙瑛、嚴修為侍郎。”嚴修於十一月到任,署右侍郎,幾個月後轉左侍郎。榮、熙均為旗人,熙又不久病故,繼任者達壽,又因考察憲政,出使日本,遲遲未到部視事。所以學部事務,事實上大都由嚴修任之,這就使他能得到一個更好的機會,在總攝全國教育行政的中樞位置上,來施展自己的宏謨與長才。更由於他此次出膺重任,是在中國新式教育事業從無到有的發軔時期,隨著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全國教育行政主管機關的誕生以俱來的,因此,他的許多擘劃和舉措,都是帶有開創性的,在舊中國的教育發展史上佔有一定的重要位置。其中堪稱“第一”創舉的,有以下數項大端:
(一)第一份教育宗旨的提出與頒佈
新型的教育事業在幾千年古國的大地上初次出現,首先需要明確揭示並公之於世的,應該是教育的宗旨究竟是什麼。因為“必提挈綱領,而後條目可以擴張,扶植根本,而後枝葉因之發育。”(《奏請頒佈教育宗旨折》下同)這是嚴修到學部後所要辦的頭件大事。
在這個奏摺中,第一次提出了“普通教育”這一新的命題,認為“今中國振興學務,固宜注重普通之學。”“普通雲者,不在造就少數之人才,而在造就多數之國民”,所以要“全國之人,無人不學。”為了具體推行普及教育,他於次年即致函天津知縣章師程,要先行“調查學齡兒童之確數,以漸謀義務教育之普及”,以“試行於一縣,而遞推於全國”,其次,是第一次系統地提出了道德教育、軍國民教育、實用教育的概念,認為“中國民質之所最缺而亟宜箴砭以圖振起者有三:曰尚公,曰尚武、曰尚實。”因為“中國之大病日私,曰弱,曰虛。必因其
病之所在而拔其根株,作其新機。”所謂尚公,就是“人人皆能視人猶己,愛國如家。”所謂尚武,就是“凡中小學堂各種教科書必寓軍國民主義。”所謂尚實,就是“凡中小學堂所用之教科書,宜取淺近之理,與切實可行之事以訓諭生徒。修身、國文、算術等科,皆舉其易知易從者,勗之以實行;其他格致、圖畫、手工,皆當視為重要科目,以期發達實科學派。”這些提法,無疑都是不僅切中時弊,而且能徹革積習,關係到百年育人之大計,是有一定的進步意義的,後來入民國後蔡元培所擬之教育宗旨五項,對此三“尚”即予以保留,改稱為“道德主義”、“軍國民主義”、“實利主義”。
當然,作為維護滿清君主統治的工具的教育宗旨,根本上是反映封建統治階級的利益和意志的,因而其指導思想是不可取、也無足稱道的,那就是奏摺所提出的,“中國政教之所固有而亟宜發明以拒異說者有二:曰尊君,曰尊孔。”這是統馭一切之總綱。愛國與忠君合一,正學以孔教為本,這決不僅僅是作為朝廷文告的題中應有之義而提出的,同時也正是嚴修多年以來所形成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教育思想的反映。正如他在一九一一年致陳寶泉函中所說:“學部奏定之新章,即五六年前鯫生所持之故見。”這些觀點同他在十年前在貴州時致陶仲明函中所說的完全出於一轍:“中國之學,萬劫而不可磨滅者,惟義理耳。西學雖明備,孔孟程朱之道不能畔也。義理之學愈深,西學之用愈實;孔孟程朱之道愈明,泰西之法愈見其可行。”他甚至認為:“孔子之教,大而能博,不但為中國萬世不祧之宗,亦五洲生民共仰之聖,日本之尊王倒幕,論者以為漢學之功。”(同前《奏摺》)這種思想一直成為他晚年創立崇化學會的主導思想。
(二)從中央到地方一整套教育行政機構的第一次確立與完備
學部初立,需要從頭做起地建立官制、規定職掌,登用人員。需要與禮部劃分權限,把應歸學部職掌的那一部分職權接過來,並作好學堂出身者與原有的貢士、舉人、恩拔歲優貢及廩增附生的對口安排處理。在地方機構方面,各省裁撤學政,另設提學使司為總攬各省學務之機關,並規定提學使未經出洋考察者,須先赴日考察後再行赴任。學司與藩司、臬司同樣參與考成,以加強對地方官員興學育才的督促與考核。各省會設學務公所,分曹隸事。又別設學務議紳,延訪本省學望較崇的紳士充任。各府、州、縣設勸學所,綜理各學區事務。區設勸學員一人,任勸學之責。又奏定教育會章程,府州縣設分會,以輔助教育行政。這些,大都出於嚴修的擘劃與擬議。
(三)第一個女學章程的制訂與公佈,及各項學校章程的初步修補完備
