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親人物 · THE FAMILY ARCHIVE

莊際昌狀元應試卷的治國謀略

明代著名狀元莊際昌,字景說,號羹若,又號羹元。其先祖莊夏曾任漳州知州,後入朝任宗正少卿兼國史編修官,又任學士院權直兼太子侍讀,之後,任兵部侍郎。嘉定十二年(1219年),寧宗將莊夏祖墓在永春湖洋所在的山改名為“錦繡山”,並賜莊家建府第於泉州城,此後,莊家舉家遷到泉州。萬曆六年(1578年),莊際昌出生於晉江青陽,他初名夢嶽,應試時改為際昌。際昌屬官宦後裔,除…

明代著名狀元莊際昌,字景說,號羹若,又號羹元。其先祖莊夏曾任漳州知州,後入朝任宗正少卿兼國史編修官,又任學士院權直兼太子侍讀,之後,任兵部侍郎。嘉定十二年(1219年),寧宗將莊夏祖墓在永春湖洋所在的山改名為“錦繡山”,並賜莊家建府第於泉州城,此後,莊家舉家遷到泉州。萬曆六年(1578年),莊際昌出生於晉江青陽,他初名夢嶽,應試時改為際昌。際昌屬官宦後裔,除其先祖莊夏任侍郎外,他的曾祖父莊用賓曾任浙江按察司僉事,他的父親莊龍光,登萬曆丙子(1576年)科副榜,贈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侍讀。莊際昌少年時在莊用賓捐資創建的東巖寺書堂唸書,後轉到祖籍永春湖洋梅嶺庵就讀。他在永春原籍參與童子試,為知縣陳龍所拔取,萬曆四十三年由永春縣學推薦,鄉試中第九名舉人。萬曆四十七年(1619年),中進士,會試、殿試皆第一,在明代,連中會元、狀元的,福建惟有莊際昌一人,一時名聞天下。


    莊際昌中狀元的那一年,即萬曆四十七年(1619年),對明王朝來說是個多事之秋,這一年接連發生了不少危及王朝的大事。年初,遼東的軍情就非常緊急,正月十九日,兵部職方司員外郎王元雅就遼東等處軍事緊急的事上書獻六策,建議“嚴責成、別功罪、戎欺蔽、督糧草、核戰具”等。明神宗對該奏疏雖是肯定的,但並不將疏中建議付諸實施,明王朝失去了一次強化邊防的好機會。二月十一日,兵部右侍郎、遼東經略楊鎬,乘努爾哈赤將率兵進攻海西衛扈倫四部之一的葉赫部時,在遼陽舉行誓師會,分兵四路,號稱大軍47萬人,計劃於三月二日分道並進圍攻後金。神宗還命特設戶部侍郎一人,駐紮天津,專門負責遼餉事宜,以李長庚兼右僉都御史,出任該職。李長庚與有關衙門商定每年運給遼東米180萬石、豆90萬石、草2160萬束、銀324萬兩,但戶部太倉庫年年虧空,而專供皇帝使用的內府庫則銀積如山,物糧盈庫。於是,李長庚請留金花銀改折借稅課,以供遼餉之用。神宗看到李長庚的奏疏,大為不滿,認為金花、籽粒是“祖宗舊制”、“內供正額”、“不得借留”。新任的侍郎官李長庚無可奈何,對遼東的後勤供給無法保證。三月初一日,楊鎬統帥的大軍在遼陽誓師後,遇紛飛大雪,出征的軍隊迷路,延誤了進攻的時間,四路合攻的計劃洩露,努爾哈赤得到了情報,他集中精兵,伺機以待。明軍西路總兵官杜松欲奪頭功,領軍率先渡渾河冒進,被努爾哈赤所埋伏的精銳騎兵全線擊潰,杜松戰死。後金迅速回師攻擊明軍北路馬林一軍,馬林大敗。遼東經略楊鎬見西、北兩路大軍皆敗,急令東路劉綎和南路李如柏立即停止前進。李如柏奉命回師。而劉綎一軍被努爾哈赤用奇計,詭稱杜松軍已經獲勝,誘劉綎軍深入腹地,劉綎軍遭前後夾擊,劉綎戰死,所部全軍覆沒。四路大軍,僅李如柏一軍得以撤回。五天的大戰,明軍三路喪師,文武將吏死亡300餘人,士兵死傷超過4萬人。朝廷內外一片震驚。遼東局勢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後金從防禦轉入進攻。
