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子的“ 神化”--唐宋詔封莊子真人、真君的道教史意義
劉平簡介 劉平,中國人民大學博士,南京大學博士後;曾任山東大學教授、博導(2002-2014.3),哈佛大學訪問學者(2005.8-2007.4),2014.4引進至復旦大學歷史系,二級教授、博士生導師。 研究方向:清史、中國近現代社會史、中國秘密社會史、民間文化與民間信仰。 代表作:《文化與叛亂——以清代秘密社會為視角》、《被遺忘的戰爭——咸豐同治年間廣東土客大械鬥研究》、《中國秘密宗教史研究》;譯有《華南海盜,1790-1810》、

劉平簡介
劉平,中國人民大學博士,南京大學博士後;曾任山東大學教授、博導(2002-2014.3),哈佛大學訪問學者(2005.8-2007.4),2014.4引進至復旦大學歷史系,二級教授、博士生導師。
研究方向:清史、中國近現代社會史、中國秘密社會史、民間文化與民間信仰。
代表作:《文化與叛亂——以清代秘密社會為視角》、《被遺忘的戰爭——咸豐同治年間廣東土客大械鬥研究》、《中國秘密宗教史研究》;譯有《華南海盜,1790-1810》、《上海罷工——中國工人政治研究》等多部。
社會兼職:上海炎黃文化研究會副會長、中國近代社會史研究會副會長、中國老子文化研究會常務理事等。
摘 要:唐玄宗、宋徽宗詔封莊周“真人”“真君”之號,可被看作唐宋朝廷對道家先贊加以官方“神化”現象的代表,在道教神靈、道教經典發展層面具有重要影響。莊周先後被封“南華真人“微妙元通真君”,體現了“神權君授”的一面:同時,朝廷通過君權賦子的“神性",可以進一步達成君權神授、神權反哺君權的目的。唐玄宗、宋徽宗對莊子的詔封,推動了莊子的神化,並通過政治性權力自上面下地推廣莊周的新稱號,推動《南華真經》的流傳,使莊子的神性形象前所未有地融入主流意識形態之中。由此,唐宋以降,文人墨客筆下出現了不少“神性”的莊子形象,在不少神話與民間信仰中也開始出現“南華真人之神蹟。莊子的“神性”封號與世俗權力息息相關“神權君授”的背後是強烈的君權神授的需求,而非君主單純對“虛無之教”的崇尚。
上帝、真主、神佛是宗教信仰的終極神靈。宗教的出現,與人(創教者)有關:宗教信仰之發展,也離不開由凡人而神、而佛之事,如關羽(佛教之伽藍、道教之關聖帝君)、林默(媽祖-天后)、金喬覺(地藏菩薩)等。在中國道教史上,李耳、張陵、關羽的成神,是人們耳熟能詳的事情。但對於莊周,人們往往以哲學家、文學家視之,對於他的成神之路及其在道教史上的影響,卻鮮有關注.
唐宋兩朝,生活於戰國時期的莊周曾兩次受到皇帝詔封:其一為天寶元年(742),唐玄宗“追號莊子為南華真人,所著書為《南華真經》”:其二為宋徽宗封莊子為“微妙元通真君”。唐玄宗、宋徽宗這兩次對莊周的詔封,可被看作唐宋朝廷對道家先賢加以官方“神化”的代表,在道教神靈、道教經典發展層面具有重要影響。本文闡幽發微,從莊子在唐宋時期的兩次詔封入手,討論兩位皇帝詔封莊周“南華真人”“微妙元通真君”的經過及其道教史意義。
神權君授:從“南華真人”到“微妙元通真君”
在無神論者看來,宗教神靈,莫非人為,即便是從宗教創生之內在理路而言,“神權人授”也是基本事實。如,南朝梁代道士陶弘景所著《真靈位業圖》,便是人為編排的神靈神位系譜。同樣,中國兩千多年專制集權社會(即所謂“封建社會”)的歷史上,雖然未曾出現完整形態的“政教合一”政權,但君權神授歷來是帝王張揚天威、君臨天下的依憑;同時,帝王封贈神位、樹立神權之事多有。故君權神授與神權君授是一體兩面,以至於宗教-神權-王朝-政治等因素的混合,構成了中華文明與社會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包括“政教分離”也是這種發展的一個結果。