嚴修是中國最早的女學倡辦者之一,但他開始時只不過是在自己家裡試辦,要想把女學形成體制,行之全國,那就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因為在那男尊女卑、閨範森嚴、“女子無才便是德”的時代,推行女學,首先會遭到衛道的頑固派和封建習慣勢力的強烈反對。因而要想突破這層層阻力,那就不能不從“詩云子曰”方面去找出一些論據幫忙。所以在奏定女學章程的摺子中,開宗明義第一段就提出:“中國女學,本於經訓,故《周南》、《召南》,首言文王后妃之德……風化所被,普及民間,《江漢》諸篇,言之尤備。孔子日: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蓋言王化始於正家。此先聖先王化民成俗所由必以婦學為先務也。”這樣,才能堵住那些衛道士們的悠悠之口。由此可見,當時對女學這一破天荒創舉的興辦,是經過嚴修等人的煞費苦心的。關於大、中、小學堂章程,雖早已於兩年前由管學大臣張百熙奏定,但當時各等學堂是從無到有地同時並起的,因而在招生入學上不得不採取變通考選辦法。關於學制、分科、課程設置、考試、視學、遊學等有關規定,也都未盡適合實際需要。所以對於這些章程加以修訂補充,或另頒新章,使學校新制得以規模完備,納入正軌,也是非常必要的。嚴修在這一方面也做了不少的工作。
(四)第一批各項教育事業機構的建立
設立圖書局。延聘王國維、汪榮寶編輯教科書及參考用書。
成立名詞館。以嚴復為總纂,編定各種學科的中外名詞表。
成立京師圖書館。奏請將熱河文津閣四庫全書及避暑山莊各殿陳設的書籍,內閣的宋元舊刻,翰林院的《永樂大典》,無論完缺破碎,都一併交圖書館管理,並飭撥淨業湖、匯通祠各地址,興工建館,這為今日的北京圖書館奠定了初基。嚴修曾親至大內,查看所收的古籍、檔案(題本)。
設置京師督學局,統一督導都中教育。
設立京師女子師範學堂。
此外,嚴修還督率學部人員詳細擘劃,編制了教育工作八年計劃。
嚴修在學部治事精勤,事無鉅細,勞瘁不辭,曾有“勤勞甚於司官”之譽。他還手書應整頓事宜三則,告誡僚屬:“一、守時限,嚴定功過,節制曠勤來去自由之習;二、戒喧笑,辦公非會客閒談之所,戒雜坐喧呶,鬨堂笑謔,或指使僕役,聲威並作;三、崇儉樸,部費力求樽節,晏安之途愈闢,則勤奮之機愈阻。”(陳誦洛《蟫香館別記》)公餘之暇,他還聘專家來部開講習會,督率部屬聽講,以增知識。
嚴修雖銳意興學,想有所作為,但在當時清廷腐敗政局之下,所受阻力甚大。所以在任職的第二年(1907年)間,他就每自夜不成寐,感嘆“不能退,不能遂,如之何?如之何!”“就中有益於人、有益於己之事,求一而不可得,烏乎難矣!”(《日記》正月初九日、五月廿日)所幸的是,是年九月張之洞以體仁閣大學士、軍機大臣兼管學部事務,鄉誼舊知,甚相諧洽,所以才勉留其任。但到一九○八年慈禧、光緒死去、載灃攝政當國,情況為之一變。主要原因是牽連到袁世凱積忤放歸,而嚴修上疏力保,並在袁悄然離京之時,親往車站送行之事,載津曾數次藉機給以難堪。轉年張之洞病故,嚴修這時“確見天下事決無可為”,只得以掃墓為由,告假還津。一九一○年三月,奉諭准奏開缺,學部職務至此遂告結束。
嚴修有《五十述懷》一詩,可做這段從政生涯的寫照:“兩度瀛山採藥歸,漁竿初志竟乖違。不慚高位騰官謗,可有微長適事機?推轂徒貽知己累,濫竽敢恃贊者稀?百年分半匆匆去,差向人間懺昨非。”
嚴修此次學部卸任歸來,又負債銀二萬二千餘兩,銀元一萬八千餘元,向交通銀行借三萬兩償債。
六、里居辦學(1911--1928)
嚴修自一九○九年掛冠還鄉,即絕意仕進,優遊自娛。二十年來,靜觀世變,不問政治,凡所徵召,從不一應,終不再出。
(1)一九一一年六月,辭為溥儀授讀之命。周自齊銜內廷之命,遊說嚴修與嚴復作溥儀師傅,曾懇託張伯苓勸說嚴修接受此任,嚴一笑置之。
(2)一九一一年九月,辭度支大臣。一九一一年袁世凱東山再起,受命為內閣總理大臣,清廷九月間下諭:“著嚴修為度支大臣”,嚴當即電請收回成命。廷諭不準,袁又續派李士偉來津促駕。嚴親自晉京懇辭,獲准。
(3)一九一一年十月,辭南北議和大臣差命。袁世凱大權在握,企圖用談判方式,招撫民黨,撲滅革命。嚴修是他心目中最合適的議和大臣人選之一,曾電示盼其“南行,參與會議事”。嚴以“識淺辭訥,置之議場,實非所宜”為由,覆電懇辭。
(4)一九一二年二月,辭直隸總督。直隸總督張鎮芳辭職,薦嚴修以自代,袁世凱派李士偉勸駕,嚴正色辭之。
(5)一九一二年十一月,辭國史館總裁。袁世凱令其幕僚王筱汀傳語,擬任嚴修為國史館總裁。嚴復函不就,乃改任王闓運。
(6)一九一二年十二月,辭教育總長。民國成立,袁世凱就任臨時大總統於北京。為了破壞《臨時約法》與責任內閣,逼走唐紹儀,導演了一齣軍警圍攻參議院,強迫通過趙秉鈞內閣的鬧劇,對教育總長一席,授意盧木齋兄弟轉告嚴修,挽其出任。嚴聞訊親自赴京面辭。
(7)一九一四年二月,二辭教育總長。袁世凱一九一四年一月解散國會,二月以孫寶琦取代熊希齡為內閣總理,發表嚴修為教育總長。其時嚴正在英國遊歷,乃將任命令電傳駐英公使劉玉麟轉授,嚴復電堅辭。
(8)一九一四年六月,辭總統府高等顧問。袁世凱派潘之瑞來津,函聘嚴修為總統府高等顧問。嚴晉京見袁辭薪。