    四月十八日,正當明王朝缺少能統兵作戰的將領時,協理京營戎政兵部尚書薛三才卒於京師,此人歷任兵、戶、禮三科給事中,數次上書言事,多為採納。他晉升為總督薊遼、保定的軍事長官後,調兵築營、演練火器、修整戰車,很有作為。可惜正當遼東邊防十分危急時,他死於兵部尚書任上,神宗朝的邊防雪上加霜。
    五月,福建漳州府民李新發動起義,建元“洪武”,與袁八老等人率眾1000餘名,攻打鄰居各地官府,聲勢甚大。福建巡撫王士昌令副將紀元憲、沈有容等帶領官軍前往鎮壓,起義失敗。這次起義雖失敗,但在東北危機的情況下,起義對明王朝的打擊是非常大的。
    六月,努爾哈赤親自統兵4萬進攻遼東重鎮開原。明軍開原總兵官馬林不吸取薩爾滸之戰失敗的教訓,沒有集中兵力守城,把兵分散在四門之外,城中空虛,毫無防備,被後金精兵擊潰。六月十六日,後金佔領開原,總兵馬林、副將於化龍等一批將吏戰死,士兵傷亡慘重。明軍鐵嶺衛派出3000人赴援,也被擊敗。七月二十五日,鐵嶺亦被努爾哈赤攻陷。八月十三日神宗下詔逮楊鎬入獄論死,楊鎬後被處斬。
    六月二十二日,神宗升熊廷弼為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經略遼東。熊廷弼赴任後,發誓效死疆場,他上疏朝廷,建議收復開原,神宗准奏,贈尚方寶劍,以重事權。熊廷弼領旨後,於八月三日趕到遼陽,入城之後,邊誅斬貪官、逃將,奏請免去鐵嶺總兵官李如楨之職,並親自巡視城防,督造戰車,治火器,修城池,招集流民,積極備戰。後又請調兵力18萬人,分守於撫順等要地。遼東暫時安定。九月,熊廷弼認為土司兵精整可用,遂上疏請徵調各地土司兵22000多人,官加銜,兵賞銀,增援遼東。十一月,神宗又應兵部左侍郎楊應聘之請,令徵湖廣永順宣慰、保靖宣慰司的土司兵13000千人援助遼東。
    九月,因遼東兵力增加而軍餉卻不足,朝廷再次加徵田賦,每畝加賦銀三釐五毫(上一次加賦是萬曆四十六年,每畝加徵賦銀三釐五毫)。十二月,又令每畝再加銀二釐。兩年內三次加徵田賦共加九釐,全國增派賦銀五百二十萬兩。賦銀屢加,民益困,財力日趨枯竭,明王朝已陷入嚴重的危機之中。
    十一月二十四日,遼東經略熊廷弼上書奏陳遼東戰事方略,提出制敵三策:上策為收復失地;中策為出兵進剿;下策為固守險要。收復、進剿為時尚早,固守比較可行。於是,他請派重兵佈防清河(今本溪)、靉陽(今鳳城東北)、撫順、三岔河等各個險要之地,積極防禦,以守為攻。同時,為對付後金10萬軍隊,他請奏召募和徵調官兵18萬人,馬9萬匹,糧108萬石,豆972000石,草2160萬束。神宗一一準奏。在熊廷弼經略遼東時,明王朝取得了暫時的安寧。
    不難看出,萬曆四十七年年底,明王朝是暫時安寧了,但是,這一年神宗皇帝實在是不好過,邊疆形勢十萬火急;東南民眾起義;明朝大將戰敗的戰敗,戰死的戰死,領罪的下獄,棄城的被斬,能幹的又病死;明智之士有效的奏議沒有被採納;釐稅徵收不堪重負,新任的遼東經略雖略有成就,但後金強兵仍咄咄逼人。明王朝已經處於搖搖欲墜的險境,不僅失去了明太祖朱元璋那種強盛凌厲的姿態,而且再也沒有明成祖朱棣那種四面擴張的氣勢了,就連明宣宗朱瞻基的那種退讓守成的安平局面也一去不復返了。萬曆帝朱翊鈞在這一年總的來說是非常倒霉的,多事之秋把他搞得焦頭爛額。而在這一年,莊際昌進京應試。
