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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趕散-揭開魯南明朝移民的謎底

癸卯年(兔年);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張士誠在蘇州建立根據地,自稱吳王,與朱元璋抗衡。1367年張士誠兵敗被俘,縊死金陵。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稱帝,改元洪武,建立明朝。洪武帝為鞏固政權,下令將蘇州城內原來支持和擁戴過張士誠的士紳商賈沒收家產,責令全家遷徙到外地墾荒屯田。這就是歷史上所說的“洪武趕散”。 “洪武趕散”始於明朝,據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馮仁宏撰寫的《新安鎮源流》中稱:“大明洪武登極之初,慮大族相聚為逆,使各道武

癸卯年(兔年);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張士誠在蘇州建立根據地,自稱吳王,與朱元璋抗衡。1367年張士誠兵敗被俘,縊死金陵。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稱帝,改元洪武,建立明朝。洪武帝為鞏固政權,下令將蘇州城內原來支持和擁戴過張士誠的士紳商賈沒收家產,責令全家遷徙到外地墾荒屯田。這就是歷史上所說的“洪武趕散”。

“洪武趕散”始於明朝,據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馮仁宏撰寫的《新安鎮源流》中稱:“大明洪武登極之初,慮大族相聚為逆,使各道武員,率遊騎擊散,謂‘洪武趕散’,子孫相沿,傳世為例。傳至嘉靖,適奉旨擊散,而蘇之閶門周姓、常之無錫惠性,以及劉、管、段、金皆被趕散,來至朐南(原海州以南地區),蘆葦荒灘,遂各插草為標,佔為民地,以作避兵之計。”

縣境人口始祖多從蘇州遷徒而來,不少舊宗譜均有記載。因當時稱民是強制的,又是武裝押送,事情又發生在洪武年間,故稱為“洪武趕散”。

“紅蠅趕散”揭迷

幼時,即聽老人們多次講述“紅蠅趕散”的故事。近來,故常有些老人向我打聽“紅蠅趕散”究竟是怎麼一回事?為了解答這個問題,我先後翻閱了《明史》、《清史稿》、《隆慶海州志》、《康熙海州志》、《嘉慶海州直隸州志》等一些海州方誌,但均未見到“紅蠅趕散”的記載,各種災害記載的十分詳實。為什麼象“紅蠅趕散”這樣數萬人大遷徙的災難,卻被史學家們忽略呢?其中一定隱藏著一個迷團。兩年多來,我作了深入的調查瞭解,精心收集這方面的資料,才初步揭開“紅蠅趕散”的神秘面紗。

一、“紅蠅趕散”的影響範圍

很多家譜,都明確記載本戶在明代時,由蘇州閶門,因“紅蠅趕散”遷居海州的。如沭陽縣大竹園洛安堂《孫氏家譜》、東海縣張灣紫陽堂《朱氏家譜》、贛榆縣沙河無錫堂《孫氏家譜》、灌雲東辛洛槐堂《王氏家譜》等。灌雲縣下車鄉《戴氏家譜》記的更為具體,明確記載該戶在明初,由蘇州閶門五里十甲,遷來海州定居。在走訪灌雲、東海、沭陽、灌南、贛榆等老居民中,十有八九皆稱自己祖先在明代由蘇州一帶因“紅蠅趕散”、“紅蠅趕散”、“紅軍趕散”、“紅蜂趕散”而遷來海州定居的,甚至在漣水、洪澤、鹽城、阜寧、響水等地也聽說過“紅蠅趕散”的事,山東的郯城、沂水、莒南、臨沭等地的老百姓也稱在明清時期,海州地區也曾發生過紅蠅趕散的事件。其影響範圍在蘇北、安徽、魯南一帶,地域廣、時間跨度長,民間影響大。

二、關於“紅蠅趕散”的民間傳說

一說,明初在蘇州閶門一帶偶生很多紅頭蒼蠅(也有說是“紅蜂”),見人就叮,叮了就死,故紛紛逃來海州避難。二說,元末張士誠率鹽民起義,義軍頭裹紅巾,後來義軍之間互相混戰爭天下,張士誠的紅巾軍為了死守蘇州,把蘇州閶門的老百姓強行驅趕到海州。故稱“紅軍趕散”或“洪武趕散”。三說,蘇州百姓為了不忘祖籍是蘇州,都忍痛把自己的小腳趾剁了一刀,作為標識,將來好回蘇州認祖歸宗。民間種種傳說,雖然講的服服貼貼,活靈活現,但很難自圓其說。