(9)一九一四年九月,辭清史館總纂。清史館館長趙爾巽函聘嚴修為纂修兼總纂,嚴婉辭,後改為名譽總纂。
(10)一九一四年九月,辭參政。袁世凱五月撤銷國務院,改設政事堂,公佈參政院組織法,任黎元洪兼院長,親自選定參政七十名,嚴修亦其中之一員。嚴致書徐世昌提出辭呈。
(11)一九一五年一月,辭中卿。袁世凱籌備踐祚,先實行官制復古,一九一四年七月授國務卿徐世昌為上卿,嚴修等為中卿。嚴次年與徐世昌函商,以不辭不就辦法,予以推脫。
(12)一九一六年六月,辭黎元洪面商新政的電召。一九一六年六月六日袁世凱死,黎元洪繼任總統,電召嚴修面商國是。嚴以“里居已久,於政治情形一切隔膜,實無以仰贊高深”為辭,予以婉謝。
(13)一九一六年十月,辭黎元洪代勸徐世昌來京之命。黎元洪為解決時局紛爭,擬請退居輝縣的徐世昌出山相助,懇嚴修前往勸駕。嚴婉謝,未往。
(14)一九一七年六月,三辭教育總長。由於段祺瑞與國會在對德宣戰問題上爭持不下,爆發了府(黎)、院(段)之爭,黎元洪準段辭職,以李經羲為國務總理,電召嚴修出任教育總長,嚴復電婉辭。
(15)一九一七年七月,辭臨時參議院院長。張勳復辟失敗,段祺瑞重新主政,提出了國會改選問題。研究系梁啟超等獻策,另行組織臨時參議院,因而引起了南北分裂的護法戰爭。馬相伯承旨派陳寶泉專程來津,邀嚴出任臨時參議院院長,嚴婉謝之。
(16)一九一九年五月,婉謝黃炎培等簽發對時局意見通電之請。直皖劍拔弩張,南北打打停停,和議難成,在滬聞人黃炎培、張元濟、孫寶琦等與南遊抵滬的嚴修晤談,想請他與張謇二人聯名發表對時局意見的通電,嚴婉謝說:“平日笑人好發電報皆空論,不願效為之。”
(17)一九二一年十月,婉拒張紹曾召開國是會議之倡議。直皖戰爭皖系敗後,因總統人選與任期問題,發生了法統之爭,聯省自治運動也甚囂塵上。吳佩孚為另樹一幟,授意張紹曾發起在廬山召開國是會議。張曾就此事致電嚴修徵求意見。嚴復電雲:“惟茲會之成不成,全視各當局者有捨己從人之心,與改過不吝之勇氣,又必握大權者拋棄其權,攘大利者退讓其利,黨人不為違心之論,政客不起興戎之口,然後會議可得而言。否則,議必不決,決必不行”。
(18)一九二五年九月,辭北京大學校長。第二次直奉戰爭中直系戰敗,段祺瑞再出組臨時執政府,章士釗以司法總長兼代教育總長。九月二十日章派次長陳仲騫持函來津訪嚴修,約其出任北京大學代理校長,而由陶孟和代表任事,嚴婉辭之。
(19)一九二五年十二月,辭段祺瑞邀請晉京維持大局。段祺瑞為敷衍孫中山召開國民會議的號召,提出舉行善後會議的主張,委託李文卿來津邀請嚴修晉京維持大局,嚴婉辭之。在此之前,嚴曾封還國務院顧問聘函,並致書於段,聲明不任職事,懇即收回成命。
以上(2)至(11),所辭的都是袁世凱對他的徵召與任命。他同袁世凱有非同一般的深厚關係,為什麼袁世凱當年罷黜軍機,禍且不測的時候,嚴修能不顧身家性命,抗疏力保,而到袁氏當國,北洋故舊雞犬皆仙的時候,嚴修反而不拜一命,當其帝制自為時,更犯顏力爭,沮其成議,在政治上採取瞭如此堅決的不合作態度?對此,嚴修一九二五年在《答陳誦洛》一詩中自己作了解答:“本為衰朝惜異才,幾番鑄錯事同哀。拾遺供奉吾豈敢?幸未人呼裙彥回。”
陳誦洛把嚴修當年疏保袁世凱,比作杜甫(拾遺)薦房琯,李白(供奉)識汾陽(郭子儀),這從嚴修當時的真正的思想動機來說,還是說得過去的。因為嚴、袁二人在直隸共事期間,袁編練新軍,創行新政,確作出了不少卓越的成績,而以其幹濟才能顯名於一時。嚴修在一九○七年(即疏保前一年)致天津知縣章師程函中說:“非有見之於實行者不能示標準而折群言。以前事證之,巡警局也,習藝所也,陳列場也,半日學堂也,諸凡北洋已行之新政,昔日何嘗不以為詬病,自項城宮保毅然行之,曾不數年,而規仿者偏於全國,此非收效大驗歟?”這段話確係嚴修的由衷之言,並且也有他一定的事實根據的。他正是從這一認識基礎和為國薦賢的願望出發,才做出保袁這一舉的。
迨至袁世凱潛移清祚,篡竊民國,殘民以逞,帝制自為,倒行逆施,原形畢露,嚴修才覺察到自己已鑄了大錯。這哪裡是什麼杜甫薦房琯、李白識汾陽,簡直是辦了一件褚淵薦蕭道成那樣的蠢事(褚淵受宋帝之顧命,而薦蕭道成同輔幼主,結果為蕭篡宋自立鋪平了道路。褚淵後來又仕南齊為大臣)。嚴修能承認自己“鑄錯事同哀”,並因此而同袁世凱在政治上相決絕,沒有被人指著脊梁骨呼作“褚彥回”(淵字),那已很值得自己慶幸的了。
一九二三年嚴修的《伏處既久,忽蒙勳章之寵,矍然有作》一詩,很可以反映出他所以屢徵不起的想法與心情:“脫卻朝簪春復春,不夷不惠等閒身。猶聞此日呼參政,難免他年誄大臣。妄擬逸民原不敢,謬加新寵太無因。極知名器無輕重,祗是何須及此人!”
