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修舊事數則
活到老 學到老 祖父幼聰穎,喜讀書。科舉考試前,曾勤讀經史,習詩詞。22歲 (1882年)中鄉試,次年取進士。1886年26歲,授翰林院編修,兼國史館協修。此後八九年借工作之需要和便利,得博覽群書,大擴眼界,猶魚得水,攻讀益勤。 祖父有一套利用公餘時間充實自己的辦法。其1892年日記中有云:“餘嘗與大兒盲,吾有三課:枕課、辮課、車課,各以一書為程。積日累月…
活到老 學到老
祖父幼聰穎,喜讀書。科舉考試前,曾勤讀經史,習詩詞。22歲 (1882年)中鄉試,次年取進士。1886年26歲,授翰林院編修,兼國史館協修。此後八九年借工作之需要和便利,得博覽群書,大擴眼界,猶魚得水,攻讀益勤。
祖父有一套利用公餘時間充實自己的辦法。其1892年日記中有云:“餘嘗與大兒盲,吾有三課:枕課、辮課、車課,各以一書為程。積日累月,所得甚多,大兒聞而慕效之。” ,
祖父興趣廣泛,尤喜天文、算學、醫學諸應用學科。曾謂“治學應以實用為主”(見1884年日記)。早在中舉之前的1877年17歲時,得識邑人陳奉周,即師事之。“奉周博文,通西學,深受講貫之益。”1880年20歲,初習算學,用功甚勤。在此後日記中,屢見攻讀算學、天文、醫學等學科的心得和質疑。根據1884年到1892年日記中零星記載,列舉當時鑽研之科目包括數學、開方、音律、天文、格致、醫學、化學諸門。攻讀過《勾股舉偶》、《數學論》、《數理精蘊》、《九章數學》、《白英堂算書》、《代數術》、《九數通考》、《格致入門》、《格致啟蒙》、《天文啟蒙》、《地球新錄》、《洄演醫案》、《傷寒明理論》、《霍亂論》、《化學衛生論》等書籍。
1890及1891年,“在京寓五老胡同,每夕與陶仲明、王庸卿同學習,習畢,輒筆記之。”
1894年奉命使黔,輕裝簡從,惟囊橐中書籍為多,共14大箱,途中勤讀不輟。抵黔後,所攜書籍,連同任內捐廉購置的中西圖書,全部捐贈當地助學,並曾多次託人到上海譯學館採購漢譯科技圖書及名人譯著,供自學及教學之用。在黔期間,加習英文,深究數學,通微積分。
1897年,祖父創建貴州第一所學堂貴州經世學堂時,將算學定為入學考試科目之一。學生入學後,須學習格致、算學諸科。陳廷縝在所著《嚴修與經世學堂》一文中認為,當時嚴修的貢獻,是引進西方的科學書籍,並先自學習,再為諸生答疑解惑。
是年,因任滿前奉請開設《經濟特科》,開罪以慈禧為代表的清廷頑固派。北返後不久辭官回津,一心辦學。從此獲得更多讀書時間,尤偏愛科技讀物。1899年家居時,更能與張伯苓相互探討。祖父平日於代數、幾何致力最深,至是乃益貫通。此後,1907年5、6月在學部任職期間,於京寓請日人小幡講植物學,無一日曠課。是年冬,讀經濟學書若干種,兼及理論、格致、法政諸科。由此可以看出,祖父仍然貫徹他的學習以“實用為主”的初旨。
祖父津寓書齋設在正門內二進西偏院,名曰“棗香書畫室”,以院中植有棗樹二株得名。室內東壁置書櫃,其旁陳設文房四寶,包括一些古硯、名墨。長屜內珍藏一些名家字畫。西壁窗旁懸一掛鍾,鍾旁懸一副木刻楹聯,上聯曰“小鳥枝頭亦朋友”,下聯曰“落花水面皆文章”。前窗設書案,案頭置檯燈供夜讀。後壁備簡易寢具,供午休或夜寢。室後有小門,經甬道直通藏書豐富的藏書樓“舊罩棚”大廳(原為蒙養園大課堂)。大廳上額懸橫匾曰“十萬卷樓”。書籍按經、史、子、集分類陳列於排排書架之上,泰半為幾代人積累購置。祖父回津後,除增購線裝舊籍外,旁及漢譯外國名著和科技圖書,以及如梁啟超著《飲冰室文集》等當代名人著作,並訂閱《國聞週報》。天津圖書館建成後,捐5萬卷以實之,仍餘1600餘種。
