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載】莊勇 · 《莊子十八問》(十六)
14.“九徵觀人”之問: 莊子的“九徵觀人”,堪稱是一篇關於如何辨人識人的絕頂方法論。這個方法具體實在,可操作性強,至今不失為普通人交友處世,官場上選人用人的教科書。那麼,莊子給了人們什麼樣的識人良方、這個方法又有什麼現實意義? 事成事敗人為本 業興業衰人為根 古往今來,事成事敗,業興業衰,甚至王室更替,改朝換代,無不在人。 唐太宗李世民不拘一格用人,尤其重用直言敢諫的魏徵。魏徵曾是太子李建成的舊部,但李世民不計前嫌,委以重任。魏徵一生
14.“九徵觀人”之問:
莊子的“九徵觀人”,堪稱是一篇關於如何辨人識人的絕頂方法論。這個方法具體實在,可操作性強,至今不失為普通人交友處世,官場上選人用人的教科書。那麼,莊子給了人們什麼樣的識人良方、這個方法又有什麼現實意義?
事成事敗人為本
業興業衰人為根
古往今來,事成事敗,業興業衰,甚至王室更替,改朝換代,無不在人。
唐太宗李世民不拘一格用人,尤其重用直言敢諫的魏徵。魏徵曾是太子李建成的舊部,但李世民不計前嫌,委以重任。魏徵一生進諫二百餘次,每每切中時弊,李世民皆虛心納諫,甚至將魏徵視為“人鏡”,以明得失。正是這種君臣相得的格局,為“貞觀之治”的盛世奠定了堅實基礎。
劉邦知人善任,對蕭何、韓信、張良用其所長,各得其位。他重用蕭何治理後方、保障糧草;任用韓信統兵作戰,屢出奇計,“明修棧道,暗度陳倉”;倚重張良運籌帷幄,出奇制勝。三人各盡其才,共顯其能,被後人譽為“漢初三傑”。劉邦曾言:“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饋餉,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正是這三位頂尖人才的合力,才助其擊敗項羽,建立漢朝。
魏文侯重用吳起。
《資治通鑑》記載,魏文侯任用吳起為將,吳起不僅軍事才能出眾,更以身作則,與士兵同甘共苦——同吃同住,親自為士兵吸吮膿血,深得軍心。他率軍攻打秦國,一舉奪取五座城池。吳起的“與士卒同苦”精神,極大提升了軍隊戰鬥力,使魏國成為戰國初期的強國。此例說明,用對一個兼具才能與人格魅力的將領,可立國威、開疆土。
白居易與元稹、顧況。
雖非傳統意義上的“君臣”關係,但白居易的成功也深刻體現了“用對一人”的借力之道。他年少時拜謁文壇前輩顧況,得其賞識並廣為推介,由此聲名鵲起;後與元稹同科及第、共倡新樂府運動,二人並稱“元白”,相互成就。白居易曾言:“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其文學成就與這些關鍵人物的提攜與共鳴密不可分。
中華民族選擇了毛澤東,使一個民族從災難深重中傲然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遵義會議前,革命根據地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嚴重危機。第五次反“圍剿”由於以博古、李德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錯誤領導,採取“禦敵於國門之外”的單純防禦戰略,拒絕運動戰和游擊戰的靈活戰術,導致紅軍損失慘重,根據地日益縮小,戰略轉移演變為“大逃亡”。1934年10月,中央紅軍被迫撤離中央蘇區,開始長征。湘江戰役後長征紅軍從20.6萬餘人銳減至3萬餘人,瀕臨全軍覆沒的邊緣。