嚴修“廿載懸車”,有的人把他看成是潔身自好、遯世高蹈的許由巢父一樣的人物,這是不確切的。對此,他自己不僅做過嚴正的表白,而且發有極為透剔的議論。他說:“吾國相沿,以不仕為隱,遂以不事事為高。前說義有未充,後說弊尤滋甚。巢許洗耳,後世豔稱,以修論之,殊無足取,假使在位,溺職無疑。蓋不能皋陶,始不得不巢許……既適懶散之性,復攘高潔之名,此修所至不屑也!”(《答張仲仁同年》)這段話是對那些自鳴清高,無所事事,以欺世盜名的隱士之流的入骨三分的無情揭露與鞭笞。他在政治上絕跡仕途,並不等於在社會上摒絕世事,而是在徹底擺脫官場名利糾牽之後,能更潛心致志地從事己所願為的事業。他認為搞政治是另一些人的事,而辦教育才是他的責任,所以對前者一概敬謝不敏,而對後者卻矻矻以求。這種把政治與教育截然分開的思想,也正是教育救國論者的重要特點。嚴修一九一五年在《修生恰兩萬日》詩中有云:“五十五年兩萬日,蹉跎不進奈餘何?此生莫信無功過,但坐無功過已多。”又自撰過一聯以自勵:“天下之平資大化,吾人於世不為虛。”這都透露出他矢志興學、不虛此生的積極問世的態度。他自言:“仕非幹進隱非高,五十懸車亦自豪......不將箕潁強兒曹。”(《結婚滿四十年紀念》)他不僅自己不想做巢由,也不希望自己的子孫作巢由。他市隱里居,也決不象巢、由之遯處箕山、潁水,而是充滿自豪和信念地致力於他所要做的事業。所以二十年來,除最後幾年因病魔纏身,較少出行與會客外,他的社交、旅遊、觀光、治學、聯吟、行樂以及應邀參加的各項社會活動,還是甚為頻繁的,並且大都是圍繞著辦學這一目的而進行的。
(一)考察教育事業
嚴修在致仕之前,即曾南徂湘黔、兩渡扶桑。里居之後,更得縱遊國內外各地,幾乎無年無之。從一九一○到一九一九年間,嚴修往南登泰山,謁孔林,過金陵,臨焦山,泛太湖,訪南通,小住滬濱,三遊西湖,觀浙江潮,憑弔嚴子陵釣臺(桐廬)、禹陵、蘭亭(紹興),到慈谿。往北出居庸關,遊明陵,抵張垣、宣化。往東小憩北戴河,出榆關,到奉天。往西經保定,去太原。還到過輝縣、彰德、武漢、九江。
海外漫遊三次:一九一二年七月第三次到日本,九月歸國。一九一三年七月,取道西伯利亞,經俄、德、比到英倫,又遊法、瑞士、荷、意、奧,一九一四年六月再經莫斯科回國。一九一八年四月,取道朝鮮、日本赴美洲,到過加拿大及美國的西雅圖、紐約、華盛頓、芝加哥、舊金山,十一月經日本返國。
嚴修幾次出遊,有的是為了辦教育或與教育事業有關的目的,如一九一九年保定、南京之行是為了訪曹錕、李純為南開學校捐款;一九一五年去上海和一九一九年去太原,是為了觀光東亞和華北運動會。一九一三年赴歐是為了送袁世凱三個兒子游學。一九一八年赴美是為創辦南開大學進行考察。即使是專為遊山玩水而去的,他也不放過機會參觀學校,訪問教育界同仁,考察當地文化教育事業情況。這些年中參觀的學校,有北京清華學校、慈幼院,保定育德中學、省二師,濟南模範小學,南京金陵大學、高師,南通南洋中學、農校,無錫竟志女師,杭州省師等。會見過沈信卿、黃炎培,經亨頤和一些教育工作者,交談教育有關問題。
嚴修一九一三年歐陸之行,與他清末專為考察教育制度而兩遊日本的情勢不同,因系私人觀光性質,不便作公開正式之參觀。但就是這樣的觀感所及,已使他大開眼界,增益非淺。他看到英國的一個居民不過一萬六千人的小城市而有男女小學校四十四處,而且規制謹嚴,辦得很好,認為此“並非高遠不可幾及”,“即以吾津論,雖去普及之日尚遠,然學生人數亦累數千矣。果教授訓練得法,收效亦甚可觀。”(《嚴範孫先生手剳》)他還提出了仿行市政的設想:“吾津學務之退步,早在意中,此即市政不舉之確證”,“欲社會之進步,非講求市政不可。近時言者,最喜援引法蘭西之革命與吾國並論,則何不舉法蘭西之市政與吾國一較量之?”並提出“欲行市政,當自天津始。”
一九一八年北美之行,有張伯苓同往,是有目的的一次教育考察,以為歸來後創辦南開大學作準備的,因而著重於參觀學校和訪問教育界知名人士。他們曾參觀訪問了加拿大的溫哥華大學,美國的西雅圖大學,芝加哥的高等學校、大學,紐約的林肯學校、工業學校、孟祿師範科、哥倫比亞大學和幾所中小學,勃提摩的複式小學、中學,華盛頓的參議院、教育局,瞭解了以上各處的辦學情況。在紐約逗留期間,張伯苓入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研究教育,每日往學校聽講兩次,晚上回來,就為嚴修講述大意,使他也能學習到一些教育理論知識。嚴有時也親自到大學聽講教育課。
(二)締建南開學校
張伯苓稱嚴修為南開的“校父”,並說:“個人真萬幸,遇到嚴先生,在嚴先生指導下作事”,“我們學校真幸會由嚴先生髮起”。這位老校長的這段話,我們認為還是符合實際情況的。
嚴修所以無愧為南開的“校父”的光榮稱號,這不僅由於他以自己的家館為胚胎,在本宅偏院辦起了私立中學堂——敬業中學堂,為南開學校奠立了初基,更重要的是,南開學校從中學、大學、女中、小學這整個學系體制的締建中,無不傾注著他的精力與心血,特別是早期的篳路藍縷階段,沒有象他這樣享有較高的道德聲望的人出來號召主持,奔走籌維,是難以有如此成就的。這從南開學校創業進程中的一些事例即可加以說明。
一九○四年私立第一中學堂時期,每月經費白銀二百兩,由嚴修、王奎章兩家分擔。
一九○六年邑紳鄭菊如捐地十二畝,嚴修、王奎章、徐世昌、聲木齋、嚴義彬集銀二萬六千兩,興建校舍。次年袁世凱又捐款興建禮堂。
一九一一年學使傅增湘將天津客籍學堂、長蘆學堂併入南開學校,每月又增得白銀八千兩。
一九一二年直隸學務公所每月補助經費一千○六十元。一九一四年直隸工業專門和北洋法政兩校附設的中學班併入,經費又續有增加。這都是在地方當局總督陳夔龍、巡按使朱家寶、民政長劉仲魯的贊助下得到的。無疑,這也都是嚴修奔走聯繫的結果。