二十年代初,“鎖式樓”(一樓一窨)建成,祖父移到新居。樓之西半部分闢祖父和祖母臥室,向陽一間為祖父書房。右半部為飯廳,連接客廳。此時,“舊罩棚”存書已移至“新罩棚”和槐廳。1923年嚴氏女學停辦,大部書籍又移至近在咫尺的原女中樓上下教室,取閱更便。祖父每日除有事外出或迎接來客外,終日閉門書齋。偶爾提筆為人書寫對聯或潑墨作畫,其餘時間,自晨至夕,手不釋卷。他堅持每日記日記。有信必復,均留底稿。生活十分規律。
祖父曾三次赴日本,得以粗通日語。但早在督學貴州時,即已開始從祁聽軒習英文。此後,時續時斷。1907年在學部任職期間,繼續於公餘學習英文,成為日課。
1913年7月,祖父受袁世凱之託,送袁氏三子去英國留學,住倫敦,於次年5月返程回國。往返途中,歷經歐陸各國,深感英語用途廣泛。這期間,他的英文水平又有提高,可以閱讀諸如歐洲歷史等類書籍。
到了1917年及1918年,祖父已年近花甲,更延師於家集中學習,想是為了訪美考察教育作語言方面的準備。但畢竟年事已長,進展不快。做到能聽能讀,而訥於口頭會話。但即令如此,猶能在北美半年餘時間內訪晤許多美加兩國教育文化界人士和參觀各級學校及文化機構,得以深入瞭解彼邦學校教育制度和社會教育制度,頗受啟發,亦頗有心得,為回國後開辦南開大學奠定了感性認識上的基礎。
遊美歸來,有人問他印象如何。他答:“彼邦為事擇人,故無廢人,亦無廢事。我邦則為人擇事,易言之,用廢人,斯事無不廢也。”可見他當時已能正確觀察到吾國用人弊端。可惜這種弊端至今未大改進。
1942年,當我在美國哈佛大學進修時,胡適博士曾手贈所著《張伯苓》一文的英文打印稿,並指給我看其中講到有關祖父的幾段話。現將其中一段照錄如下:
“1918年,範源廉陪同嚴修去美國考察教育。為了安全,美國政府派了一位特工人員隨同考察團做保衛工作。嚴修不懂英語。但那謙虛 穩重的舉止,給予那位特工人員很深刻的印象。在考察工作結束時,那位特工人員對同行考察的範源廉(曾做過教育部長)說:‘我受命陪 同外國著名的來訪客人很多,但我沒有遇見過比嚴先生更可愛的人。’這是一個外國人對嚴修的評價。”
其實,當時祖父還不能說“不懂英語”,而是口語不很靈光。他一貫態度嚴肅,不苟言笑,對陌生的外國人就更怯於啟齒了。
自美返國後,祖父仍繼續攻讀英文,直至垂暮之年而未止,並且仍然保持多年來嗜書成癖、手不釋卷的老習慣,做到“活到老,學到老”。祖父讀書的志趣和習慣,可概括為:一、學以致用,不尚空談;二、鍥而不捨,堅持不懈,三、見縫插針,利用一切可用時間;四、自舊學逐漸轉向新學。
祖父與袁世凱
五十年代後期,當週恩來總理親囑仁曾大哥著手編寫祖父《年譜》之際,曾明確交代:在《年譜》中,必須弄清祖父同袁世凱政治上的關係,因為這是評價祖父一生功過的重要問題之一。
袁世凱向慈禧告密,出賣光緒和康、梁,導致戊戌政變失敗,光緒被禁,康、梁逃亡,六君子就義,袁氏此舉,行蹤異常詭密,當時並未暴露其奸詐陰險的本色。
祖父是變法維新的熱情支持者。曾認為:“欲強中國,必須變法維新。”主張中國應效法日本之明治維新,藉以強國裕民,免遭外侮,建立如英、日等國“虛君立憲之制。”這些主張,與梁、康不謀而合。在祖父貴州學政任內期滿北返途中,曾與梁啟超、康廣仁同輪,得深談,十分投契。北返後,在京晤康有為,暢敘甚久。祖父深佩康有為《公車上書》的儻論,曾謂:“康長素真卓論也。”(見1897年日記)由於祖父因《經濟特科》事開罪於宮廷頑固派,憤而於戊戌4月辭官返津,因而政變中未遭牽連。然而,其初衷則並未改變。