天寶元年二月乙酉,因正月間“玄元皇帝降見於丹鳳門之通衢,告錫靈符”,唐玄宗命新置玄元皇帝廟;辛卯,玄宗“親享”玄元皇帝於新廟,“並詔史記古今人表,玄元皇帝升入上聖”。三月丙申,唐玄宗追封莊子為“南華真人”,所著《莊子》為《南華真經》。後一月,又號文子“通玄真人”,列子“沖虛真人”,庚桑子“洞虛真人”。同時,兩京崇玄學各置博士、助教,並置學生一百員。此為莊子受封南華真人之始。天寶四年(745),玄宗詔稱“其餘編錄經義等書,宜以《道德經》在諸經之首,《南華》等經,不宜編列子書”,明確《道德經》《南華真經》在諸經義中的特殊地位。至北宋時,宋徽宗尤崇道教,積極推動道教活動,宜和元年(1119)六月甲申,宋徽宗晉封莊子為“微妙元通真君”,列子為“致虛觀妙真君”,仍行冊命,配享混元皇帝(即老子)。在道教神靈體系中,“真人”者,即修仙得道之人,或類於“仙人",“體洞虛無,與道合真,同於自然,無所不能,無所不知,無所不通”:“真君”者,指代神仙之屬,如張君房所輯《雲笈七“太一真君者,是北極太和元氣之神。”由此可見,唐玄宗與宋徽宗對莊子的兩次追封都以籤》雲“神化”莊子為其方向,“此但為崇奉神道起見,非懷賢褒德之舉也”。然而,莊子的受封並非個別現象,在唐玄宗時期,與莊子一併受封的還有列子、文子、庚桑子等人;在莊子以前受封的更有被視為李氏皇室先祖的老子。在宋徽宗時期,列子同樣與莊子一同受封。因此,莊子的受封實為唐宋朝廷一系列“神性”詔封之一。
“神性”詔封之目的為何?對於唐玄宗與宋徽宗而言, “神權君授”並非僅為“崇奉神道”而行事實上,通過君權賦予的“神性”,可以進一步達成君權神授、神權反哺君權的目的。例如,以唐高宗、唐玄宗為代表的初唐、盛唐間的李氏君主,即通過不斷抬高老子的“神性”地位與強調李氏君主自身與老子的血脈聯繫,來顯示李唐王室的“神性”。宋徽宗尤愛林靈素關於“神霄玉清王者,上帝之長子,主南方,號長生大帝君,陛下是也”的說法也是例證。《宋史·方技下》稱,林靈素因“道遇皇太子弗斂避”而遭宋徽宗“斥歸故里”,亦可旁證即使如宋徽宗般沉迷道家方術、寵幸道士,甚至自封“教主道君皇帝”者,其對道家真人的崇敬並不可與自己的君權相沖突。不過,正因為君權神授的“天然”需要與神權君授的“現實”行動,莊子的神性形象才在王朝權力的作用下得到實質性的提高《南華真經》得以大規模推廣,既融入主流的意識形態,也為道教發展注入了新的內容。
“南華真人”:莊子的神話與神化
唐玄宗對莊子的詔封推動了莊子的神化,並通過政治權力自上而下地推廣莊子的新稱號,推動《南華真經》的流傳,使莊子的神性形象前所未有地融入主流意識形態之中。天寶四年(745),玄宗詔令“其墳籍中有載元元皇帝(即玄元皇帝)及南華真人舊號者,並宜改正”,對莊子“南華真人”的名號作進一步的鞏固。如《隋書·經籍志》所載梁曠著三十卷《南華論》在《舊唐書·經籍志》中則為《南華仙人莊子論》,可見其書在唐代即被更名,而且其名稱的變化與唐玄宗對莊子的詔封有直接聯繫。除了明令對過去書籍中莊子名號的改正以外,莊子或莊周、“南華真人”與《子》《南華真經》(或《南華經》)的名號在君權強有力的推動下被廣泛接受,從而出現在詩詞、文章、小說乃至民間信仰的儀式之中。
(一)文人墨客筆下的“南華真人”
唐玄宗詔封莊子以後,文人墨客筆下出現了不少“神性”的莊子形象。如韓愈《奉和杜相公太清宮紀事陳誠上李相公十六韻》中有“四真皆齒列,二聖亦肩差”一句,據廖瑩中《東雅堂昌黎集註》稱 “四真”即唐玄宗所封南華、通玄、沖虛、洞虛四真人。唐玄宗時的道士吳筠曾作律詩《高士詠》數十篇,其中以莊子為寫作對象的詩篇即以其新封號為題,名為《高士詠·南華真人》“南華源道宗,玄遠故不測。動與造化遊,靜合太和息。放曠生死外,道遙神明域。況乃資九丹,輕舉歸太極。”字裡行間,已然將世人莊周完全神化,對莊周的描寫不似一位道家先賢,更像是一位真正的仙人。王十朋在《東坡詩集註》中,以《南華真經》指代《莊子》:“郭象《南華真經》序雲'上知造物無物,下知有物之自造’。”至明清時期,惲格《甌香館畫跋》雲 “臥遊一室,如南華真人化蝶時也。”陳德正有詩《懷仙歌》稱“性命有門造化始,南華真人古仙子。”在這些明清時期的文章與詩作之中,莊子再次以仙人形象出現,且其名號仍為“南華真人”,可見唐玄宗這-詔封深遠的影響力。