為了籌辦南開大學,嚴修更是不辭勞瘁地南北奔波。一九一八年訪美國歸來後,又派孫鳳藻代表他遍訪各省軍政長官及教育當局請求鼎助。奔走結果,據嚴氏日記及南開學校文獻所載,募得款項,為數不少,計有一九一九年梁士詒、周自齊、曹汝霖認捐之四十萬元,黎元洪認捐之一萬元;一九二○年陳光遠認捐之一萬元,蔡成勳認捐之五千元,一九二一年李純弟李馨根據李純遺囑捐贈之五十萬元;一九二二年徐世昌認捐之八萬元,一九二三年靳雲鵬認捐之一萬元。此外還有李組紳捐助的礦科常年經費與袁述之捐助的建築資金,嚴修自己也於一九一九和一九二二年分別捐贈購書價款二千美元,還捐地折款一萬八千元。南開學校自開辦到一九二七年止共得捐款一百二十萬元,對其擴建發展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其中以嚴修出力為最多。
南開女中也濫觴於嚴氏女學。從一九○二年女塾到一九○五年女小以至一九一九到一九二二年的中學班,都是在嚴氏家中設辦的。一九二三年開辦南開女中也是以嚴修的老友言仲遠捐款一千元為倡始的。
一九二八年南開小學成立,實則在此之前,嚴修早就著手籌劃。他曾於一九二七年五月約集天津商界王心容、紀錦齋、藹竹齋,金小泉等人商談籌募建築資金,為其建校打下基礎。
南開建校之後,一切校務皆由校長張伯苓統籌負責,但對學校重大設施問題,在早期嚴修還是非常關心和過問的。他重視學生德智體美的全面培養,他手書的四十個字的《容止格言》懸掛在當年南開中學東樓甬道中大立鏡的上方,成為多年來養成文明禮貌、遵守紀律、講求衛生等良好校風的行為規範。他與張伯苓苦心摹劃,確立了要求學生具有“愛國愛群之公德,與夫服務社會之能力”的辦學方針,設定了比較完備的課程科目,包括音樂、體育、美術各課。他對於有助於學生提高思想、陶冶性情的社團活動,亦熱心給以贊助與支持,如親筆為校刊《校風》題簽,為作文比賽優勝者題詞褒獎。一九一六年全校國文會考,周恩來選《誠能動物論》為題,獲全校第一名,即由嚴修親自閱卷選拔,並親書“含英咀華”獎旗以贈。他還為學校邀請蔡元培、梁啟超等學者名流來校講演,增進學生知識。為師生上演新劇審定劇本,決定劇名(如《一元錢》、《一念差》),並經常觀看演出,還於某次演出《華娥傳>時親自佩帶稽查員徽章隨同照料。他設立“範孫獎學金”獎掖優秀學生,並出資支助個別優異學生出國深造,如周恩來赴法勤工儉學,即系出於嚴修的資助。後來周恩來在法參加共產黨,曾有人(包括張伯苓)勸嚴停止補助,嚴以“士各有志”四個字回絕了他們,繼續資助如故。
(三)扶持文教事業
(1)關心學校教育
嚴修多年不問政治,很少發表政見,但對有關學校興替因革重大問題,則決不自甘緘默。如一九一五年三月聽說安徽督軍倪嗣沖停辦學校一學期,以學款移充軍費,他寫信斥責說:“武人之謀國,其謬如此!”一九一八年三月他聽說有廢除小學之說,非常氣憤,當致書陳寶泉表態:“修曾間接言之不止一次,果欲實行,雖在局外,必力爭也!”一九二七年他聞天津官產處有變賣天津全縣學產之議,認為學產存在系教育存在之關鍵,不能不出來加以制止,乃急電天津縣當局呼籲,使原議得以取消,深得津人稱頌。
(2)積極參加教育團體活動
一九一二年全國教育會議討論教育宗旨事,對蔡元培所擬五項宗旨中的後兩項“世界觀”、“美感"予以取消,嚴修表示反對。經過開會時力爭,在後來頒佈教育宗旨時改為德、智、體、美四育。一九一五年在津召開的全國教育會議,一九二二年在北京召開的中華教育改進社事務所成立會,次年在天津召開的該社董事會,嚴修都曾積極參加,並得與蔡元培、粱啟超、經亨頤、沈信卿、胡適、陶行知等教育界知名人士交談教育改進問題。一九二七年嚴修受國務院、教育部之聘為教育基金委員會委員。
(5)贊助地方文教工作
一九二三年嚴修與林墨青等地方人士成立文廟歲修辦事處,籌款重修文廟。支持高凌雯重修天津縣誌,與他共同剔抉爬梳,斟酌取裁,並盡出自己藏書,供其探討。又贊助林墨青籌辦廣智館,並對社會教育辦事處、宣講所、講習所、俱樂部等活動給予很大幫助。
一九二四年嚴修捐贈古籍數十種給南開大學圖書館。在十年以前,他就已捐贈天津圖書館書籍五萬卷。
(四)留心社會風教
嚴修留心社會風氣教化,這是他作為一個教育家的高尚品格與本色。他嘗說:“欲強國家,先善社會,實不易之序。”(一九一三年致陳寶泉函)因而對於社會上的頹風陋俗、敗德惡習,無不深惡痛絕,並以身作則地加以反對與抵制。他認為社會不良風氣,會使學校教育的正面誘導受到削弱或抵消。
(1)反對歧視婦女的世俗觀念,反對冶遊、徵妓與納妾嚴修在《結婚滿四十年紀念》詩中說:“新吾持論最公平,世上寧唯女慕貞?”自注:“《呻吟語》卷五:‘夫禮也,嚴於女子之守貞而疏於男子之縱慾,亦聖人之偏也。’”他在這裡借明人呂坤(字新吾)的那段話,來表示對聖人重男輕女的立教的抗議,為婦女鳴不平。所以他自己“終身恥作狹邪遊”,(同前詩)“平生不履平康里”;“宴會間遇有徵伎侑酒者,即託故辭去”。(《蟫香館別記》)反對納妾行為尤不遺餘力。一九一六年北京公園內設有社會改良會,於納妾一事急呼痛詆,他因其宗旨與自己相同,當即加入該會為會員,並擬將一位叫松繼雲的所著斥納妾之人“不齒於人類”的《臆說》一書推薦給該會擇登。
(2)反對賭博、吸菸等社會不良習染
一九一○年李石曾著有《吸菸與經濟衛生實業之關係及戒菸之法》小冊子,嚴修閱後,大為贊同,特為之作序。文中有云:“吾國近十年間,風俗習染之驟,有至可驚至可懼者三,即麻雀牌、彩票和紙菸。”“惟紙菸一項使人靡然同風而不以為怪,需要大聲疾呼,方能逐漸加以戒除。”他並以自身戒菸經驗相告勉:“忍此數日之小不適,而為吾身去無形之害,為吾家吾鄉吾國造無量之福,仁人君子誠何憚而不為耶?”
