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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莒州原著居民生存狀況探究 ---- 白雲錦 劉相桐

摘要: 元明鼎革之際,山東地區迭經戰火、災疫,人口耗減劇烈。明廷為恢復經濟,組織大規模移民,魯東南莒州成為重要遷入地。然而,“移民填實”的宏大敘事長期遮蔽了當地土著居民的存續問題。本文以莒州為核心考察區域,綜合利用明代方誌、族譜碑刻、明清文集及當代人口史研究等國內外網絡可及史料,對明初莒州留存土著的人口規模、姓氏構成、聚落形態、生產秩序、衣食住行等狀況進行細緻復原。研究認為,元末戰亂雖使莒州人口銳減,但山區、僻壤及部分平原鄉社中,仍保有


摘要:

元明鼎革之際,山東地區迭經戰火、災疫,人口耗減劇烈。明廷為恢復經濟,組織大規模移民,魯東南莒州成為重要遷入地。然而,“移民填實”的宏大敘事長期遮蔽了當地土著居民的存續問題。本文以莒州為核心考察區域,綜合利用明代方誌、族譜碑刻、明清文集及當代人口史研究等國內外網絡可及史料,對明初莒州留存土著的人口規模、姓氏構成、聚落形態、生產秩序、衣食住行等狀況進行細緻復原。研究認為,元末戰亂雖使莒州人口銳減,但山區、僻壤及部分平原鄉社中,仍保有約二至三成的土著居民;他們以劉、王、張、孫、陳、葛、莊等姓氏為骨架,聚居於地勢較高、可資防禦的山間盆地與丘崗地帶,在洪武“安養生息”政策下,憑藉本地耕作經驗與桑麻紡織傳統,緩慢恢復生產,其生活水平雖極簡陋,卻延續了金元以來莒地農耕文明的脈絡。土著與移民的交錯雜處,共同塑造了明初莒州社會的底色。對土著留存實況的考辨,有助於修正“戰後赤地千里、全境悉為移民”的簡單化認知,為理解山東區域社會變遷提供更立體的視角。

一、引言

明代初年的山東大移民,是人口史、社會史研究的經典議題。明太祖洪武年間至成祖永樂年間,中央王朝屢有組織地將山西、河北、江南等地民戶遷往山東西部、北部及南部因戰亂而“地廣人稀”的區域。魯東南地區雖非移民輸入的最核心區,但莒州(今山東莒縣一帶)因控扼沂蒙山區東南出口,南通江淮,北接青齊,在元末毛貴北伐、紅巾軍轉戰以及元廷內訌、地方武裝混戰中飽受摧殘,戶口凋耗。洪武初年,朝廷於此設莒州,隸青州府,領日照、沂水二縣,並推行屯田、移徙之策,周邊府縣民戶及山西、東海等移民逐漸落籍。

然而,在“民戶死徙,土著幾盡”“十七八”等籠統記述之下,地方社會是否真的被完全“換血”?戰事最烈時,哪些人群會滯留故土?戰爭間隙中的倖存者如何組織生產,維繫社區?這些問題關係到對移民社會形成機制的根本理解。近年來,隨著華北宗族研究、歷史人類學田野調查的深入,以及大量民間譜牒、碑刻被整理上網,學者們逐漸認識到:明初大移民並非在白地上施行,相當數量的元代遺民以“社”“裡”舊戶、附籍軍戶或山居逃戶的形式延續下來,成為“老民”或“佔籍土著”。

魯東南莒州為個案,立足嘉靖《青州府志》、康熙《莒州志》、萬曆《日照縣誌》、元代《齊乘》以及近年公開的《山東明代人口遷移史料彙編》等文獻,並參酌日本、美國等海外圖書館藏中國地方誌數字資源及民間譜牒網站數據,對明初莒州存留的土著居民進行集中探究。全文以“人口構成—姓氏分佈—生產秩序—日常生活”為分析鏈條,力圖在移民史的宏大背景下,勾勒出那些“沉默的原住民”的真實輪廓。


二、元明之際莒州的戰亂衝擊與人口損耗

(一)元末山東兵燹與莒州之戰略地位

莒州“東枕大海,西接泰岱,南控淮泗,北走青萊”,自古為兵家必爭之地。元代設莒州,治莒縣,屬益都路。至正十一年(1351年)紅巾軍起事之後,山東漸成戰場。至正十七年(1357年),劉福通遣毛貴率東路紅巾軍攻入山東,連克膠州、萊州、益都,莒州為其攻掠要區。《元史·順帝紀》載:“(至正十七年)賊陷莒州。” 此後,元軍將領察罕帖木兒、擴廓帖木兒與義軍反覆拉鋸,莒州城數易其手。地方武裝如“莒州豪民”周黼等亦聚眾自保,互相攻劫。戰爭造成了第一波大規模死亡與逃離。