1935年1月召開的遵義會議,在黨的歷史最關鍵時刻選擇了毛澤東。而毛澤東也不負眾望,力挽狂瀾,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中央的統治,從而在最危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成為中國革命轉危為安,從挫折走向勝利的偉大轉折點。
與此相反,歷史上因用人失誤造成重大損失甚至加速滅亡的案例也不勝枚舉。
趙括代廉頗,長平之戰慘敗。
戰國時期,趙國名將廉頗堅守不出,成功牽制秦軍。然而趙孝成王聽信讒言,撤換老將廉頗,任用只會“紙上談兵”的趙括為主帥。趙括貿然出擊,被秦將白起圍殲,最終40萬趙軍被坑殺,趙國元氣大傷,加速了其滅亡進程。
趙幽繆王殺李牧,趙國覆滅。
趙國末代君主趙幽繆王聽信奸臣郭開的讒言,懷疑抗秦名將李牧謀反,將其殺害。李牧一死,趙國再無能抗衡秦將王翦的統帥,不久後趙國即被秦國吞併,趙王本人也淪為俘虜,客死他鄉。
秦始皇託孤趙高,秦朝二世而亡。
秦始皇聽信趙高,臨終前,本欲傳位於長子扶蘇,但宦官趙高與丞相李斯合謀,篡改遺詔,逼扶蘇自盡,擁立昏庸的胡亥為帝。趙高專權後,殘害忠良、苛政虐民,最終引發天下大亂,秦朝在二世而亡。
關羽失荊州,蜀漢由盛轉衰。
劉備偏愛關羽勇猛善戰,將戰略要地荊州託付給關羽,雖倚重其忠勇,卻忽視其剛愎自用的性格缺陷。關羽輕視東吳、拒婚辱使、與部將不和,最終被孫權偷襲後方,兵敗身死。荊州丟失直接導致蜀漢失去戰略支點,劉備為復仇發動夷陵之戰,慘敗後病逝,蜀漢國力一落千丈。
唐玄宗寵信安祿山,釀成安史之亂。
唐玄宗晚年沉溺享樂,寵信楊貴妃,更對邊將安祿山過度信任,授予其三鎮節度使大權。安祿山藉此積蓄力量,於755年發動叛亂,戰火綿延八年,人口銳減、經濟崩潰,盛唐由此走向衰落。
宋欽宗迷信“六甲神兵”,留下靖康之恥。
北宋末年,金兵南下圍攻開封,宋欽宗不信任主戰派李綱,反而聽信江湖術士郭開“能施法術退敵”的荒唐之言,啟用“六甲神兵”。結果法術無效,城池迅速陷落,徽、欽二帝被俘,北宋滅亡,史稱“靖康之恥”。
明英宗寵信王振,土木堡之變。
明英宗年幼即位,寵信宦官王振,朝政盡為其操控。1449年,王振慫恿英宗親征瓦剌,卻無軍事才能,指揮混亂,導致明軍在土木堡全軍覆沒,英宗被俘,明朝精銳盡失,國勢由盛轉衰。
這些案例共同說明:用人不當、任人唯佞、不察德才,終將招致禍端。識人之明,不僅關乎個人成敗,更決定國家興亡。
九徵九塊試金石
觀表觀裡識假真
之所以出現小人受寵,庸人得勢,奸人專權,能人受制的問題,往往是由於當局者缺乏識人之術,而小人則善於投機鑽營,陽奉陰違,以假亂真。因此,《論語·季氏》雲: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莊子則運用自己的智慧,借用孔子的“九思”,進一步指出:
“凡人心險于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 這番話道盡了人性認知的千古困境——山川有徑可尋,天象有律可循,而人心藏於厚貌之下,深於城府之中,真偽難辨、善惡難測。
面對這一困境,莊子提出的“九徵觀人”之法,為穿透人心迷霧提供了切實可行的路徑。這並非單純的技巧堆砌,而是一套基於人性邏輯的科學考核體系,核心要義在於:人的真實品性往往在特定情境中才會顯露,唯有通過多元場景的考驗,才能穿透偽裝、窺見本質。
莊子的“九徵觀人”,其“九徵”,指“九種考察驗證的方法”。“徵”意為徵驗、驗證,即通過九種特定的情境和行為表現,來檢驗一個人的內在品質。這九種方法具體包括:
遠使之而觀其忠;
近使之而觀其敬;
煩使之而觀其能;
卒然問焉而觀其知;
急與之期而觀其信;
委之以財而觀其仁;
告之以危而觀其節;