    眾所周知,殿試是由皇帝親自出題的,神宗皇帝在明王朝亂糟糟的這一年,最關心的問題當然是如何挽救搖搖欲墜的明王朝了,所以,他想問應試舉子們的試題,也當然是治國的方略,他多想從未來狀元的答卷中,找到治國的良策,以便挽救大明王朝於危難之中。
    神宗皇帝或許正是以這樣的心態來擬殿試考題的,他的殿試策問分三個方面:
    首先,神宗皇帝重申了綱紀為上的治國古訓,認為帝王經國治世,皆以綱紀為根本。他說:“自古帝王,興化致理,政固多端,而振肅人心,維持世道,則必以綱紀為首務。《詩》雲:勉勉我王,綱紀四方。先儒之論亦曰:善為治者,先有綱紀以持之於上,而後有風俗以驅之於下。”(參見盧美松主編《福建歷代狀元》,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281頁)接著,他提問說:“御世宰物,術莫要於此歟?”(引文同上書,第281頁),也就是說,管理國家的方法,是不是主要靠正綱紀呢?在他看來,歷來朝代,惟有漢、唐、宋所經歷的年代最久,英明的君主,歷代不乏其人。在其所處時代,能以“立綱陳紀”而成為一代善於治理國家的人,是不是根據同樣的道理呢?
    其次,神宗皇帝頌揚他的先祖們的豐功偉績:“我太祖高皇帝肇造區夏,成祖文皇帝再靖家邦,制度典章超越千古,固可傳之萬世無弊者。”(引文同上書,第281頁)而他自己承繼帝業時也不錯:“朕纘承鴻業,紹述罔愆。御極之初,政教修明,化行俗美,猶庶幾祖宗之遺烈。”(引文同上書,第281頁)但是,近幾年來,情況很糟糕:“夫何邇年以來,法守漸隳,人情滋玩,德意壅而不究,詔令格而不行,申飭雖勤,陵夷日甚。在位者以恣睢為豪舉,而職業則虧;在下者以干犯為故常,而堤防盡潰。甚至俾裨侵大帥,僚屬抗長官,奸胥誣奏以傾有司,亂民煽禍以攘富室。冠履倒置,名分蕩然。其他驕淫僭逾之風,躁競囂陵之習,不可悉數。蓋綱紀之紊,至今日極矣。”(引文同上書,第281頁)法規鬆懈了,人品墮落了,詔令行不通,在位的官員不司其職,在下的民眾犯上作亂,本末倒置,名分盡失,綱紀紊亂到極點。對此,他問:是什麼原因導致了這種狀況?
    最後,神宗皇帝提出了關鍵主題:如何才能恢復朱氏祖宗往日的輝煌?他說:“漢人謂天下所以不理,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衰而不改;而宋人又謂紀綱隳壞,皆由上下因循。此其說孰為當歟?”(引文同上書,第281頁)天下沒有治好,到底是帝王久處安平之世未能更改舊俗,還是上下效仿,敗壞綱紀?或者說,君臣都應該負責任,不該互相推諉?他很想能重回治平盛世,“夫更化善治,貴識因革之宜;起敞維風,在妙轉移之術。茲欲常積弛之餘,返極重之勢,使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綱紀正,風俗純,以復我祖宗之舊。”(引文同上書,第281頁)為此,他問應試考生:“如之何而可?”並說:“爾多士學古通今,習當世之務深矣。尚各攄所蘊,明著於篇,以佐朕之不逮,朕將親覽焉。”(引文同上書,第281頁)神宗皇帝幾乎是求應試的考生了:大家學得好,有研究,認真答,寫明白點,他朱翊鈞是要親自閱卷的!