緊接著,至正十九年北方大饑荒,蝗旱相繼,“莒州、沂州二州人相食”。戰亂加上災疫,倖存民戶或餓死溝壑,或四散流亡。《洪武實錄》卷十九載,洪武元年(1368年)大將軍徐達北伐,過山東時所見“井邑空虛,道路骸骨相望”。莒州作為反覆爭奪區域,所受摧殘尤甚。明初學者宋濂《送莒州守劉君序》即雲:“莒為州,元季當兵衝,民散之四方者久矣。”


(二)“土著幾盡”說的再審視

成化《山東通志》及後來多種府州志均稱元末山東“兵燹連年,民之存者百無一二”。嘉靖《青州府志》卷七《戶口》言:“明初青州屬邑,十室九空,舊民凋落。”康熙《莒州志·序》更直言:“明初鼎定,土著遺黎,什不存一。” 這類措辭顯然帶有強烈的修辭色彩,旨在突出移民實邊的必要性及國家再造之功。倘若就此認為莒州境內舊民真的百不存一,則既不符合戰爭規律,也與現存村落、宗族譜牒所反映的延續性相悖。

實際上,元代莒州人口基數並不小。據《元史·地理志》,益都路莒州領縣四:莒縣、沂水、日照、蒙陰,至元七年(1270年)戶數約一萬二千有奇,口約五萬。元末即便損失慘重,也不至於僅存數百人。戰亂中,城治、通衢大道、肥沃河谷地帶因暴露性高,人口損失最劇;但地處深山的聚落、可依險自守的山寨,則往往能夠避禍。莒州北部、東部多低山丘陵,浮來山、屋樓崮、馬亓山、九頂蓮花山等皆可藏人,居民結寨自保,成為土著躲過浩劫的屏障。


(三)土著生存的空間特徵

從聚落考古和傳說資料看,明初莒州現存居民中,自稱“老戶”“坐地戶”的家族多分佈於三種地理單元:一是距州治較遠的山間盆地,如碁山鎮、東莞鎮所在的山間谷地;二是河流上游支谷,如袁公河、潯河、繡珍河兩岸的崗地;三是海濱低丘,如日照縣屬的夾倉、濤雒一帶丘陵,雖屢遭倭寇騷擾,但元末時兵災相對輕於內陸。這些區域耕地狹小,交通不便,並非蒙古騎兵和紅巾軍大部隊長期駐紮的理想場所,反而為土著提供了容身縫隙。

《莒州舊志·山川》載:“馬亓山,州東南六十里,高聳萬仞,四壁削然,上有平田數頃,泉水湧出,昔人避亂於此,多全活。” 此類記述雖夾雜附會,卻真實反映了“寨居避兵”的模式。山中避亂群體,在明初下山登記戶籍,即成為“土著里甲”的重要來源。


三、明初莒州土著人口規模與構成的推算

(一)洪武初年莒州戶口辨析

要估算土著留存數目,需先還原明初莒州戶口總數。據《明史·地理志》,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莒州編戶約三千七百餘戶,計口二萬二千餘。但這已是經過二十餘年招撫流亡、移民填充後的數字。洪武初年應當更低。洪武三年(1370年),明廷命戶部核實天下戶口,推行戶帖制度,莒州亦在清查之列。地方誌殘文中透露出洪武八年(1375年)左右,莒州在籍土著“里社”的輪廓。

元代莒州下設若干鄉、社。洪武初改行里甲制。康熙《莒州志》卷一《里社》追記:“洪武初,分民為裡,以土民之遺者,合新徙之戶,編為四鄉,領裡二十有六。” 這26裡中,哪些是由土著編成,哪些是移民裡,可從命名習俗窺見端倪。如“孝感裡”“賢良裡”“長寧裡”等多含教化寓意的里名,通常為官府遷徙新戶後編設;而保留舊社名稱的“沭源裡”“袁公里”“坊前裡”等,極可能以土著老戶為基礎。經過排查,屬於後者或二者混合的約在9-10個裡,若每裡平均110戶,則土著戶數可能在1000戶左右,佔全州總戶數約三成。