醉之以酒而觀其側;
雜之以處而觀其色。
“觀人”:即觀察、評判人的意思。“九徵觀人”指不是僅憑第一印象或言辭判斷一個人,而是通過其在九種不同境遇下的實際行為,來全面洞察其忠誠、敬慎、能力、誠信、節操等核心品性和素質。
“遠使之而觀其忠”。將人置於遠離核心的崗位,考驗其在無人監督時是否潔身自好、忠於職守、獨善其身、不忘初心;
“近使之而觀其敬”。近距離相處中,看其是否無論地位遠近都能保持恭敬謙遜、平等待人;
“煩使之而觀其能”。給予繁雜艱鉅的任務,檢驗其工作態度、統籌能力、執行力與抗壓韌性;
“卒然問焉而觀其知”。突發提問,考量其學識儲備與應變智慧;
“急與之期而觀其信”。設定緊急之約,判斷其是否能信守承諾、如約而至;
“委之以財而觀其仁”。託付錢財,讓其掌握財富而觀察其能否堅守廉潔、體恤他人;
“告之以危而觀其節”。告知危難處境,彰顯其氣節、氣度與擔當;
“醉之以酒而觀其側”。醉酒後看其是否仍能堅守底線、言行得體,不亂方寸;
“雜之以處而觀其色”。在男女混雜情境中,檢驗其操守是否端正。
這九種考驗涵蓋職場相處、能力擔當、品德操守、清正廉潔等多個維度,層層遞進、全面立體,如同九塊試金石。莊子認為“九徵至,不肖人得矣”,意思是:當這九種考察方法都用過了,一個人的賢愚善惡就再也無法隱藏,品行不端的人自然會顯露出來。
融古貫今緊契合
相得益彰萬事興
“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難知心”(出自《增廣賢文》)。“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王世貞)。“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試玉要燒三日滿,辨材須待七年期”(《增廣賢文》白居易)。 這些古語均強調了解他人本質之不易。前兩者突出表象與內心的鴻溝,後兩者強調時間驗證的必要性。
莊子的“九徵觀人”,用“以行驗心”的科學方法,通過設定九種特定情境,對人進行綜合考察瞭解,根據其行為表現作出客觀評價,來全面、深入地觀察和驗證一個人的內在品質與真實本性。這種“以行驗心”的方法以人在壓力、誘惑、獨處或突發狀況下的反應,來暴露其真實面目,這是識人辨賢的智慧結晶。不光在當時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而且具有永久的歷史意義。
在戰國亂世的背景下,禮崩樂壞、人心浮動,莊子一針見血,點出人性的複雜面相:“有貌願而益,有長若不肖,有順懁而達,有堅而縵,有緩而悍”,表面憨厚者可能內心貪婪,看似長者風範者或許名不副實,性情溫順者可能通達事理,外表堅定者或許軟弱妥協,語調緩和者可能手段狠辣……
這種表象與本質的背離,源於人對自我的偽裝與對利益的算計,在世俗名利場中,人們往往戴上“厚貌”面具,將真實心意深藏於“深情”之中,形成難以逾越的認知壁壘。
更令人警醒的是人性的流動性:“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有些人在追求正義時如飢似渴,背棄正義時卻如避烈焰,暴露功利本性。這種前後矛盾的行為,本質上是人性中功利與道義、真誠與虛偽的持續博弈。莊子感嘆“人心險于山川”,並非否定人性本善,而是清醒認識到世俗慾望與外部環境對人性的扭曲;而“人心難於知天”的對比,更凸顯識人的艱難——天象雖變幻,卻有固定節律,人心卻受情緒、利益等多重因素影響,瞬息萬變、無跡可尋。這番對人心複雜性的體認,既是對戰國時期諸侯爭霸、士大夫朝秦暮楚的社會現實反思,也是對人類永恆困境的追問:如何在紛繁表象中,觸摸他人最真實的本質?