祖父初識袁世凱,是在他辭官返津之後,袁氏在小站練兵之時,曾深佩其才及其強兵禦侮之志。同時,袁氏亦主倡新學,於是引為知己。迨至清末,二人同朝為官,乃加深友誼。但是,在政治品質和個人品德上,二人則大相逕庭。
1908年光緒、慈禧先後病死,溥儀登基,袁世凱失勢,被攝政王載灃罷黜其軍機大臣和外務部尚書職務,悄然離京。當時多數人,包括袁的親信,均避之唯恐不及,送行者寥寥數人。祖父則不避嫌諱,不畏牽連,甘冒重大政治風險,到車站為袁世凱送行。除祖父外,尚有楊度(晰子)其人。楊度晚年在周恩來等人指引幫助下,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此為祖父所不及。然而,在袁氏稱帝之前,楊度則是擁袁稱帝的“籌安會”中核心人物之一,是個十足的保皇派。而祖父當時則極力反對袁氏稱帝。聞袁陰謀稱帝,曾責其心口不一;“若行茲事,則信誓為妄語,節義為虛言。公雖欲為亡,而各派人士恐相率解體矣。”迨“籌安會”事起,更專程赴京,當面規勸,曉之以義,動之以情,冀其幡然悔悟,回心轉意。不料竟遭到袁氏的奚落和愚弄。在《自訂年譜》乙卯(1915年)條也有如下記載:“八月,籌安會起,入都爭之,不得,遂絕跡於北海。”忿激之情,溢於言表。
在蔡東藩、許廑父合著《民國通史演義》一書中,對這段插曲曾做過以下描繪:“聞帝制議興,不禁私嘆道‘我不料總統為人,竟爾如此。近來種種舉動,令我越看越絕望了。’及籌安會發生,謁袁力阻,情詞懇摯,幾乎聲淚俱下。老袁亦為動容,隨即答道:‘究竟你是老朋友,他們實在胡鬧。你去擬一道命令,明日即將他們解散便了。’嚴修唯唯即退。次日持稿請見,為總統府中司閽所阻。嚴修謂‘與總統有約,今日會談。’閽人大聲道,‘今晨奉總統命,無論何人,概不傳見。請明日進謁罷。’嚴修恍然大悟,即日乞假去了。”《民國通史演義》雖屬小說,但蔡、許二氏所著歷史小說,向稱嚴肅,以上所引,涉及近代人物,細節或未盡符史實,唯關於嚴、袁兩人在帝制問題上之態度徑庭及終於決裂的基本過程則應有據,可為參證。
祖父的慈與嚴
我父早逝,遺下三男四女,均未成年,最幼僅兩歲。我父是祖父的長子,最受鍾愛信任,祖父老年驟喪愛子,悲慟逾恆。他把愛子之情傾注於寡媳及其失怙的兒女身上,備加憐憫,多方照顧,以慈母的情懷,把撫養教育七個孫男孫女的責任直接擔當起來。
當時母親只靠父親生前保壽險所得償金,每月領取30元利息,維持八口生計,十分拮据。祖父不時給以小量接濟。實際上,祖父手頭並不寬裕。他每月從帳房領取區區數十元的生活費,不足他購買書籍和文房四寶之需,還要靠給人書寫對聯,每副收潤筆二元補足之,所以,我們是靠祖父的愛撫和培育一年年成長起來的。因而,自幼就感受到祖父不同尋常的慈母般的愛。對於他,我們也懷有真摯的和深厚的敬和愛。
對於孫輩,祖父從不溺愛,而是以自身行動為榜樣,高標準地“嚴”以“範孫”。他雖曾溷跡政界,但能一塵不染,廉潔自守,兩袖清風。在貴州學政任內,因捐廉助學,以至宦囊空空,幾至無法任滿還鄉。1906——1910年在學部任內,因捐資興學和協助社會教育事業,又負債22000餘兩及銀元18000餘元。自責:“甚矣餘之侈也。今後極宜思節儉之法,以助彌補。”(見1910年日記)祖父在就任學部職務之初,即大力整頓官風官紀,嚴禁行賄納賄,京外饋送,一概謝絕。