昆蟲學家對“紅蠅”、“紅蜂” 趕散的說法持否定態度,他們認為:世界上從古到今,還沒有任何一種昆蟲能造成如此大規模的人口遷徙;蒼蠅只能傳波疾病,根本不可能咬人就死;蜂類一般不主動叮人的;退一步講,假如是“紅蠅”、“紅蜂”這類昆蟲造成的,他們的家譜為什麼沒有記載一位親人被“紅蠅”或“紅蜂”叮死的呢?由此可見,他們的逃難,根本不是自己的選擇,而是屈於某種人為的因素,被強迫驅趕而來的,只是他們不敢說,史家不敢寫罷了。因此,所謂“紅蠅”或“紅蜂” 趕散之說,是根本站不住腳的,毫無科學依據的,只能說是以訛傳訛,子虛烏有。

“紅蠅趕散”如果是張士誠的紅巾軍所為,站在張士誠的對立面的明代史學家,為什麼不抓住其罪而大書特書呢?為什麼張士誠死後,從蘇州趕來的人們仍留住海州,並在海州一帶長期的繁衍生息呢?從時間來看,也不可能是張士誠的紅巾軍所為,因為張士誠已在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自殺,大遷徙發生在明洪武年間(1368年)以後的事件又怎能與張士誠有瓜葛呢?

由此可以證明,“紅蠅趕散”的說法,是根本不能成立的,實在委屈了張士誠的紅巾軍。

三、“紅蠅趕散”的事實真相

既然傳說中的“紅蠅”、“紅蜂”、“紅軍”趕散不能成立,那麼家譜中的“紅蠅”這個歷史事件又當何解釋呢?一次偶然的機會,我在灌雲縣博物館,見到一部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新安鎮志》手抄本,比較翔實地記載了“洪軍趕散”的發生原因及經過。據《新安鎮志》載:大明洪武登基之初,慮大族相聚為逆,使各道武員率遊騎擊散,謂之“洪軍趕散”。子孫相承,定為世例,傳至嘉靖,適奉旨趕散,而蘇州閶門周姓、常(常州)之無錫惠姓、及劉、管、段、金等姓皆被趕散,來至朐南蘆葦荒所,遂各插草為標,佔為民地,以作避兵之計,後人煙漸繁,乃詣州請為州民,州牧載入版圖,是為里人。

又據《蘇州市志》載:據明初洪武四年(1371年)統計,時蘇州府領縣64700戶,190萬人口。初年為加強國家統治,開發落後邊遠地區,實行戊邊屯田制,先後在全國範圍內進行多次大規模的人口遷徙,洪武五年(1372年)遷蘇州閶門一帶富戶百姓,至蘇北沿海灶區(鹽區),二十四年(1391年)遷蘇州富民,充實南京。永樂元年(1403年)遷蘇州等地富民,充實北京。

由此,不難看出,明初的確實行過強制性的遷民政策,且這種政策貫穿於明朝始終,不僅限於蘇州,包括江南的杭、嘉、湖、蘇、錫、常等廣大地區,因此,所謂“紅蠅趕散”,當指移民事件。“紅蠅趕散”,這一民間的咒罵稱呼,在明、清文字獄盛行的時代,史家不是不知,而是不敢秉率直書,只好迴避這個民怨很深的事件,這就是史書和地方誌不見記載的真實。

【1】

魯南、蘇北一些大姓家譜時,發現幾個出現頻率極高的村名――“當路村”、“蕩蘆村”、“當蘆村”!

王均善先生在《海曲王氏溯源》中考:

三槐堂王氏……王總兵(失考)鎮守東海,其後裔……師、谷、昭、慶、傳、樂、仙,嫡庶兄弟七人,  為避紅襖軍之難……於南宋淳祐四年(公元1244),從東海蕩蘆村“三槐堂”攜帶家眷,乘船來日照,在濤雒口登陸,相聚月餘,舉目無親,生活無著,想再北移,走到兩城河南岸,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難得兄弟七人抱*哭一場,*只得各尋田莊謀生,長房、四房遷莒境,六房遷沂州,三房遷安丘,二房遷諸城,五房不知去向。惟七房(號稱老七支)王仙又返回濤雒謀生。兄弟七人從此失散,互不通音訊。故日照有……“失散王”之說。