在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積極倡導和實踐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當代,家大業大責任大的中國共產黨人要實現宏偉目標,選拔、培養和使用大批優秀人才顯得尤為重要。
然而,今日之中華民族,比起2000多年前的戰國時期,就不是一個“改天換地”能形容得了的了。一個剛剛完成了從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轉型的社會和兩千多年後的現代化社會相比,根本無可同日而語。在經濟高速發展,物慾橫流的時代大潮中,人的思想意識,道德品質,價值觀念,也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一些人在這特定的時代環境中經不住人性的考驗,人性的虛偽和醜惡在權力、金錢、美女、燈紅酒綠面前紛紛暴露出來。有些黨的幹部甚至高級領導幹部道德淪喪,思想墮落,經濟上貪汙受賄,政治上立場動搖。有的存在“兩面人”現象,對黨不夠忠誠,喪失理想信念、背棄初心使命、不信馬列信鬼神,當面一套、背後一套,表面兢兢業業、勤勤懇懇,大談理想主義、公道正派,背後驕奢淫逸,大搞利己主義,無視“中央八項規定”精神;有的領導幹部權慾薰心,自立標杆、唯我獨尊,表面任人唯賢唯德、五湖四海,背後卻大搞嚴重違反黨紀國法的動作。無論是哪種“兩面人”,都破壞了黨的團結、敗壞了黨的形象、侵蝕了黨的執政之基,阻礙了黨和人民的事業發展。在選人用人中,需要及時把“兩面人”識別出來、清除出去。有關資料顯示,自2012年至2025年,有數以近千萬計的“老虎”“蒼蠅”在反腐鬥爭的“打虎拍蠅”中被清除或受處理。
無論是國家層面,還是基層治理,是企業發展,還是各行各業進步,對人才的需求都十分突出地提到了時代課題的首頁,成為推動歷史前進的核心要義。選好一人,振興一地,造福一方;用錯一人,危害一處,禍害一片。所以,中國共產黨把清除腐敗分子,樹立正確的選人用人導向作為關係黨的生死存亡的大事來抓。
為了保證幹部隊伍的用人質量,中國共產黨制訂了《黨政幹部選拔任用條例》,對黨政幹部的選拔、監督、程序、條件都作出了規定,對選拔對象提出了“德才兼備、以德為先”“五湖四海、任人唯賢”;“事業為上、人崗相適、人事相宜;公道正派、注重實績、群眾公認”等具體條件。並推出了“公推公選”“任前公示”等民主監督方法。這些都是新時期“以觀徵人”的具體運用、創造和發展。其最具時代感的是在古人的智慧基礎上拓寬了“觀”和“徵”的“群體範圍”,依靠更多的“伯樂”參與到“觀”的行列,行使“徵”的權力。
在一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還提出了“四個注重選拔、四個堅決不用”的重要要求,為進一步完善幹部選用體制機制指明瞭方向。
“四個注重選拔、四個堅決不用”是:
1.注重選拔政治上絕對可靠、對黨絕對忠誠的幹部,堅決不用政治上的“兩面人”:確保幹部政治立場堅定,杜絕表裡不一的行為。
2.注重選拔知重負重、開拓奮進、關鍵時刻能扛硬活打硬仗的幹部,堅決不用不敢擔當、不願負責、關鍵時刻臨陣退縮的人,強調實幹能力,淘汰畏難避責者。
3.注重選拔具有頑強鬥爭精神、過硬鬥爭本領、經受重大斗爭考驗的幹部,堅決不用在鬥爭面前明哲保身、愛惜羽毛、左右搖擺、騎牆觀望的人,突出鬥爭意志,清除動搖妥協者。
4.注重選拔嚴守紀律和規矩、自覺踐行“三嚴三實”要求的幹部,堅決不用華而不實、投機取巧、以權謀私的人,嚴把作風關,杜絕弄虛作假和腐敗行為。
如果說“九徵”是辨人識人的方法論,《條例》就是辨人識人的實踐論。兩千多年前先人的智慧與今天的科學實踐相契合,為進一步辨人識人提供了更好的“火眼金睛”。
莊子提出的“九徵”識人之法,蘊含著深邃的方法論智慧;而當代《黨政領導幹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則提供了系統化的實踐框架。將二者有機結合,汲取傳統智慧的精髓,融入現代制度的實踐,對於構建更加科學、嚴密、有效的選人用人機制具有重要意義。