記得有一次,他率家人去北寧公園遊覽,主持人事先聞訊,早已敞開大門,在門外恭候迎迓。但祖父到後,卻先去售票處為全家人購齊門票,方才率眾徐徐入門。此雖小節,但足見他不肯依仗享有的社會地位撈取特殊權益的品德。所有這些,都給我們留下了深刻印象,奉為學習榜樣,終生受益。
祖父不僅要求我們成為高尚的人、有益於人民的人,而且希望我們每人都能學有一技之長,成為德智兼優、體魄健全、琴棋書畫無所不能的全面發展的人,這也正是他30年辦學的基本方針。
他為我們延師教授武術;聘名師楊芝華等授崑曲和教我們每人至少掌握一種民族樂器的演奏技術,組成樂隊,不時操練。在一次節日之夜,祖父曾命我們到估衣街等繁華地帶的街頭,為民眾演奏打擊樂《十番》和絲竹樂,他請劉棣懷、吳清源昆仲指點我們學圍棋;延聘名畫家劉子久指點國畫基本功。他自己也時常親臨參加這些活動,此外還要求我們每週練習大字和寫一篇信稿,親自批閱圈點,所有這一切,都是為了使我們獲得全面培養,我們鹹受其益。
迨至暮年,祖父身體越來越虛弱,諸病纏身。每逢週末,則時常召孫男孫女到他的客廳(接連飯廳)集合歡聚,或是對弈下棋,或是共賞留聲機放京劇或西洋音樂或“洋人大笑”等類唱片,或做“捉曹操”遊戲,或吹簫弄笛,或擲“升官圖”,或是聽孫輩拉唱,或是一展歌喉唱幾段不很搭調的“陳德霖”唱段,而自得其樂,並藉以轉移他遭受腫瘤病痛折磨的注意力。每次都由祖父自認“大頭”,買些天津蘿蔔和崩豆作為慰勞。
祖父也支持我們自發地搞一些課餘活動。例如,仁穎弟和我曾自撰自編自印一個小刊物《樂群》,祖父熱情指導,親自為文章評定優劣。可惜僅出幾期,便因稿源不繼而停刊。另外,仁遠、仁穎和我還曾自編一齣警世滑稽劇,在“舊罩棚”大廳演出。全家老幼都成為觀眾,笑料百出。祖父高興地參加,多次捧腹。
祖父也注意對我們進行時事教育。為了使我們認識大規模內戰造成的深重苦難,曾組織我們在一次戰後到韓柳墅憑弔棄屍荒野的慘景。
以上種種活動,幾乎全都由祖父親自操持,根據他的意旨行事,因而往往不能根據每人的秉性、天賦、愛好有所選擇,有所側重,而往往是強求一律。因此在培養課餘愛好方面,就不能充分發揮每個人的主動性和個人特長了。
祖父一向不苟言笑,態度嚴肅,孫輩們既敬之,又畏之,以致使十分充實和豐富多采的課餘活動顯得缺乏活躍氣氛。即使在“週末晚會”這種生動活潑的場合,大家也還是比較拘謹,不敢放浪形骸,從而使之嚴肅有餘,活潑不足。記得有一次週末在祖父客廳開“晚會”,仁菊二姐飯後匆匆趕來,一屁股便坐在門口小凳上。由於她是飽食後急速趕來的,打起噎嗝,引起鬨笑。二姐十分緊張,竭力想把噎嗝壓下去,反而越發不能制止。祖父此時故意講幾句輕責的話,這一招可真靈,一下子噎嗝便止住,但二姐也被嚇得哭了起來。其實,祖父雖態度嚴肅,但從無疾言厲色或大聲訓責人,對僕人也如此。即使十分氣惱,也只面帶慍色,默默不語而已。但不知為了什麼,全家長幼上下竟都這樣怕他。
祖父生怕我們受到社會上壞風氣的侵蝕感染,因此為我們安排的各項文體活動,幾乎都是在與社會隔絕的高牆深院中進行的。因而我們便不能獲得多接觸社會、多接觸民眾的機會。每日清早,上學前我們依齒排隊到祖父書房道別,說一聲“爺爺,我走了。”下學以後,須先到祖父書房“報到”,說一聲“爺爺,我回來了。”才能回自己房去。
在祖父這種嚴格要求和長期親承教誨和薰陶之下,形成的性格和品質,往往是:具有愛國心和上進心,循規蹈矩,耿直坦誠,工作認真負責,生活檢點樸素,不沾染社會惡習。但是與此同時,則又表現為言行拘謹,工作不夠大膽;守成有餘,而開拓精神不足;不善於應付錯綜復繁的社會環境,不擅於“處世”之道。