江蘇贛榆大興莊《王氏族譜》序載:

始祖朐陽(即海州)當路村人也,洪武二年避倭寇之亂,兄弟同遷者七人。

網上王曉先生留言:

諸城巴山王系三槐王,遷自江蘇連雲港當路村。

孫西榮先生在《孫氏源流簡溯》中考:

五蓮縣孫氏多在明洪武年間遷住,來自山西洪洞和江蘇海州十八村的當路村。

《重修莒志》雲:莒州十區臧家莊臧氏,原籍江蘇省東海縣當路村,始遷祖胤祚於明洪武二十三年遷至莒縣黑坊口,四世成儒遷居臧家莊。

《草澗劉氏族譜》序言稱:

元社將廢,我祖見機,遷居徐州府碭山縣大劉家村。紅巾亂起,我祖逃居東海當蘆村。至……洪武三年,下旨遷民,我祖復由東海遷居日照喜鵲窩。

民國版《增修膠志'疆域》載:(膠南市)海青鎮大陳村,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陳俊從江蘇海州蕩蘆村遷此立村,取名陳家村。後因比鄰村大,改稱大陳家村。

彭煜文、史星先生在《膠南移民考》中記:

從海州來的移民大部分是和山西移民一樣由朝廷組織的,也有一部分是為了躲避元末明初江蘇猖獗的倭寇來到膠南,有53個村來自海州蕩蘆村。

如此眾多的大姓,在同一年代、遷自同一“當路村”,或同音異字的“當蘆村”、“蕩蘆村”,這中間肯定有個說法。

這首先需要弄清楚“當路村”在哪?緣何取名“當路”?

地名,時代的遺蹟,活著的歷史,所有的地名都曾經或現仍然存在著。幸運的是,歷經近七百年日月流轉,魯南、蘇北諸多大姓家譜中的海州或東海“當路村”仍一字未改。

此,即今江蘇省連雲港市新浦區花果山鄉當路村。

而且,“當路村”,“當蘆村”,“蕩蘆村”,乃同一村。

【2】

關於“當路村”村名的來歷,說法不一。

原沂水三中校長王立剛曾受村中族人所託,在山東、江蘇兩省實地尋根、訪宗、聯祖,直到王氏始祖遷出地連雲港市雲臺區花果山鄉當路村,基本解開了近七百年來代代傳說的該支王氏始祖從海州當路村遷徙,有兄弟七人的“七襖嶺”或“分襖嶺”之說。

王立剛先生在《“七襖嶺”王的調查》中考:

當路村始祖與村名來歷 這次我們去始祖的遷徙地海州當路村,想查個水落石出,可惜聽當路村“三槐堂當路王氏修譜委員會”主任王恆飛介紹說,當路村的家譜已丟失,也無法查清了。王恆飛主任介紹如下:

當路村是西漢官拜河南京兆尹的七世祖王尊所立(王尊是王熙的七世孫,王熙為當路始祖)。他原居沛,後遷琅琊。當時外戚專權,正值王莽纂權的前夜,朝廷矛盾百出,政治腐敗,政局不穩,尊公雖居高位,但急流勇退,他遊東海登雲臺,感慨地說:“跨海登州,遊於東海,東有大山,西有環海,登崖觀景,雅景可觀,此仙山寶地,後世必出人傑。”後於漢哀帝元年先祖舉家來到四面是海的雲臺山,在向陽處下寨立莊,從此隱居起來,願後人以“當仕路,忠民權,功於國,榮於家”的祖訓,定名為當路村,直沿至今。

《前坡三槐王氏.》中也言:

據說,當路村村名形成於西漢。時任河南京兆尹的王尊憤於時局混亂,遂由沛遷琅琊,居於雲臺山,因祖訓中有“當仕路,忠民權,功於國,榮於家”之語,遂定名“當路村”。

而《連雲港的砂鍋燉驢肉》一文中則記:

連雲港流傳著一段神話故事。有一天,八仙之一的張果老,途徑花果山下的一個山村,看到春光明媚,陽光和煦,滿山的桃花杏花似錦,山泉流水,清澈見底。他情不禁地跳下驢背,手牽著驢韁繩,沿著麥田間的小道,欣賞這人間仙境。忽然間從背後傳來陣陣吵嚷聲,一群鄉民圍了上來,誣賴他的驢吃了麥田裡的麥苗。張果老解釋再三,鄉民不信,無可奈何,他只好磨刀宰驢,剖腹查看。鄉民們驚得發呆,因驢腹內沒有一根青苗,鄉民們你看我,我