(3)反對封建迷信
早在晚清從政時期,嚴修對於禳祀、建醮、堪輿、唪經之類的詭異荒誕的迷信勾當鄙夷視之,這在他以前所寫的日記中,時有可見。一九二五年《與友人談宗教》詩中有云:“吾道衰時彼道興,此談十誡彼三乘。平生心契河間語,頗敬如來不信僧。”說明他非常贊同紀昀那句不信僧的卓論,認為僧道迷信之事不可信;不過應“待其自廢,自廢者其勢順,雖遲無大損,因本已立也。人強廢之,其勢逆,欲速反害。(1902年在日本埤市僧寺有感而發,見嚴曾符《年譜稿》)這就是說要因勢利導,是符合思想問題不可壓服的道理的。
(4)改革陳規陋俗
嚴修在鼎革前後,率先剪辮,提倡女子放足,不扎耳朵眼。避壽:遇生辰在家拒不見客,不受禮物;或避往北京。臨終前兩個月,他婉謝城南詩社同人為他七十壽辰徵詩,並作避壽詞:“壽言之體,有文無實。言苦者藥,言甘者疾。使人諛我,人我兩失。便活百年,不做生日。”
改良子女婚俗:一九二三年為其子智鍾迎娶,“易彩轎為雙馬車,為津邑之創格”。“又,津俗多不迎親,此番新郎迎娶,且乘馬,亦創格也,緣是親友來觀禮者甚多”。(《日記》)
改革葬禮:一九二七年嚴修自覺壽將不永,因預作改訂喪禮八則:一人死登報紙告喪,不必致訃;二、孝子不必作哀啟,如作哀啟,但述病狀;三、不唪經,不樹幡竿,不糊冥器,不焚紙錢;四、樂但用鼓;五、首七日辰刻發引,即日安葬;六、發引前一日開弔;七、開弔款客不設酒,不茹葷;八、通知親友,不受一切儀物,如以詩文聯語相唁者,可書於素紙。
(5)樹立良好家
一九二七年嚴修手訂《家訓》八則,即:一、全家均習早起;二、婦女宜少應酬;三、夜不出門;四、消遣之事宜分損益;五、少年人宜注意禮節;六、少年人宜振作精神;七、勿妄用錢;八、周恤親友。
(6)注意師表作用
嚴修留心風教,致力祛邪扶正,特別注意上層社會具有定資望和影響的人物的表率作用。他認為上行下效,一傅眾咻,往往是社會上某些不良習染和歪風邪氣得以滋生蔓延的主要根源,因而他對這類的事肯予破除情面,勸善規過。如當時林墨青正在大辦天津社會教育事業,嚴修認為“掌社會教育者,一定一動,人將是則是儆”,乃致函林勸其戒菸賭,並說:“戲謔亦似惡習之一,願共戒之”,他在一九一五年十一月致書梁啟超勸其戒賭,語重心長地說:“先生即不暇救國,寧不當修己?即不及改革政治,寧不欲變易風俗?即不欲造就國民,寧不肯防閒子弟?”“豈有智如先生而不能自察?勇如先生而不能自克之理?”“先生志節識量矯然不與彼輩(賭魁)同,寧獨於習染恬然不與彼輩異耶?”情通理透,充分體現了他的高尚情懷與卓識遠見。他還特別注意教育人者的為人師表的作用,如一九一四年五月致陳寶泉函中所說:“小學教員之責任,其重可知矣!吾津小學教員肯研究者少,且染於習俗,以賭博、冶遊為樂者,亦時有所聞。道德墮落,何以表率生徒?精神疲敝,何以勤思職務?為學務委員者,固不應持放任主義,而凡我津人,曾在學界有一日之關係者,均不可不籌挽救之術也。”他建議籌設一教員俱樂部,內設小型博物館、圖書館與各種音、體娛樂之具,使能“一面陶冶性情,以替其般樂佚遊之習,一面補充學識,以裕其教授訓練之資。”還擬出一份小學教員應讀書目,使他們知所取裁。
(五)提倡新劇運動
嚴修雅好戲劇,嘗言:“劇本加以改良,其功不下教育。”因此,他晚年特別重視戲劇改革工作,從鑑賞、評審、編劇以至指導演出,只要他有時間,總要熱情參加,他早在一九○六年就在自己家裡組織兒孫們演出新劇,並搭涼棚由張伯苓、韓詢華等參加演出《箴膏起廢》一劇,據說這是在天津最早演出的第一個新劇。其後又演過《天作之合》、《學非所用》(張伯苓編劇)。一九一一年他從報上看到通州人潘子寅過朝鮮仁川時,激憤於韓國滅亡而投海自殺,並遺書指陳國政的消息,深受感動,曾請袁世凱為之代奏朝廷請褒,並囑李琴湘根據此故事編成新劇,從上海約來名伶三麻子演出。劇中有“仁川江外水粼粼,莫忘通州潘子寅”等句,即出自嚴的手筆。他特別欣賞汪笑儂編演的《立國難》、《黨人碑》等新劇,並同他屢有往還,相與研討。一九一二年他與王劭廉、林墨青等討論戲劇改革事,向學使蔡儒楷推薦汪笑儂任戲劇改良社教師主其事。嗣後對南開中學的新劇運動支持更不遺餘力。與熱心戲劇改革的人士如劇作家韓梯雲、天津新劇團的蕭湛卿、益智新劇社的江北村、北京廣德樓的楊韻普、南開新劇團的伉乃如等人,不斷交換意見,併為他們評審劇本。他還組織林墨青、尹澄甫等赴北京觀摩志德社、奎德社新劇演出,南開劇團的周恩來亦曾同往。一九一八年有一次天津學界俱樂部試演新劇《照妖鏡》,嚴修與範源濂親自導演、孫子文、李琴湘、鄧澄波、馬千里等分飾劇中人,一時傳為佳話,當時嚴修還親充招待員,其興致之高可見。
(六)關心普及教育
為了便於開展普及教育,嚴修對推行語體文和拼音文字也非常注意。他認為“文言不可喻俗,俗不遍喻,則教育不能普及。”(英斂之所著《敝帚千金》序)他曾給宋則久著《白話珠算講義》作序說:“教育之種類,除體育智育而外,實際教育為必要,”處“商戰之世,非學此不足以制勝。”1907年他與王幼章合辦一《醒俗畫報》,為天津最早的通俗畫報。對國語拼音文字,據吳敬恆《三十五年之音符運動》一文說:“第一位實行宣傳這官話字母的,是天津嚴修,他家裡人人都練習得很熟。”一九一六年四月,嚴修在答趙頌南函中說:“當先使國人知拼音之利,可為漢字之輔助。……中等以下之社會,得此足以通信札、閱書報。”