一代愛國者
激於愛國熱忱,抱有救國之志,堅信改革教育即可以救亡圖存,祖父從本世紀開始,連續10年之久,親自進行教育制度改革的具體實踐。先從家庭入手,推及天津全市,再從天津推及直隸全省,進一步推及全國。到清末,科舉既廢,新的資產階級式的教育制度在中國大地上建立起來,從此揭開了中國教育史的新的一頁。
民國建制後,祖父的愛國之心和救國之志未衰,教育救國的信念亦未動搖。但其時,因學校教育制度的改革基本完成,祖父乃繼續以飽滿的熱情和執著的改革精神,投身於移風易俗和推動社會教育的新的一輪鬥爭中。
他反對封建迷信,反對星卜卦算,反對煙賭,反對歧視婦女,反對嫖妓宿娼,反對婚喪壽慶大操大辦,反對奢侈浪費,反對婦女纏足和其他一切封建陋習,特別注意到賭博和吸菸為害之烈。曾經慨嘆:“吾國近十年間,風俗習染之驟,有至可驚至可懼者三,即麻雀牌、彩票和紙菸。”惟紙菸一項,使人靡然成風而不以為怪,需要大聲疾呼,方能逐漸加以戒除。”
為使婦女求得解放,早年即曾編了有名的《放足歌》。這首歌曾在社會上傳誦,起到振聾發聵的作用,同時也表現了他對纏足婦女的深切同情,即使今日讀來,仍有極大的感染力’。例如,其中:“五齡女子吞聲哭,哭向床前問慈母;母親愛兒自孩提,為何縛兒如縛雞?”“兒足骨折兒心碎,晝不能行夜不寐”,“少小學生向母提,兒後不娶纏足妻”;“纏足女子何太愚,書不能讀字不識,困守閨門難動移”諸句,均足動人心絃。
對於以上這些移風易俗,改革社會風氣的主張,他都身體力行,並走在一般人前頭。
祖父大力支持林墨青主辦的諸如“廣智館”。“社會教育辦事處”、“宣講所”等社會教育事業。他提倡文字改革,以利於普及教育,在家人中首先推行注音字母,無論長幼,人人必須學會,並能應用。他提倡國貨,抵制洋貨,支持宋則久興辦“國貨售品所”,以振興民族實業,次子智怡留日習化工,回國後開辦“天津造胰公司”,家人無分長幼,人人入股支持。
祖父熱心參加舊劇的改革,認為“劇本加以改良,其功不下教育”。實際上,戲劇改革也是社會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他曾幫助韓補庵為奎德社(女劇社)編寫新劇,去其糟粕,注入針砭時弊及愛國主義內容,併為婦女受歧視深鳴不平。每逢演出,祖父總要動員我母、諸嬸甚至女僕前去觀劇,感人淚下,場內不時發出廣片哭泣聲。他又曾組觀劇團去京參加“志德社”排演《恩怨緣》、《一縷麻》等新戲。祖父也熱心新劇(話劇)的創立,親自參予編寫劇本,出任導演,對為《一元錢》、《一念差》等劇命名諸種活動,都抱有極大熱忱,並參加南開學校排演新劇《仇大娘》。
所有以上這一切的見解和社會實踐,即使今天,也還未失去其全部生命力,令人仍有現實感。但是有人卻認為,祖父早期搞的學制改革“完全與時代潮流背道而馳”,而後期的重視社會教育、支持林墨青興辦各項社會教育事業,“用心則在復古”。這種說法,不能不認為是不顧事實的主觀臆斷。
從1918——1928年這10年,祖父在學校教育事業的興辦和人才的培養各方面,仍抱有熱忱。如對創辦南開大學資助周恩來、李福景出國深造,以及南開女中、南開小學的建立,都曾殫精竭慮。為籌集南開學校基金,也曾多方奔走,取得成效。
但是民國的建立,並未能改變中國社會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性質,政治的腐敗日甚一日。在這種政治局面下,學校教育與社會改革事業不能不受到嚴重挫折。祖父的愛國激情和改革社會的積極性不能不受到影響,不能不對國家命運和前途抱有殷憂,從而產生消極與悲觀情緒。