    在萬曆四十七年的那種局勢下,神宗皇帝的策問是很誠懇的,朝中文武,對混亂的局勢已束手無策,朱翊鈞當然期望能在殿試中,看到治國的良方妙策。
    作為當年應試考生的莊際昌,也很誠懇、很直率,同時又很巧妙地回答了神宗帝的問題。
    首先,莊際昌回應神宗帝關於綱紀的論述,認為帝王經國濟世,始終要有嚴肅統一的主導思想,他說:“臣聞帝王之經理宇內也,必有肅然畫一之法,顯與一世為動盪,然後風恬俗美,而國脈永享;其靈長又必有悚然振刷之神,默與一世為綰結,然後政立化行,而國勢不虞於頹敝。”(引文同上書,第282頁)然後,他強調綱紀在治國法道中的首要作用:“法以維眾,則紀綱實首操之,為事之系,為物之準,廓焉合人心世道,而獨居其會,不可一日廢焉者也;神以維法,則上下且分任之,握事之繁,挈物之總,穆焉先立綱陳紀,而密轉其機,不可一日弛焉者也。”(引文同上書,第282頁)綱紀常守,不可隨意廢之,方能在繁事雜務中,掌握要領,做出合乎人心的事情。如違法亂剛紀,則弊病必多。他說:“法之創也,慮後常周,至蒙休襲故,而安生恃,恃生怠,視前王之成憲,若可聽其自為行,自為止,漫無操而治日以隳;法之紹也,勵世常勤,至臨政日久,而習生玩,玩生復,視故府之彝章,又若任其可以行,可以不行,過自操而治竟以隳。”(引文同上書,第282頁)在他看來,守法遵紀,常能善始而難以善終,久而久之,就視法為可有可無了。所以,必須使遵守法制與堅持道德精神統一起來,才能善始善終,使事業千秋永固。他說:“夫惟法與神兩相附,守成之規常若創始之業,而舊章率由無愆忘;惟法與神常相運,使化成之後常若履實之初,而大號渙汗無壅格。上作之,下日成之,翼為明聽以康庶事,股肱喜哉,元首起哉,未有主憂勤而臣曠職者;上制之,下且守之,德澤法度以範人心,道術一矣,風俗同矣,未有朝飭法而下梗化者。古聖帝明王所以陶冶人群,宰割寰宇,有頓指挈領之勢,而無委轡駘銜之失,興化致治,超越千載者,必由此矣。”(引文同上書,第282頁)
    在這裡,莊際昌通過回答神宗帝關於綱紀的問題,引述出治國的大道理,主張“德澤法度以範人心,道術一矣”。古代聖明帝王之所以能統御四方,心服民眾,正是能掌握要領,避免駕馭失控,以使盛世永存。這實際上是把儒家的“仁治”(德澤)和法家的“法制”(法度)統一起來,把治國之道和治國之術合而為一。在中國古代,漢武帝以後,有作為的最高統治者,經常是儒法結合,軟硬兼施,以高超的統治方式來治理國家。莊際昌在這裡可謂點到了帝王統治術的要害,也是巧妙地應對神宗皇帝的提示和建議。
    這一席話,道出了一套治國大道理,而帝王常常是高高在上,最不願意受人教訓,特別是神宗帝,高傲自許,故作神秘,莊際昌可能對此有所瞭解,所以他緊接著就改換話題,開始誇起這位萬曆帝王。他說:“欽惟皇帝陛下,大德膺福,惟祿位名壽之兼隆;至仁生威,暨東西南北以胥服。”(引文同上書,第282頁)還說,能憐憫窮人,有專官負責,不圖虛名;能掛心軍隊振興,發庫銀勞軍,而不是小恩小惠。“在師錫命,懷萬邦以振長策,而雷厲風行之象,遍訖遐荒;止位垂裳,法乾坤以展大猷,而天覆地載之規,函蓋夷夏。念東南杼柚其空,而以約己省躬為事;慮西北干戈未靖,而以籌邊策遠為心。