(二)神話與民間信仰中的“南華真人”
莊子的這類“神性”形象亦出現在白話小說乃至民間傳說之中,形成了以“南華真人”為中心的仙人神話。清代小說《隔簾花影》第三十五回“蓮淨女看破往因度香玉,侯瘸子參明宿業了殘生中,有一“莊子嘆骷髏”的故事。作者如此介紹莊子:
昔日戰國初,有一隱士,姓莊名周,道號南華真人,本貫睢陽人也。自幼讀習經史,曾為周朝漆園小吏。因妻喪鼓盆而歌,棄職歸山,隱於終南山谷,著有《南華真經》世傳。莊子在山修煉多年,成其仙道,一日與道童說 “我和你深山苦煉,雖得了丹道,不到凡間濟度眾生,也不能夠完這三千八百陰德之功,只做得地仙,見不得大羅玉帝。今日和你上洛陽走一遭,看有何人可度?"
可見《隔簾花影》雖然對莊子生平的介紹與事實出入不大,但在此基礎上,莊子已完全被描畫為一個修煉得道的仙人形象,顯示出一種現實與神話交織的有趣情景。值得注意的是,“南華真人”的名號在此已不再是唐玄宗的追封,而被當作一個既定事實介紹給讀者。因此,在《隔簾花影》作者的刻畫下,出現了一個更生動的、富有“神性”的“仙人莊子”的形象。類似的故事與描寫同樣出現在《金屋夢》等書中,似乎成為類似《金瓶梅》續書的一個較多出現的情節,這也從側面反映出人們對於“仙人莊子”較高的關注度和接受度。地方誌中亦記載了關於南華真人的神話,如嘉靖《廣信府志》記載鉛山縣鴻都觀 “縣東三十五里,在天柱山西之巔,昔南華真人煉丹其上,”莊子的“仙人”形象躍然紙上。
在唐宋 “南華真人”莊子的“神性”甚至還為一些民間信仰的儀式所用。洪邁《夷堅志》記載,有位名為沈承務的道人能夠與民間神靈“紫姑神”相溝通。據稱,他在與紫姑神“交流”的居室中,“供神九位,標曰侍御玉虛真人、太乙真人、南華真人之類”。而在神靈第一次降臨時,沈承務會在室內預備的紙張上寫下數字,隨後再“報真人名稱為何”,紫姑神便開始解答其問題.在這類民間信仰的通靈儀式中,莊子之“南華真人”的名號已然成為重要的神性中介,而且,與《隔簾花影》《金屋夢》中情節不同的是,莊子的神性身份完全取代了其作為道家先賢的身份,最終成為一個名為“南華真人”的“神靈”。可以確認的是,在這個並不足夠明確的傳播過程之中,唐玄宗的詔封是一切的源頭,也是最強而有力的推動。
三、道教與神化的莊子
從前文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到,唐玄宗與宋徽宗的詔封賦予莊子“神靈”地位,推動了莊子的“神化”過程,尤其是當封神的權力來源於君權(或謂“官方”)時,莊子的“神性”成為一種主流而正確的認識,較為廣泛地為人們所接受,以至於莊子的神靈形象逐漸與其他道家聖賢形象並列,甚至取代了莊子作為“人”的身份。進而,莊子的“神化”不僅可以在詩詞歌賦、小說筆記裡尋找到痕跡,其影響力還大量體現在其後的道教典籍之中。與此同時,神性的“南華真人”(而非“莊子”)在宋徽宗對道數的整理與設計中還佔有非常重要的位置。由此可見,莊子的“神化”不止意味著一項政治性行動與接踵而來的自上而下的傳播,它對道教的發展和變化而言,也具有不可忽視的意義。(一)道教典籍與繪畫中的“南華真人”