瞧你,大眼瞪小眼。真相大白後,張果老索回驢皮,用手一拍,又變成毛驢一頭。此情此景,驚呆了眾鄉親,大家齊跪在地,央求神仙寬恕,擋住了神仙的道路,從此這個小山村就擋驢村,天長地久,改為今天的當路村。

當時,張果老見道路被擋,便倒騎著毛驢,加鞭快跑,邊跑邊喊:“驢肉可香啦!天上的龍肉,地上的驢肉。”

在連雲港,用鮮驢肉制餡的肉水餃,歷來倍受人們喜愛。其它如醬驢肉、滷驢肉也各具特色……列為連雲港市地方名菜十道大菜之一。

前說,有理有據,且寓意深刻,並散見於始遷於當路村的“七襖嶺王”在魯南、蘇北諸後裔家譜之中。

後說,流傳甚廣,有鼻子有眼,亦入志見報。

兩說孰真孰假,今難已定論,也沒必要定論。

【3】

今之日照人有相當一部分遷自“當路村”,時間是明初,這毋庸置疑。可其中仍有許多需理清的問題:一是“當路村”始遷居民來自何處,或者說是否都來自山西“大槐樹”?二是在明初大移民中“當路村”起了什麼樣的作用?三是為什麼雖遷自同村,然後來家譜中所記村名音同字不同?

眾所周知,元朝統治僅89年,其間也曾盛極一時,但因奴隸主游牧貴族的殘忍本性,很快就使得階級牙盾和民族矛盾激化起來。元朝把人分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南人四等。漢人和南人生活在*層,不得打獵、習武、養馬、持刀、集會,甚至晚上不能點燈。還強迫他們當“驅口”,做奴隸,像牲口樣買來賣去。

元末社會像一堆乾柴,點燃反元怒火的是紅巾起義。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白蓮教領韓山童、劉福通在黃河工地埋了個一隻眼的石人,然後四處散佈:“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時隔不久,石人出土,民心騷動,韓、劉聚眾殺牛宰馬盟誓,宣佈起義。因起義隊伍頭裹紅巾,手舉紅旗,所以稱紅軍、香軍或紅巾軍,各地紛紛響應,李二(芝麻李)佔徐州,王權(布王三)佔鄧州、南陽,孟海馬佔襄陽,郭子興、朱元璋佔濠州,彭瑩玉、徐壽輝佔蘄州,方國珍、張士誠佔江淮,很快成燎原之勢。

於是,元軍和起義軍在中原大地特別是冀、豫、魯、皖、蘇間生死相搏。元軍鎮壓十分殘酷,當時豫、魯、蘇北、皖北百姓,十人中就有七八個被殺,數十萬人的商埠名城揚州,殺得只剩下18戶。當然,起義軍也以血還血。傳說朱元璋大將胡大海當初在河南討飯,受過土豪地主羞辱。朱元璋稱帝后大賞功臣,胡大海什麼都不要,只要到河南報仇。朱元璋怕他殺人太多,只許在“一箭之地”,就是幾十步內報仇。誰想反被胡大海鑽了空子,在河南射中一隻大雁後尾,大雁負痛,帶箭亂飛。胡大海於是驅兵殺去,雁飛到哪裡,見莊就燒,見人就殺,只殺得河南、山東血流成河,屍骨如山。

好不容易元末戰火熄滅,“靖難之役”接踵而來。朱元璋死後,長孫朱允炆即位。而手握重兵、坐鎮北平的燕王朱棣,藉口“清君側”南下奪江山,雙方在中原數年拉鋸戰,致江北千里無人煙。明建文二年(公元1400年)四月,燕軍大敗朝廷軍於白溝河(河北雄縣),殺死、溺死十幾萬人,屍首橫陳100多里。

同時,元末明初,中原不僅遍歷兵災戰火,而且迭遭水、旱、蝗、疫災侵擾。

《元史》記載,僅元末四十餘年的旱、澇災害,山東18次,河南17次,河北七八次。從元至正元年(公元1341年)到至正二十六年(公元1366年)幾乎年年都是特大洪水氾濫成災,大蝗災有十八九次,天災人禍,山東、河北平原荊榛叢生,積骸成丘,人煙斷絕。