文德旁敷,值群工輯瑞,而面與諮詢,立通民情於黼座;武功遐鬯,當醜虜臨城,而躬先保障,重奠四海於金甌。固已吏習民安,垂萬世永遠之模;內寧外攘,陋往代偷安之轍矣。”(引文同上書,第282—283頁)這段話把神宗皇帝說成是有大德,有至仁,懷外邦,振長策,能躬身親為,能籌邊策遠,努力爭取內寧外攘的仁德雄才的帝王,過分的讚語把神宗帝捧得神乎其神,高傲的神宗帝看了一定很滿意、很欣慰的。莊際昌這些離譜的誇耀雖然明顯的是阿諛奉承,但他用的是戰國時縱橫家的捭闔之術,他想讓君王接受他的建議,最好的辦法是先說些好話給他聽,“欲先得知,必先予之”。果然,考慮到神宗帝讀到他的讚語一定是很高興的,莊際昌緊接著就說出他的真話:皇帝雖然偉大高明,但如今情況並不好,正需好好思考如何防範於未然,“聖不自聖,新期日新,進臣等於廷,諏以揆古宜今之畫,綱提目整之猷,更鰓鰓焉於判渙之未融,洩沓之莫振,誠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之極思也。臣雖伏草茅,竊懷葵藿,敢不披瀝以對。”(引文同上書,第283頁)
    莊際昌接著以“敢不披瀝以對”的誠心講述他的“君道”觀念:“臣聞之,君猶天也,天道雖冥冥,而生長收藏,寒暑代禪,不潛不忒,一若有稟於成法者。是則天之治人,而人不能違也。君道雖穆穆,而禮樂刑賞,生殺予奪,不競不絿,一若有歸於定法者。是則君之治人,而人不敢軼也。故唐虞之世,君明臣良,而其交儆賡歌,惟日率作興事,慎乃憲。所謂憲者,豈非法與?所謂慎者,豈非君與臣交守之與?所謂率者,豈非君先之而臣後之與?其時府修事和,地平天成,萬世永賴,賴此法也。降而三代,各師其祖,夏稱有典有則,商稱監於先王,周稱文謨武烈,皆不敢有厭薄舊章之心,亦各毖其臣。夏稱臣人克有常憲,商稱唯治亂在庶官,周稱其爾典常,作之師,皆不敢忘董正治官之念。是以官倍唐虞,亦克用乂,則人與法之相維者得也。”(引文同上書,第283頁)
    這一段話很重要,是莊際昌治國理念的核心,也是對古代帝王之學的概括。首先,他認為,君猶如天,天道雖冥冥,但“有稟於成法”,天治人,人是不能違抗的。這種觀點源於漢武帝時董仲舒的天人合一的政治觀念。中國古代天子常自認為是奉天行事,民眾只能遵從,不能違抗。君道通天道,“君道雖穆穆,禮樂賞罰,生殺予奪”,君道如天道,也有定法,君王治人,人也不敢違抗。其次,他認為,“唐虞之世,君明臣良”,君臣皆“慎”,皆能奉公守法,而且君王起表率作用,臣子跟從,只有這樣,方能“地平天成,萬世永賴”。夏商周三代,均有典章憲常,所以能各司其職,匡正治官之念。莊際昌這是以歷史實例,含蓄地要求“君明臣良”,主要是請求做皇帝作出表率。俗語說,初生牛犢不怕虎,莊際昌敢對神宗帝講君王表率,確實有點大膽。當然,這大膽是在前面對神宗皇帝吹捧一番後才說的。