(七)組織城南詩社
一九二○年間,在津的詩人墨客時常舉行觴詠之會,一時群彥畢集,佳什紛呈。當時任職於津浦路局的吳壽賢與王緯齋、李琴湘遞膺冠軍。嚴修看到這吟壇濟濟,筆興遄飛的盛況,非常高興,乃於次年發起組織城南詩社。參加者除上述諸人外,先後有馮俊甫、謝履莊、盧子修、楊意箴、胡浩如,步其誥、顧祖彭、管鳳和,徐世光、孟廣慧、王仁安、陳寶泉、陳中嶽、吳侶伊、高彤階,林墨青、趙幼梅等人,他們“等是神交無故新”,聲應氣求,志同道合。後來陸續加入者達百餘人,中間有息影遺老、在野名流、在職京官縣令,也有地方縉紳,而以嚴修為“祭酒”。
詩社的活動月有常期。社集之日,或招飲於私第,或宴集於飯莊,或移樽於嚴氏的蟫香館,或作公園書樓之會,或為八里臨流之觴。每次必有飛箋走筆,賭酒敲詩,題贈唱和,拈鬮分韻,也有時為射復、詩鐘之戲。詩作內容,無非是上已修禊,重九登高,即興抒懷,賞心樂事之什;也間有憤世嫉俗之作。再有就是一些祝壽、祖餞、接風一類的應酬文字。嚴修在《社集用俊甫侶伊兩先生唱和原韻》詩中流露的情調,可作為他們這群人當時心理狀態的反映:“日日東園載酒過,域中今日事如何?凶年吉夢全無驗,濁世清名豈足多?赤縣河山傷破碎,黃金歲月任蹉跎。馮驩不為無魚嘆,偶遇周郎一放歌。”
(八)倡立崇化學會
一九二七年八月,嚴修與華世奎、林墨青,劉嘉琛、徐世光、王仁安等人發起創立了一個研究國學的團體——崇化學會,這其實是嚴修另起爐灶,與南開學校辦學路線大相逕庭的一所否以“學校”標稱的學校,是嚴修晚年思想發生反覆和倒退的表現。
學會取漢代所行“崇鄉黨之化,以厲賢才”的遺意,而命名為“崇化”。它打著“延國學之墜緒,衍固有之文化”的旗號,以“為童年儲師資,為學子謀深造”、“講求國學,補學校之不及”為宗旨,科目分為義理、訓詁、掌故三門。從講學目的釉分科內容上看,這是同曾國藩在“衛道”的名義下,合義理(程朱理學)、考據(古文經學派)、詞章(桐城派古文)而為一的儒學教育如出一轍的。
所以學會組成之後,募集資金,首先得到當時的直隸督辦兼省長褚玉璞慨捐五千元以為倡,辦理備案手續,很快得到省長公署、省教育廳、天津警察廳和天津縣公署的批准。省長公量在批示中特別指出:“當此邪說橫行之日,全賴諸君子闡揚正誼,用挽狂瀾”,給予高度的褒揚。這恰好說明這個“崇化”組織的社會效果。在北伐軍即將以摧枯拉朽之勢直搗北洋軍閥最後巢穴的歷史時刻,瀕於末日的封建勢力正是把它當作一劑續命湯來看待的。
學會聘在津流寓的蘇州宿儒章鈺(式之)主講席。開辦伊始,先成立講習科,招收學員二十三人,因無講堂,則借嚴修私宅上課。每週三、六兩日下午講課,學員各發以札記本,使逐日作自學筆記,每兩週由主講評閱,每月試文兩次。學員學習成績採積分法,每季酌給膏火之資。一九二八年春分科學習正式開始,學員認定的書目有《論語》、《史記》、《漢書》、《說文》等,這是同嚴修平夙所學和在貴州時手訂的《勸學諭旨》中所開列的書目完全一致的。
嚴修對學會不僅提供私邸為課堂,提供藏書供閱讀,而且“坐聽絃歌,忘寒忘暑;親蒞試所,親書試題。”傾注了一定的心血。
嚴修由一個資產階級教育的先行者發生這樣的倒退,是有其階級根源和思想根源的。由於他的階級出身、經濟地位、社會經歷、文化教養等因素,他不能在思想上同封建主義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道德徹底決裂,而往往表現為新舊因素的矛盾交插和搖擺反覆。如他有時流露出懷念先朝的感喟(1919年五月十四日日記:“倦倦有故君之思,與餘意同”),但又不以遺老自居,而與前朝一刀兩斷(1919年答華世奎詩:“惟君志節我弗若,能一表裡貫始終”)。他懷疑中國國民“果能稱共和二字否?”(1911年12月25日日記),但又認為“二十世紀帝制決難存在,豈猶戀戀於君主,而自處於殷頑?”(1914年復張一麐書)他認為泰西之學為當務之急,但又說:“西學雖明備,孔孟程朱之道不可畔。”他多年來提倡新學,師法歐美,但又認為“東西國學人之來遊中土者,轉能窺見經史大旨與夫政治民俗根柢所在。”(1927年崇化學會捐啟)進入二十年代以後,他在改良變革上的侷限性和軟弱性暴露得愈趨明顯,頭腦中的舊的東西逐漸重佔上風。如一九二一年的贈林墨青一詩,可以說明他的思想由銳進而轉入遲滯的情況:“津庠半是舊祠庵,開創經營興味酣。當日被嘲新學派,而今復笑老生談。只因國粹當存古,未肯方鋮變指南。……”為什麼要這樣?因為他認為:“世人務枝葉,往往忽根柢。國要張四維,禮義與廉恥。人要守四勿,言動與聽視。孔曾道忠恕,堯舜道孝悌。東西有聖人,此心同此理。”(1922年《壽林墨青六十》)於是老調又重彈了。這樣,對他自己以極大熱情辦起來的“庠序莘莘人豔說”的南開學校,自然也就不免產生了懷疑,而感到“吾心功罪未分明”了(1925年《答陳誦洛》)。他又怎能不後退和更張呢?