迨至二十年代,此種局面愈演愈烈。內戰頻仍,連綿不斷,國家四分五裂。政治腐敗,貪汙遍地,道德淪喪。教育經費屢被挪用,拖欠學校經費可長達數月以至半載以上,教師生活無以為繼。目睹此情此景,祖父的消極悲觀情緒更趨嚴重。到二十年代中期,他開始省悟到,政治上不進行徹底改造,僅靠教育的改革和推廣,並不能達到救國救民的目的。於是,對自己多年來倡導的教育改革和30年從事的改革實踐,究竟於國於民是功是過,也產生了懷疑,竟至哀嘆“吾生功過難分明”了。
進入他生命最後階段,更陷入極度苦悶與失望之中而不能自遣,滋生懷舊念故的思緒,於1927年8月,與少數遺老遺少創辦“崇化學會”,招收學員,由章鈺(式之)講授義理、訓詁、掌故三門。許多有識之士,對於祖父一生最終階段的這一明顯的倒退,深感惋惜。有人認為,祖父不是到垂暮之年才萌發思故懷舊之情,而是自辛亥到他臨終,始終對清室十分眷念。這種說法,從祖父30年間的行動來看,並不能找到證明。例如,從民元開始,他就已響應號召,改用陽曆,廢除跪拜禮,使用民國紀年,且於清末即已剪辮。這同貨真價實的遺老華世奎形成尖銳的對比。從1919年他復張一麟一信中也可看出,此時他早已認識到“二十世紀帝制決難存在,豈猶戀戀於君主而自處於殷頑?”此後,袁世凱陰謀恢復帝制,又遭到祖父的堅決反對。迨至溥儀被逐出宮,藏身天津“張園”後,祖父始終拒絕與之謀面,而且能洞察到“日人居心叵測,遜帝一入牢籠,終難擺脫,日後必有意外演變”。
甲午戰敗之後,國家處於危急之秋,引起祖父憂國憂民之思,並籌思救國圖存之道。當時,他把救國圖存寄託希望於變法維新和他主張的教育制度的改革,因而能振奮精神,數十年如一日地從事學制改革、興辦新式教育和改良社會風尚。
但30年後,到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國家再次處於危急存亡之秋,祖父再次萌發深重的憂國憂民的情緒。但是同30年前憂國憂民顯然不同之處則是,這一次他已經看不到國家的前途,認識到自己從事的半生事業,並不能救亡圖存,因而由極度失望陷入完全絕望。感到回天乏術,前途渺茫。在絕望之餘,乃圖逃避現實,韜晦隱退,以詩文消磨時日,排遣積鬱,甚至參加復舊活動。但是,即使在這種絕望的思想狀況下,祖父仍然每日讀報,仍然關心國家大事。在祖父逝世後,各界人士致送的千百副輓聯中,有一副的下聯寫的是“雖退隱身閒,未嘗一日忘國事”(大意)。這是對祖父的正確評價。
祖父逝世的次日,天津《大公報》發表了長篇社論,悼念祖父去世,讚譽他是‘一代完人”。世上本無“完人”,祖父自然也非“完人”。不過,如果稱他為“一代愛國者”,我想他是當之無愧的。
祖父逝世後20年,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推倒三座大山,剷除貪官汙吏,建立真正為國為民的政權。國民經濟得到迅速發展,教育事業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並飛躍前進,國際地位空前提高,社會風氣大為改觀。祖父冥冥有知,當可含笑於九泉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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