而正當中原大地戰火蔓延、災荒肆虐時,素有表裡河山之稱的山西,東有太行,西有呂梁,南倚黃河,北靠長城,易守難攻。加上土地肥沃,氣候溫和,百姓生活安定。同時,固守山西的察罕帖木兒、擴廓帖木兒父子十分精明,從不在山西打仗,一個勁地把戰火往外燒。比如,他們也鎮壓紅巾起義軍,卻跑到河南、河北和陝西去打仗,客觀上使山西百姓少吃了苦頭。

於是,山西人口和中原人口相比極不平衡。明初,朝廷決定從山西移民中原,開始了中國歷史上—場轟轟烈烈移民的大潮。

今人往往為這樣一個問題困惑,即不管走到天南海北,乃至港臺歐美,特別是豫、魯、蘇、皖一帶,一聽說是山西人,總會有人攀老鄉,問洪洞“大槐樹”還在不在?”然後,親切地告訴你他祖上是從“大槐樹”下遷來的。

然而,歷史真象是:明初大移民,原則是把狹鄉(人多地少之地)百姓大量向寬鄉(人少地多之地)遷移,並不僅遷自山西,還有江、浙及“山後沙漠”;遷出者在山西也不僅是洪洞,還有澤、潞、遼、汾、沁及太原等地人。那麼,為什麼世代眾口一詞,都說是從“大槐樹”下遷出,甚至僅知有洪洞不知有他鄉?

這是因洪洞移民是規模*的移民,而“大槐樹”下又是移民的“點行處”。由於洪洞廣濟寺地處通衢大道,朝廷在廣濟寺“設局駐員”,給移民發放遷移勘合及“憑照川資”,移民們由此起程,從此天各一方,離別之處話離別,斷腸人送斷腸人,與親人分手後欲走還卻,頻頻回首,淚眼模糊,*只能看見大槐樹上的老鸛窩,只記住大槐樹下的棘針溝。這樣,大槐樹、棘針溝就成為移民惜別家鄉的標誌,成為千百萬移民後裔懷鄉的精神寄託。後來,不僅來自山西的移民,而且來自外省的移民,都認同大槐樹、棘針溝是他們的故鄉。

事實上,自“當路村”北遷魯南、蘇北的先民,有相當多的始遷點並不是山西“大槐樹”――

“七襖嶺王”:“西漢官拜河南京兆尹的七世祖王尊……原居沛,後遷琅琊……於漢哀帝元年先祖舉家來到四面是海的雲臺山……立莊,從此隱居……定名為當路村。

“草澗劉”氏,“自漢隸籍於莒,由久矣……委因元社將廢……遷居徐州府碭山縣大劉家村。紅巾亂起……逃居東海當蘆村。至……洪武三年……復由東海遷居日照喜鵲窩(《草澗劉氏族譜》序)。

同時,在遷居東海“當路村”的先民中,還有相當一部分來自蘇州。

據清乾隆四十四年(公元1779年)《新安鎮志》記:朱元璋登基之初,慮蘇州大族相聚為逆,使各道武員率遊騎擊散,謂之“洪軍趕散”,而蘇州閶門周姓、常(常州)之無錫惠姓、及劉、管、段、金等姓皆被趕散,至朐南蘆葦荒所,遂各插草為標,佔為民地,以作避兵之計,後人煙漸繁,乃詣州請為州民,州牧載入版圖,是為里人。

又據《蘇州市志》載:明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遷蘇州閶門一帶富戶百姓,至蘇北沿海灶區(鹽區)。

這部分移民,是由從“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的繁華富庶蘇和“湖廣熟、天下足”嘉、湖、錫、常等遷往蘆葦叢生、四野沼澤的不毛之地海州。因此,雖其後人雖再遷他鄉,但幾十年後、甚至上百年後家業重興時修譜,口頭相傳的苦難記憶,下筆時“當路村”為“蕩蘆村”、“當蘆村”,也就不難理解了。

由此可見,明初大移民時的東海雲臺十八村之一的“當路村”,正如“大槐樹”同樣,亦乃一移民“中轉站”!

自此而北上南下的,有“當路村”坐地戶,有山西遠方客,也有蘇州“下鄉”的,還有重回老家莒地的漢城陽王劉章之後的“草澗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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