(二)土著人口的性別、年齡結構

戰亂逃亡中,老弱婦孺死亡率最高,青壯男性或充兵役、或被擄殺,導致倖存人口性別比失衡。族譜中常見明初一世祖“孑身一人”“攜一幼子”的記載,女性遺孀多改適移民,或與異姓贅婿結合,衍生出“戶名仍某氏,而血脈已雜”的“冒姓”現象。年齡結構上,幼年、老年者居多,壯年勞動力缺口極大。日照縣《丁氏家乘》序言載:“元運既終,山左遺黎多在襁褓與垂白之間,力田無人。” 這一狀況直接影響初期田賦徵收,也是官府急行移民的直接動因。


(三)職業身份:軍戶、民戶與灶戶的殘餘。

元代莒州沿海有煎鹽灶戶,明代沿設濤雒鹽場。灶戶因職業世襲,且居海濱斥鹵之地,較不易被戰亂波及,明初殘存的灶戶中不少是元代舊籍。洪武年間編定灶籍,一部分由舊灶戶充之。《天啟海州志》提及“日照舊灶戶,猶有前代遺丁”。莒州內地民戶中,也有前元“驅口”、匠戶後代。明初“以原報抄籍為定”,承認元朝戶籍底冊中的部分身份,那些手持舊契、主動附籍的“自實戶”,當算作土著。軍戶方面,明初從徵歸附者為數不少,但留駐莒州本地的土著軍戶比重不高,多由外地調撥。


四、土著居民的姓氏家族與分佈格局

(一)明代莒州土著主要姓氏考

綜合《莒州志·氏族》《日照縣誌·氏族志》及中國國家數字圖書館所收當地現存族譜,大致可以確定明初土著存續較為確鑿的姓氏包括:劉、王、張、孫、陳、葛、莊、來、徐、崔、曾、袁、漢、國等。其中,劉氏、王氏作為北方傳統大姓,分支眾多,難以單純以族譜明初起源判斷是否土著。但通過族譜中“昔居莒城北某某村,元末避亂入山,洪武復業”一類記載,可以篩選出土著支系。

例如,莒州劉氏有“山裡劉”與“海州劉”之分。“山裡劉”據《劉氏族譜》記載:“吾祖本莒之故家,元末避紅巾亂,匿居東莞山中,洪武五年始下山佔籍孝感鄉。” 這支劉氏在碁山、東莞一帶保有連片墓地,清代仍稱“老戶劉”。王氏有“寨裡王”,世居屋樓崮下,族譜稱“宋元以來世為莒人,元末守寨自全”。張氏“沭源張”自稱南宋時自清河遷來,元明戰亂中未離境。陳氏“浮來陳”、葛氏“葛湖葛”、莊氏“莊疃莊”,皆為鄉人稱“坐地老戶”。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土著家族在明初往往出現“兄弟分爨各立門戶”的現象,可能是減少稅賦負擔、規避里甲連坐策略。如莊氏一支在洪武十四年析為三戶,分隸兩裡,形成多個自然村。


(二)聚落分佈的空間特點

將土著家族標註於地形圖上,可見如下規律:

1. 趨山避水:土著村寨多坐落於低山丘陵的坡麓、臺地,而非沂沭河沖積平原的窪地。平原地區在洪武年間多數被官府劃為移民屯田區,分配給新徙的“屯裡”。而土著的莊疃、碁山、屋樓崮後、馬亓山前等聚落,海拔多在80-200米之間,耕地零碎,水源依賴於山泉、溪澗。

2. 沿古道側畔分佈:部分土著控制了通往沂水、青州的次級道路,如莒州東北的四十里鋪、三十里鋪,有人認為是元代驛鋪遺戶。這些聚落後來發展為集市,顯示出土著在交換網絡中的中介角色。

3. 聚居形態緊密:因安全需要,明初土著村落多為“堡寨式”聚合,住宅簇擁,巷窄牆厚,至今部分老村仍可見“圍子”遺蹟。這與移民村落規整、呈行列式佈局的“屯莊”形成對比。


(三)家族規模與基層組織

明初土著家族的人口規模普遍較小,三五口之家為常見,三代同堂的聯合家庭在賦役黃冊中幾乎沒有。這既是戰禍所致,也受到國家拆分大戶政策的影響。洪武初,為防豪強,朝廷強制分析戶等,使“戶小而役均”。土著中即使偶有遺留的大姓,也不得不析為若干畸零戶。村社領袖多由年長土著擔任“里老”,溝通官民。在賦役徵發、水利興修中,土著老戶往往憑熟諳地利而佔據優勢,如疏導西湖水入沭河等工程,多見張、劉等姓族長領工。