在唐玄宗詔封莊子為“南華真人”以前,道教已有神化莊子的傾向。東晉《太極真人敷靈寶齋戒威儀諸經要訣》雲“莊周者,太上南華仙人也。”梁朝陶弘景《真誥》載“師長桑公子,授其微言,謂之莊子也。隱於抱犢山,服兆育火丹,白日昇天,上補太極編郎。”陶弘景《真誥》及其思想在上層社會中有較大影響力,從上述記載中可以推測,他對莊子的神化已經被當時相當一部分貴族與士大夫接受,在某種程度上也為唐玄宗對莊子的冊封提供了認知前提與思想基礎。唐玄宗詔封莊子以後,在君權強有力的推動之下,莊子“南華真人”的稱號與這一稱號帶來的“神性”身份亦為各種道教典籍所廣泛接受,並在唐以後的道教體系中佔據一席之地。如賈善翔編《猶龍傳》即以“南華真人”指代莊子“南華真人曰:道之真以治身,緒餘以為國家,土苴以治天下。”類似的稱呼方式也出現在《玉詮》中:
南華真人
真人姓莊名周,甲辰年始降。南華真人曰:無相門頭是釋空,有之一字顯立宗。坐斷有無機自活,今朝打破兩家風。2除了直接以“南華真人”指代莊子以外,相當一部分道教典籍與道教人士還直接安排莊子(南華真人)位列仙班,如《無上黃籙大齋立成儀》“神位門·右二班”一節中 “南華真人”赫然在列,其位次列於太清之右,與洞虛真人相鄰。又《雲笈七籤》中錄有一“開示三真等經”前應有的儀式“教令科雲:欲開示三真等經,先須甲子日,淨燒香,心存南華真人,念三天真君同開作證,首東作禮四拜。"據其敘述,莊子(南華真人)幾與“三天真君”並列,而以更為神性的身份出現在儀式之中。又,在《宣和畫譜》“寫神仙事蹟一”一節中,有道士李得柔者,作“南華真人像”一幅, 繪畫中神性的“南華真人”之像的出現,亦可證實“南華真人”這一封號及隨之而來的莊子的“神化”對道教本身所產生的深刻影響。
從道教經典發展史來說,歷朝各類關於《莊子》或《南華真經》的註疏、演義名目繁多,成為一大景觀,並有多種被收入《道藏》,如北宋太學教授李元卓著《莊列十論》一卷,收入《正統道藏》正一部:北宋陳景元撰《南華真經章句音義》十四卷、南宋林希逸撰《南華真經口義》三十二卷,收入《正統道藏》洞神部玉訣類;明人焦竑撰《莊子翼》八卷、附錄一卷,收入《萬曆續道藏》。今人胡道靜、陳耀庭等主編的《藏外道書》(1992-1994年出版)則在第一冊收入《莊子解》,第二冊收入《南華真經副墨》《南華真經註疏》《南華真經評註》,第三冊收入《南華真經評註》《南華真經正義》《南華真經識餘》《莊子評議》等。在《藏外道書》以外《道藏精華》(1956-1979年出版、《莊林續道藏》(1975 年出版、《中華續道藏》(1999年出版、《敦煌道藏》(1999年出版、《道書集成》(1999年出版、《中華道藏》(2004年出版)等當代大型道教典籍文庫中,也大量收錄(當然有重複者)。同樣,在《四庫全書》這類大型官書中,有關《莊子》或《南華真經》的註解本,也多有收錄,如《南華真經新傳》《南華真經義海纂微》《莊子》《莊子注》《莊子通》《莊子翼》《莊子集解》等被收入《欽定四庫全書》子部十四。無論是從文化史還是道教史的角度來看,這種對於《莊子》或《南華真經》的註疏、流傳、推廣,都與莊子的被“神化”有著直接聯繫。
(二)宋徽宗詔封“微妙元通真君”
和“南華真人”相比,“微妙元通真君”雖然也是一個神性的封號,但由於唐玄宗已有的鋪墊,這一“真君”名號更類似於一種錦上添花的疊加,因此“微妙元通真君”的影響力遠遜於“南華真人”。然而,儘管“南華真人”更為人們所廣泛接受,在塑造莊子“神性”的過程中也更加重要,卻並不意味著宋徽宗的詔封不應受到重視。事實上,隨著宋徽宗對道教的尊奉而來的是君權對道教的控制,因此,宋徽宗“神化”莊子的努力帶給整個道教系統的影響並不亞於唐玄宗的詔封。如《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記載:
政和七年正月……癸丑,秘書省言,據左右街道錄院申,恭依聖旨指揮將所降道教五宗再行條具,立為永式:第一,天尊之教以道德為宗,元始天尊為宗師;第二,真人之教以清淨為宗太上玉晨天尊君為宗師;第三,神仙之教以變化為宗,太上老君為宗師;第四,正一之教,以感為宗,三天法師靜應真君為宗師;第五道家之教,以性命為宗,南華真人為宗師。由引文可知,首先,從“恭依聖旨”,“將所降道教五宗再行條具,立為永式”等語來看,宋徽宗試圖對當時的道教系統進行整體性的規範與整理。類似的規範與整理行動還包括:頒佈親制《聖濟經》,建立道學,統一學道內容,令學者治御製《道德經》等. 這意味著宋徽宗不僅通過寵幸道士、廣建道觀、沉湎祥瑞等方式顯示其對道教的信奉與尊崇,他還希望將道教納入官方指定的架構中,從而達成中央權力對道教的控制。與此同時,具體到莊子本人,宋徽宗認可唐玄宗詔封莊子的“南華真人”封號(這亦從側面體現唐玄宗之封號的非凡影響力),並將莊子與“元始天尊”“太上玉晨天尊君”等並列,令其成為所謂“道家之教”的宗師,以上兩點均顯示出宋徽宗對莊子“神性”的認同與認可。兩年後的宣和元年(1119),宋徽宗追封莊子為“微妙元通真君”,使莊子的“神靈”地位有了進一步的提升。由此出發,莊子的神靈形象進一步鞏固,影響進一步擴大,直至清朝時期仍為人們所普遍認可。可見,宋徽宗的詔封莊子及其大力推崇道教的行為功不可沒。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認為,莊子的神性(包括“南華真人”的封號)從一開始就為宋徽宗所承認與贊同,並在宋徽宗對道教的理解與設計中佔據重要的位置。莊子的封號從“南華真人”到“妙元通真君”的“進化”或“提升”,則標誌著繼唐玄宗冊封后的第二個“神化”莊子的高潮。更重要的是,這一高潮的背景是宋徽宗對道教開展大規模的整理、規範與控制,以“微妙元通真君”為代表的莊子的第二次被“神化”高潮,正是宋徽宗這種控制慾與控制力的具體表徵之一。
結語:唐宋詔封莊子的道教史意義
無論是“南華真人”還是“微妙元通真君”,唐玄宗與宋徽宗的詔封均以“神性”加諸莊子這是唐宋時期詔封莊子最顯著的特點。由於唐玄宗和宋徽宗對莊子的詔封都是在朝廷大力扶持道教的大背景下進行的,因此,結合這兩個時期君主竭力推行的其他崇道活動,可以看到“神權君授”的背後是強烈的君權神授的需求,而非單純的對“虛無之教”。的崇尚。因此,從其誕生之初,莊子的“神性”封號就與世俗的權力息息相關。
在神權君授的過程中,莊子被神化,乃至被奉為神靈。唐玄宗的詔封與修改過去典籍中莊子名號的詔令使“南華真人”之名在君權強有力的推動下被自上而下地傳播與推廣:宋徽宗的詔封則伴隨其對道教的有意識的整理與控制而來--儘管人們對“微妙元通真君”的使用遠少於“南華真人”,但這一封號也象徵著莊子的第二次“神化”高潮。君權帶來的巨大推動力使莊子的神性形象受到前所未有的承認與推廣,如神性的“南華真人”頻頻取代人性的“莊子”出現在詩詞與文章之中,作為仙人而非先人的莊子形象也為白話小說、民間宗教儀式與道教規範所利用。
在這一背景下,莊子在道教中的身份與位置也受到了非常深遠的影響,在相當一部分道教典籍中,莊子以神性的真人身份出現,甚至直接位列仙班而成為神靈。總體而言,在唐以前,莊子從完全的道家先賢開始逐步被道教中人賦子一定的神性,這一循序漸進的過程直至唐玄宗詔封莊子為止。君權的強勢加入使莊子迅速神化,成為一個道教的神靈,並持有“南華真人”這一君主賦子的正式名號。因此,莊子的“神化”成為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當莊子變成位列仙班的“南華真人”“微妙元通真君”時,我們可以看到道家-道教本身是如何在外部的、世俗權力的影響下發生改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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