(九)預作自輓詩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天津警備司令傅作義部與美國駐津部隊合修天津至楊村間馬路竣工,嚴修應邀力疾往觀,歸後即臥病,益見不支。一九二九年三月二日,自知即將不起,乃預作自輓詩:“小時無意逢詹尹,斷我天年可七旬。向道青春難便老,誰知白髮急催人!幾番失馬翻僥倖(自注:戊戌失歡學院,免於黨人之禍;庚子避地未成,免於流離之禍,辛亥棄產,約已定矣,彼方中悔,反獲保全),廿載懸車得隱淪。從此長辭復何恨?九泉相待幾交親。”
嚴修是歷史新舊交替激流中的教育先行者。二十年代,歷史已進入了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資產階級改良主義已成為強弩之末,瀕臨曲終人散之際了。就在這又一歷史轉捩關頭,一直看不中暴力革命,執著於教育救國的嚴修,在進退取捨的選擇中,他沒有能夠跟上去再前進一步,而是倒退了。這在他預作自輓詩前所寫的最後一首詩《和纓蘅江亭詩韻》中,就充分流露出他當時那種惶惑、消極的情緒:“見說天從此日青,新春又顧舊園亭,津橋頻遣鵑聲報,楚產重教鴂語聽。過眼幾回蒼狗白?驚人一吼睡獅醒。大愚奈我聾兼瞽,惟有終身謝不靈!”是時河朔易幟(天從此日青),南風北漸(楚產鴂語),新朝開始,必有一番“鵑聲”、“一吼”的宣傳運動。但嚴修對此;表示裝聾作瞽,閉目塞聽,只有終生敬謝不敏,他甚至以孟子擯斥主張君民同耕的許行所用過的“南蠻鴂舌之人,非先王之道也”那段話來作類比,其不屑一顧之情更為可見了。他就是這樣,由一個本來與時俱進的先驅者,變為跟不上歷史潮流的時代的落伍者。當他走到人生結局時,因看不到歷史的未來,而趑趄不前,終於無可奈何地死去,這不能說不是一個令人深思的歷史悲劇。
結束語
嚴修是中國處於新舊交替的歷史巨大變革時期的教育家。他關心國家民族的命運,看到了時代發展的趨勢,以畢生精力投入近代教育改革這一宏偉事業中,併成為一個資產階級教育先行者。他的主要貢獻就在於:通過他二、三十年來的不斷實踐,摸索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和時代特點的近代教育改革的道路,而這條道路也正是中國近代教育歷史進程的一段縮影。
嚴修創辦新式教育的路子是怎樣的呢?我們可以把它歸結為以下幾點:
一、從自強出發。西方近代教育的改革,是從十八世紀開始、在產業革命的推動下進行的,而中國的近代教育改革則是從一八九四年甲午中日戰爭開始、以民族危亡為契機、在禦侮圖強的標幟下發展起來的,嚴修就是開拓這一歷史進程的代表人物。他的教育改革進程應該說是從一八九七年請開經濟特科起步的。在此之前不久,為立誓學碑事所說的“方今時勢,非自強不能自存,非人才不能自強,非講學不能育才,尤非盡人皆冥志樸學,不能有成,而濟時艱”這幾句話,就是他改革教育的出發點和主導思想。
二、從西方引進。嚴修肯於認真向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學習,並特別注意日本學習西方維新改革的經驗,自己數次出國赴日、歐、美考察,並支持辦學人員出國觀光學習,這一點抓住了進行改革的關鍵。
三、從傳統過渡。為使新教育制度在中國的土壤中紮根生長,具有自己民族的特徵與色彩,嚴修著重地做好了從傳統的儒學教育向新興的資產階級教育轉變的過渡工作,如從改良私塾做起,試行採取新式教材教法,以為逐步過渡到新制學校作準備。從嚴館到敬業中學就是這樣走過來的。
四、搞試點實驗。對女學、幼兒園、幼兒師範這些新生事物,嚴修都是首先在自己家裡作試點實驗的。敬業中學的初期也是如此。
五、發動地方辦學。嚴修除以私人力量創辦南開學校,以為天下倡外,並在直隸首創勸學所,在各地倡組教育會,發動地方人士辦學或贊助興學。
六、廢廟興學。在嚴修倡導支持下,天津進行了廢廟興學運動,把寺觀改為學舍,廟產充作學款,不僅很快地把學校辦起來,而且也有助於破除迷信,開通民智。
七、向權勢者勸募資金。通過募捐方式,將達官貴人、巨紳大賈手中用以揮霍享受或盤剝牟利的資財,轉用於百年樹人的公益事業。如嚴修所說:“盜泉之水不可飲,用它洗洗腳,總不失為一有益之舉。”南開學校從建校到擴展都得力於此者不少。
嚴修以上辦學經驗,大多由天津開其先而各通都大邑靡然響風於其後,對早期我國新教育制度的推行,起到了重要作用,這就確立了嚴修在中國近代教育史上的先驅者的地位。
嚴修著述目錄
年譜:
嚴氏兩世事略 (1915年,石印本)
嚴範孫先生自定年譜 (1943年,刻本)
文存:
嚴先生遺著 (鉛印本)
嚴範孫先生文存 (手抄本)
嚴範孫先生會試珠卷 (刻本)
宣統二年奏摺 (底鈔本)
詩集:
嚴範孫先生古近體詩存稿 (1933,鉛印本)
歐遊謳(附東遊詩) (鉛印本)
同甲吟草 (1931年,石印本)
日記:
嚴範孫先生日記 (原始本)
蟫香館使黔日記 (影印本)
函札:
嚴範孫先生函信底草(1888--1929) (原始本)
嚴氏家信原稿(1891、1896、1898) (原稿本)
家信粘存(1906--1909) (稿本)
嚴範孫先生函稿 (稿本鉛本)
嚴範孫先生手剳 (1930年,石印本)
嚴範孫先生遺墨 (1932年,石印本)
蟫香館手剳第一輯 (1932年,石印本)
蟫香館書牘 (手抄本)
嚴修手札 (1932年,石印本)
雜記:
炳燭脞記 (原稿本)
嚴範孫先生叢脞 (原稿本)
註疏:
嚴範孫先生注廣雅堂詩手稿 (1930年,影印本)
雜著:
嚴範孫先生詩鐘 (1933年,影印本)
壽詩輓聯底稿 (原稿本)
金孺人殉節事略 (石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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