    道理講了不少,莊際昌怕讓皇帝反感,所以他趕緊又轉向對朱家王朝先祖的讚揚:“我太祖高皇帝,掃蕩擅腥,肇造區夏,真可自我作法,而所恃以提綱挈領、維風易俗者,毫不自用也。其建官之法,本之周官,六卿職掌,各有攸屬。用人則問之冢宰,理財則問之度支,典禮則問之宗伯,詰奸威遠則問之司馬、司寇,鳩工庀材則問之司空,載在《會典》者詳明且盡。大抵賤虛名而尊實效,惡浮議而責成功,流唐漂虞,滌殷蕩周,真非前代所及。”(引文同上書,第283—284頁)帝業傳到了神宗帝手裡,雖然朱翊鈞也想有所作為,但並沒有那麼順利了:“列聖相承,代有闡繹,至我皇上,覲揚獨至,雖以聰明睿智之資,惟有率循成憲之念,宜下之遵之者,各以皇上之心為心,群奉皇祖之法為法。而顧囂爭成習,玩職掌而不循;洩沓為風,屢詰誡而莫惕。非不獎恬,誰是真恬者?非不旌廉,誰是真廉者?徒以口舌為功,不以職掌為事,則其害必移之民,而軍、商俱困,公、私兩窮,誠有如聖制所慮者。”(引文同上書,第284頁)萬曆年間明王朝危機重重,確實是很揪心的時期。
    從誇耀朱家先祖,到肯定神宗的表現,又指出了萬曆朝的弊病,莊際昌進一步強調依法守法方是治國的關鍵,他說:“臣以為,法在則事事可考,法明則人人可遵。”(引文同上書,第284頁)法規是鐵定的,不是因人因時而變:“賦有賦法,昔未嘗以病民,而今胡有畏催科之令者,豈賦法得其人而後善與?屯有屯法,昔嘗以之養軍,而今胡有嘆石田之不可耕者,豈屯法得其人而後復與?鹽有鹽法,昔正以之通商,而今胡有受壅滯之害者,豈鹽法得其人而後行與?”(引文同上書,第284頁)安閒時日久了,會玩物喪志;玩樂久了,會催生國家的蛀蟲,創業時的進取銳氣就漸漸失去了,這並不是法規衰落了,而是奉行法規的人敗壞了。所以,“因時而思補救,因事而除弊端,必期振刷如初者,亦非法之修明也,奉法者自修明之也。”(引文同上書,第284頁)奉行法規的人,如果不自覺,情況會越來越嚴重,有公然違法的,比較好辦:“有顯為法蠹之人,或借賦以剝民,或借兵以克餉,不辭婪墨之名,不止躁競之習,上得執法而繩之,其為蠹也淺;”(引文同上書,第284頁)而背地裡違法的,就很難辦:“有陰為法蠹之人,剝民也,而猶托於愛民,克餉也,而仍詭於清餉,行婪墨而語清廉,身躁競而口恬靜,井與其法而竊之,其為蠹也深。惟夙弊即在綜稽之中,故反以綜稽為名,然則欲夙弊者,必先使綜稽之名無為人所託,一托之,則七日不復之叢神也。惟積奸即伏敕法之內,故反以敕法為名,然則欲清積奸者,必先使敕法之名無為人所假,一假之,則出以示人之利器也。”(引文同上書,第284頁)莊際昌的這些批評,深刻地指出了萬曆朝的官場弊病,相信神宗皇帝看了,一定是倒吸了一口冷氣。這些批評在當今,也應該讓我們有深刻的反思,陽奉陰違的官員,危害特別大。
    至此,狀元莊際昌犀利的筆,並沒有收斂,他繼續寫到:“且今日之時何時也?索餉則有兵,遇警則無兵;循名則有備,核實則無備;況醜虜入內地而未受創懲,他虜因狡酋而思挾重賞;東南之物力有限,西北之出孔實多。”(引文同上書,第285頁)莊際昌認為,明王朝的事態已經這麼嚴重,上下沒有感覺到同處在漏船中,而還在吵吵鬧鬧,這是為何?明王朝邊防已非常危急,還看成不如門戶之爭重要,沒有意識到厝火積薪,危機重重,很多官員反而還瀆職謀取私利,這是為何呢?為什麼“君父之念”一直不能勝過“身家之念”呢?私心膨脹,德行敗壞,大私無公,無君無父,大明王朝病入膏肓,只有從治心入手,下猛藥醫治:“蠹法之事易除,玩法之心難除,皇上欲舉一世之人心而振刷之,亦去其玩而已。蓋不提人君父之思,不足以去身家之念;而不先去身家之念,亦不克提君父之思也。不動人邊陲之虜,不敵以平門戶之爭;而不先平門戶之爭,亦不克動邊陲之虜也。”(284—285)