五、明初土著生產生活秩序的重建

(一)農田墾復與耕作制度

明立國後,立即下詔:“令州郡人民,先因兵燹遺下田土,他人開墾成熟者,聽為己業。業主已還,有司於附近荒田撥補。” 對於還鄉土著,朱元璋的“復業”政策允許他們認耕原田,若原田已被新戶墾種,則補以他處荒田。這一政策對莒州土著至關重要。他們憑藉對原有田畝界址、土質的記憶,迅速圈佔拋荒熟田,並依託山區充足草炭燒荒積肥。


農耕方面,保留元代的二年三熟制或一年一熟制。作物以粟、黍、穇子、大麥為主,稍後引進稷(高粱)。明初《教民榜文》提倡種桑植棉,但莒州丘陵地帶寒早霜遲,棉花種植推廣緩慢,初時仍以苘麻、葛為衣料纖維來源。生產工具沿襲元式,鐵搭、曲轅犁、砘車等雖簡樸,但足夠使用。畜力奇缺,許多土著戶數家合養一牛,甚至以人力挽耕。康熙《莒州志·風俗》追述:“國初邑民貧乏,多用人耕,謂之力田。”


(二)賦役負擔與生存調適

洪武初,莒州土著須承擔田賦、丁役。田賦按畝徵糧,每畝科正糧數升,因地土貧瘠,科則較低。但雜泛差役如驛傳、遞運、養馬等,給剛復業的土著造成沉重負擔。明廷在山東推行“計裡養馬”,莒州共有養馬裡若干。土著戶為馬戶者,必須飼馬、應驛,若馬死則賠補,導致不少小戶破產。為應對,土著多采取“投獻”“帶管”於官紳移民大戶的生存策略,或舉族逃亡入山。洪武后期,莒州“逃戶”問題已較突出,其中不少正是復業後又棄田的舊民。


此外,土著與移民在用水、山場榛採上時有摩擦。移民屯田往往引用溪水,截斷下游土著村落的水源,引發訴訟。現存莒縣博物館的明初《官斷水案碑》顯示,張姓土著因河水被屯軍截斷,告官得直,但碑文末尾勸誡“土客相安”,側面反映土客關係的緊張。


(三)副業經濟與交換

為彌補農業不足,土著居民多賴副業為生。山區有林木、柴炭,丘陵多草可供編織。蠶桑是莒地傳統,《齊民要術》中便有莒地柞蠶的間接記載。明初柞蠶放養繼續由土著操持,所產山繭繅絲織成的“莒綢”頗為有名。洪武年間規定農桑絲絹折徵,土戶需輸納絲、綿,這從賦稅角度刺激了桑蠶。此外,狩獵、採集藥材(如莒半夏、丹參)也是老戶重要的生計補充。集市貿易上,莒州城十字街集市在洪武十年(1377年)恢復,土著以粟、布、柴薪換取移民帶來的一些工具、食鹽。不過,交換多行於以物易物,銅錢稀缺。

六、衣食住行水平與日常生活復原

(一)服飾:褐衣草履,粗布芒屩

明初庶民服飾制度嚴苛,土庶不能僭越。莒州土著男女衣著極為粗樸,多用自織的毛褐、麻布。男性短褐“長不過膝”,腰間束以麻繩或布帶,頭戴舊氈帽或裹頭巾。女性布裙荊釵,常服“青布衫”,冬季以蘆花或舊絮充襖。因棉布尚未普及,一般土著終年難得一件新衣,多補綴累累。足下多著草履或麻鞋,寒冬出行則綁以草繩御滑。明人詩謂“齊東野人衣似鐵”,正是這種狀態的真實寫照。


(二)飲食:雜糧糠菜,半飽為常

主食以粟、黍、穇子為主,磨成粗粉蒸作“餺飥”或粥。小麥雖種,產量低,白麵只有節日或待客時略用。蔬菜有蔓菁、蘿蔔、白菜等,多醃為鹹菜佐餐。肉食極度稀缺,僅歲終祭神或婚喪能見葷腥。為度春荒,土著普遍採集榆錢、槐花、山菜,曬乾備食。鹽為必需品,或取官鹽,貧者多食土鹽或硝鹽。飲水方面,山區多泉眼,平原多飲河井水,衛生條件差,疫病時發。