“九徵”法的精髓在於它不是靜態地羅列指標,而是動態地、在多元情境中觀察干部的綜合表現,其考察內容涵蓋了忠誠、敬慎、能力、智識、信譽、廉潔、節操、儀態、人際等九個維度,構成了一個相對完整的人才素質評估模型。
《條例》則是制度化、標準化的實踐論。
《條例》作為黨內法規,確立了幹部選任工作的根本遵循與實踐路徑。它強調德才兼備、以德為先的原則,以及“信念堅定、為民服務、勤政務實、敢於擔當、清正廉潔”的好乾部標準。《條例》通過民主推薦、考察、討論決定、任職等一套嚴謹程序,將選人用人工作制度化、規範化、透明化。
這是一種實踐論:它提供了從動議到任職的全流程操作框架,明確了各環節的責任主體與具體要求,確保選拔工作有章可循、有據可依。其核心在於通過制度化的實踐,將抽象的“好乾部”標準轉化為可執行、可驗證的具體工作步驟。
方法論與實踐論的有機結合,是優化選人用人機制的有效途徑。
將莊子“九徵”的方法論智慧融入《條例》的實踐框架,並非簡單嫁接古法,而是進行創造性的轉化與融合,旨在使考察更深入、評價更立體、選拔更精準。
豐富考察情境,深化識別維度。在條例規定的常規考察程序基礎上,可以有意識地借鑑“九徵”思路,設計多元化的考察場景。例如,在“煩使之而觀其能”方面,可安排幹部到吃勁崗位、基層一線或承擔專項攻堅任務,在實踐中檢驗其真實能力;在“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方面,可通過不預先通知的專題彙報、隨機提問等方式,瞭解幹部對分管工作的深層思考與知識儲備;在“告之以危而觀其節”方面,可關注幹部在突發事件、重大斗爭中的實際表現,考察其政治定力與擔當精神。這使考察從平面化的談話瞭解,走向立體化的行為觀察。
貫通古今標準,聚焦核心素質。
“九徵”所關注的忠誠、廉潔、守信、敬慎等品質,與條例強調的“信念堅定”“清正廉潔”“為民服務”“敢於擔當”等標準高度契合。結合二者,能使對幹部“德”的考察更加具體化、情境化。例如,“遠使之而觀其忠”可輔助判斷幹部在名利面前的黨性純度;“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則直接關聯廉潔自律的考察。將傳統智慧中對人性弱點的深刻洞察,應用於現代幹部監督與品德考評之中,能增強制度的預防性與穿透力。
強化過程管理,實現動態評價。“九徵”強調在動態過程中檢驗人,這與幹部選拔任用工作中注重一貫表現、加強平時考核的要求相一致。可以探索建立更加靈活的日常觀察與記實機制,不僅看一時一事,更看其在長期、多種情境下的綜合表現,使評價貫穿於幹部培養、選拔、使用的全過程,而非僅限於提拔前的集中考察期。
注重細微觀察,補充程序評價。《條例》程序保障了選拔的公平與規範,而“九徵”中如“醉之以酒而觀其側”“雜之以處而觀其色”等方法啟示我們,在遵守程序的前提下,於非正式場合、在細微之處觀察干部的修養、作風與價值觀,可以作為正式考察的有益補充,有助於形成更為全面、鮮活的人物畫像。
莊子的“九徵”之法,源於對人性複雜性的深刻認知,提供了系統化、情境化的識人方法論;《黨政領導幹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則立足於當代治國理政的需求,構建了制度化、標準化的選人用人實踐論。二者的有機結合,旨在以古鑑今,將傳統識人智慧的精髓轉化為現代制度實踐中的具體方法,使幹部考察更加立體深入,選拔任用更加精準科學,從而更好地把那些德才兼備、堪當重任的優秀人才識別出來、使用起來,為事業發展提供堅實的組織保障。這既是對於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也是不斷提升幹部工作科學化水平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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