    一位考狀元的舉子,敢直面萬曆朝的種種弊病,鞭撻入微地進行分析,是相當大膽,也是相當深刻的,值得統治者好好深思。神宗皇帝早年熟讀過張居正為他專門編寫的《帝鑑圖說》,深諳歷代帝王的統治權術,對莊際昌的分析,一定是深知其中深意的。
    最後,莊際昌對其治國理念作了總結:“抑臣更有獻焉,臣法君,君法天,有敕天惟幾之虞舜,而後九德鹹事,百僚奏庶績之凝。有仰惟前代之周王,而後六卿分職,兆民被康阜之實。皇上者,臣工之法也;天地祖宗者,又皇上之法也。凡兵民之相資,公師之相濟,邊腹朝野之相需,其端無不求之於天心之仁愛,而況祖法釐然具備,取而修明之,固甚易易也。 以不邇不殖之心風勵臣下,則素絲羔羊之節著矣;以無偏無黨之念倡率群工,則渙丘集益之門宏矣。又何治人、治法不交維哉!”(引文同上書,第285頁)
    這是非常精要的帝王謀略,闡明瞭君與天的關係,臣與君的關係,以及歷代君王的統馭經驗。他特別強調:“皇上者,臣工之法也;天地祖宗者,又皇上之法也。”這是中國古代政治哲學的根本。同時,他還點出了“天心之仁愛”的至上作用,想以此作為解決兵民關係和邊腹朝野關係的基本準則,並含蓄地提醒神宗帝要以中正仁愛之心來統御天下,治理臣民。應試卷的這個結論,精明、大膽,而又含蓄、適度,到最後,還說了句很謙恭的話:“臣愚,不識忌諱,幹冒宸嚴,曷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引文同上書,第285頁)
    這確實是一篇十分高明的應對試卷,神宗皇帝在萬曆四十七年的那種心亂如麻,求賢若渴,苦尋良策的心境下,欽點莊際昌為狀元,是非常合乎常理的。可惜的是,莊際昌滿腹經綸,深諳治國策略,但他所陳述的治國理念,似乎未能在挽救明王朝衰敗的過程中起什麼作用。其深刻的原因是,朱元璋所開創的明王朝,是中國歷史上中央專制集權最嚴重的朝廷,到了萬曆時代,所有的弊病都爆發了,誰也挽救不了,敗亡是必然的。表層的原因是,連中會元、狀元的莊際昌,未能在朝中發揮大的作用。據說,他在考試中把“馬”字四點簡寫成一畫,所以引起妒忌者上奏彈劾,雖然也有妙傳說,他對此巧妙化解:“皇上英明,天下太平,國泰民安,沒有戰爭憂患,自然是馬停蹄……。”但事實上在嫉妒者的攻擊下,他還是不受職而告假迴歸故里,直到天啟元年(1621年),他才應詔入京,先後參修國史,編輯《六曹章奏》、《光宗實錄》,會修《三朝要典》。後官至左春坊庶子兼翰林院侍讀。而這時,欽點他為狀元、深諳帝王謀略的神宗皇帝已經去見他的列祖列宗了,天啟朝,明熹宗以國家為兒戲,也快亡了。
    莊際昌也可以說是生不逢時,懷才不遇,胸有智謀韜略,而終究不得其用,後來,在他的詩文中也流露出無奈悲情,不得不超脫了。讓我們讀他的一首詩,感受感受:
山如數馬脫銜奔,水作游龍不見源。
一逕宿雲開夕磐,千林秋竹碎朝暾。
人生日日無非夢,舉世澐澐何足論。
且借仙樓共高臥,酒香燈影伴吟魂。

(作者單位:廈門大學人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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