(三)居住:茅茨土垣,聚堡而居

明初莒州土著住屋多為“三間土屋”,牆用版築或土墼壘砌,覆以茅草、麥秸,木架極為簡單。窗戶狹小,冬則塞以茅草,室內黑暗。院落多無垣,或植荊棘為籬。牲畜多與人同院,衛生條件極差。寨堡式聚落中,房屋密集,有的依崖壁鑿窯洞為宅。一些元代遺留的廟宇如浮來山定林寺,曾被流民暫棲,明初漸得修復,成為土著精神寄託場所。日用器具多陶製,銅鐵器珍稀,往往數家共用一鑊、一犁。


(四)出行與交通

道路多為元時舊驛路,洪武間重修了莒州至青州、沂州、膠州的官道,但鄉間仍是土路,雨雪泥濘不堪。土著出行基本靠步行,較富裕之家或有驢代步。渡河多藉小舟、木筏,春夏汛期常交通斷絕。因對外聯繫極少,許多山村老人終生未至州城,生活半徑侷限於方圓二十里內。


七、土著的信仰、教育與社會心態

明初,莒州地方信仰體系在殘破中重新整合。元代故有的山神廟、龍王廟、三皇廟等,在戰亂中多被焚燬。洪武三年詔天下府州縣立城隍廟,莒州土民亦在舊基上重建,並捐塑神像,碑記中常出現土著耆老姓名。村社中,殘存社壇、土地祠仍由“老戶”承頭祭祀,祈年禱雨。佛教寺廟如定林寺等有僧侶回駐,然寺田多被籍沒,寺僧自耕,土民助以香火,形成微弱互惠。儒學科舉方面,洪武初莒州州學復建,但土著子弟鮮有入學者,蓋生計困頓,無力供讀。直到永樂後,始有王、劉等土著姓童生進學,然舉人進士仍多由移民後裔獲取。這種文化落差,使“土民”在地方話語中漸處邊緣。


八、從土著視角看明初莒州社會變遷

明初的移民政策,對莒州土著社會帶來多層面影響。移民屯戶帶來較先進的農具、良種及種植技術,如棉花推廣、新式轆轤的應用,在潛移默化中改變著本地農耕形態。混居過程中,方言詞彙、風俗儀式也發生融合。至明代中葉,多數土著家族的年輕人已與移民後裔互通婚姻,“老民”“新民”界限逐漸模糊。但在土地糾紛、山林歸屬、廟會遊神權等方面,土客衝突仍或隱或現,成為地方社會張力的一條暗線。


由於土著在明初一直處於人口弱勢,他們的集體記憶被移民的“大槐樹”“東海移民”故事所覆蓋。許多原本土著的家族為了攀附主流,修改譜系,偽託遷自山西洪洞或海州當路村,導致今天分辨土著極為困難。這本身便是社會變遷中權力關係對記憶重塑的典型例證。

九、結論

元明之際的莒州,並非一片渺無人煙的荒野。在慘烈戰亂之後,仍有約二三成的元代遺民憑藉山地避禍、寨堡自守而倖存。他們在明初里甲編戶中約佔千戶上下,主要姓氏有劉、王、張、孫、陳、葛、莊等,散佈于山間盆地和丘崗地帶。在明初“復業安民”政策下,這批土著居民胼手胝足,墾荒種粟,放養柞蠶,編織毛褐,以最粗糙的衣食住行方式延續生命,承擔賦役。他們掌握著地方性的生態知識和農業經驗,為移民社會提供了最初的本土智慧。然而,由於政治地位、經濟實力和文化話語權的全面弱勢,土著社會逐漸被移民所淹沒,許多痕跡至今仍深埋於歷史地表之下。


對莒州明初土著生存狀況的解剖表明,我們應當以更復雜、更精細的眼光審視大移民時代的區域社會。所謂“赤地千里”更多是官方話語的放大,掩埋了那些在廢墟中頑強活著的男男女女。復原他們的歷史,不僅是為了給予這些沉默的祖先以公正,更是理解中國鄉土社會延續性與斷裂性的一把鑰匙。未來,若能結合更大規模的DNA譜系調查和聚落考古發掘,對明初山東土著的體量、邊界與命運,必將有更加顛覆性的認識。



編 輯  : 麗 娜      審 核